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理想是很可疑的，如果它不明确地标明价格。每一种貌似纯粹的美和价值都似乎失去了一些能让人倾听下去的理由，而所有的一切都正在标上价格，包括人本身。
我的青年时代
——一代人的痛与爱
六位年轻创作者在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开幕式上的演讲
技术焦虑时代的文学修行
撰文：陈楸帆
我觉得“一代人的痛与爱”这个题目起得特别好，尤其是这个“痛”。在我看来，单向街关注的议题，包括选介的文章，其实都特别有这种痛感。可能在这个时代，这是一种特别稀缺的品质。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被一个词疯狂刷屏，在朋友圈、微信、微博铺天盖地，这个词从另一个侧面其实验证了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个判断，这个词就是“佛系”：
都行，可以，没关系；不争，不抢，认命，随缘。
不仅仅是90后，所有的人都在谈笑风生之间立地成佛。我们仔细想一想，不争不抢真的是因为无欲无求吗？还只是因为争不到、抢不得；认命随缘真的是看破红尘吗？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看不清能够努力的方向。
在“佛系”风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时代焦虑。遁入空门并没有办法消除这样的焦虑。在这种态度的背后，其实折射出这代人对于焦虑背后不同的心理应对的机制。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现实性焦虑不同于病理性的焦虑，它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情绪以及行为反应的模式。
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被无限度放大。我们不禁要想，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政治、历史、文化上找到非常多的原因来解释个问题，但我今天主要是谈一谈，技术如何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加焦虑。
让我们回到1949年。信息论之父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早已提出了，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的一种东西。这个定义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却奠定了我们现在整个信息社会的基础。
在充斥着数据和比特币的今天，我们人类的大脑与数万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依然是亿万年进化而来的，基于物理先验知识的一套信息处理系统，我们大部分的思考都出自一套强大的、受控于情绪和生物本能的第一系统。这与另一套不那么强大的，可以运用有限理性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决策的第二系统是不同的。
它们所动用的大脑区域是不一样的。我们往往要花费非常大的力气才能让系统二凌驾于系统一之上，做出所谓的理性判断。即便是这样非常有限的理性判断，有时候也远远不如一些简单的机器来得准确。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要把你身边最熟悉的一个人的面孔调转180度，你再去看他，绝大部分人都会犯脸盲，不管这个人是否与你朝夕相处，是否跟你熟得好像穿过一条裤子。而对于机器来说，这不过是转换坐标系的小菜一碟，更不用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需要处理非常多的高维数据这样的复杂性问题。
因此，在这个看似信息极大丰富乃至于爆炸的时代，其实是对我们人类大脑极其不友好的一个时代。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对于其中的噪音、错谬、变形、误差，并没有办法通过某种自动化的程序自我消化以及纠正。这些错误、变形、误差在我们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成为所谓的认知盈余与信息过载。
在这件事上，不仅仅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会感到焦虑，其实科学家，甚至一些做大数据、做人工智能研发的科学家，他们也非常焦虑。
刚刚开完的一场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NIPS），等于说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界的顶级年会——它在人工智能界的位置，就好比是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在文学界的位置。
大会上有一个就职于谷歌的资深工程师阿里（Ali），他因为十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拿到了一个大奖，这个大奖用以奖励一些历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照理说拿了奖应该很高兴，像我们中国人肯定会上台说一些好话，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人工智能前途无限光明，大家加油干。可这个阿里非常耿直，他在颁奖典礼上放下一句狠话，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业界。
他说，人工智能就是新时代的炼金术。
大家知道炼金术是一个什么东西，在历史上声名狼藉。尽管客观上它推动了冶金、纺织、医疗等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但在漫长的时间里，它跟一些相信“水蛭可以治病”，相信“可以通过丹炉把铅转化为黄金”，甚至相信“能够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等等这样的迷信以及传说捆绑在一起。
阿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研究领域里，大家用了非常多看起来有效的技巧，tricks——他用了这样一个词，能够提升机器解决人类问题的一些能力。但是，我们对于背后的原理，对于这些tricks如何运作，如何产生效果，一无所知。
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有我们以为是康庄大道的，其实背后有可能是悬崖深渊。这就像是炼金术一样，甚至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一场玄学。但所有的资本也好，科技也好，大众也好，都沉浸在这样一种狂飙突进的喜悦当中。
在这场人工智能领域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科学家在这个时代的焦虑。技术发展得太快，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背后隐藏的真相。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文学理论界的概念，延异，它来自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有非常多人文学科的理论概念，是我离开了学校许多年之后才开始领会其妙处的。包括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Disciplin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内爆”（Implosion），等等。而它们的有效性往往跨越了学院的语境，进入了一种日常的经验。
