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
相信没有任何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会遗漏掉辛亥革命这一事件。
就算真会遗漏掉辛亥革命，也绝不可能绕开这个人物——孙中山。
他，几乎是中国近代史的标杆。
无论在中国的哪个地区或者两岸的哪一边或者世界的哪个角落，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凡是有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者存在的地区，就必然有对这一人物的崇敬和仰慕之情存在。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这几乎是中国的万幸——有公如此，国复何求。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在很多人心中这几乎又成为中国的国殇——公其早逝，国何以振。
即使在两岸差异如此巨大的政治架构和意识形态下，孙也是难以撼动的共通点。他“天下为公”的口号，把中国千年以来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融入其一生实现民主的目标之中，古朴而现代，虚幻而现实，不知感动了多少黑发之人、白头之翁。
他是蒋介石的老师，亦是毛泽东的老师，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老师。他是民国的国父，亦是共和国的国父，也必是今后千千万万载永恒的国父。
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孙中山的影响是在电影《黄飞鸿》中——有点无厘头，请原谅。整个影片从头看到尾，小小的我，也认为这个被称作“逸仙兄”的人那一句台词“吾志所向，一往无前”足够霸气，一直到今天，也常常想起。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
然而事实上，我必须坦白，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
不少人认为，他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被过分夸大——文，有宋教仁等一帮水平超群的组织者和理论者，精通民主法制理论，鞠躬尽瘁地搭建起一套初步的架构；武，有黄兴一帮上马杀贼下马谋略的侠士，攻城略地，鼓舞人心。
即使在财政、宣传、人力、谈判各个方面，孙中山起到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还有人说，孙中山的地位，尤其是后人的敬仰，是由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政治角力得来的。甚至有人说，孙中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更有甚者，认为宋教仁日后的被刺，与孙中山有莫大关系。
种种说法、种种揣度、种种猜测，莫衷一是。有些真，有些假，有些事实，有些捏造。
经常有人告诉我，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所谓成王败寇。看似是真理，然而我从未相信。因为还有一句话，叫公道在人心。
强权、金钱、势力、情感，可以掩埋一时的真相，可以扭曲一刻的公义，可以污蔑一世的英雄，但是，这不是永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一切谎言都绝无可能经历时间的考验。
所以，关于孙中山的种种争论虽然真伪难辨，但我知道，历史的真相总有一天会浮现并成为路人皆知的常识。此时此刻，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爷们儿？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吞吐宇宙之机，包藏天地之志也！”
也许你会想到曹操煮酒论英雄这一段，但这是说英雄的，我说的是真爷们儿，评判标准不同。
真爷们儿的评判标准可能有很多种，但首先要排除的，是按身高算。如果有人过了30岁还总是按身高体重肌肉发达程度评判其他人，不得不说他太不成熟。事实上领导人的身高大多在平均水平以下，近点的咱们的邓爷爷，远点的罗刹国的梅普组合——浓缩的都是精华。像我国毛泽东、美帝奥巴马那样身材魁梧的，凤毛麟角。
其次，真爷们儿不是按身价、权位评判的，更不是按家族实力评判的。把评判的标准瞄准在精英和成功者身上，这样的眼光，过于势利——须知命运之神时常弄人，怀才不遇是普遍现象。而且有些真爷们儿往往非常耿直，或者说“轴”，看不惯世道，无论规则与潜规则，不是不懂，只是不愿去碰。别人把世故圆滑当作成熟懂事，他只把这些视为堕落垃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真正的爷们儿，甚至不必是有思想的，不必是有志向的。他只需要有一个要素，却是万般难能可贵的要素：执著。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当他心有所钟，瞄准一个既定目标，那么此后无论世间烟云，无论众人讥笑白眼，无论被视作发狂发痴发呆发傻，既已投身于此，外物何有待哉？
真正牛气的企业，从来不是只靠市场调查的数据，他们要做的不是知道顾客想要什么，而是去告诉顾客想要什么；真正牛气的爷们儿，从来不会去问别人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他需要做的不是借鉴别人的经验，而是让自己成为无可借鉴的经验。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做过多少个计划、下过多少个决心、喜欢过多少次女孩、憧憬过多少美好的明天……它们与你现在的目标都不同。即使你现在仍然还有目标，但是往日那些，你统统都丢弃了。我们多么想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多么想一生只爱一个人，但还是放弃了，连自己都不知不觉。
“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这不是孙中山的话，但一定是孙中山的心志。
不是所有伟大的人物都会执著，但是执著者一定怀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这一生，我只做这一件事，万死不改。
万死，不改。
执著者非必胜，但执著者心必不死。
下次，当你再看到孙先生那张经典的，两鬓稍带白发的，目光威严凝视前方的肖像，你不必去思考他留下的种种遗憾、种种猜测，不必去揣度这张照片和他身后有多么复杂的意义，你只需要诚心敬意地知道：这个人，这个汉子，这个爷们儿，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必须要从维新变法讲起。
维新变法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一下子讲完维新变法的全部？能，当然能。历史，可长可短，就看你怎么讲。
如果你愿意，西方历史可以这么讲：“从前有一个叫亚当的男人，和一个叫夏娃的女人，他们来到了一片美丽富饶的叫作欧洲的神奇土地，繁衍了很多勤劳善良的欧洲人民。”
维新变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不得不说是一次“奇葩”。因为中国人历来不是一个喜好速度的民族。欲速则不达，几乎进入我们的基因——所谓“中庸”，所谓枪打出头鸟，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即使说不出这些名词，也一定是这样做的。
你可以说是劣根性，也可以说得科学点——“鲁棒性”——在控制学科里面的含义是，对任何未知变化都有很好的抗干扰性。你可以说这是顽固，遇到需要革新的时刻我们往往慢半截，不但慢半截，还要付出很大代价——鲁迅所谓“在中国，连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是也。
我们这个民族，向来不具有普遍的冒险精神——自古以来老天赐予一双勤劳的双手、一片可耕种的土地和几种绝好的靠得住的农作物——只要踏踏实实种地，运气不要太差，过上小康生活总是没问题的。
这种品性很好地保证了一代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虽然历经战乱、饥荒、外族入主、文化入侵，但本质上依然完好——你从来都不会觉得秦汉时代那些韬光养晦的大英雄们拐弯抹角说话的方式有多么奇怪。但是到了近代，这一套马上显得过时了。一个凡是“缓”着来的民族，遇到一个凡事不进则退的时代，犹如一个爱斯基摩人过惯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忽然来到了纽约、上海、香港、台北，除了不适应，就是不适应。
一般来说，当你不适应周围的环境，并且觉得并不是一定要和环境保持一致时，通常的做法是，你会转过身去，静静地告诉自己：哥就这么个德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哥不管你们。
当然前提是你是中国人。如果你是美国人，你的做法更可能是：What’s going on！ Oh my God！Let me see see！
根据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样的差异并没有优劣之分。
文化是习得的，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的、人工的事件，社会的、生物的选择与进化，造就了我们各自的文化。在自己的环境中，自己的这种文化已然是当前阶段最适应的。
但航海时代来临之后，世界业已融为一体；各种文化的碰撞之下，我们几千年引以为傲的传统，终于开始颓败。
“哥就这么个德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哥不管你们。”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随便；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是你能做主的。
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败了。割地吧，赔款吧。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了。割地吧，赔款吧。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老佛爷带着少皇帝逃出北京，败得连颜面都没有了。
不能再败了，再败，老家都回不去了。来吧，咱们改吧。
至于种种改革，当然不是从1900年开始的。虽然这个民族不习惯变动，但总是有习惯变动的人存在。从小改到大改，从无知到略懂，前赴后继一波一波的改革，从来也没停过。
有真改，也有假改——从某某年开始甚至改革就成为坚定不移的思想路线了——但是实际的动作，往往令人失望。
这或许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承诺改革，承诺大改革，承诺彻底改革；将上述语句进行无限次的FOR或WHILE循环，但是实际成果——有意的或无意的，运气差或动作慢，总是令人失望。
这些改革足以另辟章节讲述，总之，官员、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已经失望了。
这时，有一个叫康有为的人和另一个叫梁启超的人，按捺不住了。
