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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坐紫帐的武则天依旧不动声色，权力在握，她并没有急于一时，她要的是奉天承运。
遍布全国的情报网，一年两次的御史巡游，她倒要看看李唐宗室和旧臣能扛多久。她希望他们都能跳出来一头撞死在树上，那样她就捡只死兔子，也可以拎着兔子在朝堂之上教育那些想跳的兔子。
自从李敬业之乱平复之后，上官婉儿已经感觉到太后武则天的精神越来越不平静。太后躺在龙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上官婉儿在她的耳边轻声读太后喜欢的书籍或诗，或者陪她聊天。
武则天入睡前后的这段时间，对上官婉儿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听到太后的种种个人意见，或述说她年轻时代的故事。
上官婉儿心里清楚，叛乱虽然在短期内得以平复，但叛乱本身却使太后身为王者的荣耀感受到伤害，以致长时间仍无法得以完全平复。
告密之风，封住了天下之口。朋友不可信，父母兄弟不可信，属下不可信。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写着同样一句话——别乱说话，有人会随时告发你！
城市和乡下广大民众，尤其是那些世世代代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对武则天掀起的告密之风举双手双脚欢迎。长期的苦难，一朝得以申诉，他们奔走相告，从帝国的四面八方，向东都洛阳蜂拥而来。
有一天，武则天上完早朝，在上官婉儿的陪同下登临洛阳宫的钟鼓楼。她站在制高点望着宫门外投书递信的人群，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动得几欲落泪。
那些布衣百姓围住那只四色铜箱，就像抓住了一个随时可以改变命运的神。不管他们从那里来，又将归于何处，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武则天能够看见他们的告密信。那些衣衫褴褛的远方来客让人想到，数以万计的人正从中原和南方风尘仆仆地往洛阳赶来。
许久不曾感动的武则天被铜箱边散了又聚的人群深深地打动了，一时百感交集，她转身向上官婉儿口授了一道诏旨。如果十个百姓中有三个人愿意密告宫内宫外的各种隐患，诸如李敬业之流的祸乱就可以早做预防，将帝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武则天让宫侍们取来笔墨纸砚，神闲气定地告诉上官婉儿：“我要让天下的老百姓都有和我直接对话的机会，即日起凡告密者不问职业、尊卑和身份都可以适时谒见太后。外地赴神都告密的百姓，旅途之上一律供以五品官礼遇，夜宿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羹。如果谁的密奏对我大唐社稷有益，都可以擢升为官；即使捕风捉影，也一律免于问罪。”
上官婉儿笔录太后这道诏旨时，钟鼓楼上的宫女宦官们默然凝望着运筹帷幄的皇太后，他们的目光中有惊喜也有错愕，但更多的是一种茫然无解。
很多时候，身边人始终无法摸透这个老妇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洛阳宫内传出的诏书很快让全国百姓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从洛阳到长安，从河北到剑南，扶犁的农人或锻铁的工匠都在为皇太后的圣明之举而欢呼雀跃。那些期盼盛世来临的文人墨客更是昼夜不息，为众多赴神都上奏的白丁们绞尽脑汁地拟草奏书。
面对卷天席地的告密旋风，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也不论官阶高低，所有官吏都要忙于应付，他们在告与被告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尤其是那些违法乱纪的大小贪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有勇气参与这项举国运动，他们怕告密不成，遭到报复和迫害；也有人借机打压对手，搅乱时局，自己从中捞取政治利益。
武则天不是不让朝臣们说话，而是让大家都要往她的思路上说。比如最近社会上开始流传的女主武王的传说，朝臣们可以就此在朝堂内外掀起一场舆论热潮。
一直以来，武则天都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身边缺少共同商量的心腹，她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策划经营，一个人扛下所有。
虽然大部分告密者也说不出多少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可武则天并没有失望。
武则天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与底层民众形成了强烈的互动效应，直接听到老百姓的声音。二是用力摇撼了官僚系统的根基，她不问身份、官阶，对整个权力系统来了一次全面梳理。
武则天希望借着告密之风，打击那些李氏宗室和门阀贵族，同时以此作为恐怖政治的武器。她要挑起人性深处的兽性，只要“人性”不灭，在权力系统断然实施惨烈的大扫除，就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风险性。一旦不能坚持到底，局中人受到挫折时，他们就会有背叛和投降的可能。
作为一个参与者，除了冷血无情，更要有魔鬼般的狡诈智慧，而且要对现在那些在职官僚，抱有一种怨恨和反感，同时投身者最好是体制外的人。
权力系统本来就存在着派系之争，如果面临全体性的危机时，他们会立刻超越派系，产生紧密的连带作用。一旦形成在朝党派，要他们残害属于同一官僚社会的伙伴，难免会犹豫不决，这样就无法达到目的，这也正是武则天不选在职官僚的主要原因。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春末，一个名叫唐同泰的人进宫面见武则天。他突然来到内宫并非前去告密，而是来向武则天报告一个祥瑞之兆。一天傍晚，唐同泰在洛水河边漫步时发现了一块紫色的石头，上面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