在德里达看来，作为意义归宿的战场已经不复存在，语言符号被层层延异下去，这里面包含了时间跟空间上的两种不同的延展和变异，犹如种子、DNA一样四处播撒。
而在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同样是这种语言或者说认知上的困境。
大家想一想，人工智能、引力波、量子物理、石墨烯等，所有这些技术的概念，我们都只能借助于图像、比喻，甚至文学故事来进行理解。而技术核心本身是无法言说的，它是一种纯粹的数学乃至理念的存在，即便经过了科普工作者们的努力，一再转译成大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仍然存在着非常高的认知门槛，仍然是一种雾里看花。
这样的困惑同样存在于我所在的科学写作领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回到“小灵通漫游未来”[1]的那个时代，所有的技术其实都可以非常容易的用画面、视觉、比喻去进行表达。但到了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懂数学，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
举个例子，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位导演，它是《三体》舞台剧的导演。他说自己读到《三体》里那句“整个宇宙为我闪烁”的时候，他特别激动，脑子里马上出现的画面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整个宇宙都开始闪起来。但后来他去拜访了天文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告诉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人类眼睛根本看不见的，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回事儿，可能只是数值在小数点后多少位的一点轻微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对科技的误解在一个延异的生产链条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至于诸如“人工智能是否会统治人类，是否会取代人类今后的位置”这样一种不那么好的延异，更是变成了一种煽动恐慌以及焦虑的工具。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究竟能够怎样处理、缓解自己的焦虑？我其实不断在问自己。因为我写的是科幻小说，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科幻了，我会想要回到最初文学所能够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的源头。
我们之前说过，人类大脑的认知有局限性。我的一个老师提出了一个关于幸福的概念，我觉得放在文学上非常合适。它将认知科学与积极心理学做了一个结合。他认为，既然人类的意识、人类的自我认知等都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进行分层的——打个比方，我们人类的神经，人类精神层面的东西最后都可以划归到原子、分子的活动里——那么相对应的，幸福同样也可以根据时间维度进行区分。
他举了三个维度，我觉得就是文学为我的生命带来的幸福感。第一个是在“秒”的时间尺度上升发的一种愉悦感；第二个是在“分”以及“时”这样的时间维度上所生发的一种专注；第三个就是超越了时间维度所生发出来的意义。尤其是放在科幻小说的领域里，我觉得这三个层面的幸福互相交叠、互相碰撞，它们带给我的幸福与满足，让我足以抵抗这个时代带来的焦虑。
但回过来说，这个时代对写作者来说，同样是不友好的。
在以往传统的时代，我们不会要求一个作者长得好看，我们不会要求一个作者能说会道，我们不要求一个作者是一个段子手，甚至会开赛车，还能拍电影。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特别可笑的是，你希望作者简直是一个全能型选手，他被寄予了无法负荷的重望。
另一个就是，这个时代写作的题材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比如在以往，我们会写非常多的连环杀人犯。但在这个时代，全国有1.76亿部监控摄像头，它们基本上覆盖了你能到达的每个角落。我们应该有一个全球最为精密高效的监控系统，叫做天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终结者》（The Terminator）的启发，前不久一位叫约翰·萨德沃斯（John Sudworth）的英国记者试图挑战这样一个系统。当他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录入到这个系统之后，只逃出去7分钟就被系统锁定，之后警察来了将其带走[2]。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很难想象一个人怎样去作案，怎样犯下连环杀人的案件，还能逃，还能够做出一些文学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很难的。这是“写什么”的问题。
“怎么写”的问题。我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过于依赖搜索引擎，而搜索引擎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与话语不断延异的过程。当我搜A，它可以指向B，当我搜B，它会指向C——这一过程将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用我朋友李老师的话说，其实信息过载就是人为地制造一种焦虑来对抗焦虑的过程。因为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干一件正经事，而不是在无所事事。但其实你可能收集了上千上万次写作素材，但你迟迟不愿写你小说的第一句话。我现在往往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当中：怎么写。
第三个问题，“给谁看”。我们写的东西给谁看，在传统的文学生产流程里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的书出去了，谁爱看谁看，最多就是有些读者会写信，可能还是纸质的邮件，经过好几年的周转，发到你这里。
但现在非常多的作者在一个在线的平台上，他放出一篇自己的作品，过不了几秒钟就会有好多评论给他打星。有人说这个太科幻了，看不懂；有人说你这个不够科幻，我早就看过了。然后每一个作者就会陷入这种焦虑的场域之中，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自己的作品，因为缺乏一个有标准的、持续能够发生作用的一个文学话语平台。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为谁写”。以前我们都会特别高调、高姿态地说，我们是为自己而写，或者如果稍微友好一点就说，我们是为读者而写。但现在的问题不一样了。
