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达尔文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在他乘坐“贝格尔”号环球旅行的时候，他的进化论基本思想形成了。之后，他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二十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搜集大量事实，逐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最终，在唐恩小镇——一个僻静的地方，达尔文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文字。为了使这些思想看起来井井有条，他采用了多种表述方式。简略的提纲、系统的叙述、最详尽的阐释等形式，都在他的著作中有所体现。著作问世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番争议。不管他们对这部著作评价如何，是恶意中伤和有失公允也好，是认同和震惊也罢，可是，这种现象最终指向了一个结论：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很重视，而非置之不理。
《物种起源》的出版问世，不仅对作者达尔文而言，意义重大，而且在学术界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折。该书问世后的一段时期，也就是19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是一件大事，它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绝不亚于人类摒弃“地心说”而逐步坚信“日心说”。
不过，在此之前，进化论学说一直属于异端学说，为了捍卫真理，达尔文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尖锐斗争。在这十年里，达尔文的思想，包括达尔文本人经常遭到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的无礼和恶毒程度令人发指。
达尔文是个温和的人，对人一向是彬彬有礼，即便在对手面前也是如此。在这场持久的论争中，尽管他是最主要的被攻击对象，但是，他的朋友和拥护者遭受的攻击一点也不比他少。在这场战斗中，这些人经常处于风口浪尖，为追求真理不懈地奋战。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达尔文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凝聚着达尔文思想精髓的著作，也在不断地翻新版本和出现新的译本。随着著作的广泛传播，那些反对者的尖利爪牙被真理粉碎了。
一位早期的进化论维护者布丰说过：“风格即人。”早在1753年8月25日，布丰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使用了这句名言。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风格论》的演讲中，在演说结尾的时候，一句“风格即人”语惊四座，自此被人们广泛引用。
谈到《物种起源》一书，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它的风格。整本书就是赖文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很长的论据，它解释了进化论的所有理论内容。而且，用自然选择理论完美地论证那个了进化论的原因。我们上面提过，这本书有一个拟订提纲，因此全书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
就像提纲里规划的那样，达尔文从一系列实践活动入手，展开他的鸿篇巨制。
首先，达尔文以他自己饲养的家鸽为例，证明人工选择能够引起亚种之间很大差异。接着，他把这种选择又转向了么自然界。在证明了自然界也有变异和遗传，自然界中代替人工选择的原因是“生存斗争”以后，达尔文转而谈到理论的难点。
在这部分，他列举的例子不多。即便这样，他的逻辑性依然很强。他先比较简单的器官发展，接着才转入复杂器官的比较。在对生物本能问题上的比较也是如此，先从简单的着手，继而进行复杂的。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比较，达尔文很自然地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在阐述复杂本能的发展情况时，达尔文不仅列举了三个鲜活的例子——杜鹃把蛋下在别的鸟巢里的本能，蚂蚁的奴隶本能和蜜蜂营造精美的蜂房的本能，而且还擅长从自然界中找到一些过渡性状，对本能的发展加以阐述。
另外，《物种起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批评自己的理论。达尔文对于自己的批评相当恳切，对自己面临的理论难点毫不隐瞒。他不会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减少非议，而避开难题。那不是他的做派。相反，他主动请求对手提出自己的弱点。得知这些不同的意见后，他相当重视，不仅将这些异议加以分析，而且努力去解决那些难点，让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完善。是的，多年以来，达尔文一直都遵循着这条金科玉律，最终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然，这本书的独特风格不仅仅在于全书的大纲和逻辑性上，详尽的叙述也是本书里值得圈点的地方。在达尔文的心中始终抱着一个宗旨，即让读者相信各种物种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在不断地进化。自然选择理论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因此达尔文对这个理论里的每一个小分支都进行论证，并且举出一些实例。并且，对于理论中的难点，达尔文进行额外的说明。然而，所有的这些理论都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材料说明之上，对这些材料的合理利用，让读者对这些材料有个系统的把握很重要，不然的话，读者很容易张冠李戴，使例子和概念脱节。
因此，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达尔文著作的绪论部分，将自己的行文思路作一番描述，并说明书本划分章节的根据。而且，在每个章节结束时，达尔文会就整个章节的内容，写出一个小结；在书本的末尾还附上一篇《复述和结论》，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理论再一次进行阐述。另外，他还特意检查了分散在全书各处的相反意见，仔细地推敲自己对于这些异议的论证，以方便读者得出结论。
可做完这些，达尔文觉得还不够。他又在每个提要的结尾，绝大部分章节的最后，加上一句精心编写的结束语，用以进一步强调有关选择和进化的思想。为了使这些结尾部分更加醒目，让读者重视这部分的内容，在结尾处，他通常采用大写字母来书写某个要素的名称，如“变异”、“选择”等。事实上，达尔文这么做，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在所有章节的里，都包含着大量引证的事实、证据、论断和争论，给予特别的强调以后，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容易对全书有个系统的感知，也很容易看出每一章所叙述的内容不是脱节的，都是为了论述全书的基本思想。
