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听过守株待兔的故事吧。
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跑得飞快的野兔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死了。于是，农民便放下他的农具日日夜夜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能再得到一只兔子。
结果似乎不言自明，这个宋国农夫从此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只撞上树桩的兔子了，而他的这个荒唐行为只落得被全宋国人所耻笑的下场。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著作。我们先来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如今的统治者，希望用前人的老办法来治理当今的新人，与守株待兔的宋国农夫又有何异！
这么一段文字出现在《韩非子·五蠹》的开篇，作者用大量的史实说明，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社会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统治者的社会治理思路和方法也应该跟着变革。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实行变革的人，都成为人们敬仰的圣人；如若不然，统治者就会像守株待兔的农夫一样，成为天下耻笑的对象。
那么，韩非子说的五蠹，即败坏社会风气，不利于国家强盛的五种蛀虫是哪五类人呢？“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用今天的话说，韩非子所说的五蠹就是这样五类人：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不惜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服兵役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财富，囤积居奇，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最后，韩非子声称，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网罗品行端正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分国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这段主张中，我们就看出守株待兔这则寓言的深刻寓意了。它要讽刺的，正是被五种人所祸乱的人心，尤其是农人之心。他认为，国家的良好风气，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建立在稳定的农耕文化基础之上，其他各色人等，除了像他自己这样的耿介之士外，都无异于社会的蛀虫。从这则寓言中韩非子的理直气壮，可见以农业立国、重农轻商的思想有多么悠久！
不得不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经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变迁而没有断续地传承至今，中国先民对农耕技术的精熟和依托这种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文化传统直接相关。中华文明臻于化境的农耕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的包容性，使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也遭受过外来文明的冲击，也经历过游牧民族的侵夺，但是，最终，几乎所有的外来文明都被其同化，从而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也让中国的国土疆域越来越辽阔。
在这则寓言里，守株待兔似乎暗示农人是受了牧人（许多演绎的版本真的将猎人的角色脑补进来了）“不劳而获”的蛊惑，才在树桩下傻傻地等的；丢掉上好农田不耕种任其荒芜，而指望野兔撞上来，也是舍本逐末。
当然，守株待兔要讽刺的，主要还是因循守旧的刻板和不知变通的保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习惯于将被浓缩为成语的“守株待兔”与另一个同样来自先秦寓言的成语“刻舟求剑”交替使用，换言之，我们一般将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视为“同义词”。
刻舟求剑是《吕氏春秋》中记述的一则寓言，说有个楚国人，坐船渡河时不慎把剑掉入河中，他在船上用刀刻下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当船停下时，他沿着记号跳入河中找剑，遍寻不获。自然，船已经不知走了多远了，而剑还在先前掉下去的地方，这样找剑，如果还能找到那就怪了！
《吕氏春秋》，亦名《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所编写，是杂家代表著作，大约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全书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每纪五篇，外加序意一篇），八览（每览八篇，首览少一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该书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各家言论和主张。汇合先秦诸子各派学说，目的在于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吕不韦及其门客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有几篇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对于先秦的学术研究，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而文章在说理的过程中，则经常用精妙的比喻和精彩的寓言故事来论证，因而十分生动有力。
这则寓言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察今”的题意，即制订法令制度必须考察当今的实际情况，它体现了当时法家因时变法的治国理念。
原文是这样的：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吕不韦是在什么语境下讲述这个故事的呢？我们来看上下文。
“察今”开篇道：“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用现代的话来说，高明的统治者为什么不效法先王的法令呢？不是因为先王的法令不好，而是因为不能效法它。先王的法令，经过了若干世纪，中途经过了几代人的增删修改，怎么可能原原本本地拿来用呢？即使没有经过增删修改，还是不能效法它。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法令，古今的法令，言辞不同而内容也不相同，所以古代的名称和现在的说法也不一样，当今的法令也多不符合古代的法令。人民的习俗不同，适合的法令也会不同。人们的欲望类似，但满足欲望的途径却千差万别。人们之间口音各异，相互很难沟通，这也叫人郁闷；就像人们对交通工具、衣冠服饰、食物的滋味、美的观念都各有所好，互相看不惯是常事。天下的学者多能辩说，花言巧语，不追求实效，而追求相互诋毁，以取胜为目的。这样的话，所谓先王的法令又到哪里去找？即使能够找到，还是不能效法吧。