我认识非常多的作者，他可能写了两篇，被大公司、大资本看重了，将版权买过去改编成电影、剧本，他拿到非常丰厚的稿酬。那么在他写下一篇的时候，他陷入了一种焦虑，他不知道这篇文章应该为谁而写。是为自己而写，是为读者而写，还是为大电影公司、为资本而写。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IP时代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了我们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一种痛并爱着的状态。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这种焦虑，我觉得还是只能回到文学能够带给我的三种幸福的境界：愉悦、专注以及意义。
文学是一种修行，让我们微笑同行。此处应有佛系表情包。谢谢。
过度的人与匮乏的人
撰文：戴潍娜
我很难开口说自己是一个诗人，在我心里李白、杜甫、奥登（W. H. Auden）、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那些伟大的名字才能叫诗人，我自己只是一个写诗的人。
写诗从来不是一个职业。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没几个人可以靠写诗为生。但奇妙的是，一旦别人发现你写诗，一旦你真正掉进诗歌的黑洞，你的全部身份从此就只剩下一个，就是诗人。再做什么都显得无足轻重。的确诗人是一个根本性的身份。
我身边有一群写诗的哥们儿，他们有不同的才华的方向，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一方面把跟诗歌不相干的事业搞得轰轰烈烈（或者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始终将诗歌生活看得远高于日常生活。也许，这种游手好闲的状态才是诗人的正途，就像火药最正当的用处不是枪炮，而是造出美丽的玩意儿，古中国那些最庄重的和最明智的贤人都在忙着弄花炮。正是这些无用之物、生活里的过剩之物，同时又是另一些人匮乏的东西，给了一个人最根本的定义。
职业、学历、金钱、地位或者星座血型，这些概念不管多实用，抑或多时髦，都没有能力定义一个真正的人。这些都只是标签。一个人被自己的丰沛定义着，一个人也同样被自己的匮乏不断定义着。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过度的人与匮乏的人。今天活动的出发点是反思青年文化。我想，青年不是以年龄做无聊的划分，而是取决于心智、心性以及姿态。所谓年长而勿衰，我们有的是白胡子年轻人，也有的是二十出头的老年人。过去我很反对80后，90后这种标签，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iPhone 5，iPhone 6，iPhone X；工具化流水线上的一代，充斥着虚张声势的升级换代。但如今，我越来越能够欣赏其中微妙的对应和讽刺关系。也许实情就是这样的，当机器模仿人性的丰富和有趣时，人类正在努力模仿机器的刻板与乏味。现代社会的险恶无处不在，却以慈眉善目的面孔隐藏在城市的内部。当你乘上时代的高速列车，以800公里时速冲奔向前，当你还在为堂皇车厢中的舒适所迷惑，浑然不觉你此刻就是一颗高速射出的子弹。当新一代诗人还在天花乱坠地抒写小心思、小忧郁时，不知不觉已加入到一场成功的苟且。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经区分过两种痛苦者：“一种是生命力过剩的痛苦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他描述那些生命过度旺盛的丰裕者，由于生殖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硕果累累的良田”。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尼采谈论的是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但我们今天也许可以将这种贫乏的痛苦，对应到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
我承认，我总是被那类过度的人所吸引，迷恋博物学家的气质，少年时还曾经立志要当一个万金油小姐。因此格外偏爱那些悬崖边的天才，伟大的病人，以及一切走钢丝的反动者。他们往往叛逆、异类，也可以说是彻底的摩登。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成为需要被打捞的传统。尼采的描述可能抽象了点，而我现在能想到几个具体的人物，可亲可爱的对象。几年前，我开始研究这类天才，并把他们称作我“亲爱的模型”。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位。2013年夏天我博士二年级时，经孙郁老师指点，第一次从周作人全集里注意到了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这个名字。1918年周作人第一次译引霭理士，此后终身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提起这些启蒙之书，周作人说，“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就是这位曾经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齐名的霭理士，被称作他所处的时代里最文明的人。他是一位典型的尼采口中生命力过剩的天才。追随达尔文（Charles Darwi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弗雷泽（James Frazer）等博学家通才的传统，他相信理性与情感之间并非矛盾隔阂，努力将诸如道德起源、生物学、性学、儿童学、医学、妖术史、民俗学等等文理知识海纳百川汇入自己的学术版图。他因为写“反常”的书，支持同性恋，研究犯罪天才而官司缠身。然而支撑他冒险的背后的逻辑，绝非为弱者维权，为大众祈福，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濒危物种的激赏和保护。而到最后，他自己这样的博物学家也成为了时代的濒危物种。
我们今天很流行所谓的跨界，跟霭理士、斯宾塞、达芬奇、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这些过剩的天才相比，这个时代的跨界是多么可笑。他们的能量实在太过强盛。当然了，才华不用白不用。聪明过头就不大人道。我至今仍然很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霭理士时那种备受打击的感觉，去享受智力上的暴击。这些天生要与世上丑物缠斗的人，他们身上传统与沉默的成分，以及对广阔善恶的辨析，实在太过迷人；与此同时，他们对僵化的社会，拥有北欧海盗般天才的破坏力。
霭理士曾经专门考察过老子对于传统、规则、礼仪的漠视，他相信中国最深刻的道德家和哲学家并不重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他们活在音乐之中——那种无声却和谐的音乐中的文明。他也乐于转引墨子的言辞，认为“效仿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代人就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习惯”。墨子两千多年前的断言，离奇地印证了残酷的现代中国，一代人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习惯——那由礼仪和审美构建的伟大的音乐消失了，沉默在不断加强。16世纪，裴雷拉惊讶地注意到中国没有乞丐，然而今日的中国却充斥着文化上的乞丐。
