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中华农业文明的璀璨成果
节日里的中国充满了文化气息。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之一，她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的约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节日还与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相联系，是中华民族成熟文明的缩影，它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反映着现实的人与人的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
“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人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是无所谓节日的。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经千百年岁月沧桑，它如同搭起了一个硕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台，承载着中华各民族人民精彩纷呈、多姿多彩的艺术飨宴。它既是中国人长期不懈地探索自然规律的产物，包含着大量科学的天文、气象和物候知识，也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和道德伦理在民俗风情上的集中体现。中国人重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欣赏柔美、钟情团圆的美学和伦理观念，在这个节日体系之中都有强烈的体现，千百年来，传统节日的民俗，给中国人一种井然有序的时间节奏、热闹而不失寂寥的空间分布。虽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老百姓也以一种勤勉、节俭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因为有了热闹的节日，才构成中华民族完整的人生时间，使人生充满着期待、愉悦而显得非同寻常。
中国传统节日是农业文明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大家知道，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风俗文化等的文化集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统节日结合了中国儒、释、道各家文化，将各类祭祀、信仰民俗融为一体，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大聚合、大集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农耕文明的古国之一。远在上古时期，中国的先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认识到：种族要生存、繁衍，庄稼要有好收成，就必须“靠天吃饭”，“国之大事在农”，观察和掌握天象（日月星辰的变化）、物象（动植物随季节而生的变化）和气象（寒暑雨雪的变化）及其规律，顺应天地运行的节奏和气候变化的秩序，来合理地计划和安排其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
为了准确地反映四季气温、降水、物候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情况，用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先人依据太阳在黄道的不同位置，确定出了岁时节气的概念，进而逐步总结归纳出“二十四节气”。岁时节令一经确立，一些特别的日期就凸显出来，它们作为农耕周期中的关节点而备受重视，每当特定的节气来临之时，都要举行与这个节气相应的仪式和庆典活动，农耕周期的演进，就好比竹子有节一样，人们进而发现岁时节令中有些特殊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节”日。
中国传统节日正是从时序上体现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递度演进，所以中国人一直有“四时八庆”的说法。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回春，从严寒中走来的春节、元宵节、中和节、清明节等节日，相继成为春季节日的序列。说到春天，共通的感觉就是春暖花开、春光明媚。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人们阖家团聚、拜年庆贺、舞龙观灯，尽情欢庆新春的到来；春天也是祭奠先祖的日子，纪念先人、踏青赏春、娱乐健身，在慎终追远中享受新春的赐福，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农耕播种。夏季是云彩最活跃、最生动的季节，端午节又不期而遇，人们佩艾采药、驱邪避毒、裹粽竞渡，斗草送扇、归省探亲，以期安度酷夏、消除邪秽。秋天是走向成熟的季节，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秋天的一景一物往往会触发深沉的怀念。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纷至沓来。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人们，乞灵巧、放河灯、赏秋月、玩秋菊、登高辞青，以多种方式庆贺丰收、祭奠亡灵、祈福纳祥。冬天是最为坚韧的时节，空气清冽流动，季节安静，光照绵延不息，瑞雪飘飞，腊八节、小年、除夕是对它最好的迎候。此时的人们忘记了寒冷，扫洒除疫、送灶祭祖、社火游街、欢欢乐乐地团圆守岁，品味着“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喜悦。四时节庆的和谐有序、错落有致，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节律和独特的审美心理定势；反映了先秦以来历代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节日的演进
萌芽期——先秦
历史上的传统节日得以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民族主体的精神活动。在原始社会，人们最基本的精神活动就是原始崇拜，包括原始神话、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而这一切正是节日风俗萌芽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上古社会的人们，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凭着质朴、直观和感性的思维方式去把握自然的表象。人们为了生存，总是小心翼翼地趋吉避害，规避许多灾难和祸患，并衍生出诸多的禁忌。如原始的祭月、拜月，就是日后中秋节赏月习俗的源头；而星辰崇拜中对织女星的祭祀，正是后世七夕拜星、乞巧习俗的来源之一。原始氏族把动物尊奉为神明，例如，龙是中国人最为普遍的图腾，后世中国人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端午节人们举行“龙舟竞渡”的活动，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见先民们“龙崇拜”的影子。此外，还有在天地崇拜中出现的“社日”和“立春”仪式。祖宗崇拜导致年节、中秋、冬至的祭祖和寒食、清明扫墓等习俗。同时，古人的鬼神观念，导致了诸多的驱鬼巫术和“驱傩仪式”，出现了门神、灶神以及腊月二十三日的送灶习俗。
