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85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动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锺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他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在80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1957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80年代只有他的学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的。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他在1987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子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