比较起来那些过度的天才，我们这个时代多数是匮乏的人。这一代人面临着智识和审美上的匮乏。我们现在陷入到一种审美上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并不是在歌颂精英，而是歌颂一种平庸、简单、谄媚。而对于一切有难度、有门槛的东西无限苛责。我经常听人批评现代诗读不懂，读不懂的就是垃圾。对不起，诗歌对无限的少数人说话，不需要让谁都读懂。有难度的诗句，恰恰是对现在审美法西斯主义的有力矫正，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言，“永远都是人民去模仿艺术的语言说话，而不是艺术模仿人民的语言说话”。
我们面临着情感上的匮乏。这个时代很多人对爱情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的孤独感转移太快，随时可以去微信、网络、游戏上刷一把存在感，信息过度给每个人带来幻觉，好像可以永远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爱情被解构得太厉害。也许二十年后就都是AI女友AI男友了，那会儿的年轻人回溯起前辈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呢，说两个生物人一起多不卫生啊！
我们也面临着经验上的匮乏。当网线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唯一脐带，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触觉随之退化。我们的认知严重依靠信息而不是实践，网络和想象力可以把我们带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好像不出门，坐在家里就可以创造世界。即便年轻如九零后，也不得不面对官能的退化和扑面而来的“中年危机”。
我们同时面临着感知上的匮乏。年轻的一代甚至都不再拥有真正的疼痛了。我们的内心多久没有被无比锋利的情绪填满，多久没有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多久没有感到一种富足的疼痛？疼痛才是身体的重量，最初的人类一定是在劳动与疼痛的双重经验中成长为人，或者圣人的。疼痛是真理他亲妈。而我们却只有劳动和革命的身体。
这样的匮乏体现在一代人身上，同样体现在这一代年轻诗人身上。如何去书写自身和时代的匮乏，并通过书写去打破匮乏，重新获得一种真正强盛朗健的文化基因，这也一直是我困惑的问题。我内心经常把诗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分子型的诗人，一类是艺术家型的诗人。我觉得自己明明是偏艺术家型的，但不幸走上了一条知识分子的道路。我想，不断感受自身的匮乏，以及匮乏带来的不满足、饥饿的感觉，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存在感。
当然，不可否认这个时代有它过剩的一面，物质的过剩、信息的过剩、欲望的过剩，这些都是片面的过剩，它们代表的往往是一种精神的无能。面对一代人发育不良的道德感，新一代的诗人有他们新的天职。
从朦胧诗以来，诗歌一直负责反抗，诗人们无法安置他们僭越的灵魂。然而一代人与一代人反抗的形式不一样，姿态也需要创造力。年轻一代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抗议，我更愿意用“拌嘴”和“调情”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我相信这一代诗人会拿出更精致更多花样更漂亮的反抗姿态。
今天，随便谁买一张机票，就可以走遍鲁滨逊漂流记三毛传奇，有兴趣也可以重走“权力的游戏”中七国的取景地。这种地理经验上的冒险，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不可救药的衰败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愁”的消失；而另一种心理经验的冒险，露出了更为诱人的面孔。如果把人生看作一件艺术品，主人翁就好像思想马戏团里的演员，随时随地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过上崭新的人生。她必须时刻创造自己，创造生活，打破一切的陈词滥调。而这些，都是藏匿在诗歌背后的，对贫瘠生活的精致讨伐。
在“过度”和“匮乏”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艺术，这同时是一个关乎“健康”问题，关乎文化和文明的健康状态。我们这一代人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罗素（Bertrand Russell）、霭理士那一代人非常相似，都生活在科技带来的巨大的幻觉里。那一代人经历了生化科技带来的思维习惯的改变；这一代人则被科技更多侵入了日常生活，经历了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将最终带来体质的改变，到那时，人作为一个物种彻底发生了演变。这也许是一个最后的“人”的时代。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别看颜值了，这是一个最后看脸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未来，每个人都被生产得很美，美成为标配，或者说连美都工具化了。人性，也许会成为最珍贵的遗产。
这是究竟怎样的一代人？一个民族的习惯又将如何被翻转？如今我们时不时还能够听到那些伟大反对者的声音，那些消极的反对者们，连同那些有罪的反对者们，他们沉默的呐喊一并汇入到鲁迅的呐喊中。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一种传统，决定了我们拥有的是哪一种文学，哪一种未来。
我想做一个不被打断的人
撰文：淡豹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三个故事。
我在“正午故事”工作，是界面新闻下属的“正午故事”长报道的记者。它是一个做长报道的新媒体，我们每周日的栏目叫做“正午信箱”，会有读者来信，由编辑和记者轮流回信。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从“正午信箱”开始。
我发现很多成年女性的来信，很大比例是在谈婚姻和爱情，而且是在谈婚姻和爱情中的困扰。写信的人会遇到情感的背叛或是婚恋不幸，或是在平平常常的婚姻和育儿中感受到日常的痛苦。她们的语言有时候令人非常心痛，你看了之后没办法不被她们的感情带着走。上周我还看到这样一封信，前两天刚刚回了。这封信是这样说的：
我非常明确地知道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爱情不可能是永恒的，可是这种被打落谷底的疼痛，让我好像进入了灵魂的深夜。
我作为一个回信者，看到这样的信，其实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抚慰她，或解决她的问题。但她所描述的这种“好像世界都崩溃了”的感觉又十分常见。我读到之后，尤其在“正午故事”工作了这么久，反复看到有年龄与性别类似来信者写下这样的感受，我没办法不去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没办法不去想一些解决方案。
