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那木济勒色楞的四子包晋棋从台湾来到上海，把达尔罕亲王和朱博儒以及子女等接往台湾，后又从台湾迁居香港，移居九龙。1951年，达尔罕亲王因患脑出血，在九龙医院逝世，终年71岁。次年春，朱博儒亦去世于九龙，终年59岁。
5. 嘎达梅林起义的历史功绩
从清朝末期开始，为巩固边疆、外防沙皇俄国进一步侵略，清政府开始逐渐在蒙旗开垦土地，大量汉族民众被迁入成为佃农。民国成立后，1914年2月，北洋政府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事务局联合制定《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准备大兴蒙垦。191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常住奉天的那木济勒色楞王爷商定，开垦该旗的大片草原为耕地，到1928年，达尔罕旗四分之三的土地已被放垦。大片草原被垦为农田严重损害了蒙古族牧民的利益，使牧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牧民被迫背井离乡。从1904年的白音达来起义开始，抗垦起义此起彼伏。
1929年，在多次向当局请愿未果的情况下，为保护蒙古人民的利益，嘎达梅林毅然举起起义大旗，提出“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起义队伍转战于科尔沁草原的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当局的势力，迟滞了他们的放垦计划。嘎达梅林起义是内蒙古草原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当局放垦草原的计划被延迟。
放垦对今天最大的危害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于短视和无知，人们对草原的放垦并未因嘎达梅林的起义而停止。植被的破坏，使得曾经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大部分都已沙化，成为了“科尔沁沙地”，属于正在发展的沙漠化土地。当前科尔沁沙地正以每年1.9%速度在发展，总面积8000万亩，是中国最大的沙地。嘎达梅林牺牲的乌力吉木仁河，如今已然变成一条沙沟。河水早已断流，四周也是一片片沙化的农田和一座座沙包、沙坨子。这一结果，恐怕真是嘎达梅林没有想到的。他若地下有知，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虽然当地政府正在努力使沙漠化逆转，但目前尚无明显成效。新华社记者几年前曾采访过嘎达梅林的故乡，那里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没有嘎达梅林起义，科尔沁草原恐怕在70年前就消亡了。因此，嘎达梅林保护科尔沁草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好在人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正在国家的支持下，加紧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加快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步伐。但愿有一天，科尔沁草原再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以告慰嘎达梅林的英灵。值得欣慰的是，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最新监测，科尔沁沙地每年绿化面积大于沙化面积约75万亩。
诺门罕：让战争远离我们美丽的草原
2008年3月11日下午，15岁的蒙古族少年阿拉坦沙嘎像往常一样在草原上放牧着羊群。他发现地上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家伙，出于好奇，孩子卸下了上面的一个部件把玩。悲剧在这一刻发生了：随着一声巨响，阿拉坦沙嘎的右手被炸断，更可怕的是，弹片穿透了他的左胸，顿时鲜血染红了草地，他昏了过去。
阿拉坦沙嘎是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乡）诺门罕布日德嘎查（行政村）一户牧民家的孩子，他这次遇到的是七十年前遗留在草原上的历史“馈赠”——一枚日本制造的6公斤航空炸弹。阿拉坦沙嘎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几十年来这种悲剧在巴尔虎草原上屡有发生。
一向宁静安详的草原何来这种杀人利器？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回望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片草原上的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苏日诺门罕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膨胀，急于争霸世界，制定了北进（进攻苏联）和南进（与英美争夺南太平洋控制权）两个侵略扩张计划。诺门罕战争就是日本北进计划中一次试探性的作战行动。