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汉庄园的早餐是从九点钟的家庭祈祷开始的。祈祷词由坐在餐桌头上的莫兹利先生诵读（所有的食品菜肴都摆放在餐具柜上）。椅子后撤，排列在四周墙脚；我认为所有的椅子都是一个样子，但我有我最喜欢的椅子，我可以凭借某些标记把它辨认出来，我也总是想着法子找到它。钟声响过，仆人们由神色庄严的管家带领，列队进入。我总是在数他们，尽管相传布兰汉庄园有十二位仆人，我却从来没有数到超过十位。家庭成员的出场情况就更无规则。莫兹利太太总是在场；我和马库斯视这仪式为荣耀，巴不得在场；德尼斯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而玛丽安则很少开头就在场，有时候到了中间才来。总体上讲，客人中的一半以上是要出席这个仪式的。马库斯告诉我这种事谈不上非参加不可，但大多数在乎礼仪规矩的人家是要进行家庭祈祷的（我不敢告诉他我们家没有）。他父亲相当推崇家人参加祈祷，但如果有人不参加，他也不发火。
我们起先正襟危坐，而后转身下跪。我们坐着的时候，莫兹利先生选读《圣经》；而当我们跪着的时候，他诵读祈祷词；他操着世俗的嗓音读《圣经》，读祈祷词，没有音变，但不无崇敬；他的为人非常缓和驯顺，似乎与他所做的任何事都吻合无间。
坐着的时候是我们观察的最佳时机，可以研究每位访客，或者轻松一点，研究每一位仆人，因为这些人坐在我们的对面。某种意义上说，马库斯是最受他们信任的；比如他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位老是遇到麻烦，为什么遇到麻烦。如果有人认为他们中的某一位看上去眼圈红肿，这会给这一早晨的仪式赋予了一点戏剧意味。接下来在跪着的时候，人们可以把手指关节揉进眼睛里让红颜色出现，进而可以凭借极为有限的视界仔细观察。遮遮掩掩把这样的观察进行下去而不招致别人指控不虔不敬，这是人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之一。
这天早上，我在布兰汉庄园的第一个礼拜日早上，马库斯没有跟我一起下来。他说他感觉身体不舒服。换作我，我还要与自己争辩是否该起床，还要征得什么人的许可才能卧床撒懒，而他则不必进行这样的争辩，他只需赖在床上就可以。他的灰白的脸颊上泛着微微的红晕，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他说：“不用为我担心，会有人来照管我的。向特里明厄姆送上我真诚的问候。”
私下里我决意要在祈祷结束后立即告知莫兹利太太（因为除了真的关注他的状况之外，我还喜欢让自己成为不好的消息的首发人），等钟声的最后一响过后，我立马出现在双向楼梯的顶端，我能毫不费劲地记起我走的是哪一道。
特里明厄姆，在我深一脚浅一脚蹚下洪流的时候，我这么想（这个早上我是一名印第安人；要渡过这激流，我必须做得像个探险家），特里明厄姆：这个不配称先生的特里明厄姆，这个玛丽安的母亲想让她嫁给他的特里明厄姆。但假设她不想嫁给他会怎么样呢？我不愿意设想她的希望受到任何形式的阻挠或者强迫。特里明厄姆在我的心头是一记重压，也许我可以给他施行一道法术。我掂量着怎么给这道法术措辞，同时找到了我最喜欢的椅子，整理了一下我自己的形象。其他访客陆续到来，有一位客人在我的旁边坐下。不必有人告诉我他是谁，尽管马库斯给过我警示，我还是吃惊不小。
在他朝着我的那一侧脸上有一个镰刀形状的疤痕，从眼睛延伸到嘴角；这道疤痕把眼睛往下拉，暴露出了下眼睑一道闪动着的红色，疤痕把嘴往上拉，致使别人看得见他牙齿上方的齿龈。我想即便是在睡眠中，他的眼睛是合不上的，他的嘴也是合拢不上的。我后来才得知，他蓄了胡子要把嘴遮盖一下，但那胡子一团散乱，起不到遮盖的作用。他受过损伤的眼睛有点儿流泪：即便是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他也在用手绢擦拭。他的整个脸面歪向一侧，有疤痕的那一侧脸颊要比另一侧脸颊短得多。
我确信要我喜欢上他是不可能的，但很快我的态度改观了。即使不存在不好确定他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不利因素，他也不是一个让人害怕的人，据我判断，他的社会地位该在绅士之下，但应该说，在特德·伯吉斯那样的人之上。但为什么他能受到过分至此的关注呢？肯定是因为他那扭曲的面相。莫兹利家庭是个信仰宗教的家庭，我想：也许特里明厄姆就是这家人的一位门下食客，而这家人对他的存在不想视而不见，他们是出于遵守基督教的规则才待他和善有加。因此我想，既然我今天倾听祈祷比往常更专注，我也应该对他好。