当我们仔细探索古代的节日，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传统节日几乎都是在农历的单日，尤其是单月单日，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节、五月五日端阳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中国人喜欢讲双月双日、成双成对为吉利，为何节日大多是单月单日呢？其实这些节日并不像后世演化的那么欢天喜地，被人称之为“佳节良辰”。在节日风俗形成的初期，这些节日大抵是一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非“凶”即“恶”。因为是“凶日”或者“恶日”，所以才格外需要禁忌，也正是这些“恶月恶日”，才逐渐形成了节日风俗。
流传至今的春节、上巳、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元素，先秦时代大部分已经形成，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改造自然以获取资源的能力还比较低，许多节日的风俗处于酝酿期，当时的节日比较少，内容不够丰富，在时间上也不是那么固定。
定型期——两汉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元旦、元宵、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到了两汉时期，大都基本定型。这不仅是因为“汉承秦制”，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统一，社会出现了各种节日风俗得以定型的土壤和条件：
首先，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纷争之后，汉朝出现了政治、经济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使中原文化与荆楚、吴越、巴蜀、齐鲁以及北方文化得到相互吸收和融合。如汉朝的首都长安居民跳起了南方的楚舞，唱起了楚歌；中原的大量习俗也相继传到荆楚和百越之地。这说明，统一和融合，使共同的节日风俗的定型和整合有了可能。
其次，汉朝虽然迷信盛行，但科学的因素也在生长。古老的天文学在汉朝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制造浑天仪、地动仪和候风仪的大科学家张衡的出现，就是明证。科学萌芽的生长，中西文化的交流，如汉安帝永宁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派遣使者入汉，在元旦佳节表演大秦幻术，令君臣观赏后大为赞叹。这种状况，打破了先秦节日风俗盲目崇拜自然的原始信仰和巫术倾向，汉武帝倡导的历法变革，更为节日风俗的定型整合确定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战国时代极其活跃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尤其是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与汉朝具有神学思想的董仲舒等人倡导的“天人感应论”相糅合，并且将木、火、土、金、水五行与方位、时序相配合，形成五德之说，再把五德与天、五行与人相附会，阴阳家更是将迷信禁忌具体活动划分到一年的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中去，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岁时顺序，为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蒙上了一片神秘的雾纱。
第四，汉朝的思想成果，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迷信盛行，使节日风俗打下了尊神事鬼的印记；神话流播，使节日风俗增添了浪漫的色彩。而日趋定型的节日风俗又为传播神话鬼话仙话提供了传播的媒介。
第五，汉朝节日风俗的定型还表现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祭奠代替了以往的一些原始崇拜活动的内容。如屈原、介子推、伍子胥等由人而神，受到人们的传颂和崇拜，在诸多的节日风俗中凸现了人的作用，出现了有别于以往历史时期的新因素。与此同时，节日风俗和节日礼仪互为表里，融为一体，被人们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
变异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融合的时期，宗教的参透、民族的融合、社会心理的失常，这些因素为中国节日风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量元素。
宗教的因素在节日风俗的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首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勃兴，“五斗米道”“太平道”在民间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势力；其次是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传播开来。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在宗教影响下出现的新兴节日，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道家称道的“三元节”，在南北各民族中广泛流行。七月十五日，是道家的“中元节”，同时又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其首创者就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其他的节日如七夕、中秋、重阳等也不同程度地渗入了佛、道的影响，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由于佛教、道教一起向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冲击，加之六朝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政治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无穷灾难，造成了反常的社会心理：悲观失望、消极颓废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主要思潮，放浪形骸、纵情享受成为上流社会的生活目的。不正常的社会心理影响到节日风俗，出现了一系列怪诞荒唐的风俗时尚。至于节日期间，借登高之会，乘祓禊之时，宴享宾朋，曲水泛觞，纵饮酗酒，高谈阔论，诗酒风流，蔑视名教礼法，清谈漫论玄学等更是寻常之事。原来许多颇为严肃的节日风俗活动，此时人们已对其漫不经心，随意为之。相反，那些怪诞不经的妖异之事，迷信荒唐的无稽之谈，倒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许多荒唐的神鬼传说与节日传说附会在一起，如这个时期的端午节，已经不是完全笼罩在“恶月恶日”的气氛中，相反却出现了“斗百草之戏”和“养鸟玩鸽”的娱乐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像“走马灯”一样入主中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自然要使风俗发生融合；再加上频繁的战乱，使北方人民不断大规模向南方迁徙，使汉族内部的南北风俗发生融合。如端午节的“恶月恶日”原是北方中原人民的观念，此时也为南方人民所接受；再如端午节纪念历史人物，原先是各地有各地的英雄，可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后，南北节俗逐步融合为一，加之处于战乱中的人民都思念、敬佩伟大的爱国英雄，所以，此后以端午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再无多大争议，这正是南北风俗融合的结果使然。