此外，书本的叙述口吻也值得赞扬。在阐明观点的时候，达尔文的讲话留有余地。在阅读全书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觉得咄咄逼人，作者从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没有强加指责对立的观点。相反，他在证明或是反对异议思想时，他引用大量事实，引证各种意见和文献，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是非曲直。
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定位很准确。他很明白，自己所从事的进化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需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因此，在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文字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读者不可能马上接受自己的理论。他常常告诫自己说：“即使一个人赞同我的一部分理论，但并代表他会同意我的其他观点，只有他理解了我的全部理论，他才能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在书写著作的时候，达尔文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很多读者对于进化论有一个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理解。这些读者中间不乏达尔文的忠实膜拜者。他们已经被达尔文的全部理论说服，对他的进化论学说由衷认同。其中植物学家华生也是其中之列。1859年，华生给达尔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且表达了对达尔文的敬仰之情。
当然，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博得满堂彩。有些读者只能部分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理念。在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赞同进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认为一些次要的枝节还存在漏洞；还有一部分人认可自然选择理论，可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对人类精神能力的解释有些牵强。其中，华莱士就是持这种观点。另外，在读者群中还存在这种情况：他们接受了自然选择的意义，但对于类型的可变性只是选择性的接受——有人认为可变的只是物种，而属是单独形成的；有人认为可变的是物种、属和科，而不是目和高级单位；也有人认为从种到纲都存在着可变性；而第四种人，他们也能为一直到门都是可变的。总之，每人一个主意，按照达尔文来说，他们已经不再认同他的理论了。
不仅如此，在达尔文的读者中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敌对势力，他们的影响也开始一天天加强。尽管一些人对达尔文的理论持有异议，但是，他们对达尔文的严谨治学给予了相对公允的评价。还有一些人，他们指出达尔文的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缺陷，认为他在验证一些理论的时候，从采用的论据并不是来自于具体事实和直接观察。不过，态度最强硬的否定者是宗教信徒。因为在这些宗教徒眼里，达尔文动摇了物种不变论，就动摇了自然宗教的基础，因而也动摇了神的启示。
总之，有关《物种起源》的评价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这些各执一词的个人或者流派经常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争论不休。为了推翻人们的旧观念，打败物种不变论，达尔文不得不投身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这场斗争，后来被称为捍卫达尔文主义。
在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中，托马斯·赫胥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个教授，只有三十五岁，在达尔文的众多朋友中，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他从事博物学方面的工作是从一艘军舰上开始的，这点经历跟达尔文相似。
起初，赫胥黎在物种起源问题上，持观望态度，或者可以称做一种“积极的怀疑主义”。他既不相信创造论，即不相信神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干预大自然，也不相信类型的进化的理论——这是当时广泛流行的一种进化理论，由拉马克提出，主要观点都体现在《创造的痕迹》一书中——作者用以证明进化存在的论据太少，且书中对进化方式的论述和进化原因有些牵强，因此这个理论很难让人接受。
由于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初，物种创造论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所以在达尔文看来，他的观念一旦公诸于世，必定会招致许多反对，甚至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他的心里有一个希望：当自己的论断和证据被一些科学家理解以后，这些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正义之士，一定会支持他。于是，书本刚刚印制完成，他就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他们，请求他们作出评价，并提出意见。首先，他选中了三位评判者：赖文、虎克、赫胥黎。其中，赖文在地质科学中实行过变革，虎克读完书本的校样以后，就变成他忠实的支持者，至于赫胥黎，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年轻科学家，他很关心自然史，有关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主张，他都能客观、公允地看待。
赫胥黎第一次读了《物种起源》一书后，给达尔文这样写道：
除了九年前贝尔的那篇论文，我再也没有读过如此优秀的博物学著作。这本书论点新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这本书的格调也是无可挑剔的，我相信，就算是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读完全书以后，也能理解您的观点。至于您全书的内容，我很赞同第九章，还有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大部分。另外第十三章，我认为也相当成功，但是，对于一个问题，我持有不同意见。这些问题，等我有了细致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