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选择一个人
我选择一个地方，广州。广州站。
这座全中国最大的火车站，其实一直都没有下雪，它处在暴风雪的背面，却是春运的最前线。每年，这里都是中国春运的重点。自有了“春运”这个词以来，它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哪怕在2008年岁初没有暴风雪，没有发生任何灾难，这个车站，这个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落伍的车站，也是中国运输压力最大的火车站。高峰时，这里的旅客日发送量达十八万人。而每年一到春运期间，广州站领导班子就会集体把家搬到车站，连续七天八天不回家，一个星期没时间洗澡，这对于他们，算不了什么。有一个叫张红英的客运员，年年春运期间都是在奔跑中度过，查票、疏导、送人、广播……每天从候车大厅到站台要跑一百多趟，有人折算了一下，里程竟超过四十多公里。春运一个月不到，她就跑坏了一双鞋子。还有姚迈，这个始终坚守一线的广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最终晕倒在岗位上，倒下时手中还紧紧握着喇叭，保持着喊叫和劝说的姿态……
——这还是在正常的年份。
我也曾是这座城市的漂泊者之一，在这个车站里，有过无数次排队、购票、检票、进站的经历。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每次往这里一走，我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安，隐隐感觉这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特殊的气氛。
而此时，1月26日，也就是京广铁路湖南段电力中断之后，广州警方被迫封闭火车站广场由东往西的公交车道，随后又封闭火车站广场环市西路由东往西路段机动车道。下午两点，春运应急预案启动。对于那些急于回家的人，他们根本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匆匆朝这里赶。
我们不妨从这些人中随便选择一个人，就他吧，我的本家，家在浙江人在广州的一个很普通的做布匹生意的商人，老陈。他来广州打拼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但他执意要照原计划回金华老家。每年回家过年都坐火车，对于目前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最方便也最经济的方式。他带着一家三口，从中山大学坐地铁来到广州火车站。他到达火车站底下的地铁站时，在他头顶上，已经堆了二十多万人。二十万人是多少，这是一个枯燥的数字，打个比方，这就等于一座中小城市，一座地级市的全部城区人口，都堆积在这里。而这还不算多，还会成倍地增加，翻番，四十万、六十万、八十万……
一阵又一阵寒瑟瑟的风吹过。在这里，你已经看不到具体的人了，只有黑压压的，灰蒙蒙的，臭烘烘的，一个涌动的巨大的数字，八十万。人一多，所有的色彩都变成了一个色彩，灰蒙蒙的。如果从一个高度往下看，你会感觉到有些怪诞，你看见的不是人，而是无数爬虫和甲虫在蠕动，恕我直言，人类在这时，这里，残酷而逼真地呈现出卡夫卡笔下最荒诞的变形。整个车站广场，完全是一副地狱般的黑暗景象。不，是炼狱。在灾难过后，它被许多人称为炼狱，而凡是经历过这炼狱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都有死过一次的感觉……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具体的人身上。这时候，老陈已经从地铁口钻出来，感觉就像从一条时空隧道里走出来一样。但别说进站，他连广场都进不了了，他一家三口，瞬间就被广场边缘的巨大人流席卷了。
每个人的姿势都是向前的，肩膀向前耸，头向前倾，看上去就像顶架的公牛，咄咄逼人。每个人一开始都是这样，表现出一种顽固而可笑的自负。然而，突然一阵摇晃，一广场的人都涌动起来，波澜壮阔，你再也无法保持那种姿势了，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姿势了。老陈一家三口，被人流裹挟着，席卷着，脚不知踩在哪里，手像在洪水中乱划。这样垂死般地挣扎了一阵，他们最终又被挤了出来。这就像我熟悉的旋涡，它会把一些人卷进去，也会把一些人吐出来。老陈一家三口，手拉着手，他们幸运地没有被这旋涡的强大力量冲散。但他们再也无法挤进去了。那就在广州过年吧。美丽的花城，只要离开了这个混乱的炼狱般的车站，一切都那么繁华，色彩纷呈，优雅和舒服，全国其实没几个地方，在冬天还如此值得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的。老陈一家三口退回来了。他的神情都是浑浊的了。接下来几天，他好像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但他还是密切关注着火车站的新闻。他在电视里看见，温家宝总理来到广州火车站，在无数攒动的人头中，很多人看到了他忧郁而充满抚慰的目光，听到了他的安慰和承诺。
总理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能让大家在春节前回到家……
他的探望既充满了人情味，无疑也体现了一种国家情感。而这是一位让人倍感信赖的大国总理，他亲自过问并承诺的事，是会兑现的，一定会兑现。
这让老陈一下子又来劲了，来神了。当晚，他们一家三口又一次来到广州火车站，但人流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老陈关注的消息，很多人都在关注，老陈知道了，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就在温家宝总理视察广州站后的1月31日，京广南段铁路运输能力基本恢复，总理的承诺正在落实，铁道部门表示要力争在今后五日内完成广东地区所有持票旅客的输送，确保在春节前夕，这些旅客全部踏上旅途。这让所有人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那些原本对回家已经绝望的人和老陈一家三口一样，又开始匆匆朝车站里赶。每个人都盼着车站里的人流能越来越少，而每个人又都看到了，车站里的人越来越多……
广州站又一次进入春运以来的非常时期。应该说，春运指挥部根据客流情况，不断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来保障旅客安全。车站中、西广场由铁路部门临时接管，大量滞留旅客被安排在东广场和广场外围候车。然而旅客运行的自发性、盲目性、非理性，你却是无法控制的。五天内运送的旅客，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拥上原本已很脆弱的车站。
后来，在追踪那场暴风雪中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一直在思考，人类在多大范围内，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把秩序掌握在可以控制的限度。