变异期——隋唐到宋
中国的节日风俗发展到了唐宋年间，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异。节日生活开始大规模地与城市生活密切结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从一向充满迷信、禁忌、祓禊、禳除等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而向着世俗化的娱乐型的方向转变，成为民间真正意义上的“佳节良辰”。这是因为，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国家赢得了空前的统一，农业生产从几百年的战乱中恢复起来，手工业、商业都十分发达。尤其是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决非前朝可比。出现了“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的城市，令当时的欧洲人都叹为观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以及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的出现，给社会风俗的演变提供了历史条件，因此表现在节日风俗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向娱乐型的演变。
喧闹的城市生活，使人们抓住传统节日的机会，表现自己的情感，发泄胸中的郁闷。元旦日的放爆竹，不再被看成是驱鬼驱魔，而象征着欢愉与热烈；元宵的祭神灯火，变成了人们游览观赏的花灯；中秋节由神秘的拜月逐渐变成赏月的习俗；重阳节已成了赏菊的盛会；上巳节祓禊为踏青所取代；庄严神秘的“驱傩”仪式转化成街头的“百戏”和“杂耍”。城市生活中的节日频繁，人们也不愿总是守在家里，那些占据了豪华住宅的达官贵人也想外出炫耀一番，于是形成唐代节日风俗中出游的普遍。“游乐成观”，“仕女如云”，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经常重复的题材。
节日风俗的变异，给民众的生活带来无数生气，大量的体育娱乐活动出现在唐代的节日里。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节日娱乐活动就开始出现，但到唐代得到了放大和进一步扩展。就连有关节日的神话故事，也不再是那么狰狞可怖，而是变得生动滑稽，浪漫而富有诗情画意：织女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凶神恶煞的捉鬼门神也让位给唐朝屡建奇功的两位将军……这一切，反映出在那种充满奔放情调的时代，民众追求丰富的生活情趣，在平淡和枯燥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抹新奇的亮色。
当然，发达的封建社会经济，也给节日风俗带来了奢华之气。封建皇帝打着“与民同乐”的旗号，荒淫奢侈，穷奢极欲。达官贵人争相仿效，民间地主均竟比豪华，夸财斗富，讲究节日排场，浪费惊人。宋朝社会的节日风俗传承了唐朝，惟其国运不济，国力不振，失却了大唐热烈而奔放之气象，但宋朝将节日的奢华和淫糜之俗发展到了极致，著名的民俗学著作《东京梦华录》有大量记载。
稳定期——明清时期
明清以降，中国的节日风俗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今日中国社会生活所运行不废的节日风俗，大致在明清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不过，骨子里的变化要深刻和快捷得多。尤其是明朝万历年代之后，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得以引发和萌生新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在晚明文化的变革期内，历史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种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给人以风气为之一变的感觉。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实际上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结果，表现在风俗与文化积淀的岁时节日，进一步朝着娱乐型的方向迅猛发展。无论是达官显宦，还是庶民百姓；是位居上尊还是贩夫走卒，抑或一生为了功名利禄，奔走尘俗的文士，一遇岁时节日，总为节日的气氛所感染，以致欣欣然乐而忘倦。元宵节的花灯烟火长达十夜，龙舟竞渡风采依旧，至于节日期间的玩狮舞龙，旱船秧歌，杂技百戏，体育活动，比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庙会的兴盛和盛大的娱乐狂欢活动，成为明清社会节日风俗的新亮点。起源于古老的祭社活动的庙会，到明清时代，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在庙会期间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社的活动，总要形成万人空巷的局面。民众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保护他们一年人财两旺，灾患不生；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名为娱神，实质娱人。庙会和狂欢大大开阔了民众的视野，尤其是平日被锁在深宅大院与绣房闺阁里的妇女，只有当庙会、会社等活动时才得以外出，参加集会和看戏，这对于扩大妇女的社会交往和个性自由，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节日风俗相平行发展的传统儒学，演变成严重压抑人们思想的理学。明朝上层统治者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复古之风日盛，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思想日益禁锢，这反映在节日风俗中，即为更加注重节日的礼仪性和应酬性。如新年拜谒，达官显宦限于“礼尚往来”，不能不相互拜谒，于是造成了“拜帖”的风行。再如在整个社会复古风气的引领下，许多节日风俗舍近而求远，民间驱傩的仪式，直接效法汉朝；门神在唐朝已经改为世俗的将军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到明朝一些达官显宦反而弃之不用，仍然恢复神荼、郁垒为门神。此外，由于整个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遭到破坏，沿袭多年的七夕节不太为人重视；大批离开土地谋生的劳动大军的出现，必定要冷落一向享有尊严的土地神，传统的社日为新兴市民生活的庙会逐渐取代。
历史的法则，就是不断地新陈代谢，节日风俗也毫无例外地按照这样的规律演进。
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与精神气质
原始人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崇拜自然、图腾、祖先与神灵；宗法制社会形态下，人们讲究长幼尊卑、人伦血亲、礼教德治。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祭祖、拜月、踏青、登高、折柳驱邪……人类的行为、观念变成大多数人的约定认同成习惯性定势，则一种习俗就形成了。经过千百年的淬炼和世代相传，它已牢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情怀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与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全国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达二百多种，而其中最主要的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等。
