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本来并不是太子人选，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
自从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他能够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提高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和他所信任的大臣们耗费了大量心思来培养他。
高宗为太子选择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3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他们不愿因为这件事而开罪武则天。事实上对年号的随意更改并不是武则天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的背后站着一群饱学之士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北门学士。
如果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豢养的权力门徒，那么东宫学者就是太子李贤背后的智囊团。
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则天的北门学士视为政治学术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北门学士因为有武则天为其撑腰，往往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讷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于太子李贤的身上。
其实《后汉书注》就是东宫学者与北门学士相互较劲、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李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太子李贤将《后汉书注》呈献给洛阳宫的高宗，高宗满心欢悦，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他命东宫差役带回了满满一车的金银布帛作为赏赐之物。
高宗很是高兴，手诏褒奖，他说，修史乃是国家的大事，太子勤思政理，鉴戒前史，值得称赞，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赏赐。手诏还同时号召诸王效仿太子，常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中，不要玩物丧志。
李贤对《后汉书注》这样一部倾向性极为强烈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其用意昭然若揭。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他要将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态度宣泄出来，他反对将要出现的武氏临朝称制的局面。尤其是针对书中大量涉及吕后篡权的事，他做了大量的注释。
武则天翻阅了太子送去的书籍，太子李贤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吕氏临朝，外戚专权，闹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
这是编撰史料还是在指桑骂槐？武则天内心压抑的怒火喷薄而出。
高宗皇帝的表彰和支持，使太子李贤的声望如日中天。
李贤也明白，自己的太子之位要想坐得稳，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尽可能地插手朝廷之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网络。
太子李贤的任何举动都难以逃脱武则天的法眼，刚解决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李弘，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更加厉害的李贤，连她自己都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是，难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和他们的母亲为敌的吗？
武则天忧心忡忡，彻夜难眠，若任凭太子李贤发展，自己到最后难免会落个退居后宫的下场，一生的理想，半世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随着太子李贤的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对权力的需求日益上升，再加上德高望重之人和朝廷重臣的辅佐，太子李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拥李势力。
太子越是积极参与国政，就越容易加深同武则天之间的矛盾。
在参政过程中，太子李贤对母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高压态势不予赞同，甚至反感。
武则天很快让差役从洛阳给太子捎去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另一本则是《孝子传》，两本书均是由北门学士执笔修纂。与此同时，天后武则天派人捎话给太子，要他认真阅读这两本书，深刻领悟其中要旨。这两本书都是教人尽忠尽孝，作为君王的接班人，应该做天下人的表率。
太子李贤收到母后武则天的赠书后很是不快，他拿过《孝子传》翻了几页。
按照李贤的理解，《孝子传》是给那些不孝之子读的，如此说来母后已经视自己为不孝之子了。
李贤经常会拿过《少阳正范》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懂这个书名什么意思吗？少阳正范就是太子正范，我这个做太子的要让皇后来为我正范？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太子李贤对武则天如此全方位干涉自己的生活大为不满，二十多岁的人，还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吗？他本来就觉得母后武则天对他们这些子女过于严苛，如此光明正大地直接批评，更让李贤难以接受，于是他干脆不理不睬，母子关系也就此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