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琳不介意住在第十三街。她所住的街区有一头是阿拉伯人开的西班牙式杂货店，另外一头则是给上了年纪的人去的酒吧。住在这里，她可以走路送贾法瑞上学。当然阿琳会希望隔壁废弃的屋子里不要有瘾君子（有几个快克可卡因成瘾的人最近把那儿当家住了下来），不过再隔几栋房也有小女孩在学拉小提琴就是了。
她的公寓也越来越像样子。原先这是一座希腊复兴风格的宏伟建筑，共两层，是用砂岩盖的，两根圆柱支撑着前门的遮棚。一楼面向街道，有一对窗户就像相框，窗户上方装饰有尖尖的三角楣饰。二楼临街的窗户更大一些，装的是可以打开的合叶窗。不过“岁月不饶人”，房屋年久失修，每况愈下。楼下那两根柱子中就有一根的基底塌陷了，原本撑住的棚子也歪向一边。柱子、门廊跟窗户上的三角楣饰都一并漆成了灰色，对外则很惹眼地装了道铁栅栏门。阿琳不喜欢走前门的台阶进屋，油漆剥落不说，左右的扶手栏杆也不搭配。所以，她都是走侧门的。
阿琳一心想把公寓弄得更像个家。之前的租户留下一个大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床，还有一台冰箱。地下室的东西就更多了：餐盘、衣服，和一把带软垫的椅子。阿琳决心物尽其用，重新安排家具的位置，把新找到的盘子整齐堆放在她精美的瓷盘旁边。这些瓷盘是多年前一间家庭暴力庇护所送的。她睡靠外面的卧室，然后把里面的房间留给了两个儿子。她替他们摆好了一人一张单人床垫，衣服也整整齐齐地收进了梳妆台下的抽屉。接着她把音响从行李中搬出来，听起了老派的嘻哈单曲，她最爱图派克的《抬起你的头》（“Keep Ya Head Up”）。她在厨房挂了幅不起眼的画作，上头有个黑人农夫在锄田，浴室的门上则贴着她在药妆店买到的“金玉良言”：昨日愁今日，今日全无事。
阿琳还在地下室翻出了其他东西：滚筒、油漆刷，和一桶五加仑的白漆。她把所有东西统统拖到楼上，裹上头巾，开始粉刷墙壁。她希望这屋子能焕然一新。做着做着，索性把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也刷了。大功告成之后，她点了根熏香棒来掩盖油漆味儿。环顾四周，她心满意足。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琳跟孩子慢慢在第十三街有了家的感觉。放学之后，当哥哥的乔里偶尔会找街坊的其他男生玩“丢罐子”游戏，弟弟贾法瑞则在一旁当观众。这个游戏需要一个篮球和两个压扁的汽水罐。乔里跟单挑的对象会在人行道上面对面，相隔几米站着，然后轮流用篮球瞄准对方面前的扁铝罐，打中就可以得分，越远的得分就越高。乔里身材瘦长，但缺乏运动细胞，主要是他的手臂跟手指好像要比身体的其他部位长得快。敏感的他为此穿了特别大件的长袖上衣跟外套，希望可以不被别人看出来。他完全不打理自己的头发，任其自由生长。他的个性十分随和，状态很放松、讨人喜欢。但如果事情牵扯到他最爱的妈妈，乔里就会非常较真。他不惜偷东西也要博得阿琳的笑容；要是有人欺负阿琳，乔里就会站出来捍卫她。有些生而贫穷的孩子会千方百计地想要搬家，而且搬得越远越好，但乔里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觉得自己是为了妈妈跟弟弟才生在这世上的，他想守护他们。十四年来，他天天扮演着这个家里的男主人。
贾法瑞是个“大”孩子，至少在幼儿园班上他的个子最高。跟乔里的瘦长不一样，贾法瑞的胸膛跟肩膀都有肉多了，肩线轮廓分明。高颧骨让贾法瑞的脸显得十分有型，但辫子头永远是乱糟糟、看着需要整理的样子。无聊的时候，贾法瑞会去地下室或后巷“寻宝”，拖把的手柄、生锈的工具、狗链、胶合板等，然后拿这些东西当战车跟直升机打来打去。晚饭后，阿琳会看电视回放（并把声音转小），把贾法瑞的“个别化教育计划”评估表拿出来读一遍，还会翻一翻她的祈祷书。有些夜晚，她会爬上既没人住也没上锁的二楼，在那里待上一会儿。阿琳觉得楼上没有邻居这点很棒，她喜欢清静一点的环境。