2015年，我入职正午之前，其实就开始给正午回信了。当时有感于刚才这种感受，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劳动与爱情成瘾症》。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们经常会为感情、关系、家庭、爱而困扰，那解决方法在哪里呢？是去寻找更好的人吗？是去找婚姻治疗师治疗吗？还是寻找更好的、新鲜的、或不同的一段关系？我不这样想。我觉得答案可能在爱情之外——人应该尽量让自己能够去不太在乎关系。”
当某一天我们死去，是我们曾经的劳作定义我们的性命，给命一个性质。不是爱，不是牺牲，不是家庭，不是曾经有过的完美关系，不是某一段关系中的奉献、隐忍、灵魂的激动等等这些或许也有内在价值之物，是我们那些可以称之为实践（practice）的东西把我们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能多多少少幸福地死。
所以，相爱，继续工作。不相爱了，继续工作。亲人离开，继续工作。生育，继续工作。在孤独、光荣和怀疑中工作。当时我在讲劳动，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能会给人生带来更丰富或更稳定的幸福感。我到今天也这样认为。
但在“正午故事”工作两年以来，我逐渐意识到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我想讲一位朋友的观察。这位朋友是颜宁，清华大学生物学院的教授，刚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生物科学家。
颜宁发现，每年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看面试者的成绩或现场表现，录取的70%应该是女性，而且在实验室的表现，女生也从来不会落下风。但到了职业生涯中后期就不一样了：在科学界的研究项目领导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层次中，女生就会少很多。以至于颜宁发现，在中国如果要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保证演讲者中至少有20%是女性，有时候会有困难。
我们今天的演讲者一半是女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例，我也为此荣耀。
颜宁说：“慢慢意识到有许多女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在内，并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共识，在某一个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要做选择题。”也就是在职业和家庭之中做选择。她们不一定去做全职主妇了，可是她选择要为家庭而对职业做某些妥协或牺牲，逐渐地脱离了她们本来相当有天赋的科研实践。
颜宁为此痛心。而面对这种情况，我在坊间经常见到的几种回应是：
“这些女生她们不够有勇气，她们应该更加坚持自己。”或者，“她们可能是碰到了渣男，如果碰到一个做更多家务的好男人或者是一个能够更多帮助她们育儿、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就会好很多”。也有人会谴责这些女孩子，“她们读了这么多书，表面上这么聪明，智商这么高，这么清醒，怎么还会被渣男骗”。甚至有人会嘲笑她们，说，“我就不会这样。我不会落到那种命运去”。
但我觉得，寻找更好的男性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并不是在个人生活空间之内就能够充分得到解决的一种困境。倘若你很幸运，找到了一位非常支持你工作、承担足够育儿和家庭责任的伴侣，这个人又很忠诚，没有给你的生活洒狗血，那你的生活可能会趋近幸福一点点，但那也是不够的。
有研究发现，现在是男性更多地受益于异性恋这种婚姻家庭制度。这是从寿命、财产、幸福感、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和育儿时间对比所获得的回报等各个比例来看的。
也有调查发现，英国女性最高幸福感的年龄是在85岁以后，就是当她们熬死了她们的丈夫以后；相反85岁以上的男性，在妻子去世之后，经常会陷入抑郁；反而在这个时候，女性的幸福感就爆棚了。
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下，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面对着这种异性恋婚姻制度，但是女性更容易面对结构性的困境。并不是我们“正午信箱”的来信者，她们在心理上、情绪上自己更重视婚姻和爱情，非要受它的牵绊，不愿意投入我所写的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反过来的——爱情和婚姻客观上就更多地牵绊女性。这越到职业的中后期就会越明显。
刚才说的是性别差异，现在我想说一下劳动的阶层和阶级差异。
2015年回国之后我开始写报道，2016年正式在正午成为记者，这一年多的采访经历让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不同的人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采访过一个高校保安讨薪案。是北京一所非常有名的高校，我就不说哪所高校了。这个保安很年轻，江西人，19岁，他经常会被扣加班费和全勤费。如果你看到保安的工作制度你就会知道，要全勤几乎不可能，除非你把自己累到脑出血。实际上它设置的那个全勤的标准，就是让你不可能得到那笔钱。他也没有五险一金。
后来他去找一家派遣公司理论，因为是保安派遣公司把他派到高校当保安的。他跟派遣公司、高校的保卫部谈，结果他被开除了。
到目前为止，这是大家在中国的现实逻辑中可以想象到的事情。现实逻辑、资本逻辑下面，不能说是对的，但大家是可以想象的。他去讨薪是有道理的，而之后的事情更加复杂。
这笔钱如果一直一直讨下去，他是有可能要回来的，因为派遣公司那些规定确实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是讨薪的成本非常大。他要不断地回派遣公司谈，开具各种证明，也要去派出所，又要拽着派遣公司的人跟他一起去派出所。有NGO会帮他，但是他又要去上门谈，开证明，写情况说明，又要几方协调时间。他也可以找大学的保卫部谈：你不能和这样的派遣公司签订这样的劳务合同……
所有这些都会要求他进一步的时间，动不动就要请假，不断地提交新材料，在对方的要求下横跨北京去到场见面谈，等待，花一下午一天时间，第二天再去。他可以要回这笔钱，在理论上不能百分百保证，但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如果想要回这笔钱，那他的下一份工作只能是所谓日抛型的工作。如果他想继续好好工作，找一份收入高一点、有可能有五险一金的工作，那他必须得放弃公道，不再去讨这笔钱。
这只是一个例子。
你会发现很多劳动形态本身，很多职业状态本身，它不仅没有前途，而且会磨损从业者的身体和精神。
这个男孩子告诉我，那所大学曾经有过保安一直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同时去旁听课程，最终考下文凭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神话、一个例外、不自然的情况。工作时间非常久，几班倒，不太可能读书的。
大多数人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通过辛勤劳动去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在他们的劳动形态中，内在地就谈不上有“创造性”的可能性。以创造为目标来劳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特权了。
