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五年前，曾于冷摊淘得一本《瞿园杂剧》，第一感觉是书虽不多见，但也绝不算稀罕，毕竟只是一本铅印的小册子，印制年代也就在晚清民国之间。此书书品还相当糟糕，蠹痕满布，几与废纸无异。摊主也根本不加重视，随手搁在了一堆民国铅印小说类残本之中，待我抽选出来时，尘灰和蠹孔中的纸粉漫扬开来，呛得我都禁不住轻咳了一声。
因着力搜求近代戏曲文献的缘故，我还是耐着性子翻了几页，想看看书究竟损坏到了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基本用于阅读。书封上钤着两枚印章，一枚字多，为阳文篆书，但已经漫漶得看不清楚了；一枚只有两个字，字大且为楷体正书，还能看得出是“特本”两字。很显然，这本书可能曾经是图书馆藏本。
记得肇始于1953年的《古本戏曲丛刊》曾有过影印近代剧本的计划，虽然最终未能实施，可是计划的目录还是拟出来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八集目录中即载有这本《瞿园杂剧》——瞿园杂剧五种/袁蟫/光绪三十四年排印本/吴。目录中的“吴”，指版本学家吴晓铃先生；从目录透露的信息来看，国内各大图书馆并没有收藏这本《瞿园杂剧》，《古本戏曲丛刊》如需影印，只能借用吴晓铃先生的私人藏本。
《瞿园杂剧》的不多见，由此可以揣测得到。但手头这本钤有“特本”印章的此书，难道是当年学者们漏访或遗忘的某个图书馆的藏品？于是，舍本逐末的“版本癖”发作，我开始逐页翻阅这本已经朽烂不堪的《瞿园杂剧》，不是去看剧本本身的内容，却是希望能再找到一枚说明版本问题的收藏印鉴。
很快，在书的正文首页右下角，我发现一枚阴文篆书印章，印文为“二窗词客”。当时并没有弄明白“二窗词客”是谁，但这说明这本书又曾经是私人藏品，越发让我想彻底查清楚此书的收藏历程。在书的最后一页，终于找到一枚长条形的印鉴，阳文隶书，印文为：“威远县县立图书馆购乡贤周癸叔先生遗书”。
看到这枚印章，这本书的收藏历程一下子就清楚了。原来，这是一本民国时期威远县图书馆的藏书，难怪在1949年之后的藏书目录中，不见记载。且威远县是极偏远的小县，为四川省内江市所辖，即便1949年仍转为公立藏书，那些倾力于北京、上海、江浙一带公立图书馆中搜寻文献的专家们，也是断然想不到这样一处偏远的山乡中，竟收藏有他们百觅不得一见的小册子。
这本书应该是民国时期，威远县当地的一位名叫“周癸叔”的人收藏，其人逝后由该县县立图书馆购藏的。那么“周癸叔”又是谁呢？
周癸叔，即周岸登（1872—1942），字道援，号癸叔，四川威远县人。1892年中举，历任广西阳朔、苍梧两县知县，全州知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四川省会理、蓬溪，江西省宁都、清江、吉安等县知事，江西省庐陵道尹。据载，周岸登工于词曲，兼善诗赋。词宗宋人吴梦窗、周草窗，自号“二窗词客”。
当然，关于“周癸叔”，这是后来查阅到的资料。五年前在冷摊一角，与摊主讨价还价时，并不知道周某人的种种履历，以致于几乎要放弃这本朽烂不堪的小册子。这样一本几乎每翻一页都要落下朽渣的“破书”，摊主在五年前居然给我开出了一百元的“天价”，这只能让人撒手就撤。就在转身一瞬，他揽住我说，兄弟，好商量嘛，书里还夹着张题字哩，要值几个钱的。听这话头，我一下怔住了。
摊主迅即从摊边上搁着的一个文件袋里，煞有其事地拿出一页黄纸来，说是原来夹在这书里的，字写得不错，像是名人的。我展开来仔细读来，竟是一首词，题作“水龙吟·和瞿园韵，用梦窗意，读曲记感”，词曰：
无言藤花深处，纯阳铁剑只斩草。碧血斑驳，丹心恍惚，且去禅逃。茶浓酒淡，心远地偏，绮梦窈窕。听溪声无数，莺啼几点，一指弹、三生杳。蹊跷。山河不老。拈锦囊、岂言香消。乌栏细字，搬弄风情，都曾年少。忍顾鹊桥，壮怀星汉，终付一笑。看詹郎卖了，金花谢了，大雅去了。
