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春节，我们开着车子回故乡。
这是我在北京生活多年后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回家过年。在此之前，我坐的都是火车，偶尔也坐坐飞机……然而朋友买了一辆小轿车。朋友在北京打拼了多年，能买一辆车子开回故乡，就有点儿“车”锦还乡的味道。这样，我坐他的车子回家过年，还有些分享他快乐的意思。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春节期间火车票是一票难求。十几年来，每年到了那时候，我都得花上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时间，挤在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订票点或者辗转于人头攒动的火车站，往往这样还购不上车票。后来，我发觉大多数春节回乡的人几乎都是在票贩子手里购买的高价票——故乡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一年的辛劳似乎就是为了回家过年，面对高价车票，我只好咬咬牙了。
在晨光初露中我们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同行的除了开车的朋友，还有朋友结实而胖胖的男孩、我的同事小周夫妇俩。一辆桑塔纳2000挤得满满的。有了车，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穿过我们熟悉的宽敞的北京大道，北京还在黎明的酣睡中。尽管有人为了生计还奔走在路上，但冬天，临近春节的冬天，一年的奔跑、漂泊、迁徙在这个时候仿佛都沉寂了起来，如同蚯蚓、蛇等许多冬眠的动物，由地面而转到了地下，获得了短暂或漫长的休眠。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转换。冬天使人们的穿着变得臃肿，还有人干脆猫在置有暖气的屋里懒得出门。可一年里很多的时间，我们在这座城市里从一头跑向另一头，或者公交，或者地铁，或者出租车……而现在，大多数的漂泊者都如潮水一样地退去，一群怀抱梦想和野心，成功或落魄的人，或天上或地下的，都匆匆地离开这里，漂泊者许多思想的鳞片仿佛在火车或飞机的呼啸声中斑驳陆离、纷飞、坠落……
车子很快驶出了北京城。城市的繁华渐行渐远，面前开始呈现的是北方广袤的平原与乡村。看到这些我们熟悉的事物，车里开始热闹起来——“故乡”两个字刚一出口，自然一下子就解除了我们的“武装”，消融了我们十分蹩脚的京腔京调。小周听说朋友的爱人竟是她的桐城老乡，更是兴奋不已。很快，我们舌尖上乡音袅袅、滚动自如，我们开始谈论起故乡，谈论起乡村……隐忍了一年又一年，我发觉进入所谓的城市文明，实际上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很多人如同乡村里跑出来的一头水牛，莽莽撞撞，招摇过市，尽管可以习惯城市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也能胆大妄为地出入城市的舞厅，但梦里改变不了的仍是那一口乡音……乡村是一种情绪，一种宿命。这种情绪在我们呱呱落地的亮灯时分，就在乡村那间黑土屋里蔓延开来，我们第一次嗅的是浓浓的乡土气息，煤油灯、发霉的床草、破旧的柜橱，我们的眼睛在漫长的岁月中都被一堵土墙遮挡着……
北京渐远，故乡渐近。
窗外，一个地名接一个地名一闪而过。仅仅片刻，我们的心灵就在高速公路上直抵故乡。
朋友聚精会神地开车。朋友是一位诗人，一位著名摄影师，还是一位准车手。一年到头，他背着摄影机出入异域和祖国的名山大川。此刻，我们共同的故乡就在他欢快的车轮之前。一千多公里路，他坚信一天能到家。我们都相信他——他和我曾就读在一所学校，在十八岁与二十几岁之间，我们曾怀抱着同样的理想，形影不离，忧忧戚戚地度过；而后又一起落魄于现实，对花流泪，对月长叹，经历了青春的彷徨。记得有一年在一座寺庙里，他求了一支签，解签的老尼说他会开“手扶拖拉机”。在我们青春成长的日子，我们经常拿这话取笑他。他后来工作在乡镇文化站，再后来又在县城经营了第一家广告公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喜欢车——早在故乡就开起了越野吉普。作为一位天才诗人，他在二十岁左右就曾把月牙想象成一个指甲，写下了“宇宙是一个未熟的瓜”这样的诗句……我在北京工作了四年之后，他也来到了北京，成为一家杂志社的主编助理和编辑部主任，并在西单办了个人摄影展。然而，漂泊他乡，故乡有他的父母和亲人，春节也是要回故乡的。也因为车票难求，他才下定决心买了这辆车。
“唉！春节……”他说，“真是遭罪！”
