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的内容是：仔细研究动物，尤其狗、猫和猴子的感觉特有的表现形式。不过因为猴子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对猴子的研究是最重要的。
从第六章到第十三章，全面地介绍了人类每一种感觉和感情的表现形式，这几章对演员的意义很重大。达尔文在第十章（恨和怒的感觉）里写到：感觉同表现这种感觉形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以，如果躯体的状态是消极的，那就可以认为此时的躯体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感觉的表现的性质是由某种心情影响下通常所产生的行为的性质决定的。
通过儿童的、傻子的、猴子的、其他动物的同样感觉的表现形式的比较，达尔文完成了对成年人各种感觉的表现形式分析和整理。达尔文还指出，不同种族感觉的表现形式是有相通之处的，当然存在例外，例如，不同的种族在表示肯定和否定的时候，其形式就不大相同。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他常常引用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作家的著作。例如，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做出耸肩的动作，一个作者曾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他表示无可奈何的方法是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两肩耸到了耳朵边。”
《动物和人类感觉的表现》一书插图很多，而且这些插图都是由艺术家福特画的，同他的其他几本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书没有插图或是借用其他出版物的插图，且没有什么艺术感的普普通通的画。达尔文由衷的高兴的是看到了：描绘猫和狗看到敌人和主人时的表现不同的图片，还有生动的展现儿童和成年人各种感情和感觉的照片。
第十四章的内容是，他一再提及前三章里写到的一般原理。有益动作或者可以使人摆脱烦恼事情的动作逐渐获得了习惯性的性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有益还是无益，无论感觉是强还是不强，这些动作在一定的感觉条件下会重复出现。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在相反的冲动的指导下也会做出相反的动作。此外，反射也会不以习惯和意志而转移，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一定的情绪而产生的那些动作，通常都可以反过来表达情绪。达尔文说：“在表达出强烈情绪后和做出合理动作后，一些轻微动作就是这些行为的残余和痕迹。它们对于我研究问题的意义，就像退化器官对于一个研究分类学和有机体谱系学自然科学家的意义一样。”达尔文最后得出了重要结论，所有人种表现感觉的主要形式都一样，其根源都是一样的。人类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古老的表情有：笑（某些猿类也有）、在恐惧的时候毛发竖起（皮毛略突起）、颤抖、发呆。后来新发展的表情有：哭泣（猿类不会哭）和其他悲伤的表现。就像《人类的起源》中说的那样：人类是从低级形式开始进化的，所有人种都有共同的起源，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表情的发展过程，也是从简单到复杂。
弗朗西斯·达尔文仔认真收集和发表了达尔文的书信，达尔文的理论在英国和国外通过坚持不懈地推广和传播，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和广泛的认可。进化论为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接受，本着进化论的精神，他们投入改造生物学的工作。按照新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要重新加以研究和解释。
达尔文主义与反达尔文主义的斗争不再那么激烈；现在人们研究的着眼点是达尔文的复杂而领域宽广的理论的细节和某些个别方面的东西。凯拉克和迈弗特首先转变了此前的反对态度，很快进化理论的新概念和变体出现了。赫胥黎写信给达尔文说：“您为《物种起源》所承受的痛苦，我终于感同身受了。面对一本好书，任何人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想法，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上。”
这个时期，达尔文仍旧十分关注书刊动态，一直观察对手和朋友们的反应。这反映在：在他给朋友和支持者的私人信件中，在他亲自对《物种起源》的各版里修改中，以及我们补充意见的增补中。例如，在《物种起源》英文第三版里增补了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绪论性概要。在概要中，达尔文展现了对前辈的尊重，他不仅按年代顺序列出作者的姓名，还历数了他们获得的成就。最新版本里新加的同迈弗特论战的一章，达尔文也是这样做的。《物种起源》在达尔文生前共出了六版：第一版是1859年11月出版；第二版是1860年1月出版；第三版是1861年4月出版；第四版是1866年春天出版；第五版是1869年初出版；第六版是1872年出版。在新的版本里，增补了各种更能说明自然选择理论和进化思想的例证和意见。达尔文删掉的部分是：不恰当的例证或结论还有他的批评者或朋友曾经对他作出指证的地方，并换成新的例证和结论。特别是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他都重新作了深刻的研究，针对那些难懂的，因为某些人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而误解的地方，他都特别关注。