中国的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以农耕经济为主。在农耕文明中，人们发明了农具，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农事习俗，创作了农事诗、各式图形等，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积淀。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载”，夏代叫“岁”，周代才叫“年”。“载”“岁”“年”都是指谷物生长周期，谷子一年一熟，所以春节一年一次，含有庆丰收的美好寓意。关于春节的另一种说法是：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鬼与祖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清明节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农业上开始忙于春耕春种。江南有农谚这样形容清明：“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关于中秋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秋报的遗俗，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米成熟的时刻，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从传统节日的起源看，大多出于农耕目的，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些节日淡化了农耕印象，但传统节日体现或根植于古代农耕文化这一点是确定的。
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这里的大自然主要指太阳、月亮、大地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物。《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烹骛角黍”，端午节采粽叶、包粽子体现了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在中秋时节，古代贵族和文人学士会对着天上又亮又圆的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无论是祭月还是赏月都体现了对月亮的崇拜。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崇拜。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原始先民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出现了，这正体现了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的重要内容。”
中国长期处在宗法制社会形态下，在宗法制度下，人们重血缘人伦，讲究礼教德治、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一系列要求在传统节日中找到了很好的依托。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把人置于血缘人伦中，体现出一种“人道亲亲”。《礼记·大传》中这样解释“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家族就以血缘人伦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祭祖、扫墓，还是拜月、登高，都有严格的仪式，崔寔《四民月令》是这样形容春节祭祖的：“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通过一系列固定仪式，实现了“尊尊”——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并且这种等级差别也与血缘人伦有关。通过传统节日中的血缘人伦纽带，尊尊与亲亲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国天下”的过渡，形成了家国同构格局。
中国传统节日不仅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而且凝结着丰富的民族感情，是民众精神情感的重要寄托方式。今天的学者，对于传统节日的精神气质，不论如何概括，也不论有多少视角，其基本点大致不外乎我在拙著《中国民俗学通论》中所归纳的中国人民俗行为的五个特点：分别是“外圆内方”“整体统合”“和谐对称”“道法自然”和“崇尚和顺”，具体在分析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上，其基本精神表现为：
尊重生命，追求圆满。“天圆地方”“乾刚坤柔”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概念，天地、圆方、动静、刚柔、乾坤，都是相互对应的词汇，天为圆、地为方，天为刚、地为柔……用现代汉语的话说，非生命的“天象”是变化无常的，而生命的地球环境则是相对稳定（柔和平衡）的。在年复一年、循环往复、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之中，人始终是节日的主体。节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谐天人关系、展示人的才艺、进行人际交往为主。人们在节日中，或阖家团聚、欢庆交流，或探亲访友、男女相会，或祭祀祖先、追念先贤，或结伴出游、踏青赏月，或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人最可贵的是生命，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对健康的追求。通过传统节日，追求丰收富裕、平安和顺、生活美满、欢乐吉祥、健康长寿等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些心理诉求，不断通过欢度传统节日的方式，通过节庆的礼仪习俗得以表达和释放。民众最美好的向往是人间的亲近与和谐，最希望享受到的是和睦亲情的温暖，而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生活的节点，是民众表达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时机。
刚健有为，爱国情怀。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具有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历史上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二为一，“忠”“义”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士大夫精神的渊源，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端午节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的传说，使屈原成为爱国和忧民的化身，对屈原的纪念体现出一种赤诚爱国的文化精神。再比如寒食节中有关春秋时期介子推“割股”给处于困境中的公子重耳充饥的传说故事，也是忠义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节日又是人们展示勤劳智慧、聪明才艺的最佳时机。元宵灯会的奇思妙想，庙会上的百戏杂陈，猜灯谜的联句咏诗，村妇村女的民间对歌，窗花剪纸的生动传神，秋千起伏，风筝入云，孔明灯升天，荷花灯入水，七夕的乞巧，重阳的登高……这些多姿多彩的节日民俗景象，充分反映了节日文化蕴涵的文化精神的巨大魅力。刚健有为、爱国情怀，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思想泉源。
