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岸诗的随想
谈到大陆前卫诗歌的发展，我认为大约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曾经有过一种过于简单的划分法，就是把70年代末崛起的《今天》杂志的诗人称为“朦胧诗派”，把那些后起的诗人们的作品称作“后朦胧诗派”或者“后崛起派”（徐敬亚曾经写过一篇《崛起的诗群》，后来几乎被当作朦胧诗的宣言）。我觉得不应该根据诗人来划分，因为很多人，比如杨炼、王小妮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倾向有质的改变。当然也有例外，多多在70年代初大概就已经写出有相当深度和力度的东西了。严力在80年代初的作品也已经预示了后来的“第三代诗”。不过总的来说，“今天派”在崭露头角的时候大多带有一种强烈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可以说那是大陆五六十年代的诗歌遗风尚未完全脱尽。虽然他们已经开始用一些象征手法来表达“我”的感受，不过那种感受基本上还是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在本质上还是不免流露出一种大而无当的集体主义抒情。这可以称作大抒情（grand lyric），相对于利奥塔所说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到了1983年，杨炼写出了《诺日朗》，那是一首有宗教意识的诗，挪用了同时也反讽化了以前的大抒情风格，这里的“乌托邦”基本和此岸的事务无关，而被联结在“绝望”或“死亡”这样的字眼上，变得非常可疑。同时，四川的万夏、李亚伟和杨黎等人开始提出“第三代诗”的口号，试图用另一种风格取代朦胧诗。他们形成的“莽汉主义”不再有前期“今天派”的明显的使命感，反而采取冷嘲热讽的方式，表达人的存在的困境，或者在语言上采用更激进的方式，来否定现实的话语系统的压抑状态。后来又发展成在80年代后期大陆最有影响的前卫诗歌群体“非非主义”，全面推翻了前期朦胧诗建立的理想主义规范，崇尚语言的颠覆性和反叛力量。当时大陆有个全国性诗歌活动，一下冒出来成百上千个诗歌团体或流派，盛况空前。我没有参加，但也并不遗憾，似乎旁观也很令人兴奋。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我注意到林燿德、孟樊等在倡导后现代主义，但流派性好像不那么强。
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似乎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颠覆阶段。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被大量引进的时候，诗人们所关注的好像也主要是建立而不是破坏。大陆诗坛的破坏的欲望似乎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情况，这大概的确同社会背景有关。因为处在历史变动之间，80年代后期的大陆诗歌显得极为敏锐，甚至恶毒。诗有时的确会不自觉地扮演先知的角色，说出启示录式的恐怖声音。我写过一些文章，像《劫难的寓言》和《崩溃的诗群》等，大致勾勒了当时诗坛的面貌。从这点来看，台湾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诗歌的努力也就有不尽相同的倾向。在台湾年轻一代的诗歌里我看到的冲突和关怀基本上是日常的，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关怀也可能上升到极为抽象的高度，像在夏宇和陈克华的诗里，人际的、世俗的事务被高度本质化了。大陆诗人大概一写诗就有意无意地指涉最严重的问题，这当然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教给我们的。我们不得不紧紧地把握同自己生命直接相关的主题。
我另外注意到近来年轻一代台湾诗歌中纯粹抒情因素的减少和戏剧因素的加强，很多诗人本身就同戏剧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比如夏宇、鸿鸿。台湾诗人（也包括与戏剧无关的罗智成、陈克华等）的诗里有很多掺杂各种不同的声音的所谓众声喧哗的倾向，基于一种用事态展开为结构的形式上。不知道这个观察是不是准确。大概也有例外。零雨的诗就比较接近大陆的倾向，所以对我来说更容易产生共鸣。不过我还是觉得总的来看是有差异的，并且可能是独白和对话的差异。我个人在台湾的感受也是如此，就是说，在台湾至少存在一种允许对话的公共领域，不管这种对话如何荒诞（像《暗恋桃花源》里的情形）。台湾大到政治舞台上的场景也是如此：滑稽，具有表演的观赏性，并且的确具有多元的形态，通过显见或隐含的对话产生历时的变化。在大陆，我觉得我们基本习惯的语言生存的方式是无始无终、没有回声的独白。所有的时间都共时性地凝聚到唯一的现在，向后的怀旧或向前的憧憬都是不可能的。这大概也同社会结构有关：大陆社会的某些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静态的，我们很难看到世界的动感。因此大陆诗歌的主要面貌仍然是抒情的，尽管也会采取反抒情或拟抒情的方式，但基本上都是从纯粹个人的声音出发的，是很“主体化”的，并且一首诗从头到尾基本是没有进展的。
我想台湾现在年轻一代诗人所面临的传统和大陆诗人是大不相同的。你们所拥有的纪弦、郑愁予、商禽、痖弦、洛夫、梅新、杨牧这一代的诗人提供给下一代可以承传的产业，是大陆当代诗坛所缺乏的。大陆年轻诗人所面对的现代诗传统极为可怜。五六十年代的闻捷、郭小川给我们留下的无非是一些很尴尬的消亡在官方意识形态里的声音，用一些空洞的主题来抹杀个人独特的感受和想象力，抹杀对现实、历史和人性的真正探究。其实我们较早接触的给我们相当影响的现代诗倒是有极大一部分来自台湾，和来自西方的几乎一样多，一样具有决定性。从80年代初大陆出版的流沙河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开始，我们有机会读到用汉语写的真正的诗，这在当时使我们非常兴奋。那本书的观点如何不去管它，诗作都是放在那儿的，改动不了。我们很多人都是从那里起步的。不过对于大陆诗人来说，台湾诗歌似乎从来不是传统的重负，相反是一种全新的刺激，是否定既有传统的一个源泉。
大概是由于不同传统的关系，也由于社会历史的不同压力，台湾诗坛好像很少出现极端前卫的激进诗歌流派，也没有过多的诗歌口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大陆的情况近年来也有转机。在大陆目前活跃的优秀诗人都不是热衷于提出口号标语的人，当然他们也可能参与过这个或那个流派，不过大家可能越来越意识到独立的、不依附群体的个人写作的重要性。
大陆诗歌目前比较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纯诗的问题。诗歌相对于社会文明的独立与纯粹是不言而喻的。大陆诗歌吃尽了从属于、服务于政治的苦。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看，一种比较自信的、有力的诗应当是能够包容杂质的。从这一点来说，大陆诗歌（我指的是还值得一读的）目前令人忧虑的是过于趋向同一种模式，力求纯粹的诗意和抒情性。相比之下，像欧阳江河能够把经济问题作为诗的表面主题，钟鸣可以把无生命的物（比如椅子——这和零雨的“箱子”在手法上很相近）写入诗，孟浪能够大量挪用“革命”、“国家”等各种意识形态的语汇来予以瓦解，而依旧保持诗的透明度，这是需要勇气和才能的。
我个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流派，虽然也一度倡导过一些主义什么的，但这些主义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也毫不足惜。我想文学以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是音乐，西方古典的，尤其是现代古典的（modern classic，比如布列兹、贝里奥、亨策、施托克豪森等），从那里我发现在艺术里没有什么材料和效果是不可能的；二是当代哲学，从阿多诺到利奥塔。不过对于诗本身来讲，最重要的是语言的操作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