人类学家项飙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工作洞”。他说，此时此刻的中国人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发疯般地继续，咬牙，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歇一口气，过相对清闲的日子，开个烧烤店或者是搞搞直销，或者是炒股。
然后呢？过几年等到钱花完了，或者是他失去了安全感，他再重新跳入到工作洞里。人们跳进这种工作洞穴的时候是带点英雄气概的，为什么呢？因为洞里面显然是很苦的，项飙描写的那些东北去日本的劳工移民，简直没有丝毫娱乐，也不跟家里打电话，像机器人一样工作。洞里很苦，可是为了未来你要忍。项飚说，这是一种积累策略，是生命的一种投资策略。
他描述的是底层劳工移民、下岗工人，但我觉得这对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赚几年钱为了移民，为了40岁或者45岁退休，为了将来可以开一个咖啡店，学摄影……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劳动自身失去了内在的价值，人们钻进工作洞中辛苦，只是为了尽早从洞里面爬出来。
人们对于劳动的感受是痛苦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要赚钱注定是痛苦的，一定要咬着牙忍下去，而自己的生命将在自己从洞里面爬出来的那天开始：终于可以做点别的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这代人的痛和爱”，刚才说了两件事情，爱和钱，婚姻和工作，它们恰恰说明：经常是我们所爱的所追求的，我们的欲望对象本身，让我们同时感到痛苦。这是一种时代的结构性困境，这不应该是人生的必然状态，更不是理想状态。
芝加哥大学有位教授叫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她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impasse”，困局。困局的意思是：在某种情况下，你想要的那样东西，你的欲望对象本身，必将在结构层面使你更痛苦。你对它的追求不会滋养你的生命，反而会阻碍你的生命。
中国女性的爱情和婚姻经常如此，中国劳工到中产阶级的工作在此时此刻也是这样的。人们在劳动中恰恰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机会不公平，肉体逐步磨损。
一个女性如果想要恋爱、结婚、生育，绝大的可能性是要放弃一定的职业发展。劳动与爱情都是困局，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本身恰恰让你苦痛。爱情和金钱都是你想追求的一种可怕的致命的诱惑，但是你要获得它，维持它，你就必须要进入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就是婚姻还有劳动的职业形态，感情关系。
你作为一个女性进入中国绝大多数的感情关系或者婚姻，你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去从事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作类型，都会让你进入困局之中。
第二个故事我想回到90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我不知道90年代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和我的同学朋友的童年记忆中，有两件事情是现在90后、95后没有的：第一件事情是相对的物质匮乏；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仍然有对港台和西方事物逐步传入的记忆。这些东西就像网络、像Wi-Fi一样，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天然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曾经历过它的传播。
小时候我是看着肯德基在我的家乡开起来的，彼时从吃国产零食，到喝台湾的旺仔牛奶、吃旺旺仙贝，有这样的一个食品国际化的传播过程。90年代上半叶，在我生长的沈阳市，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女性，从我的班主任到我的妈妈到我的阿姨，都留一样的头发，一种鸡冠头，而南方就不是流行这种发型。
人类学家罗丽莎（Lisa Rofel）曾说过：“在全国都爱慕灰制服和黄军装的时代之后，审美上结合了地区差异的迅速变化，是市场所刺激的多样性崭露头角的见证。”
90年代也是中国逐步经过谈判加入世界经贸组织WTO的过程。外经贸部这个部委在当时的能见度非常高，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心系于此，新闻上一直都是中国代表团做知识产权谈判等等，逐步谈判加入协议的过程。就和申奥一样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大事，而申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次性的，不是日常的过程。
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的是，其中女性的位置特别重。这里就要说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1991年做了外经贸部的副部长，1993年做了部长，她也代表中国参加了知识产权谈判。有一个说法，她是中国的铁娘子。因为在此之前，恰恰是1979年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她是英国的铁娘子。
彼时女性政治人物在各大国际场合频频现身。WTO之外，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我童年中的一件大事，希拉里、克林顿来中国，到北京发表了大会发言。她说：“人权即女权，女权即人权。每个女性都有权利拥有机会，去实现她与生俱来的潜力”。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完全不理解撒切尔政治保守主义背后的立场，或者是加入WTO的复杂性，但当时的感觉是，女性在政坛上有存在感，在主导世界政治变革的进程，这既值得高兴，又让人觉得非常荣耀，极其自然。
90年代在我读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我的家人会告诉我，“人美在心灵，鸟美在羽毛”。那基本上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基于性别区分讨论人的爱好、生活特殊性的时代。不像现在营销号说，“女人最爱的就是口红”、“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或者“怎么哄你的女朋友高兴？”、“女人很好骗”……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觉得很厌恶，不习惯，有时候非常恶心，有时候我简直要发疯了。
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我想讲一下美德伦理学。