有一天，阿琳的朋友送了只猫咪给她：一只黑白相间的“奶牛猫”。谢伦娜答应让两个孩子养猫后，乔里马上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不点”，拿餐桌上的剩饭喂它。每当小不点朝鞋带扑过去，或者把拉面面条给囫囵吞下肚时，乔里都被逗得很开心。贾法瑞会把小不点抱起来，然后用鼻子去磨蹭它的耳朵。不过兄弟俩还是最喜欢看到小不点抓老鼠。它会把老鼠拖到屋子的中央，然后用猫爪拍来拍去追打猎物。老鼠四处窜逃，想要摸清小不点的动向。啪！啪！小不点每拍一掌，屋里就会上演“翻滚吧！小鼠”的好戏。玩累了，可怜的老鼠就会钻到小不点前脚下藏起来，小不点也会让老鼠在那儿喘口气，暖暖身子。接着，小不点可能会把老鼠从身子底下叼起来，抛向空中，它觉得这样很好玩，所以如此这般，玩个不停……最后，老鼠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高傲的小不点则一脸嫌弃地看着自己的玩具，纳闷它怎么不反击了。
乔里推开家门，进屋第一句话就喊：“贾法瑞气喘发作了！”他陪着贾法瑞一路从学校走回来，阿琳则继续坐在双人沙发上，等着看今天刮的是“轻度、中度还是强烈台风”。如果只是稍微发作，贾法瑞的嘴巴会像离了水的鱼一样一开一合；严重一些时，他的嘴巴就会张成英文字母的“O”形；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他上下嘴唇就会向后翻，从满是牙渍的齿缝呼气。
走进门的贾法瑞嘴巴张成了O形。他把书包往后一甩，瘫靠在双人沙发上，模样就像刚爬完一整层楼梯的老人。
“贾法瑞，去拿我的包包。”阿琳说。
儿子点头朝卧室走去。等他出来，阿琳接过手包，抽出一支舒喘宁摇了摇。贾法瑞用嘴巴含住吸入器，深深吸了口气。但两个人没配合好、第一次他错过了时机。“把气吐出来，别再胡闹了。”阿琳有些生气。
第二次贾法瑞还是没有抓准时机，所幸第三次终于把药送进了肺里。吸完药后贾法瑞屏住呼吸，鼓起双颊，就像小孩跳进泳池前在岸上所做的准备运动那样。母亲阿琳则在一旁数，“一……二……三……”数到十后，贾法瑞吐气并重新换气，终于露出笑容。阿琳也对贾法瑞报以微笑。
她每天早晚都会让贾法瑞吸一次舒喘宁。睡前的“例行公事”则是用德国的百瑞牌（Proneb Ultra）雾化器来吸一种叫“强的松”（Prednisone）的类固醇。这台雾化器的配件包括塑料管线，另外还得戴上飞机机舱里的那种氧气罩，阿琳管这玩意儿叫“呼吸机”。贾法瑞的哮喘一直在好转，阿琳还记得贾法瑞以前每周都会被送去急诊。
贾法瑞的名字是他生父取的，但慢慢地，阿琳开始担心起他生父给他的不只是名字而已。他的生父有学习障碍跟情绪管理问题，而贾法瑞在学校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他在阅读上的表现很好，但其他的科目则跟不太上。另外，他还会用手去推别的小朋友。学校有做过评估，但最终认定他还不需要额外加以关注。有老师建议可以让他服药控制，但阿琳对这种意见很排斥。“我不想让小孩吃药，尤其反对吃利他林。我觉得他需要的是更多一对一的关心……在他跟心理咨询师见面、接受完辅导之前，我不想让他吃药。”
阿琳跟贾法瑞的生父是在密尔沃基梅费尔购物中心（Mayfair Mall）里的电影院认识的，当时她是餐饮部的员工。“事情好像很自然就发生了，”阿琳回忆道，“但我们说不上在交往。”他们其实有试着认真发展，但阿琳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总之，分手后没过多久，那个人就被抓去了监狱。除了把贾法瑞带到这个世上外，这位父亲还真没有给过贾法瑞什么。
阿琳自己的父亲也半斤八两。他把阿琳妈妈的肚子搞大后，人就跑了，结果她妈妈才十六岁就生下阿琳。当时阿琳的外婆在哥伦比亚圣玛丽医院（Columbia St.Mary's Hospital）里的自助餐厅打工，阿琳的妈妈却深居简出，不太出去赚钱。她先是领政府的补助度日，之后嫁了个有稳定工作的老公。这位“老公”后来摇身一变成为牧师，而这也就是阿琳能不进教堂就不进教堂的原因。
十七岁离家的时候，阿琳把母亲逼她上学时穿的旧衣服一口气全扔了。“叮咚”，同学凡是看到她经过，就会拿她身上那条二手喇叭裤笑她。阿琳拿橡皮筋把裤脚扎住，而这却让她被笑得更厉害。后来她在高中毕业前辍学，但阿琳的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她哪在乎这个。”
