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路过一块广告牌，上面是一个商业电视频道的广告，广告画面上是一个女商人容光焕发的脸，广告词是这么写的：“观看一小时，臀线有改变。”
照片里只到女人的脖子，看不见她的“臀线”，我估计这句话其实想说的是“底线”[1]。但这个女人看上去确实对某些事很得意。
“我们面试的第一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工作邀请。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一定是疯了，居然幻想能为在外国的国际企业工作。他们都觉得印度的标准太低了。”
我坐在Quatrro公司的CEO拉曼·罗伊（Raman Roy）[2]的办公室里，这是一家做业务流程外包的公司。拉曼戴着小圆眼镜，穿着休闲格子衬衫，五十岁出头，整个人有着一种长辈式的慈爱，待人的态度异常平等。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继续说，“他们不相信我们能达到那种质量。他们从根本上就有问题，不能想象印度人能做白人的工作。在这个国家，我们还是把白皮肤的人看得高人一等。”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
“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不得不道歉，就因为他们比教自己的人表现得更出色。这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意识到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尼赫鲁关于印度独立讲话的开头是21世纪演讲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但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印度的午夜时分，“世界”并非在沉睡[3]。印度的午夜是伦敦的下午茶时间，是洛杉矶早上的咖啡时间，而且1991年之后将有数百亿美元的生意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地理事实之上。
如果说有一种商业项目成了印度全球化的新标志，那就是“业务流程外包”（BPO）。其背后的想法是：基于现代通信，一个公司的不同职能不需要全都在一个地方执行。这些职能现在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运作顺利，丝毫不受影响。这样公司就能把非核心业务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地方，节省大量成本。尽管这种职能的重新分配已经在别的国家开始出现，但却是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业家们首先把这种理论变成了改变世界的现实。拉曼·罗伊就是其中之一。
印度市场自由化时期，拉曼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一直留在印度的外国企业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环境下，拉曼协助说服了他的美国上司们，加强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会计工作，因为这里的成本更低，而且有很多受过教育且能说英语的人。
也许现在很难回忆起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当时是多不可能。印度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既遥远又原始，而且退一步说，把一个美国金融巨头的一大块业务搬到那里也不合传统。但就像很多古怪的点子一样，这个想法让那些对此有所担心的人们用一种不同的方法看世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运通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后勤”业务转移到了德里——于是拉曼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挖掘的价值。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企业集中进行这项小小的实验。由于印度持续快速地解除各种对商业和资本的限制，大量投资掀起了一股创业浪潮，有一类公司异常迅速地崛起，它们就是新兴的IT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创立于印度南部，其中最耀眼的就是总部位于班加罗尔（Bangalore）的印孚瑟斯（Infosys）。这家公司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年后估值达到了3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能以美国同行一半的价格向跨国企业交付软件系统，不——他们的所在地印度不仅能让他们压缩成本，同样重要的是，还能压缩时间。印度籍的顾问和美国客户一起在美国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工作，然后把简报发给印度，印度的软件团队在自己的白天（美国的晚上）工作，这样美国客户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可以看到结果。于是，一个工作日就变成了两个。到了拉曼·罗伊想到把美国企业的职能分割并放到不同地方的时候，他知道印度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在用差不多的方法试图改变世界。