这让我想到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一个传说。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在控制宇宙？爱因斯坦先不慌不忙地把杯盘碗盏一一摆好，按照他的心意，摆成美观的图案。他说，这是人能够做到的，这里面有规律，譬如美、对称、和谐，你尽可以按照你的审美观念去摆设。谁都可以，只要你觉得美，看着舒服，用着方便。你再看宇宙、太阳系，每一颗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每一颗卫星围绕行星旋转，整个太阳系又在银河系中运行，它们各有各的运行轨迹，丝毫不乱，又如此对称、美观，看一眼舒服极了，这是谁摆的？
My God！伟大的爱因斯坦说，啊，上帝，我的上帝！
这只是我听到的一个传说。我没考证过。但我深信，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能认识到人的局限性。这里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传说，为那场暴风雪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提供一种理性的方式或仅仅是一种参考。广州春运指挥部在随后而来的日子，具体到2月1日这天，它还有多大的能力把秩序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
广州火车站，这时已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小块土地。
没有雪，只有风。狂风自凌晨开始刮得更猛了。但这并不能阻挡那一双双急切归家的脚步，老陈一家三口赶来了。他们还是先乘地铁，紧张气氛已经蔓延到地铁里。为了将人流压力分散到火车站广场外围，地铁通向火车站内候车室和广场内侧的B、C、D1等出口全被公安和武警封锁，上行电梯已停止运行，转而密密实实地坐着两排换岗休息的武警。出地铁D4口，就是目前这个星球上大概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块地方——广州火车站广场。流花车站立交桥下，陈家三口人被挤在人群中间。那天，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人流，加上原本滞留的旅客，已猛增到五十多万人。
老陈一家三口人就挤在这个数字中间。这是一个数字时代。他们也是这个数字时代其中的一个数字。
这里无人引导，人太多了，哪怕把广州所有的武警都调来了也不够用，混乱的人流，不知道该往哪里运行。车站天桥两边都有进口，但你不知道哪边开哪边不开。忽然听谁说，啊，那边开口了，呼啦一声，人们便潮水般地向着那边的方向跑；忽然又听说，这边开了！又是一阵浊浪滔天，刚涌过去的惊涛转瞬间又退回来了，变成了涌向另一个方向的骇浪。在这样的潮起潮落中，每个人都在推波助澜，以为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出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在哪里，腿脚在哪里。最不能弄丢的命根子是车票，有人用牙齿死死地咬着，一声，好像什么突然爆了，是衣服，衣服扯破了？还是胀破了，那该鼓多大的劲。在人群中间，他们不是自己在走，而是被裹挟着往前。老陈的老婆把挎包挂在脖子上，想腾出手来拉行李。她拼命用一只手，抵住前面人的后背，身体往后仰，这样可以争取一点点仰起脑袋拼命喘气的空间。女儿就跟在身边，他们手拉着手，一家三口都死死拉着，怕被人流冲散，拉紧了，又被冲开，又伸长手，像旋涡中三个濒临溺死的人，努力够着，够着，终于，又拉在一起了，瞬间，又被冲开了。不过，倒是没听见谁吼叫，也没人哭，这很是出乎意料，其实又一点也不出乎意料，那个挤，哪还有气力吼叫和哭。
这里每一个人，可遭罪了。而受的这一切罪，就是为了——回家。
回家，这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老陈其实可以不回家的，他们一家三口都在一起了，可他们心里的家在浙江，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永远的家。回家，过年，怎么就有那么大诱惑？这是中华民族最充满诱惑性的词语之一。而你似乎也不能完全用亲情、团聚来解释，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就能迅速进入一个强烈的念头中，甚至是种绝对的幻觉中。从来没有人理性地分析过，回家，除了这种强烈的致幻作用，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实在的价值。当然，对于老陈，他还有一个具体的理由，他女儿今年要在广州参加中考，按广州新规，必须回户籍所在地给女儿办身份证。然而，此时离中考还早着呢，他完全可以在广州过完年，在节后，避开人流高峰，回家去办。但不管怎样，这还是个理由，而我后来采访的那些渴望回家的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理由，他们的理由就是回家，过年，在家里蹲个三五天，便又要上路，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难道非要回家蹲个三五天不可吗？大多的回答是，没想过。可一到那时，就条件反射般的，特别想回去。那是怎样的一种难以压抑难以抗拒的念头啊！
这是不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不知是否有心理学专家琢磨过。
越是恐慌的时候越想回家；
越是回不了家的时候越想回家；
越是看着那么多人在不顾一切地拼命要回家，你也就不顾一切地拼命要回家；
买到了票想回家，买不到票也想回家……
后来，还有人说，买不到票想哭，买到了票也想哭！
广州没下雪，但这天，从午后就开始下雨。我们早已习惯于把灾难同恶劣的气候联系在一起，天人感应有时候也的确是真的。老陈站在雨中，无数人站在雨中，广场上撑起了很多的雨伞，雨水从伞与伞的缝隙滴到身上，老陈浑身渐渐湿透了，鞋子都进了雨，寒战，一个接一个，一个打着寒战的身体和另一个打着寒战的身体，成了一种依赖，他们尽可能挨得紧一些。而在此时，一直处于无序状态的广场居然显得很有秩序，在老陈排队的这个区域，最前面用铁栏杆隔开，与火车站广场有一段距离，由武警把守着。这还不是正式候车，必须进入火车站广场，才算进入正式候车的行列。从这里到那里，再从那里一直到进站台，放行的节奏和人数，由广州春运指挥部统一调度。终于，老陈前边的一批人被放进去了，老陈一家挪到了队伍的前头。这时一个年轻人飞速爬上栏杆，想翻过去，赶上刚放进去的那一批，但他立刻就为他的冒失付出了代价，一个武警中校把手一挥，就有两个武警战士冲上去，把那个小伙子从火车站广场押出去，让他站在了队伍的最后，回到零点。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他怎样辩解、挣扎，都无法打动那些武警，他们一个个面孔铁青，他们在以铁的方式捍卫这里的秩序。