辍学后的阿琳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并搬进了雇主家。也在这段期间，她认识了杰拉德（Gerald）的父亲。杰拉德是她一堆孩子里的老大，阿琳习惯叫他的小名“杰杰”（Ger-Ger）。在阿琳发现自己怀上杰杰的同时，她的男人也官司缠身。“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跟一个老是进出监狱的男朋友交往下去，所以当有其他人出现时，”阿琳说的是杰杰的父亲在某次坐牢的期间，“我就离开他了。”
阿琳说的“其他人”，就是拉里（Larry）。拉里是个精瘦的男人，眼神沉稳，眉宇开阔。拉里自学当技工，然后在后巷替人修车赚钱。到了发薪的日子，他会带阿琳去吃她最喜欢的中国菜。她会把长长的菜单从头到尾看完，但永远只点同一样东西：芝麻鸡。他们虽然穷但很相爱，很快阿琳就怀上了拉里的儿子。他们也给他取名拉里，但平时叫他博西（Boosie）。后来拉里跟阿琳又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一女两男，其中小儿子乔里，名字是阿琳的妈妈取的，他们俩都觉得不错。
“嫁给我好吗？”某天拉里问。
阿琳的第一个反应是笑。她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就说了“不”。“他说的不是豪华的婚礼，甚至连去法院公证都不是。”阿琳还记得。但拉里是认真的。弄清楚这点后，阿琳收起笑容说她得考虑考虑。但让她裹足不前的不是拉里，而是拉里的母亲和姐姐。“她们老觉得自己懂得比我多……在她们眼里我永远不够好。”
那之后，拉里开始东游西逛，在家里待不住。这种情况几乎要把阿琳击垮，但只要拉里回来，她还是会为他敞开大门。在交往了七年之后，有一天拉里终于再也没有回来，这一次的“另一个女人”是阿琳当成朋友的人。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拉里偶尔会把车开到阿琳住处的外头，她会爬上他的厢式货车，然后两人一起兜风聊天，而他们聊的多半是乔里。拉里时不时会带乔里上教堂，或让儿子跟自己住一晚，有时他又会因为乔里在学校里惹了祸，把他打到嘴唇发肿。乔里要是在家附近看到开车经过的拉里会大喊，“那是我爸！”然后在后头追赶。
拉里把她跟孩子扔下不管的时候，阿琳正在机场旁边的门斯特套房酒店（Mainstay Suites）上班。万念俱灰之下，她辞掉了工作，开始靠社会福利救济金过活。过了一段时间，她找到了在“第三街码头”（Third Street Pier）餐厅打扫的工作。但此时阿琳的妈妈突然离世，失去家人的痛苦将她淹没，工作也做不下去了。她很后悔回去靠领社会福利过日子，但那段时间对她来说真是暗无天日。
搬到第十三街的时候，阿琳领的是W-2T，这是因为她患有慢性抑郁症。2008年她领到的社会福利补助，跟十几年前，美国在推动社会福利改革那会儿没有两样：一天20.65美元，一年7536美元。自1997年以来，全美各地（包括密尔沃基在内）的社会福利补助，几乎都停滞不前，但居住成本却大幅飙升。多年下来，主政者无一不知美国家庭不可能只靠社会福利补助金度日。[1]21世纪开始的头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房租与水电燃气费的大幅上涨，此前就已经不可能只靠福利金来支撑一个家了，在此之后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在“住”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补助，阿琳很早就断了这样的念想。要是能领到住房补贴券（housing voucher），或是能住进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那房租就只占她收入的30%，这当中的差别就像是“穷归穷但能安稳生活”跟“被贫穷折磨到死去活来”，或者“在一个社区里落地生根”跟“四处流浪”，还有赚的钱“能多用点在小孩身上”跟“钱转手就得给房东交房租”的差别。