战争爆发于1939年5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日之间在“满”蒙边境（哈拉哈河东岸，今我国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东南的诺门罕布日德附近）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机械化立体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日本及其傀儡伪满洲国，另一方是苏联及其保护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动用了除海军之外的所有兵种和现代化装备，共出动几十万兵力和一千多辆坦克、近千架飞机，在亚洲腹地的蒙古草原上展开了殊死的搏杀。日本方面参战的主力是小松原中将指挥下的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中国沈阳）；苏蒙方面的指挥官则是赫赫有名的朱可夫大将。限于篇幅，我们不在这里对那场战争进行详细的描述，也不去探讨这场战争的起因、背景和过程等，总之这场历经四个多月的大战以日本的惨败告终。据解密的资料披露，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伤亡五万余人，苏蒙方面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达到两万多人。日军由于来不及运回阵亡官兵的尸体，出动几百辆卡车将这些尸体运到事先选好的几十个洼地中，浇上汽油进行焚烧，草原上顿时黑烟冲天，弥漫着焦臭的气味。
诺门罕战争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战争的结果，使日本认识到苏联军队的强大实力，因此彻底放弃了北进攻打苏联的计划，转而开始谋划与美、英角逐的“南进计划”。两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终于把一直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而这个重大的转折，就是在诺门罕埋下的伏笔。
去年夏天，我前往呼伦贝尔看望友人，在新巴尔虎左旗草原深处盘桓数天。在那里遇到了主人家几位来自蒙古国的亲戚，说起他们定居在蒙古国的缘由，竟然与这场诺门罕战争有关。资料表明，当年在诺门罕战争中，日军曾在呼伦贝尔地区强征大批蒙古牧民加入“满洲国军”参战。为此，外蒙古军队曾展开政治及心理攻势：他们用飞机向“满洲国”骑兵部队（成员全部是我国蒙古族）阵地散发传单，传单上用蒙古文写着“蒙古人不打蒙古人”、“不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等口号。宣传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参战的“满洲国”骑兵三个团顿时瓦解，蒙古族官兵成群结伙纷纷逃离战场，有的甚至反水投入到苏蒙一方。包括被俘人员在内，在这场战争中进入外蒙古的我国蒙古族同胞有数百人，他们后来大多在蒙古国定居下来。
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它的遗患至今还在威胁着和平的居民。据建国后的统计，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巴尔虎草原上就有十多人因遭遇战场遗留的炸弹而伤亡。前面所说的牧羊少年阿拉坦沙嘎，受伤后立即被送往海拉尔的医院救治，后转往北京手术，从他的左胸取出了许多块弹片。阿拉坦沙嘎虽然侥幸逃过一死，却失去了劳动能力，使他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1年8月10日，我乘一辆“途胜”越野吉普车奔驰在呼伦贝尔的草原公路上，将近新巴尔虎左旗政府所在地阿穆古郎时，一座方形的高大建筑映入眼帘，那就是诺门罕战争陈列馆。陈列馆的展厅里，讲解员向参观的人们讲述着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惨烈厮杀，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在陈列馆外面的草地上，人们用当年战场上遗留的炮弹壳摆出了两个大字：和平。这两个用弹壳组成的大字，似乎两把铁锤敲击着人们的心扉。
如今的呼伦贝尔草原依然宁静而安详，那个叫做诺门罕布日德的小湖还在，蒙古语中“诺门罕”的意思是安静、温柔，“布日德”的意思是水泡子（小湖）。谁能知道，这个“温柔的小湖”在七十多年前曾经历了怎样的炮火洗礼呢！
愿小阿拉坦沙嘎的悲剧不再重演。
愿战争永久远离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
2012年4月
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额吉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云的双重灾难中，中国大地经历了一场使六亿人民至今难忘的大饥馑。
从1959年起，粮食开始严重匮乏，饥荒在全国城乡蔓延。因饥饿引发的严重营养不良，使肝炎、浮肿等疾病肆虐，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号称富庶的江南，此时也在饥饿中颤抖。上海孤儿院忽然之间弃儿猛增，那是因为周边地区外出逃荒的人们，沿途丢下了无数养不活的孩子。无奈的父母，有的把孩子丢在闹市街头，希冀有好心人收养；有的则直接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门口，人却悄悄离开了。上海孤儿院一时汇集起几千名“孤儿”（实际大多为弃儿），这使得这所江南地区最大的孤儿院招架不住了。在全国都被饥饿笼罩的情况下，这些幼小的生命岌岌可危，频频告急。