康有为生于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此康有为作为一个落魄文人就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西方道路——但是并非完全折服于西方，他只是部分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而且还掺杂着一知半解的康氏注解。
应该说，是夹生饭，四不像，半生不熟，想象瑰丽。
直到这一刻前，康有为的人生中还没有出现任何转折点——连一点非同寻常都没有。事实上在此后也没有，只不过命运的潮流把他推向前台，他并不是传说中的“弄潮儿”，只是传说中没有的“潮弄儿”。令人诧异的是，他在后半生竟然时常以高傲的国师姿态出现。
而梁启超，康有为众多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却是国士无双的级别。他的一生堪称一代传奇，光芒万丈。其人生之精彩、阅历之丰富，足以写成一部鸿篇巨制、拍成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看一段对他的评论：
无论是从海外引进民族主义的观念，还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呼唤对外的国民运动，梁启超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他对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禀性理性而非单纯情感的，基于国家共建而非种族意识的，对外抗争而非对内压迫的，大中华主义而非大汉族主义的，均打下了深深的个人印迹。
只是现在还没到他正式出场的时候，所以就让我们稍微看一看他早年做的事吧。
康、梁寄希望于18岁的小皇帝？
这世上的英雄，数量很少，但种类很多。
有刘邦“黑腹大哥”型，有项羽“霸气青年”型，有刘备“隐忍韬晦”型，有曹操“狂悖狠辣”型。几乎每一个英雄都自成一种，因为他们都称得上人中龙凤，实在无法复制。
但如果以某一标准划分的话，也还是可以分得出来的，比如梁启超，属于“英雄出少年”型。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耕读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据说8岁开始学习写文章，短短一年就出口成章。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考秀才屡试不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在他的悉心培养下，梁启超9岁入读新会城周醒吾塾馆，师从秀才李兆镜，很快达到童试的水平。
光绪八年（1882年）初，梁宝瑛带着梁启超到新会县衙报名参加县试。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主考官彭君榖是当地知县，监考多次，轻车熟路。开考不久，一个少年交卷了。作为有多年监考经验的考官，这种现象不足为奇——科考对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有人一辈子可以只做这一件事，足见其难度——一个少年交卷，只可能是因为畏难：年纪本来就小，参加这次考试很可能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不足为怪。
彭君榖微微笑了，颇为自得——这份考卷，必定是白卷，我继续监考就是了。不过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看一看这份白卷吧。
3分钟后，彭君榖惊呆了。10分钟后，彭君榖拍案叫绝。半个小时后，彭君榖觉得，他这辈子可能做过的最值得夸耀的事，就是给这个少年监考。
这个少年，就是梁启超。
经过复试、面试之后，彭君榖特传梁启超到县衙单独接见。梁启超对知县提出的问题均对答如流，更显得才华出众。
第一名，非他莫属。
县试之后4个月，梁启超在父亲陪同下到省城参加府试，轻而易举得到第一名。光绪十年（1884年），梁启超又在父亲陪同下到省城参加院试，又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衣锦还乡。而这一年，梁启超不过只有14岁。
想想有时出现的13岁少年考上大学、15岁少年博士毕业之类的新闻吧，在那个文盲率超过95%的时代，14岁考上秀才，是一件足以传遍大街小巷的奇闻。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和梁启超同一时代的人，恐怕没有比他出名更早的了。
但这绝不意味着，梁启超一生的成就，到此为止。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在广州吕拔湖大馆求学，第二年又到佛山学习“训诂学”。“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
后来，梁启超本人不但积极参政，同时也是国学大师——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哪个杰出学者能和政治完全撇清，今天也是如此。
光绪十三年（1887年），梁启超到广州入读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正所谓富贵自古出凡尘，刻苦攻读的梁启超“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光荣获得奖学金。
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内阁学士李端棻，副主考是翰林院修撰王仁堪。
考试结束后，梁启超、谭镳分别中第八、第九名举人。
这同样非常了不起，秀才易得，举人难当，这一年，梁启超18岁，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
李端棻非常欣赏梁的才华、见识及胆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难得——于是想将梁招赘入婿。还没等到他开口，李端棻竟然抢在他前面，请王先生做媒，想将他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还派人将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自然很高兴，答应了这门亲事。
直到此刻，梁启超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真正让他转变的是不久之后的入京会试。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在李端棻资助旅费，父亲梁宝瑛的陪同下，梁启超入京参加考试，住在宣武门外的一家会馆。不过这次考试没有像前两次那样顺利——历史记载上说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他落第了。但至此时梁启超还不属于新思潮势力，他只不过与几个有一点新思潮的人士交了朋友而已。
无奈，梁启超悻悻地准备返回广州。
这天，他路经上海，闲来无事，在书市上闲逛。忽然一本书映入眼帘，书名《瀛寰志略》。这是一位叫徐继畲的人所编纂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地理书，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幅。
书中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除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徐继畲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就有如下介绍：
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
这样一部书籍，对于梁启超来说，无异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原先的“天下”变为“中国”，原先的“蛮夷”变为“外国”。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而此前所知所学的，乃是无穷世界浩瀚真理中的渺小一域。
如果你是绿灯侠，当你知道地球仅仅是宇宙帝国一小部分，你还会甘心做一个地球公民吗？
8月，梁启超已经回到广东，但是心思已经不在传统科考上，虽然他继续在学海堂研读，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好友麦孟华得知此事后，介绍梁找陈千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有一个人叫康有为，他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
不久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正式会面，康向梁痛陈朝廷腐败及源自西方的救国救民之理。梁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即拜康先生为师。
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是因为“高考”失败，闲来无事，在破书摊上看到的一本书。所以不要以为失败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运变化如此难测，你永远不知眼前是凶是吉。
从此以后，康、梁二人正式结盟——准确说是师生。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一个传授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大本营，梁、陈二人充任学长，由此，他们在学生中声望骤起。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展现了他出色的交际能力。他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还与思想相近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结交朋友数百人。万木草堂等处培养的学生，日后都成为了维新变法的骨干分子。
而现在围观在京城的这些文人们，就是由万木草堂培养的学生骨干领导的。
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干政、议政的激情，况且这两个人周围还不止一两个读书人，事实上是——12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须知，青年是天然的民族主义者。
恰当的氛围、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引爆点，这一刻微醺，酝酿出一件极其出名却其实没有结果的运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参加乙未科科考的各省举人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银两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籍贯台湾省籍的举人们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地十八省与中国东北、台湾举人接连响应，共1200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行省与奉、台举人，与数千燕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帝。