武则天从唐同泰手中接过瑞石，细细察看。经过长年河水的冲刷，这枚石头晶莹剔透，形同美玉，只不过上面的字体依稀显出新刻的痕迹。
武则天会心一笑。类似这种石头，她已接到过好几件了。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祥瑞的吉兆从各地传向洛阳，像母鸡司晨、桃花冬放一类的绿章青藤早已压满了她的书案。在武则天看来，近来祥瑞之兆纷涌迭现，不论是巧合，还是出于人为，它至少预示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蓬勃滋长。
武则天立即将这枚瑞石赐名为“宝图”，将唐同泰擢升为游击将军。
不久，雍州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座山从地下踊出，于是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面八方的官员和民众都发来帖子祝贺。
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胡扯海捧中，却夹杂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说话的是江陵人俞文俊。
他上书说：“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祸灾至！”
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后被六道使诛杀。其实俞文俊从性别的角度批评太后武则天“女处阳位”，根本没有分清楚事情的本质。
事实上武则天是以母后的身份行驶母权和摄政权，借助于武力或者暴力，非法剥夺已成年太子或儿皇帝的人身自由与他们应拥有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于情于理都是交代不过去的。如果强行取而代之更是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
大唐仍有不少忠贞不二的臣民，他们虽然无力兴兵勤王，但也不会不顾廉耻地完全依附于武则天。
而那些将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官员们，虽然通过各种形式向武则天表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如果让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劝武则天登基，他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将来在这个体制内的生存进退的。
俞文俊是一个儒生。怎么惹麻烦的又是这些读书人？武则天实在讨厌这些动不动就拿三纲五常说事的读书人，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的预言提出强烈质疑，说三道四。
原本武则天对儒学并没有多大意见，怎么说儒学也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读书人爱读圣人言，她也没有意见，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就不是问题。武则天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可以在权力世界更进一步的理由，由她亲自主持的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武则天必须自己或者是通过她的极亲信之人去创造机会和制造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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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城南门亲自举行殿试，选拔人才。
唐朝建国以来，亲自面试选拔人才的皇帝，绝不仅仅只有武则天一个。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就亲自面试举人九百人，最后钦点郭侍举等五人为甲等，令待诏弘文馆。
当时面试的形式与殿试差不多，但没有坚持下去，形成制度。在武则天日后的帝王生涯中，也举行过科举考试，但都是由考官主持。武则天亲试只有这一次，所以尤显重要。为了这次殿试，武则天做足功课，提前一年下诏。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做好人才推介，人数不限。
考试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考生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
武则天希望能够从中选出一些将来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她所理解的人才，首先是知识结构要满足朝廷需要。经过考场的严酷筛选后，这些进入官僚体系的读书人，要很快找准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要着重考察忠诚度。武则天不希望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来成为政治对手。
武则天亲自临考，所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她所关心和思考的国际国内形势。诏令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考生涌入洛阳城，科目又多，考试一连持续了半个多月，盛况空前。
