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后现代
毫无疑问，20世纪以来西方范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无论是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普拉斯，还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阿什伯利、沃尔科特，都是对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现代性的一种回应或重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在《城堡》、《审判》等小说里如何揭示现代社会体制的压迫，我们也不会忘记在《百年孤独》的一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从前现代社群的视角来描绘现代科学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因为东西方的社会境遇有多么大的相似，而是因为现代性的基本法则——启蒙法则、历史目的论法则、同一性主体法则、科学理性法则、社会总体化法则等——是现代东西方主流社会的共同纲领。那么，几乎所有20世纪以降的重要文学作品和潮流，都是对这样一些现代性纲领的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后现代文学同样是对本土语境下的现代性的回应。和世界文学内的情形相似，那些能够以深入、复杂、创新甚至另类的回应方式来处理当代精神（虽然不一定是当代题材）的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已经站到了世界文学的最前列。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像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生死疲劳》、《蛙》等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神历史的创造性书写，以独特甚至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现代性的种种面向和遭遇。但莫言的《酒国》探讨的主要不是商业社会的逻辑，而是当代社会的黑暗之心，其中侦查员丁钩儿所代表的司法体制永远有一个作为真相的、不但无法摧毁而且必须依赖的深层权力结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司法体制也和当代的政治社会体制一样，通过它的代表（丁钩儿）指向了世俗生活的种种享乐，而结果便是丁钩儿被他的侦查员身份（能指主体）和腐败行为（所指主体）所分裂，无法完成社会历史交给他的高尚使命。丁钩儿（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享乐体现了剩余快感的基本意涵：小说中的通奸（丁钩儿和女司机、余一尺和女司机等，甚至乱伦未果的岳母和李一斗……）、酗酒和暴食（包括婴儿宴），可以说都是快感溢出的某种方式，是过度、放纵的性交和饮食。宴席上的婴儿可以说是典型的小它物（objet a），作为一种过剩的美食活动，渗漏于貌似规整的文化符号秩序。而它的真假始终没有被确认，从而以某种空缺构建了欲望。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则以寓言的方式回应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重要面向：一方面是主流政治符号及其体系，另一方面是主流商业符号及其体系。受活庄的柳县长想用重金购买列宁的遗体来发展旅游经济，这件事表面上是主流符号被利用为商品，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也表明了商业文明体制仍然不得不建立在对某种主流符号的仰赖上。列宁遗体这个物件占据了拉康理论中的欲望对象小它物的位置，最终把受活庄分裂成作为能指的主体（为表达而存在的绝术团）和作为所指的主体（掌握了内在意义的圆全人）。列宁成了代表商品的物件，这本身就是对一位共产主义实践者的讽刺性处理。列宁遗体，作为小它物的空洞，被描绘为一个诱惑的陷阱，一个对受活庄所有人来说都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快感源泉。这样的快感当然是一种快感的盈余，一种超出了正常范围的快感，也是一种不可能的快感（在小说中，购买列宁遗体的计划破产了，列宁的遗体也就最终没能运到中国，受活庄的列宁纪念堂成了一堆废品）。阎连科对于现代性符号体系的复杂性进行了超现实处理，抵达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
这个被废弃的、荒谬的列宁纪念堂的符号，也完全可以看作对宏伟的、纪念碑式的主流政治符号的戏仿。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里，戏仿（parody，或称谐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要素之一。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里将戏仿定义为“带有批判间距的重复，从相似性的核心表达出反讽的差异”。戏仿的复杂性体现在它一方面占据了拟仿对象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将这个位置撤空。换句话说，它不是单纯的批判，也不是单纯的拥抱，而是表达了一种两难的境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戏仿、巴塞尔姆对白雪公主童话的戏仿、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时代》对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的戏仿，都是十分著名的例子。在当代汉语文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对于主流政治话语、主流知识话语、主流社会话语、经典文化话语和传统民间话语的戏仿段落，特别是在莫言、残雪、刘震云、阎连科、余华、李洱、张大春、骆以军等人的小说里，包括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残雪的《黄泥街》、《五香街》、《思想汇报》，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阎连科的《受活》、《风雅颂》，余华的《兄弟》、《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李洱的《花腔》，张大春的《四喜忧国》、《将军碑》，骆以军的《遣悲怀》、《西夏旅馆》，等等。也可以说，这样的戏仿便是对现代性（或前现代性）的重写。