史载，公车上书。
你尽可想象1200人在康、梁二人带领下浩浩荡荡在官府门前集结上书皇帝请愿的情景——但是这不悲壮，也不豪迈。
事实是，这传奇的历史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康有为真正见到皇帝，已经是三年以后的1898年了。但在这三年中，康有为集结了不少同样思变的仁人志士。
凭借着奇妙的人脉，本无权向皇帝上奏折的他，竟然让小皇帝看到了自己的文章。而小皇帝，那年只有18岁。
一个颇有名气的改革者，怀着一腔热血与激情，与满朝有着种种理由借口的大臣相对比，去说服一个18岁的小皇帝，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不久，小皇帝同意了——光绪皇帝，看起来几乎是一个明君，但可惜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实权，又触怒了慈禧太后。
曾经有大学士进言说：“若开议会，民有权而君无权矣！”18岁的光绪皇帝回答说：“朕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
这几乎是大义凛然的说法，可惜的是年龄太小，经验太不充足。他这样的话传到列祖列宗的耳朵里，谁都担待不起。
让我们来看看康有为维新的目标是什么。
教育改革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包括：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等。
经济建设：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等。
军事建设：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需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等。
政治建设：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
你只要大致浏览就知道，除了政治建设中“开放新闻自由”这样的改革比较火辣之外，其他种种若是单独列出来，考虑考虑几乎都可以接受。但问题是，康有为提出的是一个一揽子计划。
当然他还是比较仁慈的，还留了一些没发表的计划：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率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
康有为的党人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意，比如，借才。让世界各国的政治精英们，成为中国改革的领导人。他们设想的最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乃是日本刚退任的首相伊藤博文。
后来，康有为甚至构想出一个“中日合邦”的计划——中国和日本合并成为一个国家。
须知后来康有为等人失败，被迫流亡，“中日合邦”再无人提起，而伊藤博文却真实现了“日朝合邦”的大梦——让朝鲜半岛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如果康有为不失败，我们中国人一定每个人脑子里都缺根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就是维新变法匆匆实行了100天，被精明强干、手段犀利的慈禧老太后“胜利”粉碎了。为首的康、梁外逃，维新分子首犯六人被处死。
好了，维新变法到此结束，本身徐徐进行的改革道路，到现在几乎被逼上了绝路——康有为成功地“维新”掉众人对清廷寄予的厚望：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这个镇压了改革者的朝廷还想去改革。
但是，朝廷确实是改革的。
据说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退变”成了保皇党。老康在瓦解清王朝封建腐朽势力、唤醒民众革命激情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啊，他怎么会是保皇党呢？他一步一步把偌大的清王朝推上了绝路，功不可没啊。
现在我成功地用不到万字把维新变法介绍完了，但是我忽然觉得，漏掉了一个人物——他并不是主要人物，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但应该给他留出一个位置。
他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也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同时是标准的——革命者。
史上最牛“富二代”：谭嗣同公子
谭嗣同，提起这个名字，如果你以前知道，那么99%的人都是因为他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个当然绝，更绝的是他是一个“官二代”加“富二代”，如果那时候有“星二代”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个“星二代”。这样的一个人，做了革命者。
北京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是他在朝为官时的住所，也是他遭清廷逮捕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去过，偶然路过，猛然抬头，惊现“谭嗣同故居”。
谭公嗣同，字壮飞，湖南浏阳人士，其父谭继洵，当朝一品大员。一品大员是个什么概念？不高，也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那个级别吧。当然，谭家也不是就出了个国务院副总理而已，也出了些省委书记、政协主席这些级别的人物，还算可以吧。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小谭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同的眼界。念书时，他在课本上写下了四个让我颇有同感的字：岂有此理。
小谭年轻时最喜欢做的事，是看课外书。爱看课外书的孩子，都比较有出息。当然他看的不是言情小说。他喜欢做的另一件事，是结交朋友，当时北京有个侠士叫王五，据说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历史上对王五的记载也就是这么多。
10岁那年，小谭拜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12岁时，他又以著名博学家涂启先为师，深入学习中国典籍，同时接触算学（初等数学）、格致（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在那个年代，对这些东西能产生兴趣且悉心学习的，不能不说是个奇人。大致相当于大家都在为高考奋斗，而你去研究佛学经典。
19岁那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多省，结交名士，观察风土人情。
这可是一件大事。
古时候旅游不似今天，今天你可以坐火车，可以坐汽车，有钱了可以坐飞机，总之你累不着；那个年代，你就走吧。当然你可以选择骑马或者坐马车，那也不是轻松的，木轮子和动物都够你受的。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看起来多么惬意，在当时可都是极有难度的事。
谭嗣同是不怕的，因为他是超级“二代”，有这个资源，近水楼台先得月。
后面的经历便无甚稀奇了。国运不济、时运多舛，人心惶惶、民心思变。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超级“二代”，谭公子自然不能落于人后。但是，他想得更多。
1897年，谭先生32岁，发表了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仁学》。这部著作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这样的论断你一定不会陌生，爱读课外书的好处立马就显现了——站在时代前沿啊。
他进一步认为，“以太”的精神表现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仁——通——平等，是万物发展的基础。
很巧妙，谭先生成功地把物理学上的“以太”和中国传统的“仁”联系起来，最后推出了“平等”是万物发展的基础。真的假的先不说，只是觉得谭嗣同实在太有才了。
《仁学》是维新派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其中的很多观点不但错误，甚至可笑（比如称赞日本军队是仁义之师等），可是谭嗣同还是有比同时代者先进之处，他强调：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进行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超级二代谭嗣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不归路。
地位、资源、名气、人脉，应有尽有，而且还一心思变，闲不住好折腾。这样的人，很快就声名鹊起。
维新变法伊始，光绪帝召见谭嗣同，大概是君臣相见恨晚的感觉，光绪帝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尤其是：“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这等平等相待的话，让谭嗣同狠下决心，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情。
超级二代，这一步，你犯“二”了。康先生不懂得政治，你也不懂吗？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不碰政治、可以不做政治、可以不理政治，但你不能不懂政治——不懂政治，意味着你此生多舛，且不知道为何多舛。
那些看起来诚恳的话语，背后可能怀着阴险的目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可能瞬间就被打破；在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往往让位于欲望。没有原则。
很快，他的行为就证明了自己并非不懂，只是不愿去懂。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落空。谭嗣同做的第二件事，是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谭嗣同做的第三件事，是拒绝日本使馆为他提供“保护”的建议。他对日本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谭嗣同说：“有之，请自嗣同始。”
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慷慨赴死非出于逼迫，乃是真正的兼济天下的英雄。