许多年前，阿琳才十九岁的时候，她曾经租到过一间政府补助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137美元。当时刚生下杰杰的她很庆幸自己不用再跟母亲同住，凡事可以自己做主。但这时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满口答应了。就这样，她从政府补贴的公寓，跳进了民间的租房市场，而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为搬个家没什么关系，”她回忆道，“但我后悔了，每天都后悔。当时真是年轻不懂事！”说着说着，她开始摇起头来，仿佛要把十九岁的自己摇醒。“要是我脑袋清楚一点，现在我应该还住在那里。”
有一天心血来潮，阿琳跑了趟密尔沃基市府的房屋管理局（Housing Authority），去问申请租房补贴的排队名单。结果透明玻璃后的小姐告诉她：“名单根本没有动。”原来早在四年前就有超过3500个等待租房补贴的家庭。阿琳点点头，离开的时候双手插着口袋。[2]不过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情况了，在美国一些真正的大城市里，比方说华盛顿特区，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几十年。在这些大城市，登记时你可能还是个带着小孩的少妇，等那份申请接受评估的时候，或许你已经当奶奶了。[3]
阿琳的处境，也是美国大部分穷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公屋可住，也没有租房券可以补贴房租。每四户条件符合租房补贴的家庭，就有三户什么帮助都得不到。[4]
如今想住上公屋，阿琳首先得存一个月的收入，缴给房屋管理局，这是她年轻时无故放弃补贴公寓而需付出的代价。再来，她得花两到三年等排队名单解冻，然后再耗两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请表消化干净。最后她还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祷那些喝着不新鲜的咖啡、手卧沉甸甸的印章的人在审理她的申请书时，可以忽略过去她留下来的驱逐记录，以及他靠社会福利补助在民间租房市场勉强维生的日子。
第十三街楼上的房子没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墙壁油漆一干，谢伦娜就安排了一位年轻小姐搬进去。她就是特丽莎（Trisha）。
阿琳跟特丽莎开始一起聊天，分享食物。对刚认识的人，阿琳沉默寡言，心房紧闭；特丽莎却特别率直。特丽莎跟阿琳说时隔八年，她终于又有了真正的家。她上次那个像样的家，是她姐姐的房子。在特丽莎跟她说了她们爸爸的“所作所为”后，姐姐就要求她离开了。从那时起，特丽莎开始浪迹天涯，不时以收容所或废弃房屋为家。但话说回来，大多数时候她还是跟着男人回家。十六岁，特丽莎已经开始学习“利用”自己苗条的身材，大波浪般浓密的黑发，古铜色的皮肤，她是有着黑人、墨西哥人和白人血统的混血儿。前一年，二十三岁的特丽莎当了妈妈，但因为吸毒（主要是快克可卡因），生下孩子后，她就签字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了姐姐。孩子出生之后，特丽莎跟当地一个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机构“补破口者”（Repairers of the Breach）搭上了线。在这机构的协助之下，她申请到了社会保障收入。