他向读者解释说：虽然他经常使用“偶然性”、“偶然地”这种字眼儿，但并不代表他所得出的结论没有真凭实据，只是这个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一些人认为，按他们的想法似乎“自然选择”由于其特殊的形而上学因素作用能解释一切现象，达尔文也否认这样的观点。“自然选择”这个词汇就像万有引力中的“引力”，或者像化学物质的“亲和力”那样，只是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说法；他不认为大自然有拟人化的特征；“选择”只是比喻自然规律作用于生物的一种结果。其次，他设法证明，他的理论的可靠性不会因为对变异原因的无知而降低，即使他对变异原因没有透彻地研究，但他依然可以保证其理论的正确性；就像虽然我们不知道电的实质是什么，但我们却可以承认电的规律。
他一再重申的观点是：他从来不认为进化的唯一因素是自然选择。相反，他一再说的是自然选择是最重要的条件和因素。此外，他一直很担心别人过度的强调这一因素，好像自然选择是唯一因素一样。这样，涉及其他影响进化论的条件和因素时，达尔文的评价就显得特别小心翼翼。是的，在《物种起源》的各个版本里，以及在各个不同时期内的著作和书信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经常困扰他的问题是在“关于外部条件的直接影响的意义”，在他对这种影响的评价上存在一些差别，虽然可能是一些非常无关紧要的差别，但足以看出达尔文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他坚信自然选择的重大意义，所以理所当然的他必须在论证过程中降低其他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的重要性。在他之前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过“气候”问题，照他的说法是“已经到达了汗牛充栋的地步”。所以从写《1844年概要》开始起，他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注意分析所有难点问题，分析与他的理论相反的所有东西，充分的考察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他的态度还是很犹豫不决的。所以，1859年9月，在他着手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他认为他最严重的错误是过多的考虑气候对生物变化影响。可是，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里，他又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外部条件的一定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无益”变异，他认为它们的意义可能更重大一些。1873年，达尔文在给德克多尔的信中写道：他完全相信，如果外部条件可以对本人的健康及其后代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的话，后代就将发生变异。
因此，达尔文非常支持性遗传论。他常说，按他的理解，是生物的本性而不是条件的本性决定了变异，这并不是说他否定条件的作用。达尔文更希望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去研究条件的直接作用对植物变异的影响，从而明确条件具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1881年，即他去世前不久，他给德国自然科学家哲莫佩尔的信里说，霍夫曼教授做了一个实验，即用人工条件去栽培植物，这个实验的结论削弱了条件的直接作用的重要性，而哲莫佩尔则把条件的直接作用的意义看得过重，所以，对于条件的直接作用，各个学者之间还是存在分歧的。
随着达尔文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学者们都会把他们写的书和文章寄给达尔文，希望达尔文过目。达尔文常和外国自然科学家，和翻译他著作的译者一起讨论最困难的进化论的各种问题。他与支持他思想的青年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样的交流下，双方的知识面都得到了扩展。达尔文不仅要解决译文问题，还要和译者一起讨论关于出版的细节问题，有时他不仅要对英文各版本增补和订正，对外国各版本也做同样的工作，为了减轻译者的劳动量，他会亲自指出那些地方需要增补和修改，并给译者寄去最新的英文版本。
众所周知，博朗教授是《物种起源》的第一个德文译本作者，但是达尔文对此并不是很满意，例如他删掉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名言，还在译文里任意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就是由于博朗这种对待翻译的不认真态度，达尔文的理论受到了批评和许多非议。第二个德文译者维克多·卡鲁斯，还原了原著的真实面貌，去掉了博朗 任意加上去的东西，恢复了被删掉的部分，可以说是完全还原了原著想要表达的内容。达尔文对这个译本很满意，他非常感谢这位翻译家，评价说“新版本看起来焕然一新”。
