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尹达1928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年，26岁的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他在史语所共6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用流行的观点，从政治上说，他进步了，而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学界中，这样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年，傅斯年曾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会过面。我在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究生活的怀恋。信不长，抄出如下：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
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防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
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二月十五日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1946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他到延安已近10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存了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参与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达，尽管是学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思永，在学术的贡献都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上，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是作为学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25封，当时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25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170—199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1646页，1985年4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人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颉刚本应是十分尊敬的。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1928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现在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顺，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5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去寻找。1956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党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359页）。但在50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也许这不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达写了20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釪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道：“在这里我更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个人的特点，如跟他有同样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