在一个过去由国家控制的封闭经济体里，这种想法的出现并非偶然。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充满改革热情，非常乐于抹去他们童年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国界。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后来发现自己生活中的很多事务是由地球另一端在处理时，他们觉得很焦躁。这些印度企业家非常聪明，善于打破成规，相信科技和企业，希望用这些力量颠覆几乎所有1991年前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是印度人，看待美国商业世界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种奇怪的外国观点——“他们怎么会从来没想到要这么干？”他们喃喃自语，然后就着手去创造改变了。
也许，他们的灵感来自自己的家乡，那里做贸易的家庭数世纪以来都把家庭成员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打拼自己的商业天地。当你和这些家庭的成员谈话时，即使那个人在个人习惯方面非常狭隘（比如为自己的孩子安排种姓内的婚姻），你也会常常发现他们对地点和距离出人意料地不在乎。实际上，正是家庭结构的管制性使他们不受地点约束，并与其保持一种灵活且不掺杂感情的关系。只有成本和收入才是他们关心的事实，如果后者超过前者，那就是一笔好买卖，无论地理上看有多奇怪。
这种印度式全球主义释放的时刻使它正好可以和全球经济的另一次重大转型相融合，这并不完全是巧合。过去十年，美国企业一直在把需要人工的工作转移到海外，既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的做法，也作为对美国工人的政治攻击。美国本土的工人比那些远在印度的工人享受着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利，而后者正越来越多地取代他们。当时，这种分散在全球的低损耗企业形式对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公司的董事会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随着新通讯科技开始缩短不同地点间的信息距离，他们很自然会问，是否有其他不需要人工操作的职能可以转移到海外，以在财务和政治方面获得类似的利益呢？由于这些职能很多都需要大量能说英语的人，印度——鉴于其大大低于其他地方的成本基础，成了显而易见的选择。用印度人而不是美国人——软件开发公司展示了这个想法的巨大潜力，条件已经为美国企业创造好，他们开始剥离自己内部运营的各种部分，向印度转移。
外包业务在印度兴起的另一个要素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不动产区。这个区域就在首都德里的外围，所有从美国剥离的职能都可以在这里落地。这便是古尔冈新区。20世纪80年代早期，房地产开发商DLF就开始在德里的西南边缓慢而持续地购入农田。外国公司进入印度的限制取消后，这片地区释放出了惊人的价值。古尔冈为在印度的主要全球企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这里位于和德里相邻的哈里亚纳邦（Haryana），离首都国际机场很近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远远优于德里的另一个邻邦北方邦（Uttar Pradesh），那里以犯罪活动高发闻名。到了90年代末，各种企业陆陆续续进驻，很多都是从拥挤的商业之都孟买搬来的。
引领这场向哈利亚纳邦灌木丛搬迁的惊人大潮的是通用电气（GE）。这家世界第七的企业宣布它将在古尔冈设立一个新的运营公司，名字叫作通用电气金融国际服务集团（GE Capital International Services，简称GECIS）。这个新的实体将为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通用旗下的金融公司，后简称GE金融）运营全球的后勤业务。1996年，拉曼·罗伊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在GECIS进一步发展他在美国运通的实验。他去了德里的欧贝罗伊酒店（Oberoi Hotel）和GE金融CEO加里·温特（Gary Wendt）讨论这项业务的前景。
在一个企业能量熠熠发光的时代，温特是一个推动者，他深知全球放松管制带来的全新机遇。在他任期之初，GE金融在美国以外没有运营机构，而到他来德里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进入了四十五个国家。在他的带领下，金融服务成为通用电气集团最大且最赚钱的部分，超过了这家以制造业起家的公司的其他所有部门。温特的成就部分归功于在运营方面的天才，他了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该如何彻底重组成本和营收。
“那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拉曼说，“他太快就意识到了我们在美国运通做的事的潜力。他问我，‘你觉得如果这事儿没成，我们会损失多少？’我在原来已经谈过的数字上加了300万，说‘1000万’。‘好的，’他说，‘这就是点小钱。我会把钱打到一个账户给你，没人会过问你怎么用这笔钱。你就弄一个和你给美国运通做的差不多的东西。’如果不是他，一切永远不会发生。我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来买卫星天线和其他的东西。”[4]