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才会流露出一丝人情味。就在老陈的老婆和女儿冻得不停地哆嗦时，有两个武警走过来了，挨着排队的人说，这女人和小女孩快要冻死了，好可怜，你们就行行好，先把她们放进去吧。武警同意了，但他们没打开铁栏杆，而是帮着让老陈的妻子、女儿和另外三个女人从栏杆爬过去了。这是在铁的秩序下很有人情味的一幕，那两个武警，还有那些一起排队的陌生人，其实都是好心人。但此时老陈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了。开始，有妻子女儿在一起，他心里还算有种安慰，妻女走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跟着很多人一起喊起来，放人！你们要有点同情心！
开始还是在喊，这样的失声呼号在风雨中渐渐变成了失声痛哭……
在那样一个灾难性氛围中，很多人都这样失态过，甚至，崩溃过。尤其是你最亲的人，哪怕短暂的分离，你也觉得是生离死别。你很想大哭一场。这样的失常、失态，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释放方式。否则你根本无法忍受那样的缓慢。老陈排了五个多小时，从最外围进入第一道防线，然后，由这里进入第二道防线，他们同样花了五个多小时。到晚上11点半，老陈从几万人的最末梢终于挪到了入口前，六个小时挪了两百米。而这期间，在武警守护着的铁的秩序下，铁栅栏高高耸立，排列在队伍左右两侧，但还是不断发生冲撞，拥挤。老陈有一次被推倒了，好在他还绊在一只行李箱上，这只行李箱救了他的命，他没全身倒地，又用手把自己拼命撑持起来。这真是大难不死，在这样的拥挤中，最可怕的就是倒下来，只要你一倒下，就会有无数的脚践踏过来。关于这样的灾难，你会在我后面的记录中看到。
这里我要祝福大难不死的老陈，他和他的一家，用了二十四个小时，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登上了广州开往温州的K326次列车。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十五岁的女儿终于在6号硬座车厢会师。那感觉，真的就像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万里长征后的胜利会师。他们吃惊地互相打量着，好像都不认得了。老陈的眼镜歪在一边，一身黑色夹棉外套、黑色毛衣、保暖内衣、蓝黑色外裤、里裤和袜子都拧得出水来，你感觉这就是个快要溺死的人，终于爬到了岸上，他还在喘气，大口大口地喘气。还是他妻子，发现他手受伤了，腿上，裤管上，还有被踩踏的脚印，黏糊糊的泥巴。他妻子的狼狈相，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浑身也都湿透了，脸上的汗痕东一道西一道。
两人这样对视着，忽然，嘴一动，都哈哈地笑出了声，挺滑稽，又感觉好像刚经历了一个恶作剧。
他们的女儿，手掌托着下颌坐在他们对面，头发被汗水浸得透湿，憔悴，瑟缩，衣着破烂，好长时间，她就木然地坐在那里，好像还没有从刚经历过的这一天一夜的奔波中反应过来，非常茫然的样子。对于这样一个稚嫩而敏感的心灵，这可能是在她一辈子的记忆中都要反复重现的噩梦。
不过，他们在这五十万人中，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而这一路上，还不知道又将要发生什么。
一个稍纵即逝的身影
老陈一家用了一天一夜走过的那条路，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有的人用了一生的时间，也没走到终点。
风的呼啸和人的呼啸依然如此猛烈。人群中闪现出一个稍纵即逝的身影。
李红霞，湖北打工妹，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妹子。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十七岁，这是很多城里的独生苗正在父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我们常说的花季。但她不是。她没有花季，十六岁初中辍学，十七岁到南方打工。而这样的年龄，一个未成年人就成为打工妹，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多到心不在焉。在她变得像死一样简单之前，我们的心灵从未为她颤动过。我们早已习惯于以见惯不怪的冷漠来面对他们。贫穷，依旧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或根本就不想思考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能够进城里打工，对于李红霞这样一个乡下妹子来说是幸运的。像她这样的一个打工妹能够出来挣钱，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她家里，都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如果往大里看，从宏观经济学上看，无论对她家乡湖北省和她打工的广东省，都是双赢、多赢。每年，他们向这个国家的中西北部各省汇寄着数以千亿计的打工收入，支撑着那些中西部省份相对单一的农村经济。仅湖北省每年由劳务输出转移创造的收入就高达一百三十多亿，这对于一个中西部省份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而这还仅仅是通过银行汇款渠道统计出的数字，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个数。还有许多是无法统计的，很多人都是把钱绑在腰带上，藏在最贴身的地方，随身带回去的。这样心里更踏实。李红霞每月的收入，自己只留一百块，其余都攒着。攒到年底，带着一沓钞票回家，过年，这是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他们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一年到头汗流满面忙忙碌碌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这一刻，每个月攒七百、八百，吃了，喝了，还有八九千甚至上万块钱带回家，这让他们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而另一方面，在这片紧邻港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最前沿，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的海湾地区，中国绚丽多彩的珠三角地区，也全靠这些价廉物美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保持着她蓬勃的生机。这里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片土地。李红霞和她这样的来自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千千万万的打工仔打工妹，在这里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工业流水线，中国制造，价廉物美，也是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诚如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他们不但撑起了中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GDP数字，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甚至左右着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总统选举。