类似的戏仿式重写在臧棣、肖开愚、陈东东、孟浪、李亚伟、周伦佑、胡续冬、夏宇、陈黎、唐捐、焦桐、陈克华等人的诗歌里也俯拾即是。在肖开愚的《旧京三首》（之三）里有这样的句子：
胡辣汤辛酸无度，哲学王
当农业银行分行长，收支不已。
女儿有狂风形状，跟妈貌合神离，
梦嫁一门嗷牙的外语。
这里，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第一节里的“辛酸无度”和“收支不已”两个短语，因为它们明显地戏仿了“……无度”（必须用于“荒淫无度”、“挥霍无度”等固定词组）和“……不已”（必须用于“悲恸不已”、“伤心不已”、“欷歔不已”等固定词组）的词法模式。应该说，“收支不已”一语要比“辛酸无度”更加突兀，因为“……不已”的组词法只允许“不已”之前的词语是意指心情的形容词；但在这里，肖开愚却引入了“收支”，一个金融词汇，它的功能并不在于成为某种心理意念的纵向隐喻，而恰恰在于横向的、换喻的置换过程本身，在于这种置换所抵达的戏仿效果。这里，戏仿所形成的空缺或裂隙，体现为欲望的动力，只有在这样的裂缝中，我们才会来体认——哪怕是在直觉的层次上——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背景下（即现代性非凡的统摄力量下）的情感丧失，而经济活动竟然也可以像情感活动那样形成“不已”的状态。这里，“不已”的快感可以被认出其“剩余快感”的典型面貌。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情感的“不已”具有“剩余”的特性，而是溢出情感范围的那部分，也就是在“收支”与“不已”之间的错裂，显露了“剩余快感”的扭曲表情。下一行的“狂风形状”置换了“女儿有……”这样的起句所令人期待的接续，同时“……形状”的词组又以“狂风”来置换了有固定形状的实物，使一个短句包含了气象万千的效果，催动了起伏汹涌的欲望之流。惟其如此，一个当代少女的性格才不仅仅是字面所意指的轻狂或狂野，而更是由“狂风”和“形状”的戏仿过程形成的裂隙所开启的丰富的阐释可能。
或许我们只能通过这样详尽的、理论化的细读才能体认当代中国文学通过其语言的卓绝努力，面对本土和全球现代性所能达到的表现的复杂度和精神的高度。这种精神高度往往逃离了大部分诗歌批评家的关注，因为它得以表达的方式已经不再是直接道出“相信未来”或者“我——不——相——信！”。在今天，一首表面上看来并不对时代精神作任何直接表达的诗，反而可能蕴涵了对时代精神的更复杂、更深入的表达。臧棣的《纪念胡适丛书》明显地戏仿了胡适的格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大胆自我表现，小心时代精神。
大胆现实，小心历史。
小心历史里有一个白话的真相。
大胆生命，小心进化玩不过神话。
大胆鸡蛋还在哥伦布的手里，
小心哥伦布反对哥伦布。
大胆个人的经验，小心何况做诗？
大胆梦有一个底子，小心淋漓尽致。
大胆假设。比如，假设人性是逼出来的。
小心求证人可以面对一切。
大胆文明于复杂的情感，小心新精神，
小心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在这一系列的“大胆……小心……”之间，我们读到的不再是以“五四”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逻辑，而是无法即刻理解的甚至似是而非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说首先解构了现代性逻辑的单一和绝对，或者也可以说挖掘了胡适式逻辑本身的不确定性，并彰显出多重的、模棱两可的、可变的陈述。比如“大胆现实，小心历史”一句就不可能被简单地格言化，因为它的意义绝非只有一种解释。最表面的解释或许是：我们可以豁出去在现实中实验和革命，但是却必须战战兢兢地对历史负责任。但如果这个解释可以做微妙的调整，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读作：任何在现实中的大胆作为，都要小心历史的审判。紧接着的下一句“小心历史里有一个白话的真相”，给“大胆现实，小心历史”提供了某些指向，因为“白话的真相”以胡适当年所倡导的“白话文”来暗示，历史真相最终是最朴素的文字所承载的。如果说现代性的逻辑在这里仍然占据表面主导的话，那么再往下的“大胆生命，小心进化玩不过神话”却提出了对现代性的警示，因为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说法，“神话”本身就与“启蒙”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这样，接下来的“大胆鸡蛋还在哥伦布的手里，/小心哥伦布反对哥伦布”就顺理成章地突出了现代性的两难和表达现代性的多义与自反。一方面，臧棣赞赏了哥伦布式的大胆探索和发现、不循常规的实验——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基本要义；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往往会产生自我逆反，这同样是必须警惕的。（毛时代的现代性实验，不是引发了巨大的灾难吗？哈贝马斯所维护的现代性，不是蕴涵了一定程度的保守意味吗？）甚至，从正常语法的角度看，“大胆”并不是用来连接动词的副词，而更像是用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大胆鸡蛋”才应当看作一个偏正词组——“大胆的鸡蛋”。如果是这样，后一行的“小心哥伦布”也就同样可以读作偏正词组——“小心的哥伦布”，因为“反对哥伦布”的很可能是一个曾经大胆的哥伦布式探索者，但如今却变得小心翼翼，故步自封。在之后的诗行里，臧棣甚至直接引用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词句，然而却把它嫁接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述上：“大胆假设。比如，假设人性是逼出来的。/小心求证人可以面对一切。”“人性是逼出来的”当然无法成为一个科学定理，它可能更关乎诗人臧棣自身坎坷的生活经验——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对所谓“学院派”的误解（比如认为这样的诗脱离了现实生活）只是源于对诗歌语言的隔膜与生疏。无论如何，这种似是而非的陈述是对现代性话语的内爆：臧棣通过戏仿式地重写现代性的标准陈述，回应了中国现代性的话语逻辑，既保留了这种逻辑的创新意味，又质疑了这种逻辑的绝对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汉语诗翻译成任何其他文字，都将失去其原有的精妙含义。而这恰恰表明了当代汉语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挑战，将要求全球范围的读者只有通过汉语原文才能领略到汉语文学的奥妙。
这样的文学话语对总体的社会政治现代性的回应是通过话语内爆的方式，通过将现代性的逻辑和体系揭示为某种紊乱、某种自我冲突、某种语焉不详、某种暧昧不明、某种怪力乱神……中国当代文学因此挑战了现代性话语的压抑，以其美学形态显示了文化政治的解放和解构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