我没有找到机会带给他马库斯的问候。星期六在我们游水期间来了好几位客人，早餐桌上的座位已达最大容量。他坐在餐桌的另一边，玛丽安坐在他的一侧，在他的没有疤痕的一侧：时隔不久，我便逐渐认为他是一个双面人，像两面神杰纳斯【18】。两个面合在一起，看上去就像美与兽的并置。我在想，与他坐在一起，她能受得了，这是多么不易的雅量！她为他睁开了蓝色的眼睛，除了时而为我，她是很少这么做的。
男人们一边喝麦片粥，一边走来走去。马库斯告诉过我，男人们必须这么做；只有不入流的人才坐着喝麦片粥。我端着我的麦片粥晃来荡去，担心把粥洒了。但妇女们是坐着的。莫兹利太太似乎全神贯注，有好几次她难以捉摸的目光直线盯在特里明厄姆身上——她的目光没有必要移动，它无处不在。然而她的目光从来没有向我转来过，而当我最终得到她的注意的时候，早餐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离开餐桌，她问：“怎么，马库斯没来吗？”尽管对他那么爱若至宝，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没有来。然后，她直接上楼进入他的房间，我在搞清楚不会有别的差遣之后，也跟着她上楼。令我惊诧的是，我发现我们的门上用两个图钉钉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不许入内”。我立刻应对这个挑战：况且，这是马库斯的房间，也是我的房间，没有人有权利把我挡在门外。我打开门把头伸进去。
“发生什么事了？”我说。
“你最好去外面慢慢地转悠一阵，”马库斯躺在床上懒懒地说，“但不要进屋来。我头疼，还出了些斑点，我妈认为这很可能是麻疹。她没这么说，但我知道她是这么想的。”
“倒霉，老伙计，”我说，“但这样玩老把戏把我们隔离有什么意义呢？”
“是这样，流行病结束之后还会发现病例，这是有可能的事。大夫快来了，他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你得了麻疹该多有意思。也许会像在学校一样，我们统统染上。然后我们就不能参加板球赛，不能参加舞会，不能参加任何活动。我的天啊，我要狂笑了！”
“会有一场板球赛吗？”
“是的，每年都有。这有助于宁息人们的骚动情绪。”
“还有舞会？”我有点不安地问道。我对舞会没有对板球赛那样热心。
“是的，那是为玛丽安，为特里明厄姆，为所有的邻居举办的。时间是28日，星期六，我妈妈已经把请柬都发出去了。上帝呀，到那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成旅社客栈啦！”
由于这样的预期，我们俩都笑得像鬣狗一样，马库斯说：“你最好不要待在这里，吸入我该死的病菌。”
“啊呀，上帝，也许你是对的。你的话提醒了我，我要找我的祈祷书。”
“什么？你是要去那老生常谈的教堂吗？”
“是的，我想我也许该去。”
“你好讲体面呀，但你是知道的，你没必要去。”
“我知道，但我不想让大家伙儿难堪。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是去教堂的，”我耐心地告诉他，“我可以溜到屋子那边去拿我的祈祷劳什子吗？”
上学期起把书称作“劳什子”一直是一种时尚。
“可以溜过去，但要屏住呼吸。”
我把肺憋满，奔向斗橱，攫住祈祷书，满脸猪肝红又回到了门边。
“好家伙，我以为你一口气跑不了来回，”我气喘吁吁的当口，马库斯说道，“你有什么硬币或其他类似的钱以应对他们的募捐吗？”
向着斗橱潜水似的突奔过程又上演了一遍，但这一次我得探出水面吸一口气。我把一大口气吞下去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若干个细菌，虫子一般大小，从我的呼吸道钻下去了。为了分散我自己的注意，我打开我的钱包闻了闻。新皮革气味扑鼻，那芳香的味道几乎跟嗅盐瓶一样提神；我用一只防盗钩打开钱包的中央区，里面护卫着一枚半英镑的金币。其他区域里装着其他硬币，按面值大小排列；钱包最外层装着若干便士。
马库斯说：“如果你问我妈，她会给你些钱的，她不管怎么会给你些钱的，她在这上面很讲体面。”