拉曼进入GECIS的时候，他已经在外包业务的最前线干了十年，对外包的未来发展比他的美国上司们有着更具体的概念。1998年，他在古尔冈办公室进行了一个临时实验。那是印度的第一家国际电话中心，在那个办公室里，员工们负责接听信用卡客户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通用电气驻印度的董事会成员已经明确表示禁止他的这个实验，所以他瞒着他们进行，并邀请加里·温特过来看看。
“我把那地方弄得像那种老式理发店。我在员工之间装上帘子，把他们隔开。如果有同事看到这些，我肯定就被炒了。屏幕上会有敏感信息，而且整件事非常不牢靠。我没有预算，开始的时候只有二十个人。
“加里·温特来了，他看了看这个理发店，惊呆了。我看到他一边下楼一边摇头。他说：‘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始了怎样的一场革命。’他走后就开始在通用电气大力推广这一实验。我们的单位成本比当时原有成本的一半还低，而且质量更高。在美国，他们雇的是辍学者，而我们雇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很快我们就不只服务于GE金融，而是为整个通用电气集团服务。
“做到那种程度需要大量的游说工作。国际电信业务仍然由政府垄断，他们的疑心很重。我第一次去给那个理发店申请国际宽带的时候，他们觉得我肯定是在搞间谍活动，因为之前从来没人申请过那样的高速带宽。而且，尽管可以租用一条私人国际线路，但把它和任何公共网络连接起来都是违法的，因为绕开了政府的垄断，罚款是大概每天15万美元。我们花了八个月拿到了罚款豁免，而且那个许可只能用于试点。他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得不从网上找了‘话务中心’的定义，打印出来给政府官员看，然后他们才理解了我们要做的事。”
拉曼是那些满足于看着自己安安静静的成就变成全球革命的人之一。他说：“开始时，我们的雄心是最终实现大概一千人的话务中心。但公司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这个设想，变成了几十万人，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很快，这里的职位热门到每次公司开招聘会都被迫要通知警方的程度。人们带着全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会在办公室门外坐好几天，公司只好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GECIS为通用电气的下属公司提供一系列范围很广的服务。顾客服务电话只是被转到印度的很小一部分企业职能。这部分业务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复杂、更专业化。系统和培训都发展到了一个高效的水平，并且印度雇员并不只是做简单重复的工作，很多人去了美国述职，然后成了受这家跨国公司重视的员工。
过了一阵，拉曼开始觉得正在错过一个更大的机会。“在企业里待着很不错，能开豪车、去俱乐部，还有各种各样别的好处，但我看到了能做一番大事业的机遇。我告诉通用电气，真正的机会是为其他公司提供外包服务，但他们希望独享这项业务。所以我在2000年成立了Spectramind（印度最大的后勤服务外包公司），为所有大企业提供这类外包服务，其中包括微软、戴尔、惠普、思科、美国在线、美国运通和花旗银行。几年后，通用电气也跟着学样，他们卖掉了GECIS，它于是变成了一家叫简柏特（Genpact）的独立公司，对外提供外包服务。”
简柏特的总部仍然在古尔冈，现在它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和客户中一些财富一千强的公司相当。它收购了其他一些外包公司，这些公司远在危地马拉、中国、波兰、南非和菲律宾，并在全世界雇佣了超过五万人，以差不多三十种语言提供外包服务。简柏特在外包方面的能力太强了，甚至开始在美国进行大型并购。公司的专长使其在运营非核心企业职能时，比大部分企业自己做的效率和质量都更高。它还接手了实体业务，比如沃尔格林（Walgreens）的会计部门，把其作为美国的外包职能运营。
Spectramind被印度计算机巨头威普罗公司（Wipro）收购后，拉曼依旧不安分于大公司文化，他离开公司创立了Quatrro公司。随着印度的工资上涨，同时一些更基础的外包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国家，Quatrro公司在价值链上的探索愈行愈远。公司雇佣了数千人，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记者，用自己的专长为全世界的公司服务。Quatrro公司的目标是另一个不同的市场。“那时候没人为美国的中小企业服务，”拉曼说，“这些企业需要各种服务，但他们不想自己做，原因各种各样——从风险管理到报税。这样的公司非常多，他们付的费用很少，平均我的每个客户每月只付5000美元。但是我有一万个客户。”
拉曼估计已经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但这似乎不是他最在意的事。令他激动的是“改变”。他从自己的财产里拿出钱来投资更年轻的创业者，因为他觉得企业家精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救赎力量。
“外包行业是催化剂。现在在印度，这个行业大概赚了150亿美元，雇佣了八十万人，间接创造了四百万个就业岗位。人们开始写关于这些人的小说，拍摄有关电影，这都不是偶然。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新印度的开路先锋。他们工作努力，精通技术，而且他们身处全球环境，是巨大变革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作机会都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学一个文科硕士就为了面子，掩盖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事实。所以GECIS成立的时候，我们发现德里有一个很大的受过教育的群体在等着我们去吸收。但我们很快就招完了德里本地的人，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招人。那时候，古尔冈超过一半的公寓里都住着从别的小镇搬来的人，他们都在我们行业做事。