一言以蔽之，吕氏说这番话，又讲了这则寓言，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就是大到国家的治理，小到生产生活的管理，都不能墨守成规，而要与时俱进，始终抱着古代先贤的教导不放，一切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既有害无益，也是完全不现实的。
不得不说，这一思想认识已经很有高度了，虽然其出发点是为君王的统治出主意，但是客观上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福祉也是有益的。
守株待兔多少带有重农主义的感情色彩，刻舟求剑似乎在传达他那番大道理的同时，不经意间揶揄了一把整日佩剑游荡的侠客。可见，吕氏和韩非，在选择讽刺对象时还是颇有几分相似的。
还有一个成语古人早就跟刻舟求剑并列使用了，那就是意思颇有些接近的“按图索骥”，意思是指按照图上画的样子去寻找良马，比喻墨守成规。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梅福传》有这样的话：“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根据班固这篇传记的介绍，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为人耿介。他年轻时在长安求学，通晓《尚书》《谷梁春秋》，担任郡中文学，补缺成为南昌尉。后来辞官回寿春，多次通过县道驿使，上书谈论非常事件，又求借驿车，到天子所在地分条对答紧急政事，没有被采纳。这时成帝将政务委任给大将军王凤，王凤专权独揽，操纵朝政，而京兆尹王章平素忠诚直爽，讥讽王凤，被王凤杀害。王凤势力越来越大，灾异屡次出现，群臣没有人敢说直话。
就在这时，梅福又给皇上上书，系统批评朝廷的用人制度，主张实行所谓伯（霸）道，大胆用人，尤其是像他这样敢做敢当的人才，而不要用陈旧过时的人才观去选人。时代发展了，汉朝的开国者超越秦王的暴政也有年月了，如果还是希望用夏商周三代的选人方法来选拔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那就像拿着伯乐的骏马图，到街上寻找千里马一样，很显然，这是不可能找到的。
显然，在这里，按图索骥这一成语尚未成型，但是已经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构拟了一个妙喻，为后人从中提炼语汇奠定了基础。
“按图索骥”作为成语最早见于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示从子瑛》（“隔竹引龟心有想，按图索骥术难灵”）、明代赵汸《葬书问对》（“每见一班按图索骥者，多失于骊黄牝牡”）等诗文。
而作为寓言故事，则见于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艺林伐山·卷七》：
伯乐《相马经》有“隆颡、蛈目、蹄如累麴”之语，其子执《相马经》以求马，出见大蟾蜍，谓其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但蹄不如累麴尔！”伯乐知其子之愚，但转怒为笑曰：“此马好跳，不堪御也。”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的：
伯乐在他写的《相马经》书里有“额头高、眼睛亮、蹄子大，就是好马”的说法。一次，伯乐的儿子拿着《相马经》去认马。他一出门就看见一只癞蛤蟆，于是赶忙抓了回来拿到伯乐面前说：“爹爹，您看，我找到了一匹好马，其他条件都与您说的千里马的标准差不多，只是蹄子有点不够大！”伯乐知道儿子很笨，被他气得笑了起来，说：“马是好马，只是这马太爱跳了，恐怕很难驾驭啊！”
这个故事写得十分生动传神，富有戏剧色彩；换言之，与其说是寓言，更像是一个笑话！
写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讲到中国寓言发展的一个规律，那就是由古及今，寓言故事的基调，有趋于转向诙谐幽默的倾向。也就是说，同为讽喻，古代的寓言故事，喻理的意味盖过讽刺的成分；而越到晚近，则是讽刺的成分要大于喻理。
当然，按图索骥比之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似乎更多了一份试图用某种理论认知来指导实践活动的意味，所以，这个成语渐渐地也从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演变为一个中性词，甚至含有褒义——比喻按照明确的线索去寻找事物，更易于获得。
关于如何用现成的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同样以相马为喻，其实古人早已创作出经典的寓言文本了，这就是见于《列子·说符》的“九方皋相马”：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
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
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
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
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
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
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这则寓言虽然我们许多人在中学就学过，语言十分清通，但为了体例统一，还是把白话译文也放在这里：
秦穆公召见伯乐说：“您的年纪大了！您的家族中有谁能够继承您寻找千里马呢？”
伯乐回答道：“对于一般的良马，可以从其外表上、筋骨上观察得出来。而那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好像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像这样的马奔跑起来，让人看不到飞扬的尘土，寻不着它奔跑的足蹄印儿。我的孩子们都是才能低下的人，对于好马的特征，我可以告诉他们，对于千里马的特征，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仅凭自己相马的经验来判断，他们是无法掌握的。不过，在过去同我一起挑过菜、担过柴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他的相马技术不在我之下，请大王召见他吧。”
于是秦穆公便召见了九方皋，叫他到各地去寻找千里马。
九方皋到各处寻找了三个月后，回来报告说：“我已经在沙丘找到好马了。”秦穆公问：“那是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那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于是秦穆公派人去取，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这时候秦穆公很不高兴，就把伯乐叫来，对他说：“坏了！您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母都分辨不出来，又怎么能认识出千里马呢？”
伯乐这时长叹一声说道：“九方皋相马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真是高出我千万倍。像九方皋看到的是马的天赋和内在素质。深得它的精妙，而忘记了它的粗糙之处；明悉它的内在，而忘记了它的外表。九方皋只看见所需要看见的，忽略了他所不需要看见的；只观察他所需要观察的，而遗漏了他所不需要观察的。九方皋相马的价值，远远高于千里马的价值！”
把马从沙丘牵回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天下少有的千里马。