男人关于钱的秘密外泄，突然之间我的舌头僵住了。
“我会考虑的。”我说，捏了捏钱包，里面发出依依不舍的噼啪声。
“好了，切记不要折腾光了。再见吧，老家伙，祈祷时别卖力过头了。”
“再见，你个老骗子。”我回应道。
我们在家用一种方式交谈，在学校用另外一种方式交谈：两种交谈方式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泾渭分明。然而当我们单独待在一起，特别是当某件带来骚动的事——如像马库斯将得麻疹——正在发生的时候，即便不在学校，我们也常常会沦落到使用学童的话语。只有当马库斯教给我他所称道的行为规范[13]的时候，他才少不得使用一种不事矫饰的词汇。行为规范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这四个字他是用法语讲的，因为他喜欢显摆他的法语。
去教堂的人们在布兰汉庄园阳面的一个地方集结，是在扶梯底下，我想这是个隐秘所在：一种新的气氛主导着这样的场景，人们不轻易出声，也不频繁走动，每个人都带着彬彬有礼的神色。妇女们人人备着祈祷书，让我佩服：男人们如果携带着祈祷书，也似乎是被藏在了什么地方。我穿着我的伊顿套装，马库斯说这样就对了；我可以在午饭后再换上我的绿色防暑装。我给自己装扮出一副虔诚的形象，在不断聚集的人群中穿来穿去，不过没有人注意我，直至最后莫兹利太太把我拉到一边说：“请你把这个投给教堂募捐，好吗？”她把一个先令塞到我的手里。我突然觉得暴富了，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该把它调换成一个较小的硬币吗？这事应该跟马库斯讲一讲：但不用了，我想，我不跟他讲也罢。我们还在晃来晃去；我这时有了一种紧张的感觉：教堂是不等人的。莫兹利先生拿出他的表说：“我们是在等特里明厄姆吗？”
“是的，也许我们还得再等一两分钟。”他妻子回答说。
我妈妈没有说对：我们不是坐车去的，教堂只有半英里远。大多数时间里教堂是望得见的，不可能走错路，此外，教堂就俯瞰着板球场。我们三三两两、散散漫漫地一路走去，不像在学校那样，列队前往。在学校，我们谁跟谁一起走是事先安排好的。没有马库斯做伴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试着靠近一对或两对大人，而当他们似乎忙着相互应答、没空顾及我的时候，我便一个人走。忽然间玛丽安朝我走来，她也是一个人走。我告诉她马库斯的情况，她说：“我想他不会有什么大碍，可能只晒晒太阳就好了。”太阳向着我们烘烤下来，尘土冲过我们升腾上去。
“你的头发现在干了吗？”我热切地问。
她笑着说道：“谢谢你的泳装啊！”
对她有用使我感到自豪，但我想不出任何话题来跟她交谈，除了说句“你的头发是意外散落下来的吗？”。
她又笑了，说：“你没有姐妹吗？”这句话让我吃惊，甚至让我伤痛；在我们去诺里奇的那一天，我告诉过她我的家庭背景的所有情况，我对她是毫无保留的坦诚，我就此提醒她。
她说：“你当然告诉过我了，我把你家的情况也统统记得清楚。但我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你家的情况刚好从我的脑海里溜出去了，非常抱歉。”
此前我从来没听到过她向哪个人道歉，所以她的道歉给了我一种奇妙的感觉，是甜蜜的感觉，是力量的感觉；然而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于是便开始看她，看她的草帽，上面有一张弓，像风车的帆，看她蓝色的华美的轻纱裙在尘土中拖行时构建的图案。忽然从眼睛的一角，我瞥见特里明厄姆跟在我们后面，他不像我们那样走得懒懒散散，他很快就会赶上我们。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就开始估算他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超过我们，然而最终我感到我不得不说：“特里明厄姆就跟在我们后面。”就好像他是瘟疫，是厄运，是警察。
“哦，他来了吗？”她说着转过头去，但她并没有招呼他，或是给他一个信号，而他的脚步松懈了下来。当他确实与我们并肩的时候，他微笑着赶过我们，加入到走在前面的人群当中，我这才松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