上海孤儿院的情况被报到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找到了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希望能从内蒙古调拨一些奶粉，以解上海孤儿院的燃眉之急。在三年困难时期，食品极度匮乏，内蒙古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缺少奶源，许多乳品厂早已停产，但内蒙古方面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凑齐了一车皮奶粉，火速发往上海。然而区区一车皮奶粉对于几千个嗷嗷待哺的幼儿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下一步怎么办？自治区高层会议上，就在大家愁眉紧锁的时候，区委副书记吉雅泰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来，交给草原上的牧民家庭抚养？毕竟牧区有肉食有牛奶，这样就能救活孩子！提议得到主持会议的乌兰夫和大家的一致赞成。乌兰夫将建议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十分欣喜，盛赞内蒙古人民为国家分忧的高尚情怀，他认为内蒙古地广人稀，蒙古族群众又天性喜欢孩子，收养这批南方孤儿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于是，一场从上海及南方各地转运孤儿的接力开始了。火车载着几千名瘦弱不堪的孩子从江南出发，经过北京、包头、集宁一路向北，通过数次换乘（因为没有专车）分别发往内蒙古各地。
二
据当时档案记载，从1958年开始，在三年多时间里，内蒙古各盟市、旗县几乎都接收了数量不等的上海孤儿。这期间内蒙古各地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转运站（临时保育院），紧急培训了一批保育员，等待孤儿们的到来。然而他们接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孩子啊！
南斯勒玛和阿拉坦花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两位牧民，她们通过了一系列的审核，才被批准领养“国家的孩子”（指上海孤儿），她俩都希望领养一个好看、健康的男孩。当天她们拿着公社开的介绍信，赶着勒勒车走了一整天的路来到旗里领养孩子，一路上想着将抱回一个白白胖胖的漂亮“儿子”，心里乐开了花。
但南斯勒玛和阿拉坦花都没有领到男孩，因为男孩实在太少了。
“女孩也行！但我们想领一个大一点的，好养活。”
保育员抱过一个孩子给南斯勒玛看，说：她三岁多，已经算大的了。
“三岁？可她看起来那么小，呼日亥（蒙语：可怜的）！”
孩子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看着她，南斯勒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想都没想就把孩子拥进自己怀里：“我的女儿，额吉（母亲）的小宝贝呀！”
阿拉坦花的“女儿”看起来更加瘦小，保育员安慰她说：“南方人长得就是比咱们这里的人瘦小，再说她差不多已经是最大的了，别的更小，一岁都不到的可多了。”
就这样，南斯勒玛和阿拉坦花每人抱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踏上了回程。九月的草原，已是秋风凛冽，棉被、皮袍子一层一层包裹着孩子，奇怪的是，一路上孩子不哭不闹，一声不吭。
南斯勒玛的丈夫玛希巴图早早放牧归来，把蒙古包烧得暖暖的。南斯勒玛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打开一层又一层包裹，抱起女儿亲了又亲。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是胖是瘦，只要是孩子他就喜欢。
“咦，这孩子的脸蛋怎么这么烫，是不是病了？”
南斯勒玛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吓得缩回了手，年轻的夫妇俩惊慌起来。
经过公社医生救治，他们的女儿总算好起来了。但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阿拉坦花抱回来的女儿，一进门就已经是一具僵硬的小小的尸身。
在锡盟的西乌珠穆沁旗，临时保育院刚刚建好，第一批孤儿就送来了。每个孩子衣服上都缝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编号，谁也不知道这些孩子都叫什么，编号就是他们的名字。蒙古人认为，称呼编号是对人家不尊重，家里养的小狗、牛犊和小羊羔还有名字呢，何况是人。保育院的包斯如院长就给每个孩子都起了一个蒙古名字。十几位保育员都是未婚的姑娘，只有敖登格日勒是刚刚当了母亲的，作为共青团员，她必须服从上级安排，于是她把11个月大的儿子交给婆婆看管，自己就赶到旗里当了保育员。
已经当了母亲的敖登格日勒居然不敢去抱那些襁褓中的孩子。看惯了自己家的宝宝，这些软面团一样的孩子把她吓坏了：“呼日亥！那些孩子软的呀，有的三四岁了都不会走。开始我以为是不大点的孩子，可谁知有几个会说话了，哇啦哇啦说着南方的汉话，我们谁都听不懂。”
“这些孩子太瘦了，好多身上都长疮，流着脓水。最可怕的是虫子，每个孩子肚子里都有虫子，喂了驱虫药以后，屋里屋外都是虫子，除了蛔虫还有我们不认识的那种，长长的，爬的满地都是的……现在想起来还身上发麻呢。一开始姑娘们都不敢去碰，真纳闷，难道上海是出虫子的地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