武则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告密工作，利用酷吏压制政敌；另一手抓官员选拔工作，发现人才，利用人才。最让武则天头疼的，就是为女主天下寻求理论依据，也就是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毕竟以太后的身份称帝，并无先例可循。
她翻遍儒家典籍，里面尽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一个字都没有留给女人。武则天对此很是失望，她觉得自己为一个王朝披肝沥胆大半辈子，可是到最后，她所扮演的始终还是一个配角，不过是戏份足够多而已。
或许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史学大儒们给武则天定性为“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其实武则天又何尝不想重视儒学？可那些习惯拿圣贤之言说教的读书人，始终不愿意给她一个上位的理由。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官员家属拜伏于宫门下要求上书武则天。奏章是为一个叫李君羡的人鸣冤，这是贞观年间铁板钉钉的陈年旧案，本来是不值得拿出来炒作的。之所以再度翻案，是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贞观年间，当时有太白经天现象发生，预示有女主武王将取代李唐。唐太宗李世民很快就将上天的预警锁定左武卫将军李君羡的身上。因为李君羡有一个乳名——五娘。李世民先是将“五娘”贬为华州刺史，后又轻信小人之言将他处死。
很多年过去了，李君羡的后人一直活在“五娘”的阴影下。他们跑到这里来，就为告诉武则天一句话：李君羡当初是冤死的，他是做了您的替罪羔羊。您才是真正的武王，而他只是“五娘”。
“五娘”不白死，武则天大张旗鼓地为李君羡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这些都是为了告诉天下人——武王当国，君权神授。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皇帝不是出身于肉眼凡胎之人，而是上天派发的。
俗话说，天命不可违。武则天在等待天命降临的那一刻，让天下人倾心归附的天命。在告密如风、酷吏横行的年月里，明哲保身、缩肉畏死的臣民越来越多，批评与反对者越来越少。
当然李唐政权的忠诚之士们并没有丧失殆尽，他们只是不敢再组织串联起来以权力集团的形式与武则天正面对抗，就是偶有对抗也只是零星个别的小事件。
整个帝国弥漫着阿谀谄媚之风，武则天刻意营造的天降祥瑞、必生新主的时代氛围已经渐趋渐浓。
为了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武则天将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可谓齐头并进，技术不断升级。武则天在改革告密受理权之后，紧接着又对推鞫权做出调整。
推鞫权就是审判权，它与告密受理权是整个司法权的两个组成部分。如果仅有告密受理权的改革，而无推鞫权的改革，恐怖政策无法实施。
在唐初，推鞫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具体审判者虽然是大理寺的官员，但遇到大案要案时常有宰相大臣们参与，一同审判。
当案情严重到处死犯人时，中书门下具有重新研究的权力。
武则天杀裴炎的时候，宰相等大臣曾与武则天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大臣们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种制度仍然存在，至少没有被明文取消。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武则天决意要大肆诛杀。她不能让繁杂的审判制度束缚手脚，决意要搬开这个绊脚石。这时候的整个帝国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这还不算完，还有最精彩的一幕即将上演，那就是重建上古时的明堂。
所谓明堂，即“明正教之堂”，是“天子之庙”，有道是“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天子造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一般明堂都建于城南，即所谓“布政之宫，在国之阳”。
也就是说，明堂具有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君主借神权以布政，宣扬君权神授。对一个帝王来说，修成明堂，其风光不亚于泰山封禅和开疆拓土。然而自周公建成明堂以来，修建成功的仅有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
各种史料关于多数君王没有修成明堂原因的记载语焉不详。加之“明堂”又顶着儒家理想布政之宫的神圣光环，越到后来附会越多，诸儒对此争执不休，常令君王是非莫辨，难以决定，修建明堂号称中国礼制上的天字第一号悬案。
自隋文帝、炀帝至唐太宗、高宗，对此动议多次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武则天想到现在要重修明堂会有人反对，那些李唐宗室、前朝旧臣、学问深不可测的名家大儒们，不会轻易通过。
这是一块试金石，通过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反对她称帝了。武则天想到了结局，但却没有猜中开头。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不是李氏众人，也不是平日里与自己大唱反调的异己分子，而是她最为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一手捧红的政坛巨星，现任宰相刘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