从先前翻阅书的内容，粗略联系这首词的意味，可以感觉得到，这首词应该是原藏者的读书感言之类。从词的意境体味，即轻松淡然地囊括了全书的所有重要剧名，又略加点染读者心得，雅俗皆宜，读来绝非俗笔可为。于是，也明白了摊主索价的“用心”所在，他认为实际上这张纸的价格远在那本“破书”之上，愿意买这书的人肯定会捎带上这页题字，书相当于白送，只不过作一个“引子”而已。
或许，这页题字，也正是我开始研读“周癸叔”其人其事、其作其史的开始。那些蠹痕中的残朽信息，正是如我这样“好事者”们的一丝奇趣所在罢。
楔子
《瞿园杂剧》著者，袁祖光（1868—1930），又名袁蟫，字晓村，别号瞿园，安徽太湖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二十九年进士。在进士馆学习政法3年，毕业后，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直隶候补知州、湖北候补道尹。光绪三十一年赴日本考察政治，经许士英介绍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回安徽选为议员，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后调豫鄂皖三省帑捐局局长。晚年定居安庆市，在小南门袁氏寓馆病故。
袁氏尚著有诗文集《瞿园诗草》、《缘天香雪箨诗话》、《端木诗》、《摘星诗杂》、《古今齐谐》等，所著杂剧有《一线天》、《金华梦》、《望夫石》、《暗藏莺》、《仙人感》、《藤花秋梦》、《长人赚》、《玉津园》等。编入《瞿园杂剧》的为《金华梦》（又名《孽海花》）、《暗藏莺》、《仙人感》、《藤花秋梦》、《长人赚》（又名《卖詹郎》）。
袁祖光所作杂剧大多篇幅短小，十种之中，除《望夫石》一种为四出加楔子，系标准的元杂剧体制外，其他九种均仅一折，这与明末清初以降传奇杂剧体制规范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瞿园杂剧》为袁氏最早出版的杂剧集，其中《金华梦》以赛金花故事为原型；《长人赚》描写印度奴隶买卖；《暗藏莺》抒写东南亚海外婚恋风俗；即使是《仙人感》以八仙之一吕洞宾为主角的故事中，也借吕氏之口对外国列强入主中国而大发感慨。《瞿园杂剧》的特点为关涉大量国外海外人物与风情，这与晚清国门洞开之后的国人观感有关，袁祖光作为这一特定时期的杂剧创作者，借外国人讽国内事，以此抒发忧思困惑，是其剧作的鲜明特点。
周岸登收藏和研读这样的作品，应与其自身的际遇和怀抱有关。周氏作有杂剧《韩民血泪史》，描写朝鲜日占期间情境，当有受到袁祖光剧作影响。
“酷吏”之后
在民国之前，周岸登还只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儒生”。观其履历，营构功名前程之勤勉，绝非浪游江湖的“词客”派头。1872—1911年，周氏四十岁之前的生涯种种，无非是帝国体制中一名普通官吏而已。这四十年履历，似乎就一句话可知梗概——1892年中举，历任广西阳朔、苍梧两县知县，全州知州。
二十岁做了大清帝国的举人，之后在广西做官；官虽小，好歹也是县级官员，从川东小县里走出来的才子，可以知足安乐了。简单推理，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多少人头落地、乌纱扫地，周岸登作为其中一员，中断了安稳的仕途，重新探索人生而已。
事实并非如此，周岸登的帝国仕途并非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他在广西任上因故被罢了官。罢官的缘故归结起来，竟然是当地人认为他是“酷吏”，这是其履历中不曾详说的，也是其身后数以千计的词赋诗文中不曾有一字透露的。
