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道此璧后来被赵国的太监缨贤得到，随即便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秦昭王听说后，给赵王写了封信，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随后便上演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将相和”这一系列世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活剧。秦王政十九年秦军破赵，得到和氏璧。天下一统后，秦始皇下令将此壁的三分之一雕刻成玉玺（传说有三分之一后来流传到九宫山张道陵张天师处，被他篆刻为天师印，最后落到了乾隆皇帝手中；另三分之一贝Ⅱ不知所终），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用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并由成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璧精研细磨，雕琢成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的玉玺，这就是最著名的“传国玉玺”或日“传国玺”。之后的历代帝王都将此玺为视为帝王信物，奉为镇国之宝，得到它就象征着该帝王“受命于天”，失去它则意味着“气数已尽”。凡是登上帝位却没有此玺的，就被人讥笑为“白板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被世人所轻蔑。
传国玉玺自问世后，就开始了它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传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南巡行至洞庭湖时，突然风浪大起，始皇的龙舟眼看就要覆没。无奈之下，始皇帝只得将传国玉玺扔到湖中，用它来祭祀神灵，祈求风平浪静。说来也怪，玉玺刚一没入湖水，便风浪不起，秦始皇一行方得平安过湖。八年后，当秦始皇的使者夜行至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平舒道时，有人拿着玉玺站在道中，对他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代称）。”话刚说完便不见踪影。传国玉玺又回到了秦朝手中。
秦朝末年，战乱四起。刘邦率兵先入成阳，秦亡国之君子婴将传国玉玺献给刘邦。建汉登基后，刘邦佩此传国玉玺，号称“汉传国玺”。此后玉玺珍藏在长乐宫中，成为皇权的象征。西汉末王莽篡权，皇帝刘婴年仅两岁，玉玺由孝元太后王政君掌管。王莽命安阳侯王舜逼太后交出玉玺，遭太后怒斥，拿起玉玺砸向王舜。王舜一躲，玉玺砸到地上，被摔掉一角，王莽只好用黄金弥补，从此后，传国玉玺又被称之为“金镶玉玺”。
王莽的“新”政权被推翻后，玉玺几经转手，最终落到汉光武帝刘秀手里，并传于东汉诸帝。东汉末年，十常侍作乱，汉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后来回宫后发现玉玺失踪。随后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甄宫井中打捞出一名宫女的尸体，从她颈下锦囊中发现了传国玉玺，孙坚视为吉祥之兆，于是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不料孙坚军中有人将此事告知袁绍，袁绍听说后，立即扣押孙坚之妻，逼孙坚交出了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被曹操战败，传国玉玺复归汉献帝。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命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此来证明他并不是“篡汉”，而确确实实是“受禅”，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司马炎依样画葫芦，在魏元帝手中夺过江山，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玉玺归晋。晋永嘉五年（311），前赵刘聪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玉玺又归前赵。19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到玉玺。他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过了20年，再传冉魏，后来冉魏乞求东晋军救援时，传国玉玺被晋将领骗走，并派300精骑连夜护送到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玉玺又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进栖霞寺井中，寺内僧人将玉玺捞出收存，其后献给陈武帝。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杨广被缢死于江都（今扬州），隋朝灭亡，萧后带着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逃跑到漠北突厥那里。
唐朝初年，没有传国玉玺的太宗李世民不愿做白板皇帝，便刻了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用来装装样子，安慰一下自己。
贞观四年（630），唐将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离开突厥部落，返回中原，将传国玉玺交与朝廷。不再是白板皇帝的唐太宗龙颜大悦，将玉玺视为镇国之宝而珍藏起来。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天佑四年（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得传国玉玺，建后梁。16年后，李存岛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过了13年，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下落不明。
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四处寻找传国玉玺，但终不能如愿以偿，无奈之下，只好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到了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个名叫段义的农夫在耕田时挖出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然而许多朝野的有识之士都怀疑这块玺其实是假的。北宋末年的徽宗喜好风雅，增刻印玺l0方，当时便有人讥笑他是画蛇添足，其实徽宗真正的目的是要淡化传国玉玺的地位，日后若真的鉴定出手中的这方传国玉玺是个赝品，自己也好圆谎。
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徽钦二帝做了俘虏，传国玉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忽必烈驾崩。传国玉玺突然在元大都（今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并被公开叫卖。权相伯颜得知后，命人以重金买到。传国玉玺至此落入元朝王室手中。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派大将徐达深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传国玉玺从此再也不知所终。
明朝时期，不时便会有传国玉玺现身的谣传出现，然而全都被证明为赝品。
例如明孝宗时期，曾有人进献所谓的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
到了明末，后金太宗皇太极得到一方据说是夺自元顺帝之手的传国玉玺，皇太极因此改国号“金”为“清”。
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即是皇太极得到的传国玉玺。
乾隆皇帝对考据学很是喜爱，也有所研究，在对这方传国玉玺研究了半天之后，钦定其为赝品。放在一堆御玺之中以假当真，滥竿充数。由于皇上亲口说它是赝品，其他人也就无法再对此玺评头论足了。
1924年11月，清廷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方真伪尚未确定的传国玉玺也不见踪影。当时冯玉祥的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向溥仪追索玉玺，但溥仪两手一摊，鹿钟耪一无所获。虽然关于传国玉玺的下落至今还在搜索、研究之中，但仍未发现蛛丝马迹。