“这些人想过不一样的生活。那时候，年轻人受电视节目影响，有了新的抱负，我们正是得益于此：忽然之间，年轻人开始想要工作，有自己的钱。在外包行业，大家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实现财务独立，这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女性。对于年轻的单身人群来说，这里是印度第一个有热闹夜生活的地方。这里的夜生活很棒，和德里的很不一样，那里都是由官员和富人家庭主导的。但如果去古尔冈的派对，你会遇到更多聪明和谦逊的人。这里是未来开始的地方。”
在我们那个世纪之初，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德里。这里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人，所以他可能来自任何地方，但是他来自加尔各答。他的名字叫悉达多（Siddhartha）。
那时候印度大量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很多城市里晃荡失意，悉达多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家里呵护着长大，那几年曾经试着投身于贸易大潮，但失败了。他的个性非常适合收入丰厚的公务员铁饭碗，但那个年代很早之前就结束了。腼腆的个性和普通的成绩让他完全无缘进入企业高层，而那些人正是中产阶级成就的新代表形象。
“我们来的时候对德里一无所知，就带了一包衣服，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公寓是我们一个朋友的，那里是穆斯林区，而我们是印度教徒，碰到任何出乎意料的事都吓得要命。那里的街道很脏，到处都是牛。我并不是找了工作而来，而是我们在加尔各答活得很累，觉得这里的前景可能会更好。在加尔各答，人们常说一个人在德里和孟买会发展得更好。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德里比孟买更吸引人。上班族更喜欢德里，演员则更偏爱孟买。”
悉达多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弟弟的经历鼓舞了他。弟弟仅仅是在外面闲逛，到各个店里去询问，就在一个星期里找到了工作。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是要找到一份符合你期望的工作并不容易，之前我没意识到这点。那时候，我母亲是加尔各答一家服装店的助理，弟弟在德里的一个书店找到了工作。当时我觉得，如果我也在一家商店工作，我们全家就不会有任何出息，所以我想试着进入企业。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招聘销售人员，就去面试。我坐着公交车，一路穿过德里，然后就彻底迷路了。最后我到的时候，满身是汗，当场就被拒绝了。其他所有来面试的人都是骑着摩托车来的，而且带着所有应该有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
“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花光了积蓄。于是我去了欧贝罗伊酒店，那里在招门童，薪水是一晚上200卢比，从晚上11点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7点。
“第一天晚上，我到了那里，他们让我穿上制服。我穿了，但觉得非常别扭。干了三四个小时以后，我想，‘这不是我’。于是我把制服脱下挂起来，凌晨3点离开了酒店，一路走了十五公里回到家。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要怎么办。如果我的自我这样重要，我要如何生存下来？”
绝望中，悉达多有机会拜访了家里的一个熟人，在他的装修公司里获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内容是到各个工地上去检查油漆和木工的工作进度，工资是每月2500卢比。
悉达多讨厌这份工作，但工作很清闲，空下来的时间多到足够让他听说了一个以前从来没听过的词——“业务流程外包”。
“我理解的‘外包’就是‘呼叫中心’——我不知道公司还把很多除了客户服务以外的职能也外包出去。所以我想去呼叫中心工作。我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是去那些国际呼叫中心面试的时候，他们说，‘你的口音太重了’。所以我就去印度客服中心，在塔塔公司（Tata Indicom）找了份工作。我上班的时间是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会有一辆巴士把我们送到呼叫中心。顾客们遇到了问题就会打电话来，比如他们的短信功能不好用了，他们的电话断了，等等，我们会帮他们解决。我主动申请晚班是因为白天的来电量太大了，而且如果我晚上上班，白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找其他工作。有好几个月我几乎都没怎么见到弟弟，因为我回家的时候他正要出门上班，而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要走了。
