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鲁迅著作注释之类的文字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蒋光慈原名蒋光赤。
此说广为流布可能与光慈逝世后一周《文艺新闻》上的一则讣告有关：“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初期健将蒋光慈（原名光赤）自去岁以来卧病已久，顷于上月三十一日上午六时终于上海虹口同仁医院。”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蒋光慈有一本书信集，叫《纪念碑》[17]，收他和前妻宋若瑜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间的通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书信中，宋若瑜多次称光慈为“侠生”，光慈也自称“侠生”或“蒋侠僧”。据一些与蒋光慈生前往来密切的同志说，光慈的原名就叫蒋侠生，有时也写成谐音的侠僧。因为光慈踏入文坛，开始发表作品时就主要用光赤的笔名，所以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他的本名了。
弄清了光慈的原名有好处，至少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为什么要使用光赤这个笔名，后来又为什么改成光慈。
从现存的光慈著译目录上看，署名“光赤”的正式出现，是在一九二二年。例如，他为远东劳动大会所作的诗《太平洋上的恶象》，就是用这一署名刊载于《觉悟》上的。他从一九二二年被党从家乡安徽送往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这几年他最经常、固定的笔名就是光赤。“赤”象征革命，他之所以选用光赤，其寓意是不用细说的。
大革命失败后，光赤的笔名为什么又改作光慈？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光赤从汉口逃回上海。在党的领导下，他与钱杏邨等人发起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从他当时发表的作品，如中篇小说《野祭》及《太阳月刊》的政治倾向来看，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坚决的。
光赤改为光慈的原因，钱杏邨一九三八年以鹰隼的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18]中曾经谈道：
一九二七年，光赤写完了《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时，……因为政治的局面已非，……光赤也不得已改为“光慈”。后来创造社被封，这部书的纸型，便移到了泰东书局，改书名为《俄国文学概论》，署名也由“蒋光慈”变为“华维素”。
一九五六年，阿英在选注柳亚子《左袒集》中一首赠蒋光赤的诗时，曾有如下一段说明：“按：蒋光赤即蒋光慈，后所以改‘赤’为‘慈’，便书籍发行也。”[19]
一九六一年，叶灵凤在香港出版的《新绿集》中有一篇忆光慈的文章，也谈到了光赤改名的事实：“有一个时期，在当时党老爷和图书审查老爷的眼中，不要说蒋光赤作品的内容，仅是这个名字就不能通过，什么书都查禁，所以后来由书局经过他的同意，将赤字改为慈字。”
蒋光慈逝世后三天，钱杏邨以方英的笔名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20]，谈到他的“创作几全遭查禁”。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目表明，光慈的著作，绝大多数都因“鼓吹阶级斗争”“普罗文艺”“诋毁当局”等罪名禁售。
由此可见，“光赤”改“光慈”，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作家高压迫害的结果，是光赤为了便于出版作品，继续战斗的一种“遮眼法”。
我国现代文坛上，由于蒋介石的血腥统治，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被迫不断更换笔名之繁多，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蒋光慈的一再改名，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多次变更署名的道理是一样的。
“光赤”改为“光慈”不久，就被敌人识破，于是继续改名，直至死后还在化名。他临死前在医院里名叫陈资川。他的遗体安放在江湾上海公墓，用名蒋资川。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市文联将光慈的灵柩迁至虹桥公墓安放，光慈的名字才重见天日。陈毅同志代表党为他的墓碑题名，这是对死者的最大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