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注定是个末路英雄。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豁出身家性命来“三造共和”，但“共和”总是难以实现。老袁死后，南方割据政权没了反对中央的口实，但就是不肯服膺政府的领导，反倒动员军队开始“北伐”。南方国民党的反抗倒也不意外，意外的是，为了统一国家，他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总也说不到一块儿，到头来竟会稀里糊涂地被徐树铮等追随者推戴成所谓“皖系”的首领，最终竟与弟兄们兵戎相见！
在北洋时代的三大势力中，先是皖系不可一世，再是直系问鼎中原，最后是奉系把持中央。
所谓皖系、直系与奉系，都是政客、文人们给当国军人巨头们生造出的名分，是对各从政、从军者的“政治成分划分法”——无论你籍贯是哪，只要跟着某籍的巨头干事儿，就成了某系的人。倾力维护安徽人段祺瑞的，便被划归皖系；冯国璋与曹锟都是直隶人，那他们的部将和政友就属直系，哪怕后期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也不得另立“鲁系”；到了奉天张作霖那儿的，管你是不是奉天籍的人，统统都是奉系（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这系那系的整天叫着，就成了真事儿。
民国初年军人巨头们轮番主政时，没像南方的革命党一样，以严密的组织、无情的纪律和崇高的奋斗目标来召集、规范和驱使团队。传统士大夫阶级固有的治国理念和既定的国家法律，即足以管理国家。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老袁的政治智慧和容人雅量，所以，一遇纷争，即想到了嫡系军队，一动用军队，政治格局就彻底失衡，就出现了《红灯记》里李奶奶所念白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代。无论你认不认账，都得戴着舆论颁发给你的“系”的黑帽子，且终身不得脱帽，就像佛祖强加给孙猴子脑袋上的那道箍儿，想摘下来？呵呵，门儿都没有！所以，尽管段祺瑞从来没自认过“皖系”，但却不得不以“系主”的身份治军与治国。
袁世凯过世后，因段祺瑞的地位使然，其所谓皖系曾势力最大，但是，垮得也最早。民国九年（1920年）7月，直系曹锟以反对段之心腹、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为由，悍然起兵犯上，段总理不得不动员军队迎战，是为直皖战争。然而，政府军只四天就被吴佩孚指挥的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老段绝没想到，自己乃北洋军人的祖师爷，居然打不过犯上作乱的学生兼部下——曹锟的灵魂吴佩孚是保定武备学堂学测绘的学生，现任的陆军第三师师长也是他老段提拔的。为让京畿免遭战火，他下令双方停火，并辞职回到天津，恨恨地嘟哝：“吴佩孚学问不错，兵练得也不错，学会打老师了！”
许多人都想，像段祺瑞这样个性刚烈的人，哪能忍气吞声地当什么寓公？他领军与为政时间均长，旧属、学生甚多，哪能闲得下来？来客频繁问计，一旦时机成熟，只消他一挥手，说声：“走！”一行人就为重新出山的段大帅忙碌起来。待那两扇厚重的大红门开启后，几辆小轿车便鸣着笛一溜烟消失在拐角处——对了，车两侧的踏板上，一定站着几个威风凛凛的佩短枪的卫士，那可是北洋时代大军阀出门时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于是，乱纷纷闹哄哄的北京政坛因这个人的复出而暂时清净了一会儿，不过，未久，便更加混乱起来——事实一再证明，老段出山总不逢时，总也赶不上命运的步点儿。
2000年6月7日一大早，我和朋友在北京站买了最近一班经天津的特快车票，赶往津门。
此次访津，一举两得——白天寻访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晚上观赏齐秦专场演唱会。我把一件陈得发霉的事与一件新得耀眼的事搅在了一天。
我在拥挤杂乱的天津卫只认识几个人，但他们对我的要求却一个比一个热心。先是这一年春天在欧洲结识的年轻朋友徐夔，后是《今晚报》的杜仲华和谭诚东，他们接力一般把我们从一辆车子安排到另一辆车子上，让我颇为顺利地找到若干处民国豪宅。
我刚才已经说了，每次找段祺瑞遗址时，老天爷总是设法给我阴下脸来。真是奇了，这次小谭驾着他的“切诺基”吉普刚一上路，车窗上就密密地浮起了一层水点儿。他用略带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告诉我们：“今年的天儿热得早多了，昨天还三十四五摄氏度呢！今天你来了，好嘛，带来雨了，天儿凉快多了！”
我们的车从堵得七扭八歪的南京路上拐了过来，一入鞍山道，即可见两边的各式的已经狼狈不堪的旧朝洋房。
我已经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淘出了要找的地址——日租界宫岛街38号。
民国时代的宫岛街，就是现在的鞍山道。
车经过一处紧闭着的大红门时，我忽然有预感：这可能就是我要看的地方！忙喊停车，稍倒，再看门侧标志牌，果然是38号！
凹进去的墙上挂着一条“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长牌。噢，当年的“段公府”，如今是让小学老师们当学生的地方了！
老段在天津住过多年，最后的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眼前这座建于1920年的洋楼。
木制大红门森然壁立，使人只能看到里面建筑的顶部。大门旁，仅开一道小门容人出入。
我们走了进去。
那一天下午，我和同伴们还在雨中转过徐世昌、孙传芳、孙殿英、小德张等几位的旧宅，但都不似看望老段家这般顺利。
院内，该校总务科的一位杨先生面对我们这群冒雨而来的不速之客并未怫然作色，反而当起了向导。毕竟学府，斯文在此也。
相对于其他沦落为民居的名人旧宅，“段公府”保存完好。老段最后一次下野后，寓居此宅六年多。但其故宅保存完好却不是缘于这位晚年自号“正道居士”的老人修得了正道，而是因为一直在文化人手中。
赫然在目的一幢很气派的米色欧式建筑，在近百年前的天津卫，应算是一座很雄伟的大楼，在整个日租界里，也算是不可小觑的一座豪宅。楼正门朝东，多级石阶上矗着高大的罗马列柱，其后是高大的雕花木门；二层是圆柱与矮栏构成的廊房，廊外沿的浮雕图案完整如初；三层为阁楼。古典的西方建筑风格使人记起曾在德国学习军事的主人的履历。
进入楼内大厅。当年的护墙板、天花板等竟一样未毁，只是两壁多了张衡、黄道婆、蔡伦和牛顿、居里夫人的五幅画像，厅内多了一张乒乓球桌。正面楼梯口处，一方紫绒标志牌上有“敬业求索，谨严奉献”八个金字，梯口另一面转角上，则是一方“保持安静，讲究卫生”的木牌。一楼确也安静，一边是会议室，一边是接待室，加一间厕所，均空空荡荡。
当年肯定不是这样安谧，早已冷透了的壁炉可以作证，依然生动着的雕花四壁可以作证，下野的段祺瑞使这座洋房一下子热闹起来，高朋满座，盛景空前。有亲历者回忆过：当时南来北往的各色人士，仍不断出入其门，讨计问策；段也常派代表外出，联络各方势力。政客、棋客、食客，每每人满为患，为的都是让老段再度出山，重新掌权，在帮助主人完成统一中国的宏愿之余，来客们也捎带着完成自己的各种私愿。
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足音很有一些历史感，让人恍若回到从前。
二楼，原先是主人的起居室，现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侧两个门分别是“校长办公室”和“党总支”，闻屋内有人语，我们未便打扰；左侧是两间大教室，空无一人。正面是临街的房间，门口嵌着“演播室”标志牌，无疑是为电气化教学所新建的大课堂。