公元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绝笔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让我亮出那一柄胸中酝酿多年的豪情壮胆之剑，任这世人多情、无情、风霜、蜜饯都化为乌有！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当他们被杀时，刑场看客逾万人，谭嗣同神色不变，在刽子手大刀挥下的一刻，他留下了最后16个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1899年，谭嗣同遗骸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好了，我想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我们的孙爷爷的故事吧。
少年孙文的曲折人生
公元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
消息传出，大江南北，海内海外，一片悲鸿。凡有华人之地，无不扼腕而叹：天妒英才，国逢此殇！即便是孙的政治对手或敌人，也须装模作样地致以哀意——民意难违，时潮难抗。诗人闻一多闻此噩耗，夜不能寐，吐血创作长篇颂诗《南海之神》。
百尺的朱门关闭了五千年；
黑色的苔癣侵蚀了雕梁画栋，
野蜂在兽环底口里作了巢，
屋脊上的飞鱼，鸱吻，铜雀，宝瓶……
狼藉在臭秽的壕沟里。
宇宙乘除了五千个春秋，
积尘瘗没了浮鑺钉，
百尺的朱门依然没有人来开启。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愁容满面的巨人，
擎着一只熊熊的火把，
走上门前拍一拍门环，叫一声：
开门呀！
开门呀。
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都需要种种条件的巧合——恰逢乱世、棋逢对手、多舛命运、动荡人生——否则便不足以由常人成长为众人膜拜的偶像。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性修养——你是否有一颗聪明到愚钝、伟大到谦卑、灵活到固执、沉重到淡然的心灵——万物万事虽变，我自俨然不动。
孙中山并非俨然不动，但是，执著此生。一个人难得随机应变，更难得的是，固执。
他可能并非一个成功者，因为他此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理想，没有实现；事业，没有成功；革命，后继乏人。革命革到天下大乱、建设建到百事废残，连自己的家庭都无力照顾、匆匆留下一个年轻的遗孀就撒手人寰。
成功？他只是屡战屡败，然后屡败屡战罢了。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几乎是一个斗战“败”佛。
如果凡事手到擒来，得心应手，从未感到天下有不可为之事，你继续下去，总有一天后人会仰望着你的背影羡叹：斯人者，传奇是也。如果凡事磕磕碰碰，无论做什么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阻挡，总也不能让你顺心如意，而你没有气馁，那么也许你会成为一个传说。
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传说。
公元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家大院诞下一名男婴，举家欢腾。
历朝历代的史书为了彰显政权的合法性、彪炳自己皇室资格受命于天，往往编造出一些离奇可笑的故事。比如开国之君的母亲是看到山谷中有野人脚印，“踏之”而受孕；或者夜晚有稀奇古怪的神兽出现在卧室，后来发现受孕。反正是各种天降象相云云。实在编不出来，史官们就会硬着头皮说“了不起”，至于怎么了不起，他们不管。
但是孙家大院这名男婴，平常普通。我本想也找来一些异象衬托一下他日后的伟大成就，无奈毫无所得，只好硬着头皮写下“举家欢腾”四字。孙家，本就是平常农家。虽然史书其一世祖如何，十四世祖如何，祖父如何，其父如何，但这些不过是后世成王败寇之道——欲加之“誉”，何患无辞。
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广东农家、一个普通的农家大院、一个普通的农夫，和他普通的孩子——孙文。
此时尚无“孙中山”，唯有“小孙文”。
这时家人对他的称呼是“帝象”。不要误会，这不是一个极有眼光的名字，而只是由五行八卦推出的某个结论，才导致了这样一个“霸气侧漏”的乳名。
请让我们以观察一个农家小孩的眼光，追踪一下他的人生轨迹。
这是一个贫苦之家。虽然还没到家徒四壁的地步，但是亦无田产，加之没有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为了养家糊口，孙文的父亲孙达成不但白天下农地，晚上还要去“打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排行老三的孙文小朋友6岁就开始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跟着姥爷海边打蚝，据说还捡过猪粪。
有些蒙骗小孩子的读物中会在这时增添一些片段。打柴牧牛时如何路见不平，溪涧捕鱼时如何拔刀相助，捡猪粪时如何痛恨这个不公的世界……似乎非如此此公便不足以成事。
6岁的小孙文，没有显示出任何过人之处——打柴牧牛捕鱼捡猪粪这种事，想要体现出过人之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的“过人之处”是，9岁进入私塾的他，短短3年间便成为家中最有文化的人。
你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没有背景，没有财富，不幸你又没有特异功能且没中彩票，你还不好好念书，难道是想把兴旺发达、光宗耀祖的使命无私地传递给下一代吗？人可以没有目标，可以经常没有目标，甚至可以从未有过目标，但是不能放弃努力，因为努力会给你一个目标。
重要的不是站在何处，而是奔向何方。
很快，孙文由于学业优秀，得到了一个进修的机会。他早年外出经商的长兄孙眉接济他远渡重洋，他和母亲一起前往夏威夷，开始了自己的西式教育经历。
这是一个留学相当早的孩子，12岁而已；留学的目的地又是如此之远，在当时可比之于如今人登月的远望之感。
异国带给孙文同学的感受不但是景观的迥异、服装的陌然，更多的是心灵的碰撞。多年以后，他在自传中写道：“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相信震撼不仅如此。
今天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不管是世界上哪个角落的哪种景观、风土人情、风俗制度，都可以不必亲自前往，就能窥知一二。然而此时的孙文，对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道听途说的所谓知识，皆是外人转告加工，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此时即便在他脑海中已勾勒出一个天外之地，也必然是由眼前的经验所得——文化的碰撞，往往会超出你的想象，因为你此前的想象，都限定在你的文化之中。
海上6个月旅程结束，当他踏上夏威夷的那一刻，海风徐徐吹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旅行。
在千千万万农家之子中为什么会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孙文？非要一个理由，这几年的经历便是最初的因由。
在夏威夷当地，孙文同学进入了由英国圣公会主教韦礼士主持、全英文教育的书院中读书，他修读了包括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当时所有的正规科目，并且正式认识了基督教。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二者如果再取其一，孩子们受些苦也是可以的，但是教育，重中之重，万不可废。人一生最有悟性最有好奇心而无累赘、养成性格的也就那么几年，如果有人在这几年中的教育问题上让孩子吃亏，那会误人一生。
孙文同学是很幸运的，此时除了他头上还盘着个辫子之外，他所受的种种教育，与西人孩童无异。
数学、化学、物理，这些自然科学的初级课程引起了孙文极大的好奇心。此前在中国所受的种种教育，往往虚幻强调道德品行，忽视客观事物的科学观察，这一次，恰恰查漏补缺。英国历史、当地风土人情、天下大事的种种评议，让孙文同学的分析能力和眼界迅速升级。但影响他最深的，还是圣经课程和学校的宗教信仰。孙同学很快就放弃了传统的中国宗教，转向基督教，并且一生笃信。
但是其实深埋他骨髓中的依然是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当然，种族歧视还是有的。一个孱弱民族的异样子民，必然会受到有意无意的不公，若非如此，也就不足以激起孙同学深深的爱国之心和勤奋学习的劲头。
1882年7月，孙同学毕业，成绩据说优异，获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颁发的英文文法优胜奖——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是二战以后的事，当时，岛上还有国王。
次年春，孙同学进入夏威夷最高学府——美国公理会教会学校普纳侯书院。100年后，这所学院又接受了另一名少数族裔——一个黑色皮肤，名为巴拉克的小男孩。多年后当他闻名世界，人们更多称他为奥巴马总统。中国的第一位总统，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学长，只不过早了100年。
事实上，孙文同学并没有在这所学校毕业。3个月后，由于他坚定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在当地华人中极力劝诫大家不要拜关帝，其兄担心他引起众怒，就把他匆匆送回家了。
这个理由实在是无厘头，是否另有隐情，有待历史学家们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颗已然受过西方文明洗礼、长过眼界的年轻人的心，要想再收回，已然不可能了。
回到家乡后，不知是赌气还是较真，小孙伙同同乡陆皓东，干了一件极其不厚道的事——捣毁了村中神庙中的神像。这个年轻人，意气风发，但还是被乡里人赶了出去，这件事也成为他日后长期津津乐道的趣事之一。
1883年冬天，他和陆皓东抵达香港，终于圆了自己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愿望——受洗，并且进入香港的中央书院。第二年5月，孙文奉父命回乡娶卢慕贞为妻。
此时他远在夏威夷的哥哥孙眉听说他加入了教会，急忙召他再赴夏威夷。但由于这段辍学经历，孙文没能在中山书院毕业，就像没能在普纳侯书院毕业一样。有这样一个哥哥，真的很无奈。
不久之后，苦苦一番折腾的小孙再次返港，进入香港西医书院。
我不得不说这样的选择是颇有眼光的——读书、深造。我们有些人往往诟病深造的结果是人财两空，但实际上这和深造没有直接关系。你想要更广阔的眼界、更成熟深邃的思想，绝不会因多读几年书而阻碍，反而有可能接触到更正统、更快捷的升级渠道。
“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孙文深谙此理，在香港西医书院一学就是5年。
5年后，他顺利毕业，并且是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有人打趣说，毕业的只有两人，孙同学无论如何是出不了前三的。但同时入学的12人中，仅有他和江英华两人毕业，可见课业确实不轻松，孙同学仍然获得12科中的10科优秀，成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现代医学人才。我们大总统的“智商”，是可以令人骄傲的。
应当讲，这5年时间是孙文先生人生成长的最关键时期。他学业日益精进，人格日益成熟，经历了从广东乡下儿童到海外留学少年的转变，此刻他又崛起为香港的“双语精英”，现代知识与国际视野兼具，大有国之栋梁的架势。
