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与使命感——关于吴亮和李陀论争的跟帖
网络批评真是个好玩意儿，一来一去的，我倒觉得像是现代国粹乒乓球，这倒也符合中国式的短平快特色。有时李陀慢了些，有点像把吴亮的抽杀慢慢削回去，中间也暗含不少高难度的旋转球。我等既无意于加入任何一方使之变成双打的局面，又不想另开一桌浪费大众的视线，更没有文化官吏的权杖来充当裁判的角色，只好捣捣糨糊，在破坏规则中得到混战的乐趣。
人类的（或者毋宁说中国的）习语里往往有很多矛盾的东西，“马后炮”和“亡羊补牢”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勇于改变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李陀在文学理念下的变化究竟是否是负面的，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坚持，就一定是好事吗？
不次要的是，在同一时刻，矛盾处于何种状态？在某些时候，李陀的确会陷入某种矛盾。吴亮说李陀引述太多，好玩。遂浮现记忆里的逸事一桩：十多年前，我给了《今天》一篇文章，叫《政治的修辞：中国先锋文学中的反讽》，后来发在1993年秋季号。李陀当时是《今天》的理论栏编辑，记得在普林斯顿苏炜家的某个晚会上，苏炜突然把电话给我说李陀有话跟我说，说是文章不错，会刊用，但要修改，因为引用了太多的西方理论言说，沦入了“西方话语霸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此后泛滥的术语“西方霸权论”。我当时也有点懵，几乎是本能地笑了起来，不大客气地质疑说，你那“西方话语霸权”的语汇也是“西方话语”里来的吧，不也是“西方理论话语”的一部分？说实话，从内心来说谁喜欢引用那么多别人的理论，我当即也答应修改，删去所有的引语，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取悦学院教授们的。不过，因为李陀还不算熟人，我用熟人间的说话方式或将引起不悦，事后想想颇有歉意，而郑重道歉又显得过于刻意，好像陀爷还真那么小家子气。没想到这次是李陀自己被指为引述太多了。前几天，连汪晖受到的批判竟也是引文的过剩。混战有意思，虽然都是以说道理的面目出现。
那么，道理似乎还是要讲，因为我们总是耽于理论、理论：诉诸理论，和别人理论，发现理论的漏洞，或制造更多似是而非的理论。但理论就是概括，概括就是抽象，抽象就是遗漏具体之物，遗漏就是自相矛盾……这是理论的宿命，而一切理论其实不是在抵达真理，而只不过是在躲避更伟岸的错失。
前戏太长了。不过再前戏一下。为什么去了国外的中国学人会左派化？第一类，没有（或没有完全）进入学院体制的，譬如李陀、甘阳，他们对美国的失望甚至仇恨更感性和本能一些。第二类，进入学院体制的，譬如我、张旭东、刘禾、刘康，左派的方式要比较学术一些，主要是和学院内的风气有关，程度也有所不同。进入学院体制的，不能说就没有感性的反思，包括本人在内，都会感受到西方“自由”中的压迫。但好在我在出国前就种过法兰克福的牛痘，阿多诺早就把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了，所以我自认为自己的左派病症要发作得轻一些。但是，谁又不是左派呢？只要有谋求改变的意愿，都有左派的倾向。前几天碰到沈睿，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我们能对呼唤毛时代回归的左派报以掌声吗？我们能在自由和非自由之间因为自由的非自由危险而选择更为彻底的非自由吗？李陀对毛文体的论说有不少精辟见解，想必也不会给予简单的答案。
不能忘记张承志是红卫兵的命名者。有些情怀是年少时就养成的，很难改变。张承志的暴力性使他在成为对立面的同时，与他所反对的并肩起来了。
至于“个人化”写作和纯文学，不妨从更大的文学写作和研究的范围内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纯文学和先锋派是对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文学潮流的反拨。那么关键在于，我们今天是否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个人化的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还是仍然是集权化的意识形态？事实上，“现代性”包含了所有这一切，现代性仍然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吴亮好像是不同意的。
纯文学的问题在当年阿多诺对萨特的批判文章《承诺》一文中早已涉及，阿多诺要质疑的恰恰是“介入论”。阿多诺对我等的启示是，介入是极端主观主义的产物，往往会把作品当成观念的载体。如果我可以再推进一步的话，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唯心主观主义，因为现实主义虚妄地相信主观所具有的反映客观的能力。
说到最关键的部分：作家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就不能写出杰出的作品吗？热内是怎么回事？有使命感就能写出杰出的作品吗？浩然是怎么回事？把写作主体认同为历史主体，这样的历史陷阱还没有让我们尝够苦头吗？历史主体永远不是自发、自然地形成的。如果我们相信拉康的话（尤其是via齐泽克），历史主体永远是被话语的“他者”所建构的。具有“使命感”的写作者往往试图在幻觉里自我同化于话语他者所建立的权威，以绝对的声音说话，而事实上它仅仅是话语他者的一个小小的衍生物——孙悟空的毫毛并非永久的孙悟空，但也聚合成绝对声旨的洪流，曾经汇成过淹没他人和自己的灾难性历史。先锋派意识到了这一点。先锋派所瓦解的正是绝对主体的声音，因此才有了暧昧，有了自我矛盾，有了不确定的事件，有了不可解的隐喻、晦涩、偏离……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和哲学的回答。其实也可以说，文学没有回答什么，文学不需要回答，它的答复仅仅是提出了另一些问题。这也许是文学的优势，我是说，文学是狡猾的，它不必选择站队，它不必认可，甚至不必反对。它只需疑问，这就足够了。因此我十分主张把回答的权利交付与其他的领域，因为这恰恰更能使文学具有批判的功能。我理解的批判是阿多诺式的：并不预先选定一个批判的立场，因为任何的同一性都是不存在的，而硬要它存在则是危险的。文学应当同音乐和艺术站在一起，甚至就是它的非社会性才真正说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真理（抱歉，又太阿多诺了）。
所以，说到底，纯文学是脱离社会的吗？譬如孙甘露80年代的那些作品，是否堪称纯文学的典范？我以为不是（我曾有一些细读的文字，但是英文的）。90年代以后出现的，就更不是了。即使是汪国真、琼瑶的文本，也不能不看作社会的产品，带有鲜明的社会历史符号。其实我们真正想探讨的也许是：怎样与历史对话？我的想法是，历史早已成为拉康的“符号域”，与历史的对话只能是与其符号的隐喻性的对话，除此之外，一切对话都将陷入历史的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