《物种起源》的法文版也也出了同样的问题。艾瓦耶是第一位法文译者，在第一版出版之后，在没有同作者商量的情况下，弃新修订的英文版于不顾，在未对旧译本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又再版了两次。
列·硕·达维塔施维里为著名俄国古生物学家弗·奥·科瓦列夫斯基写了传记，其中传记中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章专门写科瓦列夫斯基和达尔文之间的关系，《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俄译本是科瓦列夫斯基出版的，在英国的时候，他亲自拜访了了达尔文，在他给兄弟的信里给达尔文的评价是达尔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我们希望读者去看列·硕·达维塔施维里写的传记，这样可以更好的了解达尔文。科瓦列夫斯基把他关于生活在美洲、亚洲和欧洲的一种偶蹄哺乳动物专题学术著作和《古生有蹄类自然分类的尝试》送给达尔文时，为达尔文写了一段献词：“自从刚开始我的学业时起，我一直把您当作我的伟大导师和诚挚的朋友。当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您总是对我的学术动向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为我创造便利的学术条件。如果不是由于您的申请，我都不会看到许多收藏品和进入图书馆，他们一定会禁止我进入其中。您的名气和与您的友情在使我学术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我满怀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希望有一天，在唐恩，您的住处，我们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就像我们曾经做的那样。”
达尔文主义的德国支持者艾恩斯特·赫克尔是一位富有激情而热情的年轻人，他也常去唐恩做客。达尔文对他也非常热情。在德国他是第一个发起支持达尔文主义运动的人，他在他射虫类专题学术论文里，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斯德丁代表大会上，都热切的表达了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思想的拥护。赫克尔和达尔文的性格完全不同，在待人接物上，达尔文谨小慎微、小心翼翼，但赫克尔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上，是那么的豪爽明快、大胆无畏。赫克尔公开用达尔文的理论是来挑战旧宗教神学和旧权威的世界观。他本人所著的《自然创造史》引发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德国，他疯狂的宣称达尔文主义的方式也引起了抨击和仇视。攻击他的人比攻击达尔文的人还多。因为在德国，非常流行对赫克尔的咒骂，赫克尔的性格远比上达尔文那样温文尔雅、谨慎小心。
达尔文对这些根本就不屑一顾，他写信对赫克尔说：“您这样做完全是费力不讨好的行为，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
赫克尔和达尔文的其他几个朋友都劝达尔文不要太在意那些反对意见，他的反对者就是利用这些反对意见对达尔文进行攻击的。面对着这样的劝解，达尔文的态度是，用真理来回击自己的反对者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赫克尔把两卷本巨著《普通形态学》寄给了达尔文，希望达尔文可以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可是由于他对德语不熟悉，阅读也不流利，所以对这请求，达尔文倍觉为难。在大概浏览并挑选出几页赫克尔的著作阅读之后，他惊喜的发现，赫克尔对他的《物种起源》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他发现书中实质性的新事实、新观点很少，相反谈到很多教学方法的细节问题。达尔文最惧怕的是著作中大量的新术语，和带有希腊文词根的新词。达尔文和赫胥黎进行了交流，赫胥黎和他持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这部书篇幅太长，翻译难度也大。在赫克尔的新书了，他描绘了大量的系谱表和种系发生表，用来确定有机体的相互血缘关系，达尔文为赫克尔这样无畏和勇敢的精神感到震撼。然而赫胥黎的看法是：只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必须具备这样勇敢的精神，必须勾画出系谱表和种系发生表。
1868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也给达尔文来信了。魏斯曼反对内格里的观点及其“完善定律”，按内格里的思想，完善定律才是进化的根本原因。魏斯曼从侧面肯定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对此，达尔文感到很是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