晚上下班之后朱立国接到辛亮梅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辛亮梅急匆匆地说道：“朱队，我下午抽空帮你查了查你说的那个案子，时间太紧查到的内容不太多，都发你邮箱里了，你看一看还差什么我明天再给你查，我赶着去饭局，不和你多说了。”
朱立国‘嗯，嗯’地敷衍了两句也挂断了电话，对这个案子，他好像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如果放在以前，无论他在哪儿，在做什么，他都会第一时间进入邮箱查看与案子有关的东西，但是今天他觉得那些资料简直索然无味。
‘现在就等着烟头上唾液DNA的鉴定结果了，这个鉴定结果没那么快出来，至少要经过24小时，也就是明天下午才能出结果，呵呵，等着吧。’朱立国沮丧地想着。
然而两天过去了，朱立国并没有听到市局刑警队那边传来任何喜讯，顾天明也没有再向他汇报案情，他有些疑惑了，按理说，即使邱震潜逃了，他是嫌疑人这一点总该确定了吧，确定了嫌疑人就基本上等于破案了，这么大个事没有必要保密吧？难道嫌疑人不是邱震？他带着这些疑惑犹豫了半天终于拨通了顾天明的电话，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对方挂断了，他没有再打过去，因为他知道，这是顾天明此时不方便接听他的电话。
中午，他终于接到了顾天明的电话：“朱队，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队里呢，不方便，”顾天明解释道，朱立国从他的口气中已经明显感到比前几天轻松了很多，电话里顾天明继续说道：“你是不是要问案子的事儿？烟头上检出了DNA，不过在数据库里没有查到与之相匹配基因，现在队里正在进行大面积撒网，凡是有点儿嫌疑的全部采集血样，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凶手，对了，局里成立专案组了，两个案子并了，一个凶手。”
“哦，有什么根据吗？”
“根据就是那双鞋呀，呵呵，你猜的可真准，丁磊这小子还真把那双鞋送到北京某权威部门去了，昨天出来报告了，也检到了DNA，你猜怎么着？和烟头上的一样，百分之百，所以两个案子就并了。”
“数据库里有邱震的DNA吗？”朱立国问道。
“邱震？邱震是谁？”顾天明反问，显然专案组还没有查到邱震这个人。
“五年前周晓平和胡东进一起办过一个敲诈勒索案，案犯就是邱震，被判了四年，这个人你们难道还没有查吗？”
“法院那边都是丁队在查，他没提过什么邱震，没事，我现在就去技术科查一查，既然他被处理过，应该能查到吧，”顾天明说完停顿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反问道：“如果有他的DNA为什么没有匹配上呢？怪了。”
“你现在赶紧查一下，我等你消息。”朱立国没有再问别的，挂断了电话。
其实，朱立国要问的问题很多，但是检测到了凶手DNA却查不到凶手是谁，这个消息让他彻底迷惑了，他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个案子的兴趣的确又被重新点燃了起来。
等他静下来思索了一下，才找到了问题所在，是自己对这个案子的判断过于先入为主了，是他先认定了凶手就是邱震，以这个为前提对后面的推断当然都是成立的，这种思维就像是疑邻盗斧，如果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已经把邱震当成了凶手，那么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能把疑点强加在他的头上，而事实是邱震目前仅仅是一个嫌疑人而已，有嫌疑的绝不止他一个，作为一个刑警人他最避讳也是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思维，有多少冤案错案就是这么造成的，而他今天恰恰成为了这样的人，他自觉羞愧难当。
果然，晚些时候顾天明传来的消息证实凶手与邱震的DNA完全无法匹配。
虽然从理论上暂时排除了邱震的嫌疑，但为了彻底证实这一点，朱立国还是打开了邮箱，找到辛亮梅给他发来的文档，点击进去。
‘邱震，男35岁，1982年于M市本地出生，身高1.71米，体重65公斤，本地普通话口音，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M市医学院，捕前系M市第一人民医院骨外一科主治医师，2012年7月因敲诈勒索罪被捕，9月西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1月送至帽儿山监狱服刑，2016年7月刑满出狱，目前处于待业状态’。仅从这一小段简介中朱立国就找到了一处与凶手不符的体貌特征--身高和体重，他的身材要比凶手小了一大圈，自此邱震不是凶手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双重印证。
朱立国对这份资料的兴趣也由邱震是不是凶手转移到了毒奶粉事件和敲诈勒索案本身，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点点间接的线索。