这则“酷吏”佚事，就刊载于宣统二年（1910）的《东方杂志》上。该杂志创办于1904年，到1910年时已经是第七卷了，按照后来商务印书馆总编王云五的说法，这本“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这本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期刊，能将周岸登罢官的事刊载上去，一定是当时颇有轰动效应的谈资之一。那么，周岸登究竟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前，在帝国体制下仍然先行中断了“仕途”呢？
据载，宣统二年（1910）农历七月初八，广西全州县万乡亭子江村，众多村民抬着一个官员在游街。但被抬的人没有戴红花之类，而是被放在一个猪笼里。这人姓曹，叫曹骏，是个县里的试用巡检，算是县里见习期的小吏。而这个遭罪的小吏的直接上司，就是周岸登。
原来，代理全州知州周岸登到任才年余，即推行了许多所谓“新政”和“创举”，不知是有悖于当地民风民俗，还是施政力度过猛过急，他在任的一年之中，就已激发了三起民变。《东方杂志》上语焉不详，但《全州县志》上记载着周岸登这一年之中的种种“政绩”，譬如“宣统元年（1909）知州周岸登创设全州公田局，并设捐务处，征收田赋，管理屠、秤两捐”等等。
这次绑官游街之变，大概也是因捐税所引发，而直接起因据说是周氏授意的“清乡”所引发。当年七月间，周氏遣曹骏率兵勇数十人，逐村清扫“逆徒”，遇有不满或反抗者，立即抓捕。此举在万乡亭子江村引起公愤，七月初六，乡民两千多人，将周、曹一行包围起来。周知州一看情况紧急，下令亲兵开枪，他才得以只身突围逃回县城。两天之后，乡民将曹骏放进一个大猪笼之中，游街示众。第三天，民众又将曹骏用轿子抬着，送至省城桂林。但“送行”的各乡民头上，均插有小竹片，上书八个大字：“官逼民反，绅逼民死”。这支装饰古怪的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开向桂林。显然，逼乡民们造反的正是周岸登；看来，周氏的仕途岌岌可危了。
周岸登也于十三日赶到桂林，力请省府派兵镇压民变。孰料，全州全县当时六乡乡民联合反周，并扬言：“不重惩周曹，誓不干休。”广西巡抚甚是无奈，只得将周撤任以息民愤。当年九月初九，全州乡民两千多人，横扫与周氏合作的乡绅26家，毁屋夺产，并威胁已卸任将归蜀的周岸登，扬言将在归途中将其杀死。想来，罢了官的周岸登，当时回到四川时的情状，也许和那戏剧中夜奔的林冲如出一辙吧。
作为“酷吏”罢官的周岸登，仍然没有能静下心来做个“词客”。据说，旋即加入了同盟会革命党，索性也做了“刁民”，与民同乐闹革命。辛亥革命后，果然重新踏入仕途，又继任四川会理、蓬溪等县知事。后来又转调江西，先后出任宁都、清江、吉安等县知事及庐陵道尹。据说，四十岁之后的周岸登比之先前低调随和，县志中屡屡称赞他“下车之处，卓著政声，廉正自持，胸怀淡泊；致仕之日，两袖清风，恬然自适”。
广西全州，在周岸登的记忆里瞬间消逝，几乎再也没有被他本人提及过。1927年，在江西任上的周岸登眼见军阀混战，再无心力继续他的仕途生涯，主动辞官，自行罢免了自己。无官一身轻的他，专意于金石、词赋之中，17年前的那个“酷吏”记忆似乎早已完全抹去。辞官后一年，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他也倍加关注，时不时看到一些出土的古物信息，皆会为之叫绝或断而研究一番的。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关注的并不是千年甲骨或青铜器，偏偏关注起商代女人是否束足？也正是这一奇特的关注，关于广西全州的记忆才倏忽闪过；他为之填词一则以作感念，辑入了1931年的词集《蜀雅》之中，这也是周岸登遗作中唯一语涉全州的“绝品”。词曰：