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奥巴马，一句有关MADE IN CHINA的选举语言，就可能让自己丢掉无数选票，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一方面把失业率的上升归咎于中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一方面尽情享受着这些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制造，中国特色，让整个世界都变了。你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奥巴马刚说他要抵制中国产品，一看他的选民神色不对头，又急忙改口，说不是那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清楚，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面对中国，整个世界都感觉复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十三亿人，五千年历史，能不复杂吗？
套用萨特的一句话，犹太人并非生来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因为其他人才变成犹太人的。
还是像李红霞这样的打工仔打工妹好。他们从来就不去琢磨这些不着边际也没有影儿的事。她的想法，此时，更简单，回家。她的家离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岳阳很近，而岳阳也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她买的火车票，就是从广州到岳阳的。到岳阳后，她还得到城陵矶码头，再坐船到监利县观音洲。然后，就没车了，没船了，只能沿着这条七弯八拐的江堤走。这条路她永远不可能再走了，但那些活下去的人，包括她还在南方打工的哥哥，还会继续走下去。
我后来是一路打听，才找到那个小村子的，湖北监利县白螺镇薛桥村。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乡村很相似，很容易弄混。说不定，哪里拐岔了一个弯，你就从李红霞家走到了刘红霞家。但我还是慢慢找过来了，我突然发现，这其实是我想要找到又很害怕找到的一个地方。村子就在这大堤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一片充满危机感的土地，洪水是这里的世代隐患。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指的就是这一段了。直到1998年，在特大洪灾之后，国家下大力在这里筑起了我现在看到的巍峨江堤。老天保佑，这几年一直平安无事。进村后，才发现它没我想象的那样贫穷，在浓密的水杨树丛中，掩映着很多两层三层的楼房。这都是村里的打工仔打工妹用血汗挣来的。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人。
我看见了李少华，李红霞她爹李少华。一个半老汉，驼着背，穿着一件跟黄土差不多颜色的破背心，站在一幢三间半屋子的红砖瓦房前。可一问，吓我一跳，他年岁跟我差不多，在村里，他还算中壮年，家里还种着七八亩水稻和棉花。想到去年，我还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人们眼里，或按国际标准，还算个大龄青年哩，而他呢，在村里早已被人看作是个老汉了，半老头儿了。这三间半屋子，是他家，也是李红霞那么渴望回来的家。而数年之前，一家七口还挤在一间茅草屋里。因为李家兄妹都在外打工，日子比以前还是好过多了。说起来，这还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十多年前，在村里开手扶拖拉机的李少华出了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做了次大手术，从此再也干不了重活，还欠下了大笔债务，家中生计全落在了老婆瘦弱的肩上。
穷的另一个原因是娃儿多。尽管农村也早已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位和我差不多大岁数的农民还是咬着牙生下了三儿一女。老大李应龙一生下来就被发现是唇腭裂，兔唇，他们又生了第二胎，很幸运，还是个乡下人盼着的小子，但又很不幸，老二后来患上病毒性脑膜炎，由于乡下医生误诊为肺炎，结果整成了个智障患者。这样便有了第三胎李红霞这个丫头，因为是个丫头，他们又生了第四胎，谢天谢地，这次不但是个小子，而且是个又壮实又聪明的小子，上学后，年年考第一，全家都对他寄予了厚望，盼着他能考上大学。说到李红霞，也是捡回来的一条命，她小时候也患上了病毒性脑膜炎，但这次李少华没让乡下医生治，而是带她过江去岳阳城里医院看，很快就被确诊是脑膜炎，一针就好，要不然丫头也活不到现在。说到念书，李少华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他也是要送丫头念书的，是丫头自己不愿念下去了，有一天红霞回到家中对他说，她不想上这个学了，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讲，有些人花着父母的钱书也念不好，浪费，不如趁早出去打工赚钱。她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初二还没念完就辍学了。我相信这个做父亲的说的是实话，尤其在女儿离开人世之后。对于许多乡下孩子来说，就算上了大学又能怎样，以前上大学能当干部，吃商品粮，一夜之间就能变成城里人，而现在上了大学也还得自己去找工做，找活路，只有工资高低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差别。乡下人现在把上大学看得没早先那样重了，能上呢就上，更多人，不管男女，还是选择外出打工。
要说，李红霞在南方打工并不孤单，同在广州打工的，除了大哥李应龙，还有姑父赵四川，尽管远在广东，但这里打工的有三分之一的都是监利老乡。然而，哪怕亲人就在身边，哪怕老乡再多，一年熬到头了，还是想回家。特别想。听她大哥李应龙说，他妹子出来打工的第一年，能挣来这么多钱，还算很不错的，她走的前一天晚上还在不停跟哥念叨，说回到家要先给奶奶一百元，外婆一百元……