毒奶粉事件发生在2012年三月，最先发现并确定世康奶粉中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的并不是邱震，而是一名叫杨蕾的四岁女孩的父母。
在2012年春节过后，4岁的杨蕾由于腹痛被送往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很快被确诊为多发性肾结石、三期肾功能衰竭。
而此时稍有经验的年轻父母们对2008年被曝光的三鹿事件仍然记忆犹新，人们已经对毒奶粉所产生的症状和后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杨蕾的妈妈就怀疑女儿的病症是否和孩子一直喝的世康奶粉有关，于是将所剩的奶粉拿到食品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不出所料，与三鹿奶粉一样，三聚氰胺严重超标。
在此期间无论是对杨蕾病情的诊断治疗，还是对毒奶粉进行鉴定，邱震都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因为邱震的女儿邱倩倩与杨蕾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阳光双语幼儿园，邱震和妻子李雯月与杨蕾的父母杨国强和高琳早就认识，而邱震就在第一人民医院就职，在一个万事都要托关系的社会，杨蕾的父母自然要找邱震帮一点力所能及的帮。
因此毒奶粉的检验结果邱震也是第一个知道的，这个消息也同样给他以沉重打击，因为他的女儿也同样在吃这个牌子的奶粉。
这之后事件的主角就从杨蕾的父母转换成了邱震，这是因为第一，作为医生的邱震文化程度和社会认可度都比较高，他说话的分量自然要比普通人重一些；第二，邱震在市三甲医院工作，方便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和第一手可靠证据；第三，作为医生他有条件搜集其他由世康毒奶粉致病的患者，并建立维权群体，以达到集体维权的目的，他们知道仅凭一两个患者还不足以给阳光集团构成足够大的压力，按照邱震的话说，就是必须把事情闹大，这样才能引起集团重视，收到最好的效果，最好是能上中央电视台，让世康毒奶粉曝光于天下，使更多的消费者免受其害。
最终他们找到了七名患者，联名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阳光集团下属世康乳业向每名患者一次性赔偿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合计200万元（不含此次入院后的治疗费用）。
但案件审理的结果却出人意料，除了邱震之外其余六名当事人家属很快与被告方达成庭外和解，一对一单独协商去了，法庭原告席上只剩下邱震一人，法院最终判决一次性赔偿邱倩倩30万人民币及本次入院后的治疗费、陪护费、误工费等合计33652元。
在邱震看来，不仅这个判决荒谬，事态的进展则更加荒谬，首先，毒奶粉事件并不像当事人所期待的那样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别说中央电视台就连本地媒体对此事都鲜有报道，传播效应与三鹿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除了在本地引起短暂的风波并很快被平息之外，公共媒体和外地媒体基本没有对此事进行报道，自媒体方面也不可能掀起更大的波澜，也许三鹿事件之后人们对此类问题早已麻木了，引人注意的总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二个人无论吃了什么稀奇古怪的螃蟹都再也提不起别人的兴趣了。
朱立国从众多的资料中终于理清了毒奶粉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用问，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出，事件很快被平息阳光集团肯定做了大量工作，网络、自媒体、医药卫生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等等都少不了去运作，甚至公安局、法院、维稳办和市委宣传部等政府部门也可能主动或被动参与了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如果被闹大，那么所有的这些部门都将承担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对发生在本市的这么大一起毒奶粉事件竟然毫无耳闻的原因了。
朱立国放下鼠标揉了揉眼眶上的穴位，现在事件的过程虽然明确了，但疑虑却并没有完全消除，从事发到起诉再到判决这一过程中，邱震始终都是受害者，提出200万索赔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最终会被判处敲诈勒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