特丽莎不识字，而且很脆弱。乔里曾经把她弄哭，只因为他问了一句“你是有什么特别之处，跟别人不一样吗？”不过她也有让人感觉很轻松、贴心可爱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她就在那里。遇到阿琳和特丽莎想抽根烟排遣下烦恼，或者到了月底想用烟草让自己感觉没那么饥饿时，特丽莎会拿零钱去街角的小店买散烟，或是去快餐店门口的直立式烟灰缸里捞烟屁股出来。阿琳如果需要出门办事，特丽莎会替她看孩子，而在乔里的眼里，特丽莎是同龄人甚至比自己小，总之他没把她当大人看。乔里会叫特丽莎在贾法瑞旁边时嘴巴放干净点，特丽莎则回嘴说：“我生下来就是要骂脏话的。”
有一天，阿琳跟特丽莎眼看路上开来一辆U-Haul的搬家卡车，上头下来三女一男，走到公寓前面敲起了阿琳家的门。大概猜到他们是来做什么的之后，阿琳立刻冲入家门，用脚和腿抵住门，生怕他们会强行推门进来。
来人当中有一位年轻女人。她自我介绍说是之前的租户，今天是来收东西的。按照她的说法，衣柜、梳妆台跟冰箱都是她的东西。
阿琳骗她说谢伦娜把东西全清掉了，但对方不信这套，所幸有特丽莎跳出来附和阿琳的说辞。前租户一行四人于是就这样被糊弄了过去，空手而回。等对方走后，合作无间的阿琳跟特丽莎冲着对方点头示意。[5]
这件事之后，特丽莎逢人便说她们是老朋友了，多年前在街角的某家小店前认识的，还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小女孩，阿琳曾经跟她说，“你是个漂亮女孩”。故事不光是这样而已——阿琳在牢里见过特丽莎的母亲，特丽莎在医院醒来，阿琳就在旁边——但这些都是特丽莎脑子里的故事。她自己信不信，旁人很难知道。
特丽莎会成为谢伦娜的租户，主要靠贝琳达·霍尔（Belinda Hall）牵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识贝琳达对谢伦娜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她是一个圆脸且戴眼镜的黑人女性，三十岁不到，就自立门户做起了生意。她是一名代理收款人，负责替那些被判定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财务的社会保障收入的受领者理财。谢伦娜本来就很爱透过社会服务机构来找租户，主要是社会服务机构常替租户担保，而且还会先替他们垫付现金。但贝琳达的好不止于此。“我一直尽可能满足她的需求，因为我希望每间房都不要空着，”谢伦娜有感而发，“每个月的租金会直接从她那儿过来，这太方便了。”谢伦娜曾经对贝琳达说，只要她开口，自己愿意清出所有房子给她的客户。“我是认真的。因为我能拿到属于我的钱。”两人认识三个月来，特丽莎是贝琳达介绍给谢伦娜的第四个租户。
有些人穷困潦倒，身心也有障碍，所以要领联邦救济金不成问题；但因为他们不够干净整洁，所以不受欢迎、很难申请到公共住房。这些人是贝琳达的主要客户。[6]贝琳达算过，她的客户一般得拿出月收入的60%—70%来缴房租。大部分客户在贝琳达帮他们代缴完房租、水电燃气跟食物的费用后，身上也所剩无几了。[7]找到稳定并且负担得起的房子，对她的客户来说永远是个难题，所以贝琳达很努力地与诸多房东搞好关系——一旦有紧急情况，她就能打电话向他们求助。贝琳达曾在凌晨五点的时候打电话给谢伦娜，因为有栋公寓的暖气坏了，她当天就必须帮住在那儿的女客户重新找套房子安置下来。排解疑难杂症的效率越高，贝琳达就越容易找到客户；客户越多，她的收入也就越高。贝琳达每个月向她的客户收费37美元。在认识谢伦娜时，她手上已经累积有230名客户。
贝琳达能为谢伦娜和其他房东们提供的是稳定、可靠的现金流，而贝琳达得到的回报则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和越来越多的钱。
“语音留言请按1。”谢伦娜按“1”，然后留下这则讯息：“阿琳，我是谢伦娜。你房租准备好了吗？别忘了我们说好了你要一点一点补上之前积欠的320元，就是上次你……”谢伦娜紧急刹车，把刚到嘴边的话吞回去，她原本要说的是“上次你姐姐办葬礼的钱”。重新开口后她接着说，“嗯，总之我在等你那650块钱，记得回电给我。”
