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我见到一篇书评，是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就有关南极问题研究抄袭一位西方学者的专著，这篇文章是用对勘法做的，我虽是外行，但看得出抄袭者的技巧。
还有一位上海某大学的学者，我至少见到两篇文章揭露他的语言学研究，是抄袭外国学者的。但最近我见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学者，说到这位抄袭者，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位抄袭者，教授还照样做，还照样给学生讲他的学术成果。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的两起剽窃事件，是因为我在刚刚来到的一期《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4期）上，看到李佩珊、薛攀皋两位先生的文章《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揭露了北京某大学生物系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6名研究人员（文章署名潘爱华），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有1/3抄袭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报告。这篇文章也是采用对勘比较的方法。文章的作者希望“把这一事件公诸科学界，对端正学风，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
这几起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已经催人猛醒，我们今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确面临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科学道德的问题。与那些地方大学，小科研单位个别人为评职称而抄袭的行为不同，这几位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并不存在职称问题，他们已经是教授，而且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国家级科研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这样做，败坏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声誉，所以对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言论上对这种行为穷追猛打，让这些抄袭者的名誉扫地。为此，我建议国家教委和有关单位，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要给予高度注意，如有大量可信的论证材料证明确系抄袭行为的话，至少要立即取消这些人的高级职称，并公布所涉事件当事人的学术经历和真名实姓。如果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手软，那是中国学界的耻辱。发生此类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