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母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变化最深刻、社会动荡最剧烈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封建清王朝日趋衰微，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华夏狂潮；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不断的浴血斗争中觉醒。
当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浪潮激荡全国时，血气方刚的徐东莱不安分了，在村子里带头剪去了后脑勺的辫子。祖母一眼看见儿子的辫子没了，气得抡起拐杖、瘸着腿在屋前场基地追打了三圈。这一追打却把儿子彻底打了出去。
徐东莱离家不久，父亲徐士哲就去世了。
此时，孙中山虽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但是辛亥革命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全国又形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各路军阀纷纷招兵买马，合肥有个被称作“张大帅”的，深得任云南、甘肃提督的张勋宠信，只要是合肥人，哪怕会讲几句合肥话，他都统统网织搜罗麾下，并把这一批人都带到了甘肃。
混迹其中的徐东莱不愿看见杀戮和流血，又有相当的文化，不知怎么居然当上了天水厘金局（即现在的税务局）局长，后来又当了三岔县等好几个县的县长。他心系黎民、造福一方，在任期间，百姓签名赠送“万民伞”以示拥戴。徐东莱在甘肃干出了名堂，书信、银圆也捎回了老家。
徐东莱的童养媳妇是邻村破碗陈一穷苦人家的女儿，小名“尿大姐”，很小就被徐母领养了，并为她起了名号陈邦贞。
破碗陈原是一对苦人儿落脚的不毛之地，他们在苦难中撇下三个四处逃荒的未成年男伢。数十年后，兄弟三人凭着一只碗的三块碎片相认，并在这方土地上立足生根。几代后，这地方便成了紧挨义城集的一个小小村庄。陈邦贞是那对苦人儿的第几代后裔，谁也说不清了。
想抱孙子的徐母，在一次接到儿子书信后，便要三叔将媳妇送去甘肃。历尽千辛万苦，陈邦贞终于与徐东莱在异乡团聚了，开花结果了。他们在甘肃生下三男一女。
当张勋率“辫子军”进军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的复辟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也打垮了张勋在甘肃的嫡系，于是合肥这一帮人只能是树倒猢狲散。
归心似箭的父亲携妻儿一家六口，和牵着驮上妻儿、箱笼的马匹的数名家丁，翻山越岭，踏上了回乡之路。
走到黄河边那日，一直阴沉着脸的天空突然乌云翻滚，风雨大作。震耳欲聋、令人目眩的霹雳闪电仿佛要把天空劈成两半，咆哮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河堤。走在前头，紧跟父亲身后被一名家丁奋力拉着的马驹子，惊吓得一声嘶鸣，腾起两只前蹄，掀翻了背上用油布裹着的一只结实柳条筐。熟睡在筐里的4岁徐世椿被筐上的绳索横腰拦着抛进了河里。顿时河堤上大乱，母亲抢天呼地哭叫着跌坐在泥泞里，一名大力士家丁夺过其他人手中缰绳，用身体死死阻挡喷着重重鼻响继续前行的马匹，以保护好另外三个孩子的安全。沉着的父亲则带领另两名壮实的家丁奋勇跳进黄河滚滚的浊浪中。就在柳条筐被一块巨石挡了一下的刹那，三个大男人的手臂同时抓住了筐沿。于是，喜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全身湿透的小世椿只是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父亲喜极而泣，用双手将三儿举过头顶，高呼起来：“我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必有后福哇！”
黄河边的遇险，是否在冥冥之中预示了世椿一生的曲折坎坷，起伏跌宕？果真如此，那便是他的宿命了。
最后，徐东莱一家六口，总算平平安安回到了巢湖岸边的老家。
这时，祖母已去世4年多了。
祖母先后为徐世椿的两个哥哥在屋后种的香椿树已高过屋脊，祖母为小孙子起的“世椿”这个名号，以及日后香椿树伴着他成长的这段生活，把他和香椿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