阿琳并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平日有葬礼要出席的时候，她都没法给贾法瑞买双像样的新鞋，只得把他最好的鞋子尽量刷干净一点。过去她还错过了一些葬礼，因为乔里跟贾法瑞根本没什么衣服可穿。但这次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好姐妹，虽然不是血缘上的姐妹，但是精神上的。她们十分亲近。过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体一直不好。这次是因为肺炎跟一堆并发症住进医院，最后就在那里没了心跳。
阿琳当然没有办后事的钱，问题是大家也都没钱。如果不出一点力，阿琳会觉得很丢脸。于是她把那个月的支票拆成两半，一半给了谢伦娜交房租，另一半则给了新匹茨太平间（New Pitts Mortuary）。
得知阿琳姐姐的事情，谢伦娜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决定给阿琳一点方便。她们约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缴的房租补上，也就是接着的三个月都改缴650美元，那她就可以继续住下去。问题是，即便阿琳把每个月的福利救济支票（628美元）全额转给谢伦娜，钱还是不够。但谢伦娜还是想碰碰运气，她以为阿琳会打电话跟亲戚借钱周转，或向非营利机构求助。而阿琳之所以会接受这个交易，是因为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二个月的月初，阿琳终于打电话来了，当时谢伦娜跟昆汀正在开着那辆雪佛兰Suburban。谢伦娜跟阿琳讲完话后，看向昆汀。“阿琳说她没收到支票。”
这话其实有语病。阿琳不是没收到支票，她只是没收到那张628美元的支票。原来这段期间她放了社工鸽子，把跟社工约好的时间忘得一干二净。政府的提醒通知单寄到了她之前住的阿特金森大道，总之没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谈，社工做出的裁罚就是缩减补助。[8]阿琳当然也可以把金额缩水的支票给谢伦娜，但她想反正横竖都是欠租，口袋里有几百元肯定强过两手空空。
昆汀没有移动视线，继续专心开车。“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注释
[1]1997年密尔沃基的公平市值租金（Fair Market Rent，FMR）显示：一居室的公寓要价466美元（租金与水电燃气费是全市租金分布中第40个百分位数）。如果阿琳租下那间公寓，她每个月就可以有162美元的结余。相隔十年，同一间公寓的公平市值租金已经涨到了608美元，阿琳的社会福利支票却仍旧为628美元。若要在这里租房子，就意味着她每个月只能靠20美元过活。公平市值租金与社会福利补助的资料取自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威斯康星州儿童和家庭部和威斯康星州平权司。关于靠社会福利补助几乎无法过活的状况，详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Making Ends Meet：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
[2]2013年，密尔沃基约有3900户家庭以公共住房为家，5800人左右领取租房补贴券，而全市的租房家庭共约105000户。参见Georgia Pabst，“Waiting Lists Soar for Public Housing，Rent Assistance，”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August 10，2013。
[3]Adrianne Todman，“Public Housing Did Not Fail and the Role It Must Play in Interrupting Poverty，”Harvard University，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Seminar，March 24，2014.