听这话，你感觉这丫头心眼好，挺孝顺；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一个乡下打工妹的成就感。她这一年活得挺有价值，照这样下去，她的人生也挺有价值。李应龙也很想回家，但觉得自己这一年没赚到什么钱，不好意思回家。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微妙心态，很值得我们琢磨。妹子走的前一天，李应龙还在加班，很晚才回来，早晨还在补觉，妹子心细，怕惊动了他，蹑手蹑脚走掉了。他迷迷糊糊的，但知道她走了。她没想到妹子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走掉了，永远走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他都感觉是在做梦，这可能是要纠缠他漫长一生的梦。想起小时候，他欺负妹妹时，娘就说，龙崽啊，你只有这个妹子啊，妹子以后是要嫁人的啊，那时候，你到妹子家里去做客，妹子就要杀鸡给你呷啊……
他这样说着时，低下头，眼泪像水一样流了出来。
现在，她来了。现在是2月1日。晚上七点，李红霞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她妈妈听见了，那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声音，娘哎，好挤啊！等我挤上火车再给你们电话……
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娘哎，好挤啊！
数十万人挤在这里，湖南、湖北、河南、四川，仿佛，整个中国的中西部都挤在这里。李红霞是晚上8点的票，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她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广州没有下雪，但所有的人都裹紧了棉衣。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还是冷，又不知是冷，还是热，她挤得脖子都通红了。晚上八点，正点开车的时间，但她仍然挤在火车站广场外围的人海中，她用牙齿死死咬着的车票早已变成了一张废纸。很多人都像她一样，用牙齿死死地咬着车票。这其实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动物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使用四肢，而是嘴，用牙齿。人类变成这个样子，也就彻底现出了原形，开始发出像野兽般凄厉的、绝望的、愤怒的嘶吼声。我后来想，李红霞很可能是被一种在绝望中爆发出来的野兽般的力量掀倒的，但没彻底倒下，她是被旁人的一只行李包的带子最后绊倒的，跟她站在一起的表哥赶紧弯腰去拉她，但他没有力量把她拽回人间，他自己也旋即被人踩倒了。他后来能成为这场灾难的一个大难不死的见证者，目击者，是他腹部压着一个箱子，这只箱子救了他的命，给了他生命最后一个支点。而李红霞，一个十七岁的打工妹身上，已有无数双脚踩踏而过。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你却只能沉重地接受。
对她来说，这样倒好些……她爹说。他的漠然使我吃惊。
在这里，湖北监利县白螺镇薛桥村，一切都未改变，所有的事物仍然停留在原地。事情已过去很久了，不像几个月，好像过去了数十年，它早已没了我想象的那种怀念，而对于李家人，也并没有多少能勾起他们怀念的凭证，只有一张李红霞的身份证，再就是她很少的几张只存在她姑父赵四川手机里的照片。照片是今年元旦刚照的，他用新买回带摄像功能的手机，很随意的，给正在看书的红霞抓拍了一张照片。这也就是后来在各种媒体网络上广泛流传的那张照片，一个十七岁的打工妹，一个微笑的侧脸，存在于一个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地方，像一个梦，一个幻影。
遗忘对于人类是必要的，而对一件过于悲惨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直至如今，这附近很多人甚至还都没听说过这件事情。一切好似往常一般，一切都停留在原地。但我还是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新坟。黄昏的残阳照亮了坟头上的新土。阳光使坟墓美丽。去坟地的那条泥路上，我看到了一个脚印。一个坡跟鞋扎出了一个深坑，很像她走到生命尽头时穿的那双。坟冢上已长出了些嫩绿的草，开着些花骨朵，很小，但鲜红。春暮了，有花瓣坠落在地上，那奇特的梦一般在风中飘过的宁静的坠落，如最轻的叹息。我听见了自己的叹息。或许，只有在一个生命变得像死一样简单之后，才会引起我们一声落花坠红般的叹息吧。
不觉间，我所站的那个地方已变得漆黑一团。
忽然，我仿佛再次听到了她呢喃般的呼唤，娘哎，好挤啊！……
致命的飞翔
广州，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天黑得快要塌下来了。
又是一个你实在不想接受的事实。又是2月1日。又是一个与我的家乡岳阳发生了某种关联的故事。凌晨的广州站，在一如既往的拥挤和武警捍卫着的铁的秩序之外，还游荡着的一些可疑的身影。他们鬼鬼祟祟，看上去就像贼。
他们不是贼，他们也是一些想要回家的人，他们很冷静，比广场那些排队的人，比那些处于半疯狂状态下的不时发出呼号声、哭喊声或怒吼声的人要冷静得多。这种冷静其实是比某些狂乱更可怕的。可怕的拉尼娜，一开始就是那样冷静。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就在眼皮底下发生的那些事，你无法知道在这种冷静的外表下面，人类内心的那种疯狂。这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早已宿命般注定的悲剧人物，他比每一个人看上去都要冷静，他在冷静地寻找一条回家的快速通道。他们这样鬼鬼祟祟的，是在搜寻那些被武警也被秩序忽视的死角，而对于这个叫李满军的人来说，那是真正的死角。
三十出头的李满军，在顺德一家小工厂打工，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但今年的这个春节，他是一定要回去的，他很早就告诉家里，他要回家，还要带心爱的女人回家，过年。而像他这样的年龄，在打工仔当中算是老大不小了，很有一些人生的阅历了，按理是不会再干傻事的。他离过一次婚，打了很多年工，也攒下了一点钱。他感到很幸福，他的女人张池是个又能干又贤惠的好女人。而这回，他不但要回家过年，还将开始另一段婚姻生活。他们准备一起回家，然后结婚，生个孩子，幸福生活。他的想法都很实在，很幸福。
有人说，我们的人民是喜剧性的人民，但他们好像更容易成为悲剧性人物。
他们购买的是1月29日开往岳阳的火车票。如果没有雪灾，如果一切都顺顺当当，这会儿李满军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应该在老家，围着火塘，和一家人暖融融地拉着家常，把多少年来又苦又累的打工的沉重，在浓茶与温酒中慢慢放松。这是很实在的也很舒服的乡下人想要的那种幸福。然而现在，他想象的幸福还被死死地堵在这里。1月31日，是张池的生日，他早就说过的，这天他要为心爱的女人戴上一枚求婚戒指。但他忘了，也根本顾不上了，他在数十万人中，拼命挤，想挤开一条回家的裂缝。
回家！这是他心里唯一的念头。
他不是没排过队，不是没遵守过那样的秩序。他绝望了。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还有一条隐蔽的快速通道，有一些人正偷偷地穿过一道铁丝网，爬上了火车站南边的天桥。这一发现，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很快，他也带着张池穿过了那道铁丝网，爬上天桥。他看见，天桥下面就是火车，只要从这里跳下去，就能上车。他当然也看见了，天桥有些高，但他似乎没有犹豫，就跳了下去。嗖——一下子，多少天的苦熬，漫长的等待，回家的遥远距离，仿佛都在这样一跳中结束了，那种极度的亢奋，如电流一般，瞬间穿透了全身，瞬间就燃起了火苗子。
