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华瓷大体分为细瓷和粗瓷，“欧洲需要的是细瓷，各种各样的粗瓷是不需要的。而这些粗瓷在马来群岛的市场上却很走俏”。一位当事人也说：“粗瓷适用于我们的印度殖民地而不是欧洲。”运销欧洲的细瓷，大部分都是餐具。输出的华瓷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内瓷外销。即原本国内市场销瓷的外流，以人物、山水、鸟兽、花草、典故、传说、乡俗、物产等为其主题，体现了中国传统造型和瓷绘装饰艺术。二是特瓷专销。根据销售地的社会背景和世风民俗特制的瓷器。此种瓷器特征鲜明，适销对路，有时由销地瓷商送来图样定做。一部分专销欧洲的华瓷正是中国瓷工和瓷绘艺术家们按欧人的要求，或根据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审美观念设制的式样和图案，以西洋名画、神话、《圣经》、航海等为其主题，投欧人之所好，如“采樱桃者”、“帕里斯的审判”、“灵童果盘”、“欧洲人夫妇”、“两个荷兰人”、“远东图标”、“苏格兰士兵”、“逃往埃及”、“耶稣受难”、肖像画、纹章瓷等。但我们通常在这些饱经世纪风雨得以幸存下来的瓷品中，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气息。以西洋名画为例，英、法、荷、意等著名艺术家的版画、素描和其他绘画作品由东印度公司的买主提供给中国以后，在各种瓷具上出现瓦托、朗克雷、西普里亚利等人的绘画绝非原作的翻版，而是经中国艺术家们的修改、加工和再创作，注入了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法国画家瓦托的《幽会的情人》搬上瓷盘后，取名“采樱桃者”，按中国风格配以花坛等饰物，原作中的伤感情调已荡然无存。另一法国画家朗克雷的一幅作品经过修改，画中的人物及文化背景也完全变形，诚如M.比厄德莱所言：“着路易十四时代装束的一对情侣似乎正演出一幕中国剧。”有时，在同一器物上也出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艺术的拼合和对应现象。如有的瓷盘，中部主图为西洋社会生活场面，边框则衬以中国的传统瓷绘图案或纹饰；有的瓷器上的航海图，描绘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式样的大型远洋船舶风帆竞张、桅旌高悬的远航场面。可见，欧洲绘画和图模经中国人之手，在销往欧洲的特瓷上，嵌合出一幅东西方文化对照和交融的图景，使欧洲人在艺术鉴赏中不知不觉地熟悉并接受了有着悠长历史的远东文化。当然，也有的特瓷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为其宗旨，在西方存世的华瓷精品中，以中国古代天文仪器——浑仪为装饰图案的酒壶，堪称借助特瓷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科技知识的典型。
特瓷的装饰图纹和风格，往往由于时间、销地的不同或者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交错变异。如正德年间（1506-1521）******教传播得到朝廷的重视，销至近东的青花瓷常以阿拉伯式的图案、风格化的枝叶、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短语和波斯铭文装饰；1516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以后，景德镇制作的青花瓷器开始出现葡萄牙铭文；17世纪，荷兰铭文又因荷中通商出现在当时的外销瓷器上。尔后，法文、德文、英文等西方文字也相继出现。西方博物馆中陈列的形状各异、风格迥然的大量瓷器，反映了各个时期出口华瓷的典型特征。
纵观明代以后瓷器大量外销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出口的华瓷，是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科技知识、地理交通、世风民俗、物华天宝、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造型和绘制艺术的简明史书，同时，还是中国数百年内政外交的剪影。
外销华瓷的西传，解开了欧洲人世代相袭的“神秘东方”之结，使远隔重洋的欧洲人对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倾慕之余，遂在欧洲掀起一股华瓷收藏的热潮，中国瓷器一时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为了占有更多的华瓷，随之，试制硬瓷和仿造华瓷之风亦盛行于欧洲各国。中国的造瓷技术在欧洲推广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欧洲广泛传播。欧洲人在对中国瓷器长期的接触、使用和仿制过程中，通过瓷绘艺术和造型艺术，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提高了艺术鉴赏的品位，并逐渐产生了崇尚中国文化的社会观念，以瓷器为肇端，直接形成近代欧洲洛可可装饰艺术的独特风格。
第二节 清代欧人对中国瓷器的订购和销售
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利用在澳门、马尼拉甚至与广州直接通商的有利条件，几乎垄断了欧洲与中国的瓷器贸易。诚如T.沃尔克尔所说：葡萄牙人带给远东贸易的新因素不是中国瓷器在亚洲的交易，而是将这种商品带到了欧洲，拓宽了它的市场。
