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8年，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讨论忽然热闹起来了。它给人一种假象，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似乎遗失已久。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附和，我认为至少从白话文运动开始，我国的文学创作一直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说得严重一些，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现实主义的，从来就不存在不指向现实、不指向生活的文学创作。不论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还是其他，更值得讨论的是它们究竟需要解决什么。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文学创作需要解决什么。这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文学创作类型中的“重器”，长篇小说的力量是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因此，探讨长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更有示范作用。
莫言先生在他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得很清楚，“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长篇小说之长，并不是篇幅之长。同样，把长篇写长，也并不是看你写了多少现实生活场景、人物、器物，而是看你借助这些寻常的或者不寻常的场景、人物、器物，开天辟地一般所构建出的广阔空间。长篇小说通过现实实现一种其他体裁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建立起作家与现实、与过去、与未来，以及与宇宙，甚至与某种神秘力量的共生关系，这也是作家写作的终极目的。文学创作亟须解决的，也正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我们常常提到文学对生活的介入，长篇小说创作对生活的介入之深、之广尤为突出。但想要由此形成一种理想的正常的联系，恐怕没那么简单。生活的真相从来就不是浮在表面的那一部分。发现、辨识生活的真相，是对作家智慧、能力的考验。作家面对生活，其实就是面对高山一样巨大的困难、铜墙铁壁一样的阻碍。写作的功夫，看起来是文字的功夫，而当你真正走到现实生活面前，它又变成了思想的功夫。你笨重无比，却要身轻如燕。你肉体凡胎，头圆脚大，却要像响镞利刃一样锐不可当。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突破那有形无形的限制和阻挡，来到生活的中心地带。
忽然发现，我讲这些实际上也是在讲长篇小说创作背后的艰难，不禁想起2015年我为《文艺报》写的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创作的三种准备》：
迄今为止，我已出版长篇小说6部，包括《老大》《公敌》《芬芳录》《水洼》等等。这些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都很长，有的几乎经过了十多年，比如《老大》。
起笔《老大》早在1987年年尾。过了近十年，也就是1997年，我才将它一气呵成地完成。当时，我有过拼把劲儿评上副高职称后尽快改行的打算，就努力将此书付梓出版，不料，我在中短篇方面的创作随之取得较大突破，接连几篇作品在文坛产生影响，评职称已足够。随着文坛对我的中短篇创作的关注度提高，我也就渐渐把这本书忘在了脑后。
2011年，经一台湾作家介绍，《老大》的繁体版由台湾秀威资讯收入“认识大陆作家”系列出版。此为我首次在台湾地区出书，那种竖排的繁体版式令人爱不释手。一直到今年年初，这本书才算正式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已过去整28年矣。28年，什么概念？当年出生的小孩都已长大成人再生小孩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品虽然是现在再版，但语言、主旨还很新，我不说出来，恐怕无人知道创作时间。
在《水洼》《芬芳录》分头进行的过程中，约在2004年，我又计划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同年完成构思，主要想写一个女人的复仇。奄奄一息的女人被丢弃在野外，经一老人治愈后返回城镇，一步步将施虐者推向死亡。由于电脑硬盘损坏，写作计划丢失，重起炉灶后，已是另一副样子，但只写了前面数章即难以为继。直到2010年12月，所有的创作资料都已完备，遂决定不再拖延，在济南一间窄小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平生最为艰苦、最心无杂念的写作。这部长篇，就是《公敌》。作品完成，我也几乎累垮。一再修订，颇费周折后，去年12月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创作不可能立马而就，即便耗费时日完成创作，作者的创作成果也不一定马上就会被读者接受和认识，所以我认为，进行长篇小说创作，首先要做好可能遭受冷遇的准备。我就是例子。初写《老大》，我年方二十，意气风发。皓首穷经的这些年里，心灵受到了多少煎熬，这是形容不出来的。所幸到了目前这个岁数，心中倒还残存着不少青春意绪。