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真的。
李满军触电了！
这让张池一愣，她立刻就明白了，但也立刻就跳了下去。
她这一跳，让后来的多少中国男人感慨万千，他们觉得李满军有这样一个女人，就是死也值了。而可怜的中国男人们可怜的想法，又惹得多少人骂，脑残！
是，脑残。无论在那场灾难中，还是灾后，我们好像都是脑残。
张池没死，后来经医生诊断，她的腰椎和脚踝骨折。
李满军也没死。在医院里，李满军曾一度被痛醒过来。哪里痛，说不清楚是哪里痛。但他的脑子还算清醒，他还认得守在身边的女人。他问，我是不是在做梦？张池骗他说，你是在做梦，等你好了，咱俩就结婚。然而，就像命运早已注定了的，李满军永远不可能好了，就在他那致命的一跳之后的第二天，又是凌晨，广州阴暗的夜空渐渐变得明朗起来，一个叫李满军的打工仔，在安详的梦中死去。据给他治疗的烧伤科主任说，他是复合伤，除了电伤外，内脏功能都损坏了，估计是电流通过导致的。这又是科学给予一个生命的最终结论。而科学，总是带点儿冷漠残忍的味道。
但愿，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一直还在做梦。
她的女人，张池，感觉也一直在做梦。在李满军生命的最后，当时医生正在抢救，她看到满军的从脸到胸部都肿了，心电图也在慢慢减弱。她太累了，迷迷糊糊的，但她好像一下就醒了，她挣扎着爬下床，跪在床边，抚摸着李满军的脚，大声呼唤，满军，满军啊！
后来，她躺在病床的被窝里一直流着泪，眼泪哭干了，只剩下抽泣的声音。
她对每一个人，都梦呓般说，满军他是真心对我好，现在突然间消失了……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感觉他只是太累了，睡着了，不想醒，太辛苦了……他就这么走了，连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他还欠我一个戒指……
过了一些时候，她好像清醒了一些。她再也不愿意回想起这件事，这事还没完——还是已经过去了？而在她清醒时，她后悔极了。
我们绝不会再跳了，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绝不会再跳了！
然而，在命运中，有时候你也许并不想跳，也会鬼使神差般地坠落。就在张池跪在床边，抚摸着李满军的脚大声呼唤时，又有一个人在攀越广州火车站东广场对面的内环路高架桥时，眨眼间消失了。又是一次在现实中的致命的飞翔。
她叫赵宝琴，一个不幸的离异女人。和李满军不同，她不是自己跳下去的。她的家在甘肃甘谷县安远乡大成村，这是一个连想一下也知道有多么偏僻的西北小村。她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广东，在东莞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打工，靠每个月一千元的工资，供养着女儿上大学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她供养着女儿，而女儿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现在，一年熬到头了，她得赶回去。回家，过年，这是个异常强烈的念头，也是她一年中唯一能见到女儿的机会。
她没想到，她会在此坠落。而她坠落的那道桥梁，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在广州漂泊的数年里，不知在上面走过多少次，但我从未想过，那是一道致命的桥梁。我知道的是，过了这座桥，就能走到火车站。很快了。
她是怎么坠落下去的？
后来，听她的同伴说，她也不知道赵宝琴是怎么坠落下去的，当时，太拥挤，隔着无数人，她帮赵宝琴把行李递过去了，当她回头再看赵宝琴时，一个人突然就不见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在坠落下去的那一瞬间手里还死死地攥着回家的车票。
后来，经广州站检票人员鉴定，那是一张花高价从黄牛那里买来的假票。
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放我们进去！
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喊叫声一阵阵地震荡扩散。这是人类最简单的表达。不是一个人在喊，是一种贯穿了数十万人的喊叫声。他们在喊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那已不是什么人类的语言了。他们不需要回答，但他们必须表达。这其实是同极度的压抑对抗的一种方式。
一条窄窄的通道，数十万人挤在这里，从最初满怀希望的狂热到后来充满了绝望的狂热，几十个小时的队排下来，肚子都快憋炸了，气又透不过来。喘息时，都努力仰起脑袋，把舌头伸在外面，就像抛弃在干涸河床上的鱼，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地鼓腮换气，又渴，又饿，而他们渴盼着的那列火车，也许永远不会开来了，也许早已开走了，这样的绝望与极度的压抑，谁能受得了？每个人的精神都已濒临崩溃。耳鸣。脑袋嗡嗡作响。这都是疯狂的前兆。你感觉他们就快要疯了，已经疯了，一眼望去，茫茫人海中全是让你恐惧的眼睛，闪着火光。
你感觉整个世界都疯了，你感觉自己也快要疯了！
这是一位武警战士的感觉。他才十八岁，还是个新兵蛋子，和我儿子一样大。他稚嫩的、光溜溜的娃娃脸，天真的眼神，要懂事又不懂事的样子，让你萌生出深深的爱怜。然而，在那个非常时期，他是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他必须以全副武装的方式来捍卫那铁一般的秩序。有人朝他脸上、朝他那像火光一样闪耀的帽徽上吐唾沫，骂他兔崽子，狗腿子，婊子养的。他只能默默忍受，承受，腰板儿直直地靠着护栏。
我想到我十八岁的儿子，还那么不懂事，还时常在他娘跟前和老子跟前，小疯小癫地撒娇，顽皮，受不了一点小小的委屈，说实话，我真想把他也送到这军营、警营里来，像这个十八岁的武警小战士一样，只要这样经历一次，他肯定就能从一个角色变成另一个角色，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战士，用坚毅的表情面对一切。尽管这让他的表情有些呆板和生硬。
还有这样一个年轻的武警，小陈。他口音不太好懂，也可能是姓程。走近了，你会发现，这位当上了武警少尉的年轻人其实不善言辞，口舌笨拙得可爱。他个头不太高，并不是那种很魁梧的军人。但他一笑，你立刻就知道他是一个军人。他露出了中国军人的微笑。