17世纪以后，在殖民势力此消彼长的竞争中，葡萄牙人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华瓷的贩运中受到后起的英、荷两国的挤压逐渐********，特别是荷兰17世纪初在排挤了葡萄牙人之后，就基本上掌握了瓷器贸易的垄断权。以后，葡萄牙与法国、丹麦、瑞典等国一样对华瓷的贩运往往是无序的和小规模的，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国家行为，仅仅是配备了一些临时船只往返于本国与中国之间，法国、丹麦、瑞典贩运华瓷的时间较晚，一般在17世纪后期。譬如法国船只“安菲特里特”（Amphitrite）号在1698年才出现在广州。总之，清代建立以后，在欧洲与中国的瓷器贸易中，荷兰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一
英国的伦敦公司成立于1600年，主要从事与亚洲的贸易，最初并未获得与中国的直接通商权，英国人在波斯湾的贡布朗设立了一个贸易站，一些居间贸易的商船将中国瓷器运到这里，英国人遂从这里将大批的中国瓷器运回伦敦。因之，英国人将中国瓷器最初称为“贡布朗货”（Grombroom ware）.1635年“伦敦”号曾到过广州，1637年英商在与广东地方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以后，广州便成为英国在中国相对稳定的贸易地，是年，韦德尔率领的船队就从广州运回了瓷器。但英国人在中国贸易的主要商品早期是布匹、生丝、绸缎、糖、生姜、草药等，茶叶后来成为主要的贸易品，瓷器只是出于远航安全的考虑作为压舱货，占载货总量的10%以内。随着大量茶叶贩回英国，如1704年英船“康德”号载运的茶叶就多达十万斤。茶具的需求量增加，一些英国人认为，饮用中国茶配置中国瓷茶具更具有中国情味。茶具的需求量逐渐增加，18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瓷器贸易，船均贩运约300-500箱。
在与中国的瓷器贸易方面荷兰人紧随其后，荷兰人最初是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中国瓷器，1594年里斯本港关闭了与荷兰船只的通航之后，迫使荷兰人直航远东，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两年后公司商船首航广州，要求互市被拒后，便在万丹、巴达维亚等地相继建立商站，由中国商船将瓷器运抵指定的商站进行贸易，虽然17世纪初荷、中之间的贸易属民间通商性质，但在广州向荷兰敞开通商大门之后，荷兰人在17世纪上期很快就建起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海上瓷器之路，运抵欧洲的绝大部分华瓷均为荷兰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3年，第848页。人所为。
只是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出售中国产品时，时常遭到英国伦敦公司的竞争。1708年，伦敦公司和建于1698年的英国公司合并，组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那以后的若干年里，新的东印度公司便经常与广州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产生了一些威胁，但由于贩运中国商品的侧重点不同，并没有动摇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瓷器贩运的垄断地位。
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厦门、宁波等地都有贸易往来，但主要贸易地还是在广州。这些公司最初在广州贸易都没有固定的货栈和居所，通常在商船到达之前由本国的商务代理人帮助寻求为之配套的服务设施，但临时租赁通常租金要比平时市场价格高得多。譬如1729年中荷之间直接贸易以后的最初几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没有固定的货栈，1731年公司的3艘商船“考克斯霍恩”号、“莱杰杜因”号、“纽弗利特”号到达广州之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事务负责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保证三艘船员膳宿供应和货物堆放的工厂时，他为此支付了2100荷兰盾的租金。而1733年，荷兰人用1400荷兰盾甚至租赁了3座工厂。这些工厂不生产商品，欧洲人称为“Jongsin See Zuan”，实际上是可供膳宿的综合性贸易货栈。随着贸易的频繁和经常化，欧洲各国的货栈开始相对固定下来，每年缴纳租金。特别是1757年乾隆皇帝谕旨将广州指定为官方与欧洲唯一的通商口岸以后，欧人对华的通商业务相对稳定下来。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在广州都有他们的工厂，这些工厂后来衍变为带仓储的商行。欧洲国家的商行都是沿珠江边而修建的，大都紧靠码头，卸货、装船方便，因这些商行均为外国人而设立，故又称为“洋行”（Hongs）.18世纪中期，一些建筑破损的洋行得到了整修和扩建，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原来的旧楼中饱受屋漏和白蚁侵扰之苦，不敢将财物长久搁置，1750-1751年重新修葺、扩建以后，尽管每年的租金涨到了3500荷兰盾，但荷兰人对面貌焕然一新的商行十分满意，临江的一面带走廊、阳台，视野开阔，富丽堂皇的江边楼阁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给粉彩和油画家们留下了难得的创作素材，有的艺术品保留至今。其他欧洲的东印度公司只能够为2-3艘船提供服务，而荷兰东印度公司能够满足7艘船的商务活动，这或许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能够成为中国瓷器外销欧洲的主要经营商的原因之一，因为要用足够大的仓储堆放很占面积的瓷器。