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是美国的一位伦理哲学家。他在《追寻美德》（After Virtue）中写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一个7岁的小孩，非常聪明，我们要教他国际象棋。他现在还不懂国际象棋，而且没有特别内在的强烈的欲望要学，但是我们要教他。
那他对什么有欲望呢？
对吃零食和糖果有欲望。他在家吃不到，父母不给他吃那么多。所以为了教他国际象棋，我们要给他设置一种奖励：如果每周来学一次棋，就给他价值5块钱的零食。同时我们又告诉他，他会难以取胜，因为是跟大人下象棋，但取胜又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倘若他赢了呢？我们会再额外奖赏他5块钱的零食。就这样，我们激励这个孩子去下棋，努力取得胜利。
麦金泰尔说，如果这个孩子下棋单纯是为了拿到零食，他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采取欺骗性的手段。除了会欺骗之外，他也未必会去真正开发自己的潜能，充分磨炼自己下棋的技艺。
就这样，麦金泰尔区分了两种利益：一种是由于社会机缘，外在偶然地落在下棋这件事上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是零食，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可能是权势，是地位，是金钱，是性机会。为了获得这样的利益有多种途径，这个孩子可以去学奥数，这个孩子也可以去偷东西，这个孩子也可以去买彩票，也可以去下棋。这种利益不是必然和下棋相联系的。
而另外一种利益是——“内在于这种特定实践的善好”，是另外一种“good”，它从利益变成了一种善好。在国际象棋这个例子中是棋艺本身，下棋的艺术和技艺，这是内在于这种具体实践的利益，它不可能通过其他的实践去获得。
这也是一种利益，但它更多的是人在追求优秀、优异、杰出的过程中，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和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不能被替代的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在国际象棋中，对于战略的思考或者分析技巧会特别重要。在足球之间可能是和队友的高度配合、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准确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于体能有效充分的使用……这些极其重要。麦金泰尔说，这些努力将会对这种实践形式做出贡献。
通过你对于这种善好的追求，足球和国际象棋，都将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形式，成为更好的、更丰富的艺术。
类似的，如果你对写作有兴趣，它也会因为你的付出和追求而成为更好的艺术。如果你的兴趣在于研究人类学或者是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如果你追求这种善好，你就能对多元化的价值做出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帮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提供更丰富的，或是更新的认知路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流行话语，如今主宰性的个人主义形态中的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下象棋主要是为了成为国际冠军，为了得到奖金，为了谈恋爱，为了和达官贵人或者英国王室去交际，为了成为体委官员，获得稳定的生活，为了移民，为了在旅行的时候可以坐头等舱……如果他不是为了对这种特定的实践形式有所贡献的话：
第一，实际上他就没有理由不去走捷径，不去危害他人的利益，不去欺骗。
第二，象棋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想也不打算，也不需要为下国际象棋这件事本身做出任何真正的贡献，他只需要赢别人就可以。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整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对于国际象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会是一个国际象棋繁荣而实际停滞的时代。人领走了奖金，很多人去参加比赛，象棋没有进步，训练和比赛中间可能充满欺骗。
那这是国际象棋好的时代与国际象棋不好的时代其中的差别。这也是好的搜索引擎和坏的搜索引擎的差别，也是好的医院系统和坏的医院系统的差别，也是好的社会和坏的社会的差别。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去践行美德的社会。
最后我想说麦金泰尔讲的另外一点。
他说人在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的动物。这句话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意思，所谓人自远古以来就喜欢围着冬天的篝火去听故事，而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实践的。
比如说一个人在北京的冬天，这样冷的日子里，他去整理户外的花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事。可能是关于婚姻的叙事，比如说他希望让他妻子感到荣耀；也可能是关于共同体的叙事，他希望整条街道是整齐的；也可以是关于爱好的叙事，关于竞争的叙事……你通过叙事理解意图、动机、他人和自己，通过叙事去做出预测、感受生活的稳定感或矛盾、断裂。
麦金泰尔说，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是一系列叙事性历史所构成的语境中的一环。自我是叙事性的自我。作为个人，我们生命的整全性、统一性，依赖于自我可以将人生讲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一定是连贯的、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它有内在逻辑，也就是可以被理解的。
通过叙事来理解别人的生活，通过提供叙事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满的世界上写报道、写小说的原因之一。
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断的世界，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会必然地让我们陷于困局的世界。
所以在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引用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两句话——
“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
电影是花园，也是战场
撰文：李霄峰