在春运期间，他带着二十多名武警战士手挽手地组成了三道人墙，三层意志坚强的防线。这是最悲壮的对峙，他们和旅客是面对面的，中间隔着一道铁栏杆，然而，这样铁打的坚固的防线，在旅客的拼命冲击下，被奔涌的巨浪冲成S形，铁栅栏也已扭曲变形。眼看防线就要冲开决口了，战士们尝试用网状分割的办法隔离人群，但你还没来得及动手呢，旅客就有了对付你的办法。这不仅是力气的较量，他们也在较着心劲。你想插进来，想分化他们，没门，他们胸贴着背，人贴人，后边的人死死抓住前边人的腰带，这样一个抓一个，把所有的力气往一处使，往同一个方向使。这让武警根本插不进去。当数十万人朝着一个方向时有多大的力量！但他们这样轮番地一次次地发起冲锋，但是那道防线没冲垮，还是坚定地守护在那里，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浪峰上的人，被一股力量掀起来，有的已经踩着武警战士的肩头，甚至是站在了他们的头顶上。为了保住防线，武警战士也搭起两人高的人墙，就像1998年抗洪时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用血肉筑起的堤坝。这成千上万的旅客与少得不成比例的武警战士，数天来，一直处于某种动荡又平衡的状态。
然而，这样的平衡最终还是打破了，武警的防线，突然被撕开一个裂口……
——后来我才得知，这个要命的裂口并非武警的防线突然松弛，这是一个人性的缺口，也是人性的柔弱处。当时人群里有一个妇女昏倒了，小陈正要过去把她抬出来，人墙在一瞬间出现了薄弱的缺口，那些早已失去了理智的人哪里还顾得了这些，哗——疯狂的人群如洪水滔天般从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冲了进来，一时间凶猛无比滚滚涌入。
危险，有人被挤倒了！人堆里传出一声声女性和孩子凄惨的尖叫声。
啊，踩着人了……停下……
谁又能停下？谁又停得下？哪怕稍微一愣，就可能被后面拥上来的人流掀倒，就可能被踩在他人脚下，就可能要被踩死。这也是武警战士最担心的，他们的守护，就是为了不酿成更大的悲剧。而面对这样汹涌的人流，这些战士又是多么的无助，他们是武警，全副武装的警察，但他们不能朝你动武，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为了不让人民受伤，一个也不能伤。
你只能自己负伤。你只能冲上去，把缺口堵上。
小陈冲上去了。顷刻间，突然有什么东西朝他掷来，砸在他英俊的脸上，他两眼一黑，下意识地伸手一摸，摸了满手的血，热乎乎的。这个伤口，后来缝了八针，像一条蜈蚣。小伙子没想过差点就这样牺牲了，最担心的是若是留下这个像蜈蚣一样的伤疤，破了相，那可怎么办？这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采访中，一个漂亮的女警花跟我说，她最怕的不是牺牲，是怕毁容。这话让我感动了许久。而以前我以为生命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才真实地感觉到，人类的爱美之心，甚至超越了对生命的珍惜。
那么回家呢，对于那些旅客，难道也可以超越生命？
很多武警战士都受了伤。小陈当然不是唯一的。在2月1日晚的几次冲击事件中，有二十多名官兵受伤，多是被硬物砸伤，最严重的是被人用拳打伤。而在前一天，副指挥长朱广英就被旅客扔出的一瓶满满的矿泉水砸中左耳，他半边脸红肿得老高，还在广场上来回指挥，耳朵里灌满了嘈杂的声音，但很近的声音却听不清楚，耳朵像被塞上了什么东西。后来经医生检查，才知道是听力出问题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
小陈受伤时，战友小贺正在他身旁。他隔着快要被冲倒了的栏杆，直接面对着汹涌的人群。而这疯了般的人群，也很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们先把女人和孩子举过头顶，想让她们直接滚入栏杆内侧。武警战士只能把她接住。一个妇女成功了，马上就大声呼唤其他的女伴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过来。
有位年轻妈妈昏倒了，很快被抬了出去，她在医疗点治疗时，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小贺抱着。他又要守住防线，又要抱着婴儿。这混乱的场景可能把这个刚来到人世还不久的婴儿吓坏了，一个劲儿哭，小贺还得慢慢哄着。还在做儿子的他，好像突然长大了，长大了整整一代，成了一个父亲了。终于，那个母亲哭泣着走过来，把婴儿抱走了。他这才又拿着凳子架在栏杆上，小心翼翼地，继续和旅客们对峙着。其实从一开始，这铁打的防线就不是铁板一块，这数十万人里头，谁知道有多少心脏病、高血压病人，还有多少老人、孩子和孕妇。对于这些弱者，武警是可以开口子的，是可以先放他们进去的，那些抱着小孩的大人也可以先进去，但只能进去一个。
这情景，我曾在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时看见过，我自忖是一个心硬如铁的男人，但我当时没看得太清楚，泪眼模糊。或许，只有最柔软的人性深处，才有这样让我感动的东西。而面对这些最弱小的人，那些武警也很感动，心很软，听他们说，那些天，被挤晕倒的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人，还有那些突然发病的，都是他们高高举过头顶，像是生命接力，一个一个地在人类的头顶上传递着，从人海里抬出来的……
但更多的人，你必须把他们拦在外面。他们又何尝不想把每个人都放进去，他们这样拦着，为的，就是保护那些弱者，也保护这所有的人不在失控的混乱中受伤，甚至死亡。这是在非常时期对生命的捍卫。然而，人群中冲他们发出的，却是怒骂声。那都是我此时不愿记录的骂声，只有当你对你想骂的人仇恨到了极点，你才会那样骂。让我们的武警小贺最伤心的一句话是，你们没有良心！
你们没有良心！……
这不是最难听的叫骂，你无法清楚地描述出那种感觉。
小贺后来说，他更多的不是委屈，而是觉得心痛。他理解这些旅客的心情，有的旅客在雨中等了几天几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几天几夜了，数十万人这样挤在一起，又冷，又饿，天气又这样恶劣，在这样漫长的等待与拥挤中，他们连大小便都没法解决，想进，进不了，想退，退不了，真是比坐牢还难熬啊。而有的人被抬出来了，又想重新挤进去。一个女人边哭边喊，哎哟，我胃痛得不行，挤的时候，一些男人的胳膊肘顶我的胃，我晕倒了，才被抬出来。但我不能一个人走啊，我老公还在里面，也不知在哪里，还有两个包找不到了，都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没有水喝，已经挤了一天了……然后，是一长串神经错乱的难以听得懂的怨言和哭诉。
这样的女人又岂止一个，很多，不知道有多少，她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坐在栏杆的另一边，哭着，诉说着，其实她们也并不是要说给谁听，这是一种释放的方式，就像那些男人的喊叫，怒骂，掀起的滔天巨浪，都是人在精神濒临崩溃状态下的一种本能的释放……
他们的精神已经处在极端危险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得非常小心。
我还记得孩提时，听我外婆说，当一个人快要疯了时，你千万不能说他疯了，你一说，他立马就疯了。他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当时我觉得挺荒诞的，而现在我才理解，人在精神崩溃的临界点上，一句话，一个发丝般的细节，都可能让他脆弱的精神突然倾斜，以致崩溃。