同时，与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长篇小说创作显然依赖作者更多的才华，所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足够的才华准备。我在创作时就常掂量，自己的才华到底够不够？究竟撑得起怎样一部长篇。再者，我的才华究竟能够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写部砖头一样厚的长河小说，我一时做不到，那么写部《蝇王》《呼啸山庄》，可及？如果欠缺，如何补足？这叫心中有数，而才华的积累实在非一日之功。
另外，真正看到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心存敬畏，这也应该是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必要准备。文坛上有种陈腐观念，认为短篇小说无法掩藏创作的硬伤，而长篇小说似乎更能遮掩某种不足。我很不赞成这种贬低长篇小说写作的态度。我认为既然是好的长篇小说，就同样不能具有瑕疵。作家创作长篇小说，如同构筑一座宏伟而美妙的殿堂，即使一块砖石的松动，也可能会埋下整体坍塌的隐患。
早年我初次看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不得不叹其妙，妙在截取任何一隅，都可独立成章，立轴找得到，扇面册页也找得到。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此。
我写《公敌》，对作品结构细部都有过精心设计。总的来说，小说奇数章基本以倒叙为主，层层剥茧，写至结尾，一直追溯到主人公韩佃义人生悲剧的初始，水落石出：他的爱情挫折。挚爱金枝儿的刚烈离世，直接造成韩佃义急流勇退，选择与金枝儿的骨灰相守，从而揭示出韩佃义独居坟园的秘密。也就是说，韩佃义最终从权力、欲望回归了感情，回归了爱。小说的偶数章则基本保持线性顺叙，主写另一主人公佟志承，推动其弟佟黑子的命运发展，同时又是对奇数章的补充。两种叙事方式相互交叉缠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开阖之间完成一个庞大的对乡土社会的历史书写，并寄寓其历史走向。
这样的结构自然增加了文本丰富性，在阅读上却制造了一定的阻挡。事实上，阻挡的存在，对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来说，十分必要。这就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文学，必有险处。关键在于我们的阅读是遇险而进，还是遇险而退。
为《公敌》做这种设计，让我颇费心力，这与我为之耗费的十年岁月一起，足以证明长久以来我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所保有的深厚的敬意。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老实街》，还有这部《背后》，可以说，对长篇小说创作又增加了一些体会。长篇小说创作，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容易起来。实际上，不管我们是讨论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还是讨论具体“怎么写”，都是在探讨那些躲避在创作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支撑我们去完成对生活的再认识，以及我们究竟要去认识现实世界的什么东西。
关于《老实街》，我已经讲了很多，那是我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索，试图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可能包含的现代元素。它很容易被误认为通常的怀旧，但它的确面向未来，作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相对于《老实街》的文化色彩，《背后》这部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我对即时生活的关切。人物、故事、场景，都有更多的现实生活的即视感，但是，如果让我就此止步，肯定有违我一贯坚持的创作观。作家所要说的，不能仅仅是这些表面的东西，生活的真相常常隐藏在生活背后。优秀的作家应该能够赋予文字一种神通，可以看到人所未能看之物，抵达人所未能达之地。
现实生活令人眼花缭乱，而我独钟情于世界背后远离喧嚣的那方秘境。在那里，生活的真义仿佛一块沉睡的美玉，静静散射温润的幽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写现实生活的背后，都是一种对生活、社会、生存秘境的探索。
阅读《背后》的文字，我不是没有想到莫言先生的《酒国》。但这是“宇宙星”，它也一样是我们的特色生活。我在这里杜绝给人物一副雌雄魔兽的外貌，不管生末净旦丑，都有一颗心，那就是对他们各自所爱的人的爱。而这也正是《背后》的背后。因为爱，人们在一起。因为爱，人们需要承担这一切，欢乐或者痛苦。
生活背后的秘境，言之不尽。说到底，作家作为一个生活的寻玉人，在思考写作的同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唱红脸儿，唱花脸儿，唱白脸儿，唱黑脸儿，或许有人就想扮个鬼脸儿。长篇小说创作的背后，其实也就是作家与这个世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欲待如何，面对现实给出自己的答案，正是一个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王方晨
2019年3月8日记于济南盖子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