穆护砂感殷墟发掘得隋唐以前人弓足事，因忆前在全州掘地得骸三具皆弓足，颇疑先唐人女子束足已成风习，今获此证，为之释然。追为此解，并附旧刻碣铭。（碣铭略）
唤起精灵语。问埋忧、地在何处。愧蒙庄作达，髑髅能诉。佛言有情皆妒。任束足、弓弓夸妙舞。新月样、金莲随步。悄欲逐、羿妻窃药，惨却甚，太真缳素。千载泥涂，一朝天日，可怜无计定爰书。叹骨销香减，当年谁信，金屋贮名姝。
怕听鹧鸪声苦。葬黄陵、怨风荒雨。想坠红深恨，蛾眉谣诼，穷泉尚凝酸楚。化碧血、冤沈心自腐。招不返、倩魂如故。嗟酷毒、醲酰灌鼻，哀弱质、朽壤侵肤。堕马鬟欹，舞鸾钗折，那堪只舄觐僊凫。伴湘娥、题竹滋兰，芳馨归净土。
苦吟·山水
1914年秋至1915年春，周岸登任蓬溪县知事，政务之暇，开始于山水行旅中填词作赋，心性情状都似乎判若两人。帝制时代的治国抱负开始冷却下来，民国时代的挟艺自重心理抬头，似乎是那个特定时代转折点上，所有闲吏清客们自然而然的默契。“酷吏”们下场了，“词客”们也就该登场了。
作为“词客”的周岸登，在蜀山乡土中自顾流连，在前贤故事中抒写怀抱。作为蜀人，他当然熟知自苏东坡以来的蜀人仕途沉浮之种种，蜀人秉性中本有的闲散与自足情怀于此时的周岸登而言，最是妥帖。这种天生的基因，又有闲职蜀中的便利，更注定了他要寄托词赋，悠游山水。他在平生第一部词集《邛都词》中的自序便道破了蜀人心境，序曰：
不佞向不能词，亦少为诗。壬子浮湘归蜀，与长宁梁叔子俱，每有所触，辄寓之诗。癸丑复偕叔子南行，国忧家难，底于劳生，其情弥哀、志弥隐，诗所难达，一托之词。行部尠暇，恒于舆中枕上为之。自四月踰邛来，汔八月奉权会理止，得日百二十，得词百三十有八。嗟乎！鼎鼎中年，已多哀乐，悠悠当世，莫问兴亡。夫君美人之思，闲情检逸之篇，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忆云生盖先我矣。排比既竟，乃付写官，叔子和作附焉，命曰邛都，读者但作游记观可也。甲寅臈日蓬溪官廨书。
周岸登坦言，先前很少作词，也不作诗。1912年从湖南回到四川时，开始与友人有所触动，写点诗文。从1913年开始，看到时局动荡，家国沦变，他感觉到“诗”作为一种抒写怀抱的文学体裁，已经不能完全表达出那份越来越哀伤、志趣越来越隐秘的心态，于是他开始写“词”。总的来说，开始写“词”，并非有什么要做“词人”、“词客”的志向与规划，在当时写“词”，无非是一种逃避现实苦难、抒发压抑情绪的一种变通手段而已。时年四十三岁的周岸登为此感叹道，鼎鼎中年，已多哀乐，悠悠当世，莫问兴亡。
自序中特别提到的，读者但作游记观可也。也可想而知，周岸登的词集，一定是山水行旅中写成的感怀篇章，而绝非什么词学精研式的闭门苦工，这也注定，周氏词作可能缺乏更高层面的学术性。不过，我倒是认为，同为蜀人，读周氏词作，蜀中山水幕幕徐开，分外亲切。作游记观，而不作词学观，未必就是什么坏事，说不定倒更增一份清新适然。
当然，创作文本的数量达到一定量级时，创作者自然而然的会寻求一种深度的体系感与价值寄托，周岸登也概莫能外。在《邛都词》完成之后，他的创作自觉不自觉地纳入到“词学”所规束的学术体系之中，并且在这一体系中找到了一个榜样似的寄托——唐代诗人贾岛，千年前与他在同一辖区之内任职的“苦吟”派诗人。周岸登在随后结集的《长江词》自序中写道：
邛都词既削稿，明年乃返成都，求词学旧书，渺不可得。华阳林山腴同年思进，以万红友词律见贻，颇用弹正，未暇一一追改也。适再出知蓬溪，蓬兼有唐长江、唐兴、青石三县地，而长江以贾簿故最名，江山文藻，触感弥深。从政之余，引宫比律，倚双白之新声，无小红之低唱，自歌谁畣，良用慨然。历秋涉春，亦复成袠，中有和庚子秋词百余首，别录为卷，最而刊之，弁以长江，犹是邛都之意也。乙卯春分蓬溪官廨记，时将受代，漫卷诗书矣。