“上晚班很好玩。我们上晚班的都是男的，打电话来的顾客中一半是想要聊天的女性，大家会发展出固定的关系：慢慢地我们能认得出对方的声音，会把电话转给她们想要聊天的人。你会听到房间里有人大喊：‘卡西克（Karthik），桑托希（Santoshi）女士要你打回去。’‘哦，对。今天是她生日，我答应过要打给她的。’这些电话不会很长，因为一切都在监控中。但是这些调情中有一些变成了真正的恋爱关系。
“晚班也有不好的地方，主要就是经理从来都见不到你，你就是一个人头数目。所有上白班的人都升职了，所以我决定要去面对面地见一下经理。在企业里，如果不要求，你就得不到想要的。
“一开始，他们让我过几天再来。我过几天再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会给你升职的’。我说，‘为什么？你们提出的要求我都满足了。’不知道那天怎么搞的，反正我非常坚持。最后他说：‘你要么干要么走，总之没有升职。’所以我说：‘那我不干了。’就走了出来。”
此刻我们正坐在悉达多的公寓里。他住的小区是德里开发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DDA）造的，被叫作“DDA公寓”。这种公寓的构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集团的公寓复合建筑群为样板。新的DDA公寓小区遍布德里，其设计一直到80年代都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随着DDA的理想主义逐渐消失，后几年建造的建筑质量大大下降。早期的开发项目，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公寓，宁静的氛围和施工质量依然让人惊艳，但后期建的房子已然在颓败。
对于那些在60年代到80年代间搬到首都的中产家庭，也就是那些在德里新兴的大机构里工作的人，比如老师、医生和学者，DDA公寓提供了家庭景观的完美典范。公寓有长长的黄色点画墙、一排排的信箱；院子里的草坪郁郁葱葱，上面开着花，还有小孩子的秋千；迷宫般的楼梯上经常标着批量刷上去的相同的数字，其中许多数字的油漆现在只剩了一半——这一切是许多德里人童年生活的背景。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们坐在可以俯瞰花园的客厅窗户前。花园里，有个园丁正在给一排排盆栽植物浇水。悉达多的母亲在厨房里准备午餐，他弟弟在看板球。
“事后，我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大一个错误。我又回到了起点，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不能回去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开始试着找另一份工作。工作真的很难找，我整天坐在家里，对在加尔各答的母亲撒谎，对她说我要去上班了，因为我还没把发生的事告诉她。”
最后，悉达多在报纸上看到一场招聘会，他一个人去了，获得了去古尔冈参加GECIS面试的机会。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古尔冈。为了能在9点准时到，我早上6点就出发了。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我的当班时间是美国的白天，也就是说我从德里晚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早上4点，处理所有的保险理赔电话。
“我非常快乐，我是说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得意洋洋。我在外企工作了，拿的还是月薪。之前，我是外包员工，工资不是由塔塔公司而是它的服务商呼叫中心发的。所以面试的时候我问通用电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工资是不是由他们发？那就是一切的开始。
“我开始在GECIS工作后不久，通用电气就卖掉了它的股份，公司换了名字叫作简帕特。公司不再是通用的一部分，也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了。我开始在业务开发团队工作，接触诸如辉瑞、美联银行和吉百利这样的公司。由于我们已经为通用电气服务了很多年，很容易就说服了其他跨国企业把后端流程转到古尔冈处理。”
悉达多的机会来了。他管理简帕特为辉瑞公司提供的服务，获得了体面的收入。他的弟弟那时候也在一家呼叫中心工作，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大约1500美元，他们把其中的一半存了起来。
“我的母亲辞掉了加尔各答的工作，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之前，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多事情都是将就一下，但家里有女性了就不能这样。我们搬到一个更好的公寓。我会去欧洲和美国出差。后来，我进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我们在加尔各答买了块地，造了一栋房子，搬了进去，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悉达多并非对自己的好运气没有概念。
“由于全球化，对中产阶层来说每件事都变了。加尔各答更早的一代人，也就是我还是少年时三十多岁的那代人，他们从来没找到过工作，大学毕业以后都成了私人家庭教师，那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偶尔有人在公司里找了份工作，从加尔各答搬走，大家都会把他们当作谈资——他们是特例。但现在，因为这个‘外包’世界，找工作很容易。这样来说，年轻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好。”