[4]对最底层者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在联邦租房补贴存有破洞的同时，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安全网出现了。这一网络旨在通过推行“劳动所得税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或“为低收入家庭保留公共住房”来为有工作的家庭提供援助。它所带来的结果是：相比二十年前，如今刚好在贫穷线上下的家庭会接受到较多的资助，远低于贫穷线水平的家庭拿到的补助则远不及二十年前。对于身陷贫穷的家庭来说，自身收入跟政府的租房补贴都较以往大打折扣。关于家庭的支出模式，详见Janet Currie，The Invisible Safety Net：Protecting the Nation's Poor Children and Famil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Robert Moffitt，“The Deserving Poor，the Family and the US Welfare System，”Demography 52（2015）：729-49。关于租房补贴与需求之间的落差，参见Danilo Pelletiere，Michelle Canizio，Morgan Hargrave，and Sheila Crowley，Housing Assistance for Low Income Households：States Do Not Fill the Gap（Washington，DC：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2008）；Douglas Rice and Barbara Sar，Decade of Neglect Has Weakened Federal Low-Income Programs：New Resources Required to Meet Growing Needs（Washington，DC：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09）。
[5]我没有目睹整个事件。场景根据与阿琳和特丽莎的访谈重建。
[6]密尔沃基城市房屋委员会对仅仅是贫穷而想找住处的家庭，已经没有补贴缺额可以提供；但高龄的低收入者和身心障碍者的租房补贴申请仍持续开放。不过城市房屋管理局有各种借口可以让申请无法通过，比如申请者有犯罪前科，吸毒或迟缴房租的记录，都是构成申请被打回票的缘由。Housing Authority of the City of Milwaukee，Admissions and Continued Occupancy Policy（ACOP），October 2013，Section 7.4：“Grounds for Denial.”
[7]随着服务贫困者的社会福利机制在州政府层级遭到裁减，像贝琳达的公司这类的社会服务中介开始在全美的贫困社区应运而生，弥补需求。这些中介有些是非营利性质，也有些纯粹是将本求利的商业投资。参见Lester Salamon，“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Foreign Affairs 73（1994）：111-24，109；John McKnight，The Careless Society：Community and Its Counterfeits（New York：Basic Books，1995）；Jennifer Wolch，The Shadow State：Government and Voluntary Sector in Transition（New York：The Foundation Center，1990）。显然，1960和1970年代出版的都市民族志作品并没有提及社会服务中介。读完这些民族志后，唯一合理的结论是距今五十年前，社工并未在都市底层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Carol Stack's 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4）里仅提到一位社工，对儿童保护服务局或类似的机构几乎只字未提。Liebow于1967年出版了（主要）讲述失业黑人男性的《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一书，当中完全看不到就业中心或就业辅导人员的身影。参见Elliot Liebow，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
[8]（1997年前后）立法者在进行社会福利改革时要求各州针对“贫困家庭临时补助计划”（TANF）的受领人发展一套惩处机制。像被认定不配合的领受人将会暂停全数或部分的补贴。在威斯康星第一年推出W-2时加入的受益者里，有将近2/3在日后四年中的某个时间节点遭受过裁罚。ChiFang Wu，Maria Cancian，Daniel Meyer，and Geoffrey Wallace，“How Do Welfare Sanctions Work？”Social Work Research 30（2006）：33-50；Matthew Fellowes and Gretchen Rowe，“Politics and the New American Welfare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2004）：362-73；Richard Fording，Joe Soss，and Sanford Schram，“Race and the Local Politics of Punishment in the New World of Welfa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2011）：1610-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