天人合一，贵尚和美。前文已经论及，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基本的涵义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节日的源起便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生活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节日中的各项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饮食安排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家人聚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包汤圆，和面的“和”与“合”谐音，汤圆之“圆”更是团圆的象征。春节里的“拜年”与“团拜”，使亲朋邻里之间，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可谓“一声恭喜，互泯恩仇”。元宵节，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汤圆，又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满的愿望。七夕节，牛郎织女的凄美传说，将中国人天长地久的爱情演绎得如此唯美和浪漫。中秋节，团圆团聚、家国和谐，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憧憬与追求。九九重阳，登高吃糕，寄托着人们健康长寿、实现人生境界步步高的美好愿望。
庄严仪式，珍贵记忆。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节日都会有它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传统仪式，这种与节日内容融为一体的民俗仪式，逐渐形成人们对世界与人生的祈求和寄托。缺少节日的仪式感，便缺少了对节日的尊重与敬畏。节日的各种仪式，有时就是节日内容本身，剥离了这些节日的仪式，等于让节日徒具外壳而显得干瘪无力。当然，节日的仪式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但哪怕再细小的仪式，其核心的形式是不会改变的，改变了这种仪式，也就等同于取消了这个节日。就看腊月廿三（有些地方是腊月廿四）的“送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为什么一定要年年送灶？在他们的理解里，送过灶以后才能过年。意思是不送灶，就不能过年。送了灶后，那些家庭主妇们就为儿女们开始“忙年”了。皆因送过灶神爷，一切都已放心，她们眉眼舒展，手脚安稳，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做她们要做的一切。世世代代的民众就是这样执着，历经世事多难人间沧桑，他们也不会改变这种仪式的作用，就在这平安、祥和的目光中走到新年里。春节之所以流传千百年，在于这个节日的民俗仪式和仪式背后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通过扫尘、贴春联、贴窗花、穿新衣、办年货等民俗仪式具体而细致地展现出来，此外还有诸如辟邪、祈福、祭祖、教化、娱乐、团圆、交友等等，显示了春节功能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通过种种仪式，人与人之间会展示出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人们不仅能够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且也可获得一种精神的净化。
游艺纷呈，精彩展示。传统节日是整个民族文化的节点，是民俗文化的盛会。诗词、戏曲、歌舞、绘画、剪纸、武术、杂技……一切文学和艺术形式都在春节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通过各种游艺活动，人们充分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华，一切美术的、音乐的、舞蹈的、演艺的、工艺的，各种审美表现在春节期间都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传统的民间游艺与杂耍，包括太平鼓、舞龙、舞狮、高跷、秧歌、大头宝宝、抬阁、脑阁、跑旱船、霸王鞭等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歌舞，在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源远流长。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民俗游艺活动形式，同样也凝聚了传承千载的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节日聚焦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意识与人文情怀，所以，各种传统节日里的游艺活动，以及种种节日禁忌（语言、行为、饮食）等，都是中国人情感的大展示。传统节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特定的文化空间，它涉及信仰、伦理、情感、文化方式等方方面面。民众的各种艺术创造与娱乐活动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在推动着传统节日习俗的发展和进步。
传统节日的传承之路
20世纪以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传媒技术日新月异，使得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乃至文化意识的巨大变化，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世易俗移”。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传统文化显得有点尴尬，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已无可奈何地逐渐式微；以节日民俗而言，很多传统节日变得徒有虚名，有些节日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例如，传统的中秋节，人们在种满桂花树的院子里赏月，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对月高歌，把酒问天，是一道非常富有诗意与想象力的壮美情景。可如今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到处闪耀着刺眼的霓虹灯，人与月亮日渐疏远，赏月习俗逐渐淡去，中秋节只剩下月饼的传递。其他传统节日，如春节就剩下年夜饭，端午节剩下粽子，元宵节就是元宵和汤圆……现代化促使人们改变了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漠视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许多传统节日逐渐被“淡化”与“矮化”。