悉达多的妈妈叫我们去吃午饭。我们走到餐厅，桌上已经放好了三份餐具，是给我们三个男人的。他妈妈会先照顾我们吃饭，自己之后才吃。我们坐下来，面前放着米饭、鸡肉和扁豆汤。
“我跟他说，”他母亲一边往我们每个人的盘子里盛饭，堆得像小山一样，一边说，“该结婚了。现在我们过得很好，该想想找个老婆了。十年了，他们两个除了工作，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自己什么都还没有享受过。”
悉达多什么都没说。他等着他妈妈离开房间。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结婚，因为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工作和存钱。现在我想结婚，但结不了。包办婚姻对我来说不可能，因为我不能和一个女性聊一小时就做出关乎一辈子的决定。而且所有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已经结婚了，更何况我不是那种很会和女孩子相处的人，不知道要怎样出去和年轻的女孩子聊天。
“现在二十多岁的那些人不知道真实的印度曾经是什么样的。他们生活浮夸，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现实，也从来没见过生活的艰辛。大家已经不再严肃地对待生活，因为他们知道找个工作很容易。我不喜欢和这代人讲话，我觉得和年纪更大的人讲话更愉快，他们经历过艰苦的日子，他们说的话更有意义。”
悉达多心里对这个为他提供物质基础的世界怀着巨大的矛盾情绪。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道德威胁，他没结婚这件事只是他在工作之外维持的一般性的、近乎修道士般隐居的一部分。尽管在过去十年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从新的商业机器中获取回报，但同时，他也一直渴望能把这个商业机器的社会和精神影响拒之门外。年轻的同事们组织了很多派对和郊游活动，他从不参加。在首都待了十年的悉达多对这里文化的不信任一点都没有变。他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加尔各答，再一次和那些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生活在一起。
“在德里，我没有发现那些价值观。我绝不会和一个穿着露肩装来上班的女人结婚。一个女人不必暴露自己也可以非常有魅力。在加尔各答，你几乎很少看见女人穿着暴露。穿这样的衣服到底是为了什么？印度是有文化的国家，我们不是美国。印度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正在失去它。我们不再重视任何事。现在一切都来得太简单了，大家想的全都是花钱和找乐子。”
也许这就是在德里住了十年之后，悉达多和他的弟弟几乎没买什么贵重东西的理由。这间公寓空得引人注目。除了房主提供的基本家具以外，几把折椅、一个小电视机、一个空调几乎就是兄弟俩添置的所有东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有电子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母亲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神龛和她过世丈夫的照片。衣服和个人物品锁在钢制的衣橱里。客厅角落有个嵌入式书架，上面只有很少几样东西，好像只为了显示这个客厅有多大多空。书架上有个埃菲尔铁塔的小模型，一套从来没从包装盒子里拿出来过的杯垫，上面画着巴黎的地标和大道，还有一尊象头神甘尼许的雕像，一盆塑料盆栽和五本孟加拉语小说。
一切都让人觉得他们好像一直都住在“暂时”里，不想要任何可能阻碍他们回归的东西——从这个没有文化的地方最终回归。
“印度得有一些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拿这些酒吧来说，印度文化从来就不习惯这些。现在的年轻人去酒吧，而且还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以前他们一个月2万卢比就够花了，现在他们需要3万。不是说不应该去酒吧，而是你不能迷失自己，丢掉自己的文化。否则这就会变成一个狗咬狗的世界。”
最近悉达多在家里的安排下结婚了。参加他婚礼的时候，我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显然他保留了先辈的文化。悉达多其实是我的表亲，我们的祖父是同一个，很久之前就过世了。祖父几乎神经质一般地崇拜英语，以至于我们整个家庭的英语能力传承至今，且在很多年以后这种能力还帮助悉达多在德里的呼叫中心找到了工作。
注释：
[1]英语中“底线”（bottom line）的拼写比“臀线”（bottomline）多一个空格。——译注。
[2]此为真名。——原注。
[3]尼赫鲁讲话原文：“当午夜钟声敲响，当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觉醒于生命和自由。”——译注。
[4]1000万美元对加里·温特来说确实不算什么钱，他当时是美国收入最高的经理人之一。认识拉曼·罗伊的后一年，他向前妻劳纳支付了2000万美元作为离婚费。2000年，他成为金融服务巨头Conseco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成为全美为数不多的年薪过亿的高管。加入这家公司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中，就包括将Conseco所有的后台运营工作全都外包给了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