今天无人上课。即使有，还要学模仿苏联人口气所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吗？
老段虽然喜欢天津，但几次下野回到津门，都那么地不情愿。头一回是被继老袁当大总统的黎元洪给气恼了，为是否参加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黎的总统府与他的国务院的矛盾公开了，结果是他尴尬地离开京城。第二回，直军打上门来，他不得不让出政权回来避难。最后一次，他干脆被反复无常的冯玉祥的大兵轰出北京，和昔日的对头黎元洪一样，成了天津租界里的寓公。
本来，段祺瑞在国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6日，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寡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在第一轮投票中，七百五十九位国会议员们送给了袁世凯四百七十一张票，让老袁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当选副总统，也算实至名归；得票第三的是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这家伙居然得了十三票，与被国民党人后来推崇为“国父”的孙中山得票一样多！
一向好动的北大学生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唯一入选的军人。对一向乐与政府作对的学子们来说，老段上榜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北洋军人集团的头领。
至少，最后一次下野之前，他的口碑不是很差。
但是，随着南方“赤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北洋各派内耗加剧，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其声望骤降至冰点。
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发生的流血事件，使他成了众口铄金的人民公敌。鲁迅恨恨说过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成了共和国时代的警句。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其前因，竟还是与他下野后寓居的天津有关！
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只能先从冯玉祥说起。
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氏所领导的军队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出现以前国内的最具有革命理想的劲旅，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守卫大沽口时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而且还要分离出新疆，然后，在缩水版的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悚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极力促成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在北方出钱出人支持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按苏联人当年定好的口径，我们的教科书现在还说此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于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教授，神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直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他伺机夺取北京政权。恰好，段、孙、张三角同盟的金钱也送到门上了。于是，冯氏就没辜负国内外各方之热望，于当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趁本军统帅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亲率大军与奉军激战之时，一举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倏然改变了中国政局，直系组阁的北京政府迅速垮台。不按套数出牌的冯氏，甚至还把逊帝溥仪驱赶出宫——当年，正是靠与清室达成的优待清室的协议，清王朝才答应拱手让出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内乱，但到了冯氏手里，中华民国却一点儿信誉也不讲了。
一番折腾下来，冯玉祥成了拥有国家事务话语权的一流巨头，成了与蒋介石齐名的赤色将领，“南赤北赤”成了令其陶醉的一时之誉。
然而，尽管如此折腾，但还是轮不到冯玉祥组阁。直系的对头、现时的盟友“奉张”，就不会容忍“赤化”了的冯氏独自把持朝政，南方的孙中山也不愿“北赤”独享国政。无奈，冯氏只好与“奉张”、国民党联合捧出更具资格的段祺瑞出山。于是，是年11月，老段离开天津，重登北京政坛。
然而，就连冯总司令也没有料到，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他不过是斯大林下的国际棋局上的一个车或马，而非王或后。就在1925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认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瞧见了吧？人家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纯国民党政府”，他这个拿水龙为全军将士集体洗礼的“基督将军”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而已。
然而，刚烈的段祺瑞主政后，与另一位也绝非软弱之辈的孙中山闹翻，孙号召本党党员抵制本届政府，此内阁才没顺着苏联人的意思成为斯大林式的联合政府。
而且，第二年，冯氏就与“奉张”反目成仇。为争夺华北，两支同盟军眨眼间成了敌军，退避湖北的吴佩孚、占据天津的李景林、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又组成讨伐“北赤”的直鲁联军，与奉军共同对冯氏的国民军开战，直隶各地，包括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尽管苏联政府加大了对冯军的支持，但寡不敌众的国民军仍节节败退。反叛“奉张”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呼啸而起，又被张作霖残忍杀戮。拖到翌年（1926年）早春，战争仍未结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佯称出洋，实则躲在西北于幕后掌握着他的国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