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喜欢走进一条通入太平洋的巨大下水道。那些大管子里有嗡嗡的回音，有陈旧时光的气味，表面覆盖着盐霜和腐烂的海草。随时都可能会有一股湍流猝不及防地涌进来，非常刺激，我们得随时准备好攀到墙上的梯子上去。总有被大水卷走的危险，随时都要迅速做出反应，所以虽然走到大海的路很长，倒也并不乏味。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冒险和刺激可言，所以就得到漂移的海岸线与遥远的岛屿去寻觅。
小时候，我和朋友们常常在大土堆上玩，我们当时还不明白，它们其实是兴建中的高速公路入口。有一次，凯勒和他的朋友到附近的山谷玩，从断崖跳下去，落在下面湿软的沙坡上。爸爸妈妈们的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朋友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要是跳崖你也跟着跳？反正我的回答是“对”。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样的妹妹，我跳下去了，后背着地，耳边是呼呼的风。
我喘不上气来，觉得自己快死了。我觉得这太傻气，不好意思告诉爸爸妈妈。我一直都讨厌犯错，讨厌惹麻烦，也讨厌失控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洛杉矶的峡谷是这里最美的地方。乡间山坡上长满枝干扭曲的橡树，高大而又凌乱，加利福尼亚无限明媚的阳光透过纠结的枝叶照射下来。一到冬天，零星小雨让它们显得更加桀骜不驯。它们又是那样浓密，可以把一栋栋零散的时髦房舍掩藏起来。这些峡谷永远浓荫遮蔽，郁郁葱葱。这里住着不少有意思的人，他们看上去并不是只知道自恋，许多很酷的音乐人也住在这里——“水牛春田”[1]，尼尔·杨（Neil Young）之类的。在山上，你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至少在白天，树木与太多的植物把下面凌乱不堪的一切都掩盖住的时候是这样。十几岁的时候，我听了不少琼尼·米切尔[2]，总想象着她也住在这样一栋临时建起来的时髦峡谷木屋里，或许还有个门廊，周围绿树环绕，遮蔽着屋顶。她面带忧郁地从窗口往外看。而我就在几公里之外自己家的房间里，画画，抽大麻，听着她的歌儿，心头阵阵忧伤。
峡谷区和洛杉矶那些中产阶级平庸的平顶房街区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我家就住在那样的街区里。后来我们又搬到附近一处更大更漂亮的西班牙式房子，但一切也没什么两样：绿色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定时灌溉清理，掩饰着干巴巴的沙漠地貌；一切都秩序井然，但却隐含着某种焦虑不安，带着那种一定要保持快乐、新鲜和微笑的持久压力。然而在这一切之下存在着阴影、缝隙与裂痕——弗洛伊德的死之本能。
我记得妈妈有一次指着一大片满是沙土、泥巴和杂草的地方给我看——那里后来成了世纪城，“那儿总有一天会盖起一座城市。”她的语气不像是预言，倒像是说出什么显然的事实：很快，洛杉矶的每一寸土地就会被更多车辆、更多加油站、更多购物中心与更多人所占据。当然，她是对的。
有不少艺人把家安在洛杉矶，我很快就和这样的家庭熟悉起来，不过我们是一个学术之家，和他们大不一样。在中学里，我有个好朋友，她和妈妈还有兄弟们住在一起，她爸爸去世前是电影导演。他们住在贝弗利山庄的公寓里，就在贝弗利格伦。她妈妈相貌美丽，打扮入时，为人亲切，热情洋溢。我最喜欢她丰富的表情。有一天晚上，他们来我家吃晚饭，他们走后，爸爸马上说了一些犀利的话，这一点也不像他，他说，她不是一个“真诚”的人。要知道，“真诚”是六十年代的信条。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出我太喜欢这个朋友的妈妈了，我觉得她很迷人，她叫我“亲爱的”，还对我说些妈妈不会和我说的话。爸爸不希望我迷恋这路货色。
后来人们问我六十年代的洛杉矶是什么样的，我告诉他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难看的灰泥粉饰房子：没有西班牙双层建筑式的小型购物中心，没有总是从停车线外露出来的大号SUV车。那时候所谓的“西班牙风格”现在看上去死气沉沉。而且如今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使用灰泥了。
注释：
[1]“水牛春田”（Buffalo Springfield），1966年成立的加拿大-美国摇滚乐队，尼尔·杨和史蒂芬·斯蒂尔斯（Stephen Stills）是其重要成员，结合了摇滚、民谣和乡村乐。1968年解散，2010年曾短暂重组。
[2]琼尼·米切尔（Joni Mitchell，1943-），加拿大民谣、摇滚唱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