然此国之栋梁，不是大清国之栋梁。
毕业典礼当天（1892年7月23日），仪式异常隆重，港督罗便臣亲临主持，在当时香港三大名酒店之一的太平山顶柯士甸山酒店设晚宴，名流无数，美食不绝。院长用英语领唱“他是一个好小伙”，祝贺两位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数年前，他是一个受过中式与西式双重教育的新式人才；数年后，他将成为一个结合中国文化与西方经验的——乱臣贼子、革命狂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30年后，已经成为了孙中山的孙文在已经成为了香港大学的香港西医书院发表演讲，期间有人提问，孙中山于何时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及新思想。
孙中山回忆起还是孙文的岁月：“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为香港。”
请想象一个头顶长辫、双眼皮、圆下巴的中国青年，身穿长袍马褂，心怀耶稣基督，也曾背过“四书五经”，也曾做过几何代数，曾领略华夏山川之壮美，曾一览海外天高与云淡。白种人的脸见过、黑种人的手握过，虽然始终不改的是黄种人的心，但眼下前途无量，何有忧虑？
天下本无大事，无非是国内国外不同。身处香港，专心学医，日后医人躯体，兼以名利俱得，身心自安，成为一代医学权威，何其光明的前途！
然而伟大的心，都是寂寞而不甘寂寞的。
这满目疮痍的乱世，这不公不平的浑噩，心安？何以心安！
为何天下之大，偏偏有人荣华富贵坐享，有人艰难困苦一生；为何偏偏有的国家内修民权外争国利，有的国家却内忧不已外患不断。
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不但不懂，且不能将这与我无关的天下苍生，视为“与我无关的天下苍生”。万能万全的主，此刻的罪恶为何都要降临我辈；我偏不信，这世上有这么两个字“命运”可令我跪拜臣服！
“斯世已无真狂人，只剩下唯唯诺诺的良民。”
并不是有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救世主，非要将万不可承担的使命扛在肩头。只是因为众人退却的那一刻，他木讷地仍然原地未动，于是恍惚间便成了英雄。
于是，朦朦胧胧中乃得以听到内心之莫名呼喊，如痴如醉：斯世已无真狂人，唯吾竖子名孙文！
革命的思想，于此刻萌发。一经点燃，便燃烧了一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此生的悲壮，从此刻骤起。
革命，想想都头大
这也许很无聊，但这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改革和革命的关系。
需要申明一点：请跳出你原先划定的思想怪圈，仅仅随我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这一命题。
所谓改革，就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之内寻求改进；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框架重构新体制。
中国人向来是最浪漫的民族——往往可以把联系不怎么紧密的两种事物联系在一起，而不去严谨推敲前因后果。圣人便神圣到底，贼寇便龌龊到家，好汉都不近女色，美人可落雁沉鱼。
我赞同一位学者所言，古人之所思所想受时代所闻所见的限制，很多客观事物的推敲分析与今人会相差甚远，但是在情感态度上，往往与今人无异。所以我们可以在数千年后依然醉心于《诗经》中对爱情莫名其妙的心灵颤动而感觉如此自然，依然可以体会司马迁韬光养晦地“苟延残喘”并深感佩服——原谅我一不小心引用了被中小学生们引用了千千万万遍的司马先生，不过他的故事确实是“百搭”啊。
但是，这位学者应该还加入了一个前提，就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
倘若《诗经》的爱情在欧洲，主人公的躲躲闪闪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倘若司马迁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估计没进监牢就会先自己剖腹。中国人的含蓄、隐忍，外国人是不懂得的。美国人的坦率、日本人的耻感，大部分中国人也无法感同身受。好在我们本身就是中国人，所以100年前那些人关于改革和革命的心路历程，我们应该能够更容易理解。
不但更容易理解，简直历历在目。
如果你身边有世界地图，现在请注目于中国的位置。
你会发现，北边是戈壁大漠，南边是热带雨林；东边是辽阔的太平洋，西边是世界屋脊。中国人太幸运了，整个东亚几乎只有中国这片风水宝地适宜农业，且全被咱们的老祖宗拿下了。
老祖宗们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东西南北的邻居们在各自鸟不拉屎的地方艰难生存，根本无力挑战。但是没有对手，不一定是自己水平太高，也有可能是周围都是臭棋篓子。所以在创业年代还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炎帝和黄帝繁衍的中华子孙们，经历了几千年和臭棋篓子下棋的经历，虽然政治体制愈加精巧、器物享受越来越花样迭出，但是真正的精神，却越来越颓败了。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传奇，慢慢都变成了虚幻的传说。至于科学和理性之光，于我列祖列宗从未开启过。
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方式不同，我们注重的是人与人，不是人与世界，研究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国情不同云云。我想提醒你，这样的说法，100年前很多很多人都提过，绝不新鲜。
当西方的世界骤然出现，坚船利炮、现代科学第一次陈列在国人眼前时，大家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小菜一碟！我们几千年自主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天朝体制，必将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明天；西方那一套，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但有时候错了，就是错了。人不可以被击败的含义，不是死不认错，因为死不认错的结果，是死不超生。与我们的老祖宗相比，日本人认错就很快，不过20年明治维新，一个小孩子长成成人的光景，“岛国倭民”就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你不服不行。
庆幸的是，老祖宗们也并非顽固到真要死不认错；在经历了几十年被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内乱、动荡、起义后，他们终于觉得，可以从西方那里引进点东西。
“我们几千年自主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天朝体制，必将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明天；西方那一套，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但是引进一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妨。
于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带领下，终于开始了。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近代头号悲情人物。
大抵在古代，读书人入仕、当官、成为重臣、告老还乡，名誉、权力、财富俱得，一辈子风风光光地走完，史书中书一笔“×××，清正廉洁，忠勇义烈。”子孙景仰，后世膜拜，足矣。
李鸿章的人生本也循此轨迹，只不过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奇变，于是年逾70岁的老臣，又开始横刀立马，闯荡世界。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个真正走上国际舞台的人。他曾经以总理大臣的身份，访问西方多国；在外交洋务上叱咤风云，以至于外国人一度只知李鸿章，而不知有大清皇帝。
有一次，李鸿章到美国，看到摩天大厦，他说：“这种楼可以建在贵国，我国地震频繁，高楼大厦恐怕容易倒塌。”
100年后，此言屡屡应验。
又有笑话一则，讲的是李鸿章请外国人吃米线，外国人没见过米线，不知如何下嘴，只好看李鸿章动作行事。李鸿章捞起一根米线，送入嘴中，不巧打了个喷嚏，米线从鼻中喷出。外国人见状，大为惊骇，没想到吃个米线要费这么大劲，纷纷开始把米线往鼻子里送。
如果甲午战争能够打赢，李鸿章之于中国就会如俾斯麦之如德意志——中兴名臣，千古英雄。
可惜，历史，从没有如果。
李鸿章办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积累的最大心血——北洋舰队，在与日本的交战中全军覆没。而李鸿章，不但政治资本全无从此淡出政治舞台，还被后人扣上了一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马关条约》是他签的字。
这实在是有些冤枉！一个为强国振兴不断努力的老人在现有框架下寻自强、办洋务，不幸落败，又厚着脸皮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跑去日本谈判，完全没有谈判的资本。而换来的结果是，为那千千万万不愿谋自强谋发展的贪官污吏、鼠目小人背上本属于他们的恶名。
人生，你敢不敢公平一点？
不久之后，这位老臣结束了他晚节不保的一生。中国的伊藤博文、中国的俾斯麦，最后变成了中国的李鸿章，留下一个残局，后人再也无力拾起。
看中国历史近代那一段，你会感到深深的晦气——太点背了，该做的那时候也在做，该懂的那时候也懂了，但是，很多事看到最后，原因就是三个字：运气差。
所谓掩耳盗铃，大概就是这样。放着路人皆知的天下大势不管、放着童叟皆明的社会现况不知，太平盛世你想这么做没人管你，眼下都快天下大乱了，你除了骗你自己，还能骗得了谁。
没有人从来都是革命的，若不是期待天下大乱的野心家，或者无知到极点，在改革尚有期望之时，断不会轻言革命。
革命，是以暴力的手段换取和平的明天。然而二者是否有直接联系、如何在唤醒了革命的心智之后再令其平息，迄今为止，都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更常见的现象是，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一个暴政，却因为推翻暴政需要对革命队伍有极高的要求，不经意间建立了另一个暴政。所以，素来以民主为目的的革命鲜有成功之例，而以夺位篡权为目的的革命却屡屡得手。
革命就要流血牺牲、革命可能天下大乱、革命会经历剧痛、革命会制造军阀、革命会导致一连串无法预计的复杂反应——无法掌控最后的结果。
这不是衣服不好脱下来重换那么简单的事——这是肤色不喜欢进行植皮手术——你最后会不会存活，都是很玄的问题。
革命，想想都头大。
所有人一开始都是想改革。但是，无限期后延实质改革的承诺，延缓改革的切实行动，最后的代价都会十分昂贵。即使你最后再真心诚意有所作为，也会由于此前种种而将你的公信力浪费殆尽。所作所为，已是徒劳。
并不是不知道革命会带来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只是再不革命，可以预料灾难将更加深重。到那一天，革命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绝无可能再收回掌中。
