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终生挚爱大地，并将“大地上的事情”作为终生写作目标的苇岸，我一直觉得他的生活与创作是美好的：他静静地蛰居在天明地净的昌平一隅，像个怀揣童心的大孩子，天真地观察着大地上的精灵；又像是在土地里刨食的老农一样，幸福地守候着二十四节气和物事。他素食，他旅行，他一个人孤独地待在书房里读书、写作，或与朋友一起跳进河里游泳、聊天……
“我准备着音乐卡片，朋友们去了，都得写上几句话。”他像是一只布谷鸟，也常常从京郊飞到城里来，告诉我他的一些奇怪的想法。
那时候，我们大多是坐在一个安静的所在……书店、餐馆或者酒吧。他不吸烟，连啤酒也不会喝，只喝白开水或是漂浮着几片淡淡茶叶的白开水。然后与朋友一块谈文说艺、谈文学与环境，他说海子的才华与早夭，他谈他推崇的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的生活本质，五十岁后的托尔斯泰、食指的诗，还有他自己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写作，他轻言细语，字斟句酌……说得很慢很慢。
春天说是死亡的高发季节。但春天过去，立夏也已过去了十四天，就在大地上的麦子正期待收割时，守候大地，静观节气的苇岸却突然在夏天的门槛上倒仆下来，在大地风涌、无边无际摇曳着的麦梢上，他的灵魂如一颗饱满而成熟的麦粒倏然剥落，噗地就融入了土地。这回，轮到我惊诧和悔恨了——悔恨就像一把刺心的锥子，深深地刺进了我的身体。我发觉我的心在流泪，灵魂在五月的麦黄风中变得不安生起来……大地何故！
尽管我们同在京城的一片天空下——我却是很迟才知道他的病情。匆匆地打电话问他，他声音竟跟往常一样的从容和镇静，平静得就当他只是患了一次小小的感冒。面对他的从容，我怕我多说一句都显得多余，心里莫名地只当他的病况是一种谣传。我说我去看看你，他说：“过上几天，我呼你吧！”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通话竟成了永诀！……
在四月二十九日这天的十一点零一分，他真的呼了我。我的呼机上至今还留有他那惯有的极其谦恭的“如有空，请回电话”的留言。然而，其时我正由烟花三月的扬州，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回乡的路上。我曾对我生命不停地在路上，不止一次地发过慨叹，然而我总在路上。我的这种流浪的事实，也是我曾羡慕他有一个天明地净所在的原因……五月十九日，我不知道在干些什么。而其时苇岸却已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我的遥远的南方家乡，稀稀落落的黄梅雨已开始让我变得惆怅和不安。然而我对苇岸的这一切还毫无所知。五月二十七日，我回到北京后，连忙打开呼机，见有他的传呼，我立即打电话到他的家中。电话一如既往地响着，无人接。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我心里默默地祈祷，说明天一定去看看他，看看他。没想到，二十八日翻开《文艺报》就看到他辞世的消息。黑黑的大字像是一团团黑色的泪，立时让我的头脑涨大起来……
大概是在去年的这时候，或者比这个时间还稍晚一些，我们还在一个散文创作会上相遇。在这之前，我曾以《我读过的几本书》为题，给江苏的《书与人》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他的那本《大地上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看到了。那回，我们凑巧分配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慢吞吞地说，他写东西速度一直很慢，每月才只有两千字左右，他希望把文字写得干净利索一些。“一个用得好的词儿，比一本写得坏的书强。”他十分倾向这句话。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家和诗人是‘幕后’作家，而散文家是‘台前’作家。直接袒露或表现自我的和具有使命感、富于理想精神的作家，都会选择散文。”文字不能“一次性”。那一次会上，大家对散文创作的观点仍然各有见地，有些话甚至也很尖锐。苇岸似乎比他们要宽容得多，也细心得多。会上，他带了照相机，还拍了很多照片——按照我的经验，这种拍摄十之八九是浪费表情。但回京后，他竟将相片洗印悉数交给我，并在后面写上“苇岸摄”的字样。他的认真叫我好一阵感动。
会议结束时，主人要我们每人写上一句关于散文的话。我记得他工工整整写上了一句：“散文是平原。”平原，这是他以有限的三十九岁的生命钟情和眷恋的生他养他的土地。活着，他不断地努力着，使大地上的“事情”变得诗意和朴素生动；死时，他毅然决然地要将他的骨灰撒向他曾留下胎衣和足迹的麦田——他是在把他整个的生命，毫无挂碍地交付给他心目中的散文平原啊！
——平原永恒。
与苇岸一样，也曾浸润过瓦尔登湖水那自然清新气息的美国作家约翰·布罗斯说：“那热爱土地的人是有福的。”面对永恒的平原，我直到现在才接受这个事实，昌平这么个天明地净的地方，一位朋友曾像影子般地生活在那里，竟又像影子一般地真实地消失了。他倾心大地，他的灵魂该早早地跨过那一片死亡的麦地，快乐幸福地抵达天堂了吧——大地上的事情不可思议！
关于音乐，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不懂音乐，我甚至是音乐盲。与其说我被一种音乐打动，不如说是被一种声音——声音里所包含的艺术的光芒所刺射。因此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音乐家，只有让我感动的声音、语言或者其他什么。
1999年5月28日晚，北京东城区和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