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快感的名义：超我露出峥嵘/狰狞面目
中国导演姜文（他也是刘晓庆的前男友）曾经说：“‘文革’就像一场巨大的摇滚音乐会，毛主席是台上的歌手，我们是他的歌迷。”尽管毛时代的剩余快感被政治口号的宏大形式所包围，但狂欢仍然作为心理涌动的极端形式不断越过外在的革命理念的界限，成为个人与社会行为的强大动力。姜文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说是对这种剩余快感的精妙表现。无论是马小军爬上烟囱顶端的冒险行为，还是他和伙伴们模仿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动作场面，无不体现了那种超常刺激的追求，而这种刺激和马小军对成为战斗英雄（或民族英雄）的渴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在影片的一开始，马小军的画外音就告诉我们，他是多么希望中苏开战，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毛时代的现代性在那时发展到了顶峰。这种现代性一方面把牺牲、奉献和禁欲当作了快感的特殊形式，另一方面在暗中助长了快感机能的超速发育，将剩余快感建立在破坏某些事物的暴力和狂恋某些事物的痴迷的基础上。慈继伟曾分析过“享乐主义的禁欲式追求”，由于禁欲和享乐本来就是莫比乌斯带的两面，这样的机能到了后毛时代便自然地走向了蓬勃的阶段，并且这一次仿佛是赤裸裸的了，享乐主义似乎成为超我的公开宣言。但果真如此吗？难道狂喜不再依附于任何更高的理念，或者说，它就是理念本身了吗？实际上，毛的时代和邓的时代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并没有巨大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对手段的着眼点而已。比如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国家的强大或民族的崛起，从来就是最宏大的目的论关键词。在这个框架下，享乐主义可以从属于共产主义，也可以从属于国族主义、发展主义，或任何其他宏大叙事和宏大话语。
因此，在后毛时代，享乐主义可以更加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许可甚至鼓励的一部分，或者说，所表达的快感可以更直接地联系到肉体欲望的满足上，而不一定必须通过精神的中介。在视像文化方面，后毛时代的大众影像以商业广告取代之前的政治宣传成为主导。商业广告往往把身体愉悦作为首要的、中心的关注，超我的指令并没有质的改变，只不过快感的所指从一种有关思想净化和社会革命的宏大话语转换到了另一种有关财富和享受的宏大话语，也可以说，享乐成为这个宏大话语的要素之一。
比如那个家喻户晓的脑白金电视广告，反反复复地将一句“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说到令人反胃的地步，以公然的自相矛盾来绑架观众的注意力。这一次的画面里，虽然不是革命青年见到领袖的疯狂热情，但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见到保健品时（或用了之后）的过度兴奋，他们的扭屁股舞蹈也同样用荒诞的狂欢响应了超我的要求，剩余快感在这里体现为一种过度的欣喜，一种与老龄不符的怪诞激情。脑白金广告实现商业功效，当然也由于这种欣喜感是由作为主导媒体的中央电视台来广泛传递的。陕北农村的一个老太太，在别人问她为什么买脑白金时，她的回答是：“中央说了，城里人都喝脑白金！”这种由主导媒体操纵的商业宣传功效与毛时代的政治宣传功效并无二致。
对享乐的这种夸张表现当然不止这一个广告。比如“今麦郎”的电视广告里张卫健与美女争拉面，由于拉面的弹性而争成了亲嘴的搞笑表情，可以说是通过在食品享用中注入了性享受的因素，夸大了快感的实际效应。而“雅客V9”的电视广告里，为了吃维生素果糖尾随周迅跑步的满街群众更是让人不得不回忆起革命群众运动的盛大场面。
广告以清晨的城市为背景，朝霞映着林立的高楼大厦。在“雅客V9”字样出现的同时，青春靓丽的周迅穿着亮色的运动衫（暗示了果糖的增强体质的功效）跑过街道，随后，身后出现了两三个尾随者，然后尾随者又很快汇聚成数百人的阵容，继续不停地向前跑。在这个广告的临近结尾处，周迅挥手说：“想吃维生素果糖的，就快跟上吧！”周迅率领众人向前奔跑，迭压“雅客V9”的标版。这个“周美眉挥手我前进”的广告难道不正是用“雅客V9”的商业标语替代了曾经风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阶级斗争”这样的口号，重复了政治宣传画中向胜利奋勇前进的母题吗？毫无疑问，对于目的论的迷恋使得这一类影像具有某种超现实的气氛，比如不知从何而来的人群的突然猛增，以及所有人的狂喜，成为超我力量的绝妙体现。
可以肯定，正是后毛时代的又一轮的以享乐的名义而推动的现代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愈加看清了剩余快感的真面目。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原初的心理创伤深藏于无意识之中，只有等到第二次打击的时刻才会被触动，并获得扭曲的、破碎的表达。可以说，中国前卫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毛时代的创伤性红色记忆踪迹的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