我知道他说出这句话时的沉痛。这是一个漂泊者心中的叹息。我沉默着，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着一声叹息，霎时，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了火车站前那人山人海的景象。北京的东南西北的车站，每年到了春节的前夕，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到处是求买票的异乡人。就是高价买到了票，上火车也要经过一番厮杀，而正月回北京的路程更是苦不堪言。春节返乡，已成为中国二十一世纪最蔚为大观的人文奇观。那么多的人，穿梭于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生意场、宾馆、写字楼……然而，那里却都没有他们的“根”。他们都像浮萍一样在那些城市漂浮，浮萍丛生疯长，与这些一同成长的还有乡恋、乡愁、迷惘、耻辱、喜悦和痛苦……于是一到年关，这些词语都汇聚到了火车站的广场，汇集在长途汽车和飞机的候车室或候机厅里，凝聚成另一个更为巨大的词语：“春运”——春节、春天的运输。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意象，但这美好的意象里弥漫的竟是浓浓的乡愁……那飞机载不动、汽车载不动、火车载不动的乡愁啊！
一路前行。
天津、河北、山东、江苏，直至故乡……在山东齐河境内，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我们在高速服务区停车，还美美地吃了一顿饭。然而过了徐州，刚刚踏上故乡安徽的土地，一路上我们最为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下雪了！
在离开北京的前几天，我就关注过天气预报，知道家乡会下大雪，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刚刚奔跑在路上，朋友的孩子打开了他的笔记本电脑，用视频与远在故乡的家人一路聊天，告诉他的亲人傍晚就能到家；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还在家乡摆了一场饭局，说要为我们“接风洗尘”……车过黄河，我们还在为天气的晴好兴奋得停车拍了几张风景照——在黄河大桥上，朋友的两台笔记本电脑没有了电，小周拿出她的笔记本交给孩子，孩子随即放在车顶，想用视频让家人看看黄河。突然，一阵大风刮下了电脑，电脑玫红的外壳摔破了。孩子扭头一看，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进了车里立马就在网络上搜索电脑公司，说是回头换一个——他一直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用诺基亚N18手机一路帮助父亲进行卫星定位，一路不停地叮嘱父亲“车子开慢点儿”。——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名叫杨丁的天真、懂事，还有些腼腆的男孩，几个月之后竟然在北京猝死，无以言说的痛苦顿时袭扰了我，至今也还在他的父亲心里延伸、纠结……朋友长年奔波在外，两地分居，无法教育孩子，原以为把孩子带在身边能好好照顾，没想到孩子竟不幸少年夭折！这个十七岁的优秀男孩，从此变成北京留给朋友一生的痛苦的记忆。记得送别孩子那天，他伤心欲绝，欲哭无泪。他说，冥冥之中或有什么预兆，在春天里，他写下了一首诗：“明亮的阳光和纤细的风里/我闻到细草尖利的芳香……那些细草/在她们倒身时刻/死亡的气息沁人心脾/青春的高楼瞬间倒塌……”他的QQ上至今还挂着孩子的头像，我每次看着总是泪流满面——
愿孩子在天堂安好！
雪下得越来越大，迅速在地面上凝结成冰。车窗时而被一层冰流包裹着，刮雨器已不起作用，车已是寸步难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可爱的孩子不停地嘱咐他的父亲“车开慢点儿，慢点儿”。然而，雪花越飘越大，高速公路虎视眈眈，布满了死亡的危险。路上的车辆开始稀少，碰上一辆车，求问司机，司机告诉我们用防冻水擦拭车窗或许管用。我们只好从高速公路上折下，直接驶向附近的淮北市区寻找。凹凸不平的路，走了几个小时。沿路打听才打听到一家有卖防冻水的。朋友、我、小周夫妇俩，我们全体下车，几乎每人都买了几瓶，以为这样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没有想到，刚解决了车窗外的玻璃结冰，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车内雾气弥漫，车窗很快被蒙得什么也看不见。朋友试着换热风，热风起时雾气更大；换冷风，冷风来时，人在车上冻得直哆嗦，而车窗却雾气蒸腾。一路折腾，总算开到了宿州。我给宿州的朋友打电话希望住下，朋友刚好在饭店里招待回家过年的客人，热情相邀。可打完电话，大家被“年”追赶着，都回乡心切，又担心地上的冰在夜里结得更厚，于是告别了宿州。
离开高速，我们改走国道。这时，朋友孩子弄的导航仪不起作用了，我们到达故乡的路程也显得更为遥远。就在这时，我们又发觉车的方向灯光亮微弱，几乎看不见路，天却下起了冰雹，窗外的冰雹声噼里啪啦，一阵紧接一阵，地面上越来越滑，车轮直打转。情急之下，于是又到处找汽车修理厂，一家不行，两家、三家，终于找了一家大厂，换了灯泡……灯光立即明亮起来。雪夜里，我们误进了蒙城，冰天雪地里的蒙城县城，冷风飕飕却洋溢着一股过年的氛围。人饥马倦，饥肠辘辘，我们找到一家饭馆，顾不上天气的寒冷和饭店的简陋就拥进了店里，或坐或站地点起了菜。一个鱼头豆腐汤，还有几个炒菜，我们盛了几碗米饭狼吞虎咽起来。冰冷的饭、热乎乎的菜，就着滚烫滚烫的鱼头烧豆腐，一路的艰辛仿佛全融进了热乎乎的鱼头豆腐汤里。“真爽！真爽！”我们边吃边闹，津津有味——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那是我们吃得最为舒畅和难忘的一餐。
