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文集编竟付梓的时候，书的著者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又四个月了。
蒙李一氓、夏衍、于伶、钱筱璋等前辈的鼓励与指导，此书始得成册。他们是在病中和忙中写下序言和纪念文字的。
阿英一生为编辑友人选集和文集，花费了不少心血。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是他这方面最初的尝试。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险恶的境遇中，他编辑了《瞿秋白全集》，后因风雨书屋被查封，未及刊印。六十年代初，在他重病养息数年后，又为校看刚去世的梅兰芳、欧阳予倩文集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寒暑。生前，出版社曾多次建议他、催促他编自选集和文集，他都不甚积极。这部文集终于在他身后得以出版，值得庆幸，但冷静地想一下，又何尝不是一件令人心酸的事呢？
著者生前的最后十年，完全被剥夺了写作和出版权利。政治上被叛徒江青诬陷的痛楚，长期深深地在折磨着他。多年辛勤搜集的图书、资料被叛徒陈伯达、“四人帮”洗劫一空。甚至他想要看《水浒》，找一部普通的本子，也得四处托人。这事发生在一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身上，是可惊的。彼时彼刻，他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四年，有次他谈起，十多年前，出版社曾具体建议他将几十年来写的一些短文，如杂文、书话、札记、回忆、日记、序跋等编选成册。他说，有些文章当年发表时就未保存，现在更不易寻找，有些书也早已绝版，如果能收集、整理出来，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也许有点用处。他做过一些准备，汇集了一些资料，结果全被当作“罪证”抄走了。他深为惋惜。他嘱我有条件时代他收集一下，暂不出版，先放在那里也好。一九七六年冬的一个晚上，一位老朋友谈了许久离去，他突然又谈起这部集子的事，那天他兴致不错，谈到他过去写文章时用过的一些笔名，还谈了关于文集的一些具体想法。
不到半年，他溘然长逝了。北京和上海的几家出版社，为了纪念他，准备刊印一些他的遗著。这使我强烈地感到要实现他的遗愿，尽快完成这部集子的编选。尤其是，著者身后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去世不到两个月，和他在一起生活共患难了四十多年的老伴又突然病故，迫使我不得不承担起这项力不胜任的工作。
困难不少。所选文章涉及的书刊很多，相当多手头没有，只好托中国书店、几家图书馆和几位朋友帮忙，借阅、复制、抄录。工作时间有限，几乎全在晚上下班以后和假日，这样断断续续，直到七月，才弄出一份选目初稿。承钱筱璋等阿英亲属和几位朋友阅看，提了一些建议，又做了一些增删，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部集子在内容范围上，力图遵照作者生前所述的设想。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等）和较长的研究著作一般不收。对已出集子和今后可能出集子的选得少，对散见于报刊的短文或书已绝版不易重版的，则尽可能多选一点，还有少量（如日记）是未曾发表过的。因所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前后五十年，文章中涉及的人和事变迁很大，为尊重历史，除作者生前自己修改的或关照过要改处，以及改正排印的错别字，除极少情况外，一律从原样。记得著者生前多次谈起，解放初期出版社曾请他代编《沫若文集》，有人建议他删去有些文章中涉及内部论争的文字，郭老不同意，他也不同意，只好放弃了这项工作。现在原则上这样处理，也许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书店希望把这本书编得生动活泼一些，建议配些图片。钱厚祥、钱小云和张祖道、曹孟浪几位提供了部分，又从别处借用一些。有些很有价值的照片，前几年损失了，一时找不到，只好暂缺。
书名原想叫“阿英文选”，无非想说明这里选辑的只是作者浩繁的著作中少量的单篇。由于郭老题签成“阿英文集”，征询一些老同志意见，他们认为“文集”并不一定全，何况郭老已题就，用“阿英文集”这个名称也是对刚去世不久的郭老的一种纪念。这本文集编选的缺点必然很多，有待于他日修订。至于较齐全的《阿英文集》的编辑出版，只有寄希望于出版机构和众多熟悉作者的朋友了。
没有作者生前好友的热情关怀，三联书店同人的积极支持，这部集子很难这么快编成问世。在全书的编选过程中，不少热心者相助，尤其是范用、黄苗子、姜德明几位，我遇到困难常去相商于他们，求教于他们。
书店告诉我这个使人高兴的消息：一个多月后，这部文集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十一月，序值初冬。记得十几年前的初冬，阿英总是早早地在那宁静的书房里生起火炉。晚上，他不愿过多地应酬交际，他爱围炉坐着看书。他一生爱书，爱读书。每当他阅读到一部好书有所得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泛起会心的微笑。我在想，今年的初冬，当他依然如旧地围炉看书的时候，打开呈现在他面前的这本集子，亲人和朋友们对他怀念的拳拳之情，会使他原宥编选中的种种不合心意处，他会习惯地泛起那发自内心的亲切的微笑吧。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