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了报社大楼的一楼，径直走向电梯。尽管一楼的大厅有平面图，上面写着每一个楼层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不能看，一看就会露馅。我装着很熟悉的样子，坐着电梯直达顶层。然后在几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者探寻的目光中，摸摸已经不再坚挺的衣领，器宇轩昂地走出电梯。
后来，当我再乘这部电梯的时候，我总是谦逊地礼让，让别人先走，我站在电梯门口伸出手臂，阻挡着随时会关上的电梯门，不管电梯里站立的是长者还是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电梯。然而，那天，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我是这幢大楼里上班的人，我极力装出一副很拽的样子。
走出电梯，我看着门上的标贴，连连叫苦，顶层居然都是各位老总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里的那几位老者，可能都是这家报业集团的领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牛比哄哄的男子，太没有教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老头是这家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副社长。
我躲藏在楼梯口，调整好呼吸，看到楼道间没有人了，便走到标贴上写着“总编”字样的办公室前，叩响门扉，没有人应答。再叩响，还是没有人应答。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房间走出了一个娇小利索的女孩子，手中抱着一摞文件。她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老总让我今天早晨过来。你知道老总去哪里了？”
女孩子说：“老总可能还没有来上班，你到办公室等一下吧，他应该快来了。”她推开了她办公室的房门，伸出手臂，让我进去。
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担心进去后她或者她的同事会问我一些情况，我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就会露馅。我装着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等。”
楼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吸烟室，吸烟室的房门打开，就能看到楼道经过的每一个人。我走进吸烟室，一边吸着我4.5元的黄红梅，一边仔细观察着那间“总编”标贴的房门，什么时候会打开？
十几分钟后，上来了三个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都穿着夹克长裤，都穿着皮鞋，他们走到了“总编”门前，我站起身来，然而，我还没有看清楚谁是老总，谁打开了房门，他们居然都走进去了。我在吸烟室里徘徊犹豫，想着该不该走进去面见老总？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总编门前，听见里面有模糊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我踟蹰犹疑，莫衷一是。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也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我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子，等一下子。”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我在心中祈祷：上帝保佑我。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
一楼与顶楼的对话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总编的传呼，他约我来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传呼已经成为了古董，我可能是这座南方大都市里最后一批使用传呼的人。
我来到了报业集团的办公大楼，走进了总编的办公室。
总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他的香烟让我抽，是那种20元一盒的红色包装的当地香烟。
他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的总编。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轻松，和他谈话，我很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和抽着旱烟的老农谈话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我谈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谈了目前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弊病，谈了新闻作品之所以干瘪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我还谈了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将文学创作的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谈到了新闻应该以情节和细节见长。
在这个时代，新闻比小说更精彩。种种小说家打破脑袋也构思不出来的故事，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上演。如果再用那种大家一直沿用的新华体来写作新闻稿件，实在是削足适履。
总编问我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发行员。
这是一场总编与发行员的平等对话，一起探讨中国变革时代面临的新闻改革。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身份悬殊而又内容高深的谈话。
那天早晨，我还说起了我以前采写过的稿件，我的那些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暗访经历，我一次次面临的窘迫处境。后来，每次回想起我失业后的饥寒交迫，生活无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可是那天早晨我很平静，我好像在叙说着别人的故事。
临近正午，告别的时候，总编一直把我送到了电梯口，我想着他会答应我来报业集团下属的某一张报刊来做记者，然而，他没有，他说：“下周集团下面有一张报纸要招聘记者，你来报名吧。”
我走进电梯，心中忐忑不安。可能总编没有认可我，所以才让我报名参加招聘。我的情绪突然冷落到了极点。
后来我才了解到，总编是一个非常公正无私的人，曾有省级干部和军区领导找到总编，想进一个人来上班，总编一概拒绝，都让他们参加招聘考试，成绩合格的才录取。他说，我们这里是业务单位，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是皇亲国戚。
很多个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和总编见第一次面的情景，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当天下午，我参加了那次招聘报名，据说这次报名的居然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名记者，而录取的名额只有10人。
因为我的举报，烟草局查封了那家假烟窝点20箱假烟，按照每箱50元的奖励标准，我在等待考试的那几天得到了1000元的奖励。
我想将1000元邮寄给母亲，可是母亲没有银行卡。父母一生生活在农村，他们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哪里有钱存在银行里。后来我把这1000元存入村口商店老板的卡中，他取出来后交给了母亲。
商店老板在电话中说，母亲拿着那1000元钱，双手颤抖，眼泪一直在流着，那是她今生见到的最大一笔金额。当天下午，母亲就把那1000元全部还债了。东家100元，西家50元。为了给父亲治病，当初我们向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借过钱，大家都没有钱，却都拿出了仅有的家当。
弟弟继续在县城蹬三轮车，收入仅够自己吃饭；妹妹找到了一份在附近小学做民办教师（南方叫代课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70元。
然而，生活总是要继续，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只要挺过最艰难的时刻，美好的时光就在前面等待。
梦想，照进现实
那次招聘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报社给每个考生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考题，然后电话通知我们，要求在三日内交卷。
这绝对是一场最人性化的考试，免除了全国各地记者鞍马劳顿长途跋涉。 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觉得好笑，就故意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和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了。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心中充满了万千感慨。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成功的人只有少数，尽管他们走过的道路殊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每一份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每一个机会都要紧紧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