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挤出而畅饮的）酸酸乳女声与看客的权力幻觉
超级女声造就了中国影视媒体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神话，则往往有它的隐喻性。“蒙牛酸酸乳”的命名本身，便有着强烈的关乎雌性肉体的隐喻。它至少能提供给我们如下的猜测：（1）女声可以模拟于母牛的自然分泌；（2）这种分泌需要被残酷地、有规律地（比如每周一次）挤出新的；（3）女声相当于某种笨拙动物的成熟胴体的性感部位产生的可以喝的非透明液体；（4）女声也是一种被利用于与其本原对象相异的自然产品；（5）女声变为一种人工化了的、非自然化的、变味的自然产品；（6）从女声中可以品尝出一种酸溜溜的、具有妒忌狂性质的塞外风味……
毋庸置疑的是，假如是“公羊臭臭肉超级男声”，这个节目早就砸了。“酸酸乳”恰到好处地传递了可供享用的女性信息，哪怕本来用以享用的味觉和触觉如今只能靠视觉和听觉来替代。再者，“超女”一词几乎可以和“小姐”对偶。如果“小”暗示了某种卑微，“超”便是大众青睐的对象。尽管如此，超女仍然逃不脱“神女”的命运：她们是被享用的，被观赏的，她们不是明星，不需要仰视和倾慕，她们只需要荧屏前目光的爱抚或唾弃。
从海选的那一日起，超级女声便已注定了成为看客的消费品。当然，作为鲁迅时代看客们的后代，我们似乎不再欢呼被砍下的头颅，不再欢呼刽子手的迅猛屠刀。最初，是红衣教主和芙蓉姐姐一样开启（而不是填补）了我们施暴欲望的沟壑，但刑场上的悲剧再一次为舞台上的闹剧所替代，烈士被丑角所替代。而唯一不变的是看客：因为可看性永远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主观欲望的外化。或者说，可看性是从看客性衍化而来的。
因此，甚至悲剧的观赏性也并未真正远离我们。鲁迅时代看客们的后代彻底摆脱了野蛮？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事实是，在超女最后的晋级赛中，最吸引眼球的恰恰是PK台上残酷的对决，败者的隐喻性死亡（以及临终前的悲恸）正是看客们欢呼的源泉。当然，这一次的悲剧似乎是已经经过了闹剧“扬弃”之后的“螺旋式回归”：死亡不再惨烈，而是过于草率，甚至荒谬，因为死亡（处死）的逻辑纷乱不堪。
这种荒谬当然是评审的权威性（精英性）和大众性（民主性）的混杂（甚至随机）所造成的：没有人能说清终极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不伦不类非但没有把节目引入绝境，反而转化为它的成功之道。撇开观众投票的商业功效不谈，每一个观众的个体之所以热忱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花15元人民币就能获得生死予夺的大权，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成功体认了权力的角色。我必须再次强调，何洁不是李玟，叶一茜也绝非许茹芸，张靓颖更不是麦当娜。她们至多被当作美食节上的一道聊供评点的菜肴，味道鲜美却并非出自名厨之手。毫无疑问，这个节目与其他节目最为不同的便是，观众可以在观赏超女竞技的同时体认评委口无遮拦的“骂煞”或令人晕眩的“捧杀”。这样，在心理的意义上，看客们早已将自身同一于权力的代言人——评委了：而这，的确是超女大赛虚假民主的辉煌业绩。
与其他只见亮分的节目不同，我们在这里的确可以品头论足，并且忘记了真正有发言权的却仍然是评委席上的三两位“老师”。当评委把“骂煞”的精神子弹（当然也常常会是“捧杀”的糖衣炮弹）射向怀有美丽憧憬的少女们时，看客的立场完全站到了权力的一边。我们甚至在台下也过足了嘴瘾。而这不正是犬儒社会公共自由的写照吗？我们在幻觉中“内模仿”了评委的权力，就像我们在幻觉中“内模仿”了国家的权力。看客性根深蒂固的扎根，源于我们拒绝成长的历史秘密。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只有把那个“大他者”当作稻草一样死命抓住，才能体会到成为历史主体的幻象。
那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对于鲁迅的看客来说，那个“大他者”就是权力的凶器，对杀戮的观摩就是对权力的（通过内模仿的）习得过程。是吗？权力，抑或奴隶？但，奴隶的主体性幻象如果不以革命性实践为动力的话，便是主奴体系能够维持的心理基础。看客文化，依据鲁迅的说法，是一种奴才的文化，源于奴才对主子的认同愿望。看客所认同的权力，正是看客（在幻觉中）满足并继续其奴性生涯的源头。
其实，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去扮演一头能歌善舞但任人宰割的蒙牛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事情就会明了许多。况且，那种“想唱就唱”的谎言早已在选拔的初始过程中被淘汰掉了，剩下的（被遴选出的）便越来越成为按照评委们的私下要求甚至（违背本人意愿的）节目安排来展示的规范性才艺表演。在这样的“超级”程序里，商业运作者的权力仍然是权力，娱乐消费者的奴性仍然归于奴性，而向往自由的女声，不外乎是（现实和幻觉的）权力所把玩、所品尝的一杯周末夜晚的奶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