令人遗憾的是，100年前的那一次，那魔盒，真的被打开了。而一旦被打开，便已然是万般无奈的比灭亡稍好的最后一项选择。它不可能，断然不可能，万万不可能，再收得回去。
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生活干革命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文出场的第一个画面，是在康有为的书院中。他一身长袍装扮，头戴一个八角帽，遇见狂傲不羁的康有为先生，先施以后生之礼，然后力陈自己的意见：
“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
“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精神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
“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
“解决办法：走向共和。思想之药三味：自由、平等、博爱。制度之药三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进一步，片中的孙文还说：
“……诸君要知道，无君之共和，才是最纯洁的宪政，也是我煌煌华夏，最终要确立的国体。”
这一时期的孙文，心中怀抱的依然是改革之梦。
“没有人从来都是革命的，若不是期待天下大乱的野心家，或者无知到极点，在改革尚有期望之时，断不会轻言革命。”
孙文当然懂这个道理，只不过后来发生的事，一步一步将他逼到了成为革命者的那一刻。
有很多事开始时你全然不觉，走到最后与你的既定目标偏离甚远，却步步合理，且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噫吁嚱！命运弄人耳。
这一切转变，必然是经历痛苦的心路历程。痛苦到深夜里发狂一般地翻来覆去，痛苦到白天视外物如草芥般地心无旁骛。似乎此生不受这种痛苦，便不知此生还有何种快乐。
此时，孙文正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日后外国人尊称的“孙博士”（Dr.Sun）即是源于此间的经历。
在广州行医期间，他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即当年一起打坏神像被赶出乡里的同伴）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所以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
好端端的医学学生，为何要管此等闲事？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的终极目的是改善你的生活——对不起，这不是理想，这叫欲望。当此欲望得到了满足，立马将会有更大的欲望，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一无所有。
如果你的理想不是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也不一定就真是理想。它很可能会是一个野心，一个将自己彪炳史书、名列青史、成为仁义有识之士而受万世敬仰的野心。这比欲望，更加诱人：欲望只是一时，野心可行万世。
孙文此刻是欲望，还是野心，或真的是理想？坦白讲，应该无人可以断定。
一个精英，前途无忧，生计不愁，好论天下之事，尤好论天下之大事，而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好事者。如同我们成千上万天天在寝室中抨击社会现实的年轻人，只要太阳明天继续升起，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异动。
但是马上，他做了一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上书直隶总督（河北省、北京市首长）、北洋大臣（北洋军司令）李鸿章。
“敬禀者：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据《万国公报》月刊第六十九、七十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十月上海出版连载的广东香山来稿《上李傅相书》。署名作者，孙文。李傅相，即李鸿章。
这封信，慷慨激昂，据理力争。如果确有此信，那么必定是在无数个惶惶黑夜，痛心疾首于国事苍生后泣血书就。然而多种历史事实表明，1894年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孙文先生，上书李鸿章的这封饱含激情、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力主实质性改革的信，可能根本就没有送到李鸿章眼前。
国家总理级别的人物，不是能照顾到每一个群众的意见的。李鸿章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这封信并未在意，或者在意后遗忘，或者没有遗忘而推迟，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想要自己说的话有分量，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
历史行进到此处，前面的种种都是如此正常，如此徐缓。一个年轻人，留洋、归来、深造、成材、工作、关心社会时事，甚至给政府首脑写信，都是在逻辑之内的事。然而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
6月上书李鸿章的孙文，在同年11月24日即赴檀香山，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即日后的同盟会第一大系统。
让我们回忆一下黄兴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从小就性格壮烈、喜好练武，在海外遇到一群有革命想法的人，读到许多书籍——这都是准备条件，真正的导火索是回乡后因为发表反动言论被驱逐、散发反动出版物被监视，所以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一帮人物成立了华兴公司——日后的同盟会第二大系统“华兴会”的前身。
这几乎是一个通式：早年的革命思想准备加上突然的革命导火索被点燃，革命者们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孙文，没有任何导火索事件。
向李鸿章上书没有回信，这根本算不上导火索事件——你再继续写，不行你“上访”，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总有一天他会接见你的。孙文很绝，“总理”百忙之中不理他，他竟然就——反了。还不是反对的反，是反政府的反。
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海外归来的高才生，国家急缺的人才，前程、功名，唾手可得，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参政议政激情高涨地给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其实是很正常的事，然后你就放弃这一切，去做可能毁你一生的事，你疯了吗？
有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人：拥有一切，却自称一无所有。他们会自嘲，眼前的所有，就算荣华富贵，就算前途似锦，就算众人羡慕，就算万人之上——这，不是我想要的。他们有自己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事业、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信仰，但那是做给外人看的。他们真正的正常，是他人目中的不正常。
那令人羡慕的生活、令人瞩目的工作、令人景仰的事业、令人嫉妒的家庭，只足以令所有除我以外之人有所感悟，但于我，无非过眼云烟。我内心想要的，不是眼前所有的。我眼前所有的，不是我内心所求的。
如果你也曾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正在有这样的经历，当别人对你的现状表示羡慕或满足时，你心中定会掠过一丝鄙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可能同时也会掠过一丝悲哀：为何我不能满足？为何我不能知足？为何我不能正常一点，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正常地生活？
原本正常生活的孙文，在人生中的某一天某一刻，经历了一天的学习或工作，面对一堆充满挑战性或无聊透顶的事物，终于结束了“苦逼”的一切时，忽然，有一种声音从某个角落徐然升起，由远而近，由弱变强，隆隆如雷鸣，轰轰如海啸。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过梦想。
我还有梦想。
从此刻起，他的生活便分裂成了两截：一面是众人羡慕的堂而皇之的医学达人，风光整日，整日风光；一面是疯狂不已的白日梦者，惶惶终日，终日惶惶。我想做的，是拯救这浑浑噩噩的罪恶世界；而我该做的，是继续这本本分分安安定定的强人生活。
“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
——我是一名医生。
“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我是一名医生，应该过医生的生活。
“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
——我是一名医生，应该过医生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富足、有地位、有成就感。
“诸君要知道，无君之共和，才是最纯洁的宪政，也是我煌煌华夏，最终要确立的国体。”
——这样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终于有一天，也许有原因，也许没原因；也许是在某个昏暗不明的夜晚，在角落里蜷缩的疲惫不已、神色黯然的孙文；或者是某个光明万丈风和日丽的清晨，在万人讲堂发表演讲的孙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知道，他终于承认，自己，是这样一个自己：
我无法克制内心的召唤，即使千千万万人都会选择遗忘，即使我同这千千万万人一样去选择遗忘，我也无法遗忘。不是我一定要去遵从内心的召唤，只是那一遍一遍不由自主的拷问让我和千千万万人不同。
所谓信仰，大概就是如此。人生苦短，每个人都曾经试图尊重自己的选择，然而大部分人最终放弃：你想掌控的，大部分都不是你能掌控的。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孙文通过筹款成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于檀香山（夏威夷首府）成立。
当你发现你自己，你会发现你终于不是你自己。
孙文君已死，孙中山已生
Out of the night that covers me，
透过覆盖我的深夜，
Black as the Pit from pole to pole，
我看见层层无底的黑暗。
I thank whatever gods may be
感谢上帝曾赐我，
Form your conquerable soul.