“伯乐”本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的名字。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也就是这则寓言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是春秋中期郜国（今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由于他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马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当时人们已将马分为六类，即种马（繁殖用）、戎马（军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养马、相马遂成为一门重要学问。孙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相马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孙阳从事相马这一职业时，还没有相马学的经验著作可资借鉴，只能靠比较摸索、深思探究去发现规律。孙阳学习相马十分专注，《吕氏春秋·精通》说：“孙阳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
少有大志的孙阳，认识到在地面狭小的郜国难以有所作为，就离开了故土。历经诸国，最后西出潼关，到达秦国，成为秦穆公之臣。当时秦国经济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多养马。特别是为了对抗北方牧人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故对养育马匹、选择良马非常重视。
孙阳在秦国富国强兵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以其卓著成绩得到秦穆公信赖，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随后以监军少宰之职随军征战南北。伯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做好相马、荐马工作外，还为秦国举荐了九方皋这样的能人贤士，传为历史佳话——这也是寓言故事“九方皋相马”的来历。
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作者通过人物的精彩对话和情节的丰富展开，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我们在考察人、事、物的时候，不必拘泥于细节，要善于把握大局，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要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古代道家的一本经典，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450年至前375年。列子即列御寇，据说能御风而行，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他的学说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现在流传的《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但可能曾毁于秦始皇焚书之火，在汉代刘向整理《列子》时，只能找到八篇。该书在西汉时仍盛行，但到西晋时又遭永嘉之乱，残缺不全。据说其后经由东晋学者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
《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
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全书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而基本上则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共有神话、寓言故事一百零二个。如《黄帝篇》有十九个，《周穆王篇》有十一个，《说符篇》有三十个。这些神话、寓言故事和哲理散文，篇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只要我们逐篇阅读，细细体会，就能获得教益。有学者认为，《列子》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则远超《伊索寓言》。
关于伯乐相马的相马实践，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据说有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很稀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但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将马找到。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连素以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都仔细寻访，辛苦至极，却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得走到马的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
驾车人心里明白自己的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千里马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瞧瞧。”楚王一见伯乐牵来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
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又喂养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半个月后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工夫，已跑出百里之外。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也更加敬重。
伯乐经过多年地实践、潜心地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相马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整理。他搜求资料，反复推敲，终于写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书中有图有文，图文并茂，长期被相马者奉为经典。据说《伯乐相马经》在隋唐时代影响颇大。后虽失传，但蛛丝马迹在诸多有关文献中仍隐隐可见：《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伯乐相马经》一卷；明人张鼎思著《琅琊代醉编·伯乐子》和杨慎著《艺林伐山》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本《伯乐相马经》，则是寓言故事“按图索骥”的来历。
从守株待兔，到按图索骥，到伯乐相马，再到九方皋相马，预示着中华文明已渐渐由一个纯农耕文明，向半农耕、半畜牧业文明过度，马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日益普及，以马为主角的寓言故事和成语典故比比皆是，诸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马识途”“一马当先”等，不胜枚举。
中华文明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