这些年每逢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有关“年味”浓淡的感叹，许多城市都做出了禁止燃放鞭炮的规定。最近几年来，每到春节来临，网络媒体上对“年味”问题争论异常激烈，有人说眼下年味越来越淡，也有人说现在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你就感觉不到年味了。不论哪一种说法，比照过去，如今的年味确实是逐渐趋淡了。不要说远，就是与1950年代相比，尽管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过春节时，小孩子拿着压岁钱，穿上新衣裳，在鞭炮浓烈的硝烟味中，尽情释放着童趣……而通衢闹市的年景，一家家人和和美美地团聚，走亲戚串门子的高兴劲……年味，就是让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浓缩其中的一种人情味。如果，对照这种年味，现在的年味当然是淡了。
记得明代苏州的才子文征明曾经有《拜年》诗云“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那个时候的过年，适应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不那么高的农业文明。虽然“年”本身在民间故事中是一只怪兽，但是当它侵扰人类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知道在门户上张贴红色门签、“福”及对联，使“年”畏缩逃走。当然，人们为了彻底地赶走“年”要经过“守夜”，于是年夜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诉说衷肠，把春夏秋冬的经历和感受在这个除夕之夜中畅谈，享受着丰衣足食后的安康生活，也坚信只有家庭的温暖和团结才能战胜怪兽“年”的侵扰。那个年代，农村过年流行这样的老俗话：“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也许是为了来年的好收成，面向黄土背朝青天的农家人，总是用祷告和期盼来早早地熬粥，把一年的祈望又寄托在了天地之间。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当代信息文明与现代通信技术的冲击下，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已经很难成为过年的期待；人们不再为买一件新衣服而倍感欢欣，同样，人们也不再觉得看一场节奏缓慢的地方戏曲是一种文化享受。如今，在各地打拼谋生的人们，亲人之间聚少离多，已经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单调乏味、冷若冰霜，面对水泥森林般的城市生活，阻碍了人与人的亲切沟通；全国一台已经定了模式、总是那几张脸的春晚，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句话，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而言，传统的年文化活动较少创新，是人们感觉年味越来越淡的主要原因。
这就涉及传统节日的传承之路怎么走的问题。应该说，传统节日的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既然过传统节日是我们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受的民俗文化，应该说，传统和现代并不矛盾，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复兴，我们应该有一种文化自信。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深厚而富有韵味，需要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需要变化多样的形式，而不能总是喋喋不休地怀念从前。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不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现代转化的，它需要我们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自觉地转换和推动。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这“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思路，就是对待优秀传统节日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进行继承，对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任何一种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存，必然带有无法剔除的天然缺陷，必然是精华与糟粕交织、纠缠在一起，其思想高度与思想限度也总是瑕瑜互见。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资源做一番理清的功夫，理清传统节日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破译其中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优秀基因，梳理出“古今通理”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标识，并赋予其时代内涵，推进传统节日文化向现代的延续和发展。要做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就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需要对传统节日文化有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生命的化蛹为蝶的过程。
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如果说，在历时性上，“创造性转化”是从过去如何走向现在的话，那么，“创新性发展”就是从现在如何走向未来，即如何赋予“传统”以现代生命，促其拓展、完善和发展。例如，对于传统春节，作为个人和家庭，不能总是沉浸在麻将、扑克或者网络游戏的俗套中，是否可以按照新的时代特点，多一点文化策划，多一点文化创新，来丰富年节活动的形式，提升传统节日仪式感与新鲜度。无论任何时候，活在今天的“传统”都将与负载着传统的“现代”纠缠在一起，以物质遗存和精神遗存的形式，为现代社会的人们、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提供思想资源，持续地发挥影响。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的产儿，传统节日本质上大都是农村的节日。可是，眼前的社会却有向城市化迈进的迅猛势头。在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和新兴传播媒介日益兴盛的环境下，在市场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最要紧的是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去关注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保护与传统节日相关的游艺、祭祀、饮食等习俗，及与其相互依存着的民间艺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保护与利用传统节日资源闯出一条新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