不可征服的灵魂。
In the fell clutch of circumstance
就算被地狱紧紧攫住，
I have not winced nor cried aloud.
我不会畏缩，也不惊叫。
Under the bludgeoninmgs of chance
经受过一浪又一浪的打击，
My head is bloody，but unbowed.
我满头鲜血都不低头。
Beyond this place of wrath and tear
在这满是愤怒和眼泪的世界之外，
Looms but the Horror of the shade，
恐怖的阴影在游荡。
And yet the menace of the years
还有，未来的威胁，
Finds，and shall find，me unafraid.
可我是毫不畏惧的。
It matters not how strait the gate，
无论我将穿过的那扇门有多窄，
How charged with punishments the scroll，
无论我将肩承怎样的责罚，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我是我灵魂的统帅。
此为维多利亚时期（19世纪）英国诗人威廉·亨利（Willaim Ernest Henley，1849——1903）的名篇。他从小体弱多病，患有肺结核症，一只脚被截掉；为了保住另一只脚，他一生都奋力和病魔抗争，不向命运屈服。此诗是诗人在病榻上所作。
当后人评价孙先生的一生，尤其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一生时，通过种种翔实的历史事实、见证者与旁观者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时刻，他做了错误的决定、写下了错误的词句、推卸错误的责任。
有些明显的失败、明显的路线方针的糊涂选择，孙中山先生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仔细研究他的政治选择、政治理想、政治行为，就会发现孙文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以民主共和为一以贯之的准则。
这些都是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还有一个事实，同样无可争辩：他之所以一直在失败，因为他一直在努力——什么都不做，当然不存在失败！
他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虽然一直在失败，甚至因此可以说他能力不足、胆识缺陷、智力低下，但，他从未放弃。如果一个人总是在成功，他不放弃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他一直在失败，而没有改变过初衷，没有去做“人不能让环境来适应自己，而应该让自己去适应环境”这样妥协投降的事，那几乎称得上是万难的。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会在许多人心目中被景仰的真正原因：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公”；同时是那个时期众多彻头彻尾的愚公之代表。他之人格魅力，无外乎也就在于此：执著到无可执著，坚定到无可坚定。
1895年2月，孙文返回香港，准备成立“兴中会香港总部”。这次返港是受到一个老朋友的提醒——宋耀如。宋耀如，就是宋嘉树。
无论是宋耀如，还是宋嘉树，对你来说都极有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人物。但你绝不会对民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宋家感到陌生。没错，宋耀如就是宋家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父亲。关于他的故事，也是一个传奇，我们迟早会讲到。
宋耀如写信给孙文，他认为目前清军与日军交战被打败，正是乘虚而入的好时机，简直是革命者的春天。收到这位几乎倾尽家财，后来又把三个女儿贡献给孙文集团的老伙计的信，孙中山马上改变去美洲筹款的原计划，新目标：香港。
值得说明一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兴中会、华兴会等组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甚至连革命党也算不上。其组织形式、性质反倒与中国历来存在的“天地会”一类有些相似：秘密的帮会组织。
孙文首先召集的是昔日的几位好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几乎都是早年相识的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这也符合一般的规律，合作伙伴必然从家人和好友开始。
陆皓东，当年和孙文一起毁坏神像，求学于香港，加入教会的发小。
郑士良，当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认识，被彼此相近的性格吸引的至交。
陈少白，具有极强组织能力和财务能力的后勤文宣人才，电影《十月围城》中有此人出现。
杨鹤龄，志同道合的同学，人脉极广，性格豁达。
此外还有慕名而来的各路人马，总数虽然不多，但各个都是精英。
新生的组织必然需要强大的后盾和宣传才能得以存活，恰好当时香港已经有一个名为“辅仁书社”，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的早期启蒙性组织存在。孙文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同路人马，于是立即与他们接触。辅仁书社反应也很快，马上表示举社并入兴中会。就这样，兴中会香港总部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门面看起来是一个商号，外悬“乾亨号”作为掩护。
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驱除鞑虏，即推翻满清王朝；恢复中华，即重建汉人政权；创建合众政府，即构建民主政治制度。至于最后两句，是吸取了会党门派组织的经验，传统的宣誓方法。
然而年轻的策划者们一开始就没有理清这个组织的运作方式。既没有严格的入会审查，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条例，对于组织目的的阐述仅仅是口号式的，且没有训练会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养。这样松散的架构，为日后兴中会、同盟会乃至国民党一盘散沙的现象埋下了难以弥补的伏笔。
很快，第一个裂痕就出现了：谁做老大？本来这不是问题，孙文应当是人选。但问题是，并入了辅仁书社后，辅仁书社的人马——其首为杨衢云、谢瓒泰，也同样有资格，甚至资格很老。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几乎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谁是一号人物，谁是二号人物，如果这个关系不理清，关键时刻令出多门，甚至还没到关键时刻就出现混乱、分裂，这都是极其可能发生的事。然而这个问题一直到兴中会成立8个月以后才明确——杨衢云为会长、孙文为秘书长。所谓秘书长，也可以叫“总书记”。杨衢云负责总后勤，孙文负责总前指。实际上，这样的分工仍然让我们看不出谁是第一号人物：谁负责总后勤和总前指？
兴中会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组织：有一个目标，但目标不是很明确；有领导，但领导不是很集中；有行动，但行动不是很利索。
万事开头难，无论如何，这几乎是历史上第一个以革命为目的的组织，现在它终于成立了。而且2月成立，虽然领导人在8个月以后才确定，但是从3月开始，兴中会就马不停蹄地着手策划革命行动，一直到16年后辛亥革命发生，期间从未有过停顿。
第一次行动，叫“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的行动部署在1895年3月16日，即兴中会成立后半个月，在第一次干部会议上认定的。“革命者”们都觉得，应当先攻取当时中国南方洋风最盛的广州作为根据地，然后由南向北，采取北伐攻略，直至最后完全推翻满清。
这样的策略无疑唐突而理想化，十几个人代表几十个人，要推翻一个偌大的帝国，而且中国地势北高南低，自北向南是高山下低谷，势如破竹，自南向北是低谷上高山，步步维艰。而他们要采用的，正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只成功过一次的北伐方式（朱元璋北伐蒙元），来完成自己万难的目标，无异于异想天开。
然而，每一个奇迹，都源于异想天开。多年以后，黄埔军校建立，北伐战争推进，最后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这无疑也是秉承了此时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北伐得到一个好结果的例子。
当时，他们还确定了兴中会的会旗——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历史是这么记载的：
陆皓东在会上提出：为了团结同志，号召天下起而响应，一定要打出革命派自己的旗帜，以示与清朝决裂。这个建议获得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热烈支持。陆皓东受孙中山委托设计革命军旗图案。他通宵达旦地思考，终于设计出了青天白日旗。
孙文马不停蹄，不久就进入广州。首先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现在的北京路青宫内），发展会员。进度还是令人欣喜的，很快就有数百人入会。由此，孙中山发起成立公开团体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借以掩护兴中会活动，得到了广州一些著名官绅的支援，一时间响应者无数——在广州这个就算是再没有眼界的人都十分有眼界的地方，凭借着名望和人脉，招兵买马对孙文来说几乎易如反掌——只是成员质量难以保证。
好得很，一切都好得很！
革命组织有了、革命口号有了、革命旗帜有了、革命同志也有了，连革命行动也有了，此时的孙文，大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感。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宇宙”，所有的未来，赶快都来吧。
但此刻，你连一个广州也撬不动。所有的未来，都是慢慢到来的。
泄密了。
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几乎是注定的失败。
一群很“拉风”的人做一件很“拉风”的事，而且是临时招兵买马去做的，而找来的这些人又没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想让别人知道，不想让你的竞争对手知道，几乎不可能。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所谓秘密，当你告诉了除你以外的第二个人时，就已经不再是秘密。