在广州，有一个人和我的感觉类似。她叫陈晓琳，是广东电台的主持人。那些天，她一直在做关于春运的特别节目，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每年都要做的。但只要说起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她的脸色和声音立马就变了。那天，下班后，她开着一辆红色富康车从人民北路的电台驶出来。右转。红灯。车停了。她的车，恰好停在了一辆警车和一辆军车后面。当时，路口已被管制，社会车辆严禁跨越，但军警看了看她车头的采访车标志，一挥手让她过去了。一进入封闭区，她就知道她做了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她紧紧跟着的警车、军车瞬间就被汹涌而来的人流冲散了，她的车一下就被人流围着了，不，淹没了，车停着，可车在人海中颠颠簸簸摇摇晃晃。
应该说，她感觉到了人在精神濒临崩溃时的那种状态。她非常小心，一百多米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当她终于走出了人群时，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当她看到人群中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看到那个女人怀里的孩子跟她女儿一样大时，她哭了。后来，她在电台中，不断地劝说滞留在火车站广场的人们不要回家，她给他们算着回家和不回家的成本，她声情并茂地讲述着，选择在广东过年有政府免费提供的电影和娱乐活动享受，还能省下来回路费和花销，这笔钱足够在广东过个他们从未有过的好年了。她这样说着，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在劝说着，都诚恳地希望这些农民工能正视现实困难，留在广东、留在这片他们洒下了辛勤汗水的地方，过一个特别的春节……
在八十多万种声音汇聚的嘈杂中，那些大喇叭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呼吁。
然而，在这些急于回家的人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东西，那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对比和计算得出结论的。回家，每个人都疯了般地想回家，除了回家，仿佛早已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后来也有很多学者分析说，回家是一种疾病，它与我们社会的某些病灶被激发有着深刻联系。
以色列学者马特拉斯说，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批农民工拥入中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中国也成了世界上人口流动最大、流速最快的国家，但我们的制度，以及我们在本质上并未改变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户籍管理方式从一开始就没为这样的人口大流动做好准备，而后来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其出发点也并没有为这样的流动提供便捷通道，而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其他流动人员当成了严格的管理和处置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人口的大流动并未成为马特拉斯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保持其农民身份，似乎成了一种顽固的精神胎记，同他们对城里人的友善相比，城里人对他们则抱有一种天生的警惕、多疑甚至是歧视。
就像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所说，这些民工是拿命换一条回家的路，临时性的应对也许可以暂时管一下用，而他们未来更漫长的回家的路，该怎么走？这也许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已经成了许多城市最有活力的生产力。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敲打着这一扇扇无形而厚重的城门，也试图敲开生命与生存的一线缝隙。然而，那些徒具象征性的城门钥匙，却从未授予过一个农民。他们和这些城里人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是比他们晚来一些年头。如何消除这些充满优越感的城里人和充满自卑感的乡下人之间的隔膜，如何排除诸多的障碍性因素，让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制度的改善无疑是一个快捷通道，但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他们，其潜在的需求期望或许不仅是一本城市户口簿，更需要真正、真切的尊重、理解、爱和同情，而城里人则要在他们面前学会谦卑。一个社会想要和谐、安定，必须先排除那些不和谐不安定的隐患，尤其是那些表现在制度上的人为设置的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尤其应该消除制度化割裂与歧视。而对于这些外来人口，这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精神的般若、涅槃，唯有这样，这种人口流动才会转化成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变革，也无疑是我们这一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我承认，在追踪这场灾难和次生性灾难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复杂。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面对那最值得同情又最令人恐惧的复杂人群的复杂心绪。这也是我们年轻的武警战士小贺的心情，你无法清楚地描述出那种感觉。他们骂你，朝你扔东西，你心里很难受，那个滋味很难说出来。小贺有时候会看花眼，突然在这拥挤的人海中依稀看到父亲瘦小的影子。小贺的父亲也一直在广州打工，年年遭遇春运。但回到家后，父亲从没有跟他讲起。现在，他才知道父亲在外打工的苦楚。现在，他也想大哭一场，想找到一种释放的方式。然而，他连哭的时间都没有，这些天，他日夜坚守在这里，他的手臂，也在执勤期间脱臼了，他让人接上，继续执勤。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守护和他父亲一样善良而无助的人，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地回家。
哪怕在最紧张的对峙中，他也只是一刻不停地呼喊，你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传来如狂风呼啸般的喊声，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