原来，在《邛都词》完稿之际，周岸登还专程赴成都寻找词学书籍，希望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词学素养。华阳的林思进（1873-1953）为他找来了清人万红友所著的《词律》一书，对照该书，发现自己的《邛都词》尚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可能因时间关系，未能逐一改正。1915年，周岸登仍然任职蓬溪，这个时候的蓬溪，和他创作《邛都词》时的蓬溪，俨然已经有了新的风貌。随着词学素养的提升，他开始着意史料、搜罗史实，将曾经也在此辖区内任职的唐人贾岛纳入了他的文化想象之中。于是，这一时期的词集他命名为《长江集》（因贾岛曾任“长江主薄”一职）。
说到贾岛，这位曾与韩愈有“推敲”之典故的著名唐代诗人，应该说和此时的周岸登之际遇颇有几分相似。贾岛与周岸登都是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完全靠科场题名而进入官场的，所任官职都是县一级左右的闲职，升职的机率渺茫。在作诗和作词的天份上，二人不相伯仲，都是需要坚持“苦吟”和不断“推敲”，才能力臻完美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岸登在蓬溪任职期间，与贾岛这位千年之前的潦倒诗人如此投缘，而不是另标旗帜，别觅宗门。
《长江词》中有一首周岸登亲赴明月山贾岛祠吊念的词，这一对千载知己互诉衷肠，抒写得一清二楚。词曰：
月下笛 长江故县明月山贾浪僊祠，用玉田韵。
明月诗僊，长江谪宦，古祠高岫。携尊酹酒。憎命文章世偏寿。孤情合证维摩诘，想浣笔、冰瓯雪窦。共江山胜迹，长留诗卷，几曾虚负。
知否。屠龙手。早遁迹空王，梵云华首。郊寒是友。苦吟终让君瘦。我来恰值繁霜节，试唤起、精魂似旧。更长啸，叩微茫，还恐推敲未就。
因故离开此地时，周岸登依依不舍，在渡口前远望贾公祠，又写下一首词。词曰：
丁香结 晚过康家渡，望贾祠。用清真韵。
风约寒漪，雪飘衰苇，霜叶点波红陨。送轻帆羽迅。渐夜渡、瞑合沙昏烟润。贾祠空怅望，裴怀意、欲去未忍。长江明月。几辈吊古，苍茫不尽。
愁引。看镜里清涪，已过衔芦雁阵。石室埋云，危楼倚笛，月寒星晕。魂逐江水共远，曲曲肠成寸。孤吟无人答，怕也同伊瘦损。
从这两首《长江词》中的点题之作来看，周岸登的词作风格恬淡凄婉，仍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悲凉之气。词作用语平实，偶有清空之语，但与南宋以降的各路词派的深僻典故、冷清空灵、不堕实语、常作谜语的作派还是有很大区别，这与他后来自号“二窗词客”时的填词手法还颇有差异。应该说，此时的周氏词作，是刚好从诗歌的格调上转向而来的长短句，是原本意义上的“诗余”。这样的词作，还没有沾染和浸淫太多自南宋姜白石、吴梦窗以来，尤以清末临桂词派为最的“词学”格调，这原本属于个人旨趣所在，无可厚非，无可评说。但既入“词客”一途，周岸登还是无可摆脱地要进入到当时的主流词学思潮之中，而且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
在崇尚姜白石清空、吴梦窗琐密的清末民初词学界风气中，周岸登至迟在1916年就开始了对吴梦窗词作、词学理念的深入研究。1916年，周氏仍然在蓬溪任职，但是依然大量创写词作的他已经终结了《长江词》，而另立一辑《北梦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周氏词作总集《蜀雅》中收录的《北梦词》2卷72首，和后来的《燖梦词》2卷52首，成为这部词作总集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因为从这两部词集开始，周氏词作的风格与格调大变，开始向“二窗词客”转型，这一转型也直接奠定他之后二十余年的词学理念。