3月初，孙文到香港同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商定起义方略，计划以奇兵袭取广州。他们的计划如下：
孙中山返回广州联络各路力量，具体筹备。
程奎光，负责联络水师官兵。
程奎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恒敦，号星堂。早年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技术，毕业后在清朝海军中供职，官至镇涛舰管带。
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英德、清远等地会党。
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其实就是黑社会——策应，广州一带的游勇、防营，潮、惠等地会党也得到联络。
两人乡籍同属沙溪镇，李杞是岚霞村人，侯艾泉是龙头环村人，他们都是檀香山的侨工。
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堂设立机关，文件、武器藏于此地，同时接纳往来革命志士；在珠江南岸洲头咀设置炸弹制造所，负责人是奇列；组成炸弹队，负责人陈清。
奇烈，美国化学家。陈清，平民。
杨衢云也没闲着，他也在香港招募散勇、工人；还有黄咏商，变卖了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之用。
另有余育之赞助军费数千元，朱淇起草中文《讨满檄文》，何启起草英文版本。他们还多方游说英、日、德等外国人士在港势力，谋求支援。
余育之，香港富商，为日昌银号东主；何启，广东南海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
这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队伍，也是一支鱼龙混杂的革命队伍。有职业革命人士、香港富商、平民、香港议员，甚至还有美国化学家。
这样一支匆匆拉起来的、松松垮垮的革命队伍，如果不泄密，简直是奇迹。
更匪夷所思的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泄密，竟然都不是由对手侦探而泄密的，甚至都不是我们经常提起的那种见不得人的泄密，而几乎是自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的。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自己在告密。
定于重阳节发起的起义，到8月底就准备就绪。在经历了一个月的磨合准备后，不论起义能否成功，几乎都已是一个必然要实行的行动。但是，这世界上总有意外。
所谓意外就是，无论你事先怎么计划考虑，都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事发生。
重阳节那天，按照事先约定，广州附近各路队伍到达广州。有原先分散在各处的革命志士，有广州一带的驻防营官兵，有香山顺德一代的绿营官兵，有炸弹队、运输队……
大战在即了。
忽然，孙文接到一封密电，一封兴中会会办（最高领导人）杨衢云发来的密电。
密电说，起义军械不能按期到达。
当你精心准备了无数有关起义的工作，制定了很多计划、备案、候补计划，而且事先都按部就班地实行了，没有任何异常出现，起义人员已经基本就位，这时你忽然发现——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难道用中国功夫起义？
这真的是一件无厘头的意外。更意外的是，杨衢云竟然建议：推迟起义日期，等军械到达后再起义。
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兵临城下的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马上掉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各自回家，过两天等武器到了，再变回来，再次兵临城下，一举拿下广州城。
你当广州城里面的清军都是猪脑子，这么大支队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孙文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先后离开广州。
事实上不存在一次叫“广州起义”的行动，只存在一次叫“广州起义未遂”的行动。
此时不跑，难道等着被清军抓捕？
当然，确实有人是等着要被清军抓捕的——可爱的杨衢云会办，在接到孙文的回电后，以“军械已上船”的理由，又派朱贵全、丘四等人随轮船到广州。
3月28日，船抵广州，等待他们的是岸边的清军。朱、丘等40余人被捕，起义行动全部失败。
如果军械不能到达的消息能早些传达，或者军械无法到达后能下令放弃起义行动，虽然起义会失败，但是人员依然能够全身而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捕杀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人被杀，程奎光病死狱中，孙、杨、陈等均被悬赏通缉。
后来，孙中山称“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
如果你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一个革命者是如何炼成的，那么经历这一次“广州起义”，孙文便可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了。他已然没有后路可退！
这极有可能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沉重到令孙文顿感自己此前所执意要走的革命道路，其实是一条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道路——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域。在这片领域中，他将面对的不仅仅是精密的计划、周全的策划，不仅仅是与那些同样懂得如何精密计划、周全策划的人斗智斗勇——不仅仅是这些高智商的博弈，更残酷的是死亡。
他此前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革命是一定会有人死去的，但那时的考虑，仅仅是考虑，不过是考虑，当一切考虑换成眼前的尸体时，它们都会变得如此苍白无力。
其中一具尸体，是陆皓东。
据说当日孙文、陈少白从广州撤离时，与陆皓东不过是前后脚的差距。当时，陆皓东已经启程离开广州，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查看。同行的同志大惊，急忙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却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份内事。”言毕，毅然返回。
有时候一个前后脚的差距，可能就是生离死别的差距。而更残酷的是你根本没有去生离死别，他便从世上消失了。
请想象一个与你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发小、舍友、闺密、哥们儿，都可以。你们在一起无话不谈、志同道合，做过值得称赞的奇事，也做过吹牛扯淡的糗事。忽然有一天，他不在了。他的照片忽然变成了遗照，他的话语忽然变成了遗言，他的形象忽然变成了昔日的音容笑貌。生命是这样的不堪一击，一瞬间，就能被摧毁到无力。
据说陆皓东被捕后押解至南海县受审，面对敌人的斧钺梃杖，审问求刑，陆皓东索取纸笔，不假思索，挥笔疾书：
“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亨乡人，年二十九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后，真不知涕泪何从也。
“居沪多年，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逐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
“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五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他手脚被钉上竹钉，牙齿被一颗颗凿落，浑身上下被拷打得血肉模糊，多次死而复苏，继而复死，却始终未吐露一个同志姓名。
他严厉呵斥清吏：“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
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与朱贵全、丘四等一起被绑赴刑场，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后人仅能找到的是，他的两枚遗齿及衣冠，人们将这仅有的遗物葬于他的故乡翠享村——亦是孙文的故乡。
“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不可尽杀！
多年以后，兴中会与华兴会商讨合并大计，期间讨论合并后采用何种旗帜。黄兴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孙、黄二人争执不休。有人劝孙退让一步，革命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何必在一个旗子上争来争去。孙中山忽然拍案而起，大喝：“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在这面旗帜下倒下牺牲的先烈数千数万，想要放弃这面旗帜，先把我放弃吧！
而第一个牺牲在这面旗帜下的，竟然是这面旗帜的首创者，陆皓东。
可能很久以后，革命革到心力交瘁的孙中山，已经对死亡感到麻木，生命的逝去和毁灭，对于他已是必然和必需的手段，无论谁的死亡，也再不能激起他内心的些许波澜。
但是我相信，每当想起那个叫陆皓东的人，那个曾经一起在路边奔跑、爬树、捉鱼、打猎，一起砸毁神像、一起奔往香港、一起求学、一起疯狂、一起策划革命，然后自己没有与他一起奔赴刑场的那个陆皓东，在中山先生心中，定是感慨无限。那一切悲哀和沧桑，化作一面旗帜，长藏在他心中，在每一个心力交瘁的深夜，每一个功败垂成的黎明，烈烈作响，令他情不能已。这一步已然迈出，既有人为我之理想而牺牲，那我就无路可退，也绝无后退的可能。
有理想，可能不会令人感到幸福，相反，可能是无尽的痛苦。而把革命当成自己的理想，则将是一种痛不欲生，是一种深深的诅咒，甚至是无限的循环，是一生的梦魇。
“十年以前，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如果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十月围城》
孙文君已死，孙中山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