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倪波路
我在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知识，从而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充满了兴趣，很显然，这一部分来源于我们家族的基因。这里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在我的家族里，还有路易吉·利奇的家族里，人们从来不喝冷的饮料。你会发现，萨巴蒂尼和利奇家族的人只喝热的水，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喝冷水，而且不加茶不加糖或者其他的东西。我相信，在意大利仅有几个家庭会这样做。因为这个习惯与意大利其他家庭的饮水习惯完全不同，我曾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家族独创的传统，因为在家族中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然而，直到1985年，当我作为联合国的专员来到中国时，我意识到，我们家族的饮水习惯其实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习惯。我和路易吉·利奇说了这件事，我们俩人都认为在我们家族的传统中，这样的传统很不错，是对一个伟大国度文化的尝试，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年少时，我的父亲和爷爷常常把作坊里的一幅人物肖像画指给我看，画中的人器宇轩昂，散发着贵族气质，威严端坐在凳子上面。这正是周恩来的肖像，我父亲和爷爷对他十分敬仰。我的父亲，他一直收藏着这幅肖像。他曾对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家榜样，在他的身上人们可以获得不少启发。后来，当我在大学里学习外交史的时候，我觉得父亲的话一点都没错：周恩来懂得如何用伟大的实践去调动革命热情，即使是在那个中国被孤立的年代，他也可以在国际的外交大会上让世界聆听他的声音。
1954年，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依兰达·斯蒂芙妮共结连理。我的母亲来自马尔凯另一个显赫的家庭（斯蒂弗尼是神圣罗马教会的保护人）。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翁贝托，他是一位勤劳的商人，专营从东方进口的高档纺织品，其中也包括从中国等地进口。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文科的热情，而从萨巴蒂尼家族继承的更多的是那种精准细致以及分析能力。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赋予了我“好奇”的品质，也正是这种“好奇”促使了利玛窦和熊三拔前往遥远的东方。
我在圣埃比迪奥读完了小学。虽然我们属于这个城镇的大家族，但是我们肯定不是最富有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今天，这个地区制鞋工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该地区的人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些圣埃比迪奥港的制鞋商多年前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往来。如今，在圣埃比迪奥港，有一个从浙江迁来的中国团体，他们从事皮革产业，在当地发展迅速，已经小有规模。
在1968年，为了可以让我在哈尼巴·卡洛（Annibal Caro）高中安心学习，我们全家搬到了费尔莫。在那段时间，我开始和路德维科·卡西亚利神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是费尔莫研究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专家。刚开始，我只是在他那里学习拉丁文，因为我母亲希望我能够精通拉丁语。后来，卡西亚利教授，这位我非常亲近的人，遭遇了一件不幸的事情：由于外科手术的失败，他失明了。于是我成为他的陪伴者，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陪伴他，就像熊三拔和利玛窦的关系一样。事实上，我在卡西亚利神父的家中度过了我下午大部分的时间，我对于他的文化修养和有关旅行的记忆力感到无比的震撼和钦佩。他是一位勇敢的冒险家，在他的一生中，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现在，在我的图书馆中还有许多卡西亚利教授慷慨捐赠的书。
在拿到高中学位后，我赢得了罗马大学的奖学金，并于1974年搬迁到罗马。在那里我上了大学并主修政治学。大学毕业后，我成为奥古斯都·德·诺切教授——一位杰出的意大利传统哲学家——的助理教授。在1981年，我赢得了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成为一名联合国官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们相爱了。那时候我们两个并不那么年轻了（29岁），所以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当然，这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们先订婚，六个月以后我们决定结婚。我记得，当我和我的妻子打电话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地欣喜和激动！
我们是在我妻子的出生地阿奎拉结婚的。婚后不久，我被派到了联合国驻新德里办公室工作了一小段时间，那时，我的妻子在摩洛哥。上帝保佑我们，我的妻子很快就怀孕了。我的儿子出生在同年9月，继承了他曾祖父的名字。我在新德里工作3个月后，于1985年3月15日被调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