这一年中秋节前后，他已经研读完毕了吴梦窗的词作集，为此，他以他对梦窗词学理念的理解和体悟，作了一首词以志感念。词曰：
玉漏迟 校读梦窗词集毕，因题其后。用草窗题梦窗霜花腴词集韵。
琐窗清梦少。僊城路远，古香声杳。甬曲句东，遥识庆湖襟抱。西麓裁云万迭，共花外、吟魂分绕。良自笑。签縢鬓影，未输年少。
浪窥七宝楼台，助教国凄凉，感秋歌啸。噀酒餐英，重写霜花腴草。丝缕玄经绣网，轻付与、寒虫羁鸟。幽恨悄。愁吟画中灵照。
这是周岸登辑录在《蜀雅》中的第一首，将吴梦窗、周草窗两位南宋词人的格调与风格融汇而成的词作。可以看到，周氏词作的风格已经大变，尤其注重情态琐细之描绘，已经不是先前那种平实说理、平铺直叙的“诗余”作派了。至于其专业水准与学养水平如何，当时的词学界主流评价若何，原本也是可以抛开不计较的。毕竟，周岸登只是一个在蜀地偏乡中自吟自叹的闲淡小官，一不靠词技谋银两，二不靠词学作先生，在作官作词的层面上，几乎都是可以不看他人脸色的。
但到了1927年之后，事情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周岸登辞去了官职，开始行走于学术江湖，“二窗词客”的声名如何，几乎就是生存的前提。词作得好不好，有没有主流的认可，开始成为继当年的“酷吏”和“苦吟”之后的又一重要人生转折。
大雅堂外
在蓬溪的任职之后，周岸登还曾离开蜀地，远赴江西任职。1927年辞官后，去厦门大学任教，开始了此后15年的学术生涯。1931年秋，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学术生涯似乎一帆风顺。
这一年，门人包树荣、韩文潮整理周氏词作出版，名曰《蜀雅》，一时在学界颇有影响。这套白纸线装，以聚珍仿宋本大铅字精印刊行的词集，比之同时代的词学专家们的著述，从装帧外观上已略胜一筹，颇有点自成一家的味道。从词作数量规模上讲，也为同时代词集中佼佼者。据统计，《蜀雅》词12卷、别集2卷。正集中《邛都词》1卷30首、《长江词》1卷33首、《北梦词》2卷72首、《燖梦词》2卷52首、《南潜词》2卷46首、《丹石词》1卷45首、《退圃词》1卷41首、《海客词》1卷12首、《江南春词》1卷38首，别集中《和庚子秋词》116首、《杨柳枝词》102首，共计587首之多。
一代词宗夏敬观看到《蜀雅》时，也在其《忍古楼词话》中大加赞誉。他专列一条“周二窗”，为之写道：
威远周岸登道援，亦字二窗，又字北梦。昨年因姚景之，寄予所著《蜀雅》十二卷，《蜀雅别集》二卷。岸登虽曾官江右，予未之常共文咽也。集中有东园暝坐用予韵宴清都云：“画省喧笳鼓。边风急、穷秋烟暝催暮。蛮熏未洗，吴棉自栓薄，寒珍护。筝弦也识愁端，渐瑟瑟、偷移雁柱。更送冷、败叶声干，敲窗点点如雨。琴心寄远难凭，孙源闲蜀，巴水连楚。流波断锦，孤衾怨绮，梦抽离绪。寒聋已度关塞，任碎捣繁砧急杵。数丽谯、廿五秋更，乌啼向曙。”岸登才思富丽，亦非余子可及者。
当然，也有颇不以为然的。譬如说，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曲学大家吴梅。大约在《蜀雅》出版后三年，1934年时，中央大学的一些师生接触到这本书，在大部分师生表示赞赏的同时，吴梅认为其“雕琢太过”，而不置可否。1934年11月28日，吴梅在与廖仲恺之兄廖恩焘会面时，年过七旬的廖老将自己的词集《忏庵词》赠予他时，翻看几页之后，他忽然以之联想到了《蜀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细读一过，殊少真性情，与周岸登《蜀雅》同病。在吴梅看来，周岸登的词作不但有“雕琢太过”的毛病，还有“少真性情”的缺陷。