二
欧人在中国购买瓷器最初有很大的随意性，只是在广州的一些瓷器商店购置店内存货，或委托店主临时寻找所需之物，返程计划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况且购置的品种有时也差强人意，这是17世纪早期及其以前内瓷外销的基本状态。后来，欧人选择一些瓷商对需要的瓷品进行订购，并将关系长期固定下来。瓷器的购置既蕴藏着丰富的瓷文化内涵，也反映出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差异。清代早期出口的瓷品，主要是青花瓷，藤花蔓草是青花纹饰的主流图案，这是几千年农业经济留下的历史烙印，也是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对于有着早期游牧民族生活经历的西欧人来说，由于文化背景不一样，并不太认同瓷器上大量的花草纹饰图案。因此，17世纪下半叶以后，欧人开始带着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熏染下的审美观念和对欧洲近代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与东方农耕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诉求。西欧各国自己的艺术家和画家大量设计和提供供瓷器制作的图样标本，这些标本被送往中国的瓷器专销商，定制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欧洲文化风格的瓷器。
瓷器的图饰既是一本直观的硬质图书，同时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多棱镜，它折射出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时代特征和若干社会乱象，记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相应时代的经济生活、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常见的主题，如启蒙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主题，航海主题，名人纪念主题，重大政治事件等等。
定制的瓷器分两类，即普通型和特殊型。普通型往往以英、法、荷、意等欧洲著名艺术家的版画、素描、油画等艺术作品为模板制作瓷器的纹饰图案，英国版画家纳萨尼尔·帕尔（Nathaniel Parr）、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朗克雷（Nicolas Lancret）、荷兰画家考纳利斯·普朗克（Cornelis Pronk）、意大利画家雅各布·安尼戈尼（Jacopo Amigoni）等人的画作搬上瓷器后备受追捧，名家图饰的瓷器成为瓷商们乐此不疲不断发掘的主题。参见孙锦泉：《从清代的外销瓷看欧人的社会样态和观念形态》，载《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特殊型则是受个人、家族或团体的委托，由定制方提出要求，多数情况下要提供瓷器的形状、纹饰的模板或图样，东印度公司具体办理。
特殊型定制瓷以纹章瓷居多，英国是纹章瓷的主要销售地。由于纹章瓷一般为家族、社团等所为，数量和规模相对比较小，加之有的形状特殊，个性化装饰的要求又比较复杂，东印度公司一般都不愿意接手这样的“瓷器活”。以英国为例，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除了王室显贵，只有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攀得上关系的人才能做成交易，他们或是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或是与东印度公司有商务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人。最早为英国市场定制的中国纹章瓷大致是在1695年，亨利·约翰逊爵士和其妻马莎·洛夫莱施定制了一组用纹章瓷装饰的花盆，约翰逊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船舶的负责人，无疑他利用这一关系获得了纹章瓷。最早的其中一套餐具大约制作于1705年，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度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的司令官托马斯·皮特定做的。自那以后，英国人开始关注纹章瓷的制作，诚如D.S.霍华德所言：纹章瓷在英国得到宠爱大约从1705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