吃过饭，我们继续上路，准备绕道淮南奔向合肥。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却不知道路怎么走了。夜一片漆黑，天寒地冻，路边的人家都在为过年张罗着，路上几乎见不到车辆。好不容易遇上一辆，他们似乎也是因为高速封闭而迷了路。正搭讪着想和他们一起走，他们应诺了一声，车子哧溜一声掉头，却远远地甩掉了我们，留给我们的仅是“788”字样的车牌尾号。“那上面准是一车的美女，把我们当坏人了！”我们打趣着，只好保持高度的警惕，硬着头皮摸索前行。约莫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淮南的地界。朋友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这时候有些支撑不住了。借着雪地里的亮光，我感觉路边像是我曾住过的一家宾馆，于是我说，就在这里住下吧！话一出口，仿佛一种暗示，朋友立即就泄了气，有了休息的意思。我打电话给淮南的诗人朋友，这才知道这里离我早年住的宾馆竟还有三十多里地！但终究有了方向，我们还是振作精神，慢慢地奔向了宾馆。
半夜里，住在朋友为我们安排的温暖的宾馆里，我一时百感交集，怎么也睡不着。从北京出发时的那一股子兴奋劲儿，此时全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旅途记忆，旅途的艰辛一下子涌上心来——我知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习俗，也知道春节是一年里家人团圆最为美丽的时光，但“春运”这两个字不断地从脑海里蹦跳出来。春运为什么会是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个巨大的难题？是人口过多、科技发达、时间紧张，使人们有条件赶在一起回家过年，从而形成的一种让人“纠结”的产物？还是户籍制度使漂泊的人们感觉只有家乡才是“根”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交通运输的瓶颈？……这种景观西方没有，古代中国也没有听说过……比如我，就知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沈从文、张恨水等一大批“京漂”，他们的笔下就没有出现过“春运”的字眼……迷迷糊糊、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地想了一通，不知不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走出宾馆，天地间一片雪白，亮得刺眼。外面全是哗啦啦的铁铲的声音。原来是宾馆里的员工都起来铲雪了。当地的朋友特地赶过来，陪我们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早饭……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经过了一夜，地上的雪已经很厚，路上也有了车，但那些车都像蜗牛似的爬行着。淮南到合肥正常情况下只要一两个小时，由于休息得好，我们车上也恢复了头天早上从北京出发时的喜悦。但走了一程，我们发觉此时很多路已不通车，七弯八绕地，终于找到了一条公路。这时，从车窗望去，整个淮北平原一望无际地白，天空在白雪的照耀下分外明亮。我们终于离合肥越来越近了。一阵兴奋过后，由于路相对好走点儿，大家就有些松懈了——恰在这时，车子在光滑的路上打了一个转，突然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朋友被眼前的这一幕吓蒙了，赶紧踩了刹车。车子最后竟然在路边一棵树面前停住了！大家下车一看，惊出一身冷汗，车的前轮正悬在路边的沟上，差点儿掉进了沟里。“你看，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反而没事，路好走的时候，却差点儿阴沟里翻了船……”大家自嘲着。想推那车，却怎么也推不动。于是挡车的挡车，借绳的借绳，好不容易截上一辆大工程车，花了二百多块钱，请他们将车子重新拖上了路。
中午十二点多，我们终于到达了合肥。
从北京到合肥坐飞机一个多小时，坐火车十几个小时，我们却历尽艰辛和危险，差不多用了两天一夜，一路还惊扰了许多的朋友。三绕两绕地进了合肥城，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明亮起来，但一刻也不想停留，打电话咨询了一下高速路管理处，听说合肥通向我们家乡的高速没有封闭，便义无反顾地又一次走上了高速。上了高速，放眼窗外，一片清冷，冰雪消融，树木稀疏，大地裸呈。我们的心情也渐渐归于平静，一路感叹着赶回了家——回到家，拧开电视，里面报道的正是我们所走过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沿路不断地有车追尾，横七竖八的出事的车辆有十几辆之多……早早回到故乡的妻子见到我就埋怨道：“你不知道你这一趟车坐得让我们多么揪心，妈妈让弟弟打了好多询问的电话，一家人都在为你们担惊受怕的……”我突然没有了言语——因为我已无法准确表达，也不想叙述这一路的惊心动魄。我只想说，二〇一〇年春运，我没有坐火车，没有坐飞机，自己把自己“春运”到了家——其时，我的故乡已是雨雪初霁。
2010年11月27日，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