其实，早在《蜀雅》出版之际，周岸登的老友王易（注：王易，字晓湘，号简庵，南昌人。词曲家、诗人。曾执教于心远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正大学。诗集有与弟王浩合集《南州二王词》，又有《简庵诗词二稿》、《文录》。学术著作有《国学概论》、《历数脞谭》、《修辞学》、《修辞学通诠》、《乐府通论》等）就预见到了，可能会有类似于吴梅这样的批评观点。在为《蜀雅》作的序言中，王易就提道：二窗词一以君特、公谨为宗，或微病其矜博而失情，牵律而害意，然余谓是者宁涩毋滑，宁密毋疏，奚竞俗赏为？在王易看来，像吴梅这样的批评，恰恰就证明了周氏词作的“雅”，恰恰就印证了《蜀雅》之“雅”，因为王氏祭出的“宁涩毋滑，宁密毋疏”之大旗，正是南宋以来的词学主流取向，正是清末主流词派的重要观念。“重气魄、轻形式”的北宋豪放派词学理念在民国词学界是非主流的，因为“词”之所以可以成其“词学”，正是因琐密的雕琢与艰深的考索才成其为“学”的。王易的观点很明显，大雅肯定不通俗，看似艰涩的词作背后才是真正的雅学风度。
在王易看来，二窗词博雅矜炼，语出已铸，律细韵严，气度弘远。他继而感叹道，至于忧时念乱，契阔死生，自鸣不平，歌以代哭亦犹是。王风楚骚之志，而引商刻羽，不恤呕心，一篇甫成，如土委地，此中甘苦，不足语于外人，惟余与二窗相向太息而已。
其实，对周岸登词作的评价，不但是清末以来词学观念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一种地域观念的交锋。就拿临桂词派况周颐的词贵“重、拙、大”而言，周氏词作，的确在气魄格调上屡屡反其道而为之，表现出“轻、巧、小”的特点。所谓厚重、朴拙、大器，已并非词人们后天修为可及，更多的当与天性相照应。然而，词作中的轻灵、工巧、细小，也未尝不可是另一种佳作的标准。作为从蜀乡僻地中行吟而来的周岸登，自然不可能间有北派的厚重与南派的空灵，兼及南北性灵、出神入化的大师气魄更不可及。词学家们的理论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周岸登从来都不是理想国主，自然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空前绝后的卓绝才情。
实际上，直至1942年病逝于成都，周岸登的词学声名都仅仅是在小范围、小圈子里得到称誉。由于从1932年到重庆大学讲授词曲与金石学开始，周岸登再未踏出巴蜀之地半步，故而他的词学圈子不可能贯通南北。尽管他可能是继杨升庵之后，蜀人中难得的一位词学大家，他的命运也只能和其他众多囿于盆地之中的蜀中才俊一样，趋于湮没，终归无闻。
词学观念或许可以融汇通贯，但地域观念之差异，恐怕还绝不仅仅也不可能全然靠学术来解决。周岸登的生涯种种，即是例证罢。那一册糟朽的《瞿园杂剧》和一页莫名愤怨的词作，或许比那一套齐齐整整、体体面面的《蜀雅》更能接近于生活之实情。周岸登最终没能做成一位南北名扬的大家，终究没能踏出蜀山、跻身大雅之列，从“酷吏”到“词客”，似乎总有点难以言喻的遗憾。或者，大可不必遗憾，大雅与小隐之间，原本并无诗意或词学，原本就只有“生活”二字而已。
周岸登
周岸登（1872-1942），字道援，号癸叔，四川威远人。1892年中举，历任广西阳朔、苍梧两县知县，全州知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四川省会理、蓬溪，江西省宁都、清江、吉安等县知事，江西省庐陵道尹。工于词曲，兼善诗赋。词风崇尚吴梦窗、周草窗，自号“二窗词客”。曾由其门人整理出版词集《蜀雅》12卷，收词370首，以及《蜀雅别集》2卷，收词213首；其词作数量为同时代词人中罕有。著有《曲学讲稿》、《楚辞训纂》、《南征日记》、《韩民血泪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