秦始皇不会想到，他原本用来当作自己身份象征的传国玉玺会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因为在他的心中，这方玉玺是要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的；他更没有想到，这方仅仅是用来颁诏盖章的玉玺竟然成了日后帝王们合法登基的信物，并不惜为此动起刀枪，掀起血雨腥风！法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曾说过：“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秦始皇也是人，活不过百年，更管不了几千年的事，也无心去想那么多。因为刚刚统一的帝国实现的还只是政权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要想使国家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并有所发展的话，还有很多需要统一的地方，其难度，不亚干统一之战！
真正的大一统
有了玉玺，还不能让国家变得繁荣起来。在六国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留给秦始皇的，不仅仅只是一堆等待重建的烂摊子，更有一大堆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制度与标准。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各项制度极端混乱，这对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来说，可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种情况就好比现在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差异一样，最终会在世界大家庭中演化成极不方便的存在。例如：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美元、欧元等货币互相流通，中间的兑换价算起来就是极麻烦的一件事；各国的法律也大不相同，一旦发生国际纠纷，仅是争论适用哪国法律就要吵上个一年半载；语言文字的不同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就连铁轨的不同也常常会给两国之间的交通问题带来麻烦——早些年我国与俄罗斯之间便有铁路贯穿，但俄罗斯的铁轨是窄轨，我国的是宽轨，每次到中俄边界的时候，还要换车才能继续前进，其中的麻烦可想而知。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当代还好说，科技、通讯、教育以及国际公法私法等都对缩小这种差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青铜时代刚刚结束、铁器时代朝阳初升的秦朝，这种情况确实是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国与国之间的麻烦还好说，仅仅是牵扯到利益问题，对统治影响不大，但要是一个国家内部也出现这种情况，上层建筑的统治者们可就要非常头痛了。而统一之初的秦王朝，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
这种局面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分封制的诸侯国时代，作为名义上的奴隶主最高阶层，各代的大王们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人罢了，没有什么实权；真正握有实权的各国诸侯只需自扫门前雪，谁去管别人家的瓦上霜？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足够了。长久如此，便形成了各种制度与标准相互隔阂的局面。
大统一之后，这种局势已经不能再满足帝国统治的需要。因此，秦帝国在统一之初，便着手进行各种制度的统一工作。
国无法不立，业无律不兴，法律是一国最重要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因此，统一法律成了实施大一统的第一重要问题。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如今天下已定，法令也应该进行统一了。”在秦朝之前的各国法律制度都有很大不同。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基本上采用了魏国李悝的《法经》。李悝的《法经》共分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鞅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什”（十家）“伍”（五家）连坐法，把“法”改称为“律”。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先进、同时也是最符合新生的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法律了，于是秦始皇就把秦的法律颁布全国，令全国各个郡县统一执行。
归根结底，法律上的统一也是政治上的工作，是保证国家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但真正使国家得到发展的，还应该是经济政策上的统一，其中作为最具有经济意义的货币，成了秦始皇的第一个经济上的统一对象。
战国时期的各国货币，不仅形制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有“刀”币、“布”币、圆钱、铜贝、爰金等几种。计量单位有的国家用斤（16两），有的用镒（20两）。这样的混乱给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又没有什么货币汇率，因此在闹市街头上看到两个人为一样商品到底值多少钱而舞刀弄剑的也不是新鲜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的统一的货币。新币分为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这给当时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货币统一之后，就要统一度量衡了。秦朝之前，各国度量衡制度也非常混乱，不仅大小、长短、轻重不同，单位、进制也不同。以量来说，秦国以升、斗、斛为单位，魏国以半斗、斗、钟为单位，齐国以铽釜、钟为单位。这样就使得两国商人在为价钱动刀子之后，又要为轻重长短来拔剑了。当时有钱者携刀带剑、养几个门客当保镖，恐怕也有为了避免在市场上出现生命危险的原因吧。
统一之后，秦始皇便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规定为：度为寸、尺、丈、引；量为斛、斗、升、合；衡为两、斤、钧、石。用这种方式来规范市场及商品流通，为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这方面的改革却不那么顺利，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布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一直到二世皇帝期间，史料上不断出现当时政府法令的诏书在修正着有关这方面的新规定，似乎新的标准在执行上困难颇多，所以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即使日后从秦国本土出土的遗物资料来看，民间似乎同时存在着商鞅升和始皇升，可见新的制度似乎一直未受到大家的彻底接受。军事及政治上的统一比较容易达成，但生活文化上的统一，则不是短期内光靠法令的宣布就可以作得到的。
仅有市场规范还不能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毕竟商品的流通也需要许多后勤保障，交通问题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直到今天，我国的交通问题也是每年人代会上必须讨论的话题之一。而战国时期各国车轨的不一，交通大道宽度的不同，更给统一后的交通带来严重混乱。所以堵车问题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堵车现象就已经领先于全世界了。为了缓解这种堵车问题所带来的交通压力，秦始皇下令，全国统一车轨，大车的两轮之间皆宽六尺，凡不符合这一要求的车辆一律不准使用，史称“车同轨”。这样，便于在大路上来往。这一措施对交通运输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