我是李霄峰，一个电影工作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演讲。单向街给的题目很大：一代人的痛与爱。我出生于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去年在电影《追·踪》开拍之前，我写了篇小说叫《孤独四十年》，那里面有个孤儿。今天我在想为什么叫孤独四十年，这个孤独并不是负面的，而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实，我们在很多情感深层次的地方都隔断了联系，不断地重组，不断地更新，直到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就像在釜山，一个观众问我《追·踪》里面为什么会经常有镜子，我说人每天照那么多次镜子，不见得了解自己。
我在想还有什么样的痛与爱，是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可以共鸣的？比如过去我们说爱国家，爱家庭，直到爱上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理解的爱是比较单纯的：你爱就是了，不去计较什么。就像90年代《过把瘾》的歌词里写的，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
这种爱的对象无论是谁，都需要一种奉献甚至于献祭的精神，然而这样的精神哪怕是仅仅作为纸面上的追求，也很罕见了。现在无论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对事业，对爱情，都加上了一些计算，我们会问自己，值得不值得？
刚才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2017年夏天制作完成的电影《追·踪》里的片段。这位出色的演员叫罗晋，扮演的是男主角王栋。在剧本的设想里，他出生于1974年，而在他成为犯罪分子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年，他23岁，在上研究生。他刚才的那段独白，是在自己的犯罪事实暴露之后说的。
之前我一直想要把这段摘出来专门做一支预告片，最近两年我不断看到优等生犯罪的案件，恰恰王栋就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一个社会认同的优等生。一个优等生为什么会杀人或者犯罪？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快了，然而也有些标准似乎没变，就像这部电影里的另外一句台词：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小时候不懂啊，什么是颜如玉，什么是黄金屋？现在知道了，读书多啊，可以赚取功名，可以过得好，老婆会漂亮，房子呢可以住得大一些，简而言之，就是阶层的提升。
这就不仅仅是读书的问题了，而是欲望的问题，欲望是无尽的，很折磨人。但是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我感觉到一种价值观上强烈的冲击，那就是理想和物质的交融，现实和浪漫的交融，它们到底交融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昨天在广州参加一个论坛，关于电影投资的，在车上写了句话：理想主义待价而沽。也就是在这个时代，理想是很可疑的，如果它不明确地标明价格。每一种貌似纯粹的美和价值都似乎失去了一些能让人倾听下去的理由，而所有的一切都正在标上价格，包括人本身。
人有价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我们中间有谁会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商品呢？就像一盒超市货架上的避孕套或者艺术展览馆里的一幅名画？我们经常说无价之宝，爱就是无价之宝，但很可惜，它看不见，摸不着，越是想证明它的存在，它就跑得越快。
回到我们的电影，当初为什么要给男主角起王栋这个名字呢？我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普通，也很重要，大意是父母希望孩子成为栋梁之材。然而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一个犯罪分子，他一辈子都在追求更卓越的人生，更具备权势的人生。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却很奢侈，那就是爱。
所以我们的电影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他最后的悲剧并非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浪漫，甚至我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最后的悲剧都不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浪漫，你越是披上现实主义的外衣，就越会掉进幻想的陷阱。这部电影将会在2018年4月公映，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本质上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
今天我作为一个39岁的电影工作者站在这里有点儿惶恐，因为长久以来我对个人的表达并不那么自信。而在电影里，我可以把自己融化在角色里，融化在光线里，甚至是一个杯子里。简而言之，我热爱电影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与现实生活有所交集又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多多少少可以做到福楼拜所说的：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
我开始拍电影时岁数已经不小了，35岁，但是入行很早，25岁就入行了。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可可西里》，做纪录片导演和文学策划。25岁的生日那天是在剧组度过的，那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剧组，到今天我也还记得在那个环境里剧组的年轻人是如何极富创造力地工作，并留下了各种残忍的笑话。
比如我们的副导演温泉，连人带车陷在了一个叫温泉的地方等待救援。以及我们的导演陆川，在大风刮跑了剧本之后，跳进了楚玛尔河零下十度的河水抓住那几页剧本。再比如，当我们的剧组受到当地流氓的威胁时是如何连夜从冷湖撤退，而我错误地上了一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黑夜里空调坏掉的面包车，并坐着这台“电冰箱”从凌晨两点直到清晨七八点钟，太阳照亮了山脉，那一刻你会知道确实有希望的存在。
从那时开始，电影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还记得2003年12月份我结束了剧组工作回到北京，有段时间觉得空虚极了，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拍摄的现场，看着整个片场忙碌的景象，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那时候我才发现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被这个社会的分工划分得那么明确。
但是在我看来，电影工作者天生是两者的结合，它们必须更高度地熔合在一起而不是各行其是。我举一个例子，《少女哪吒》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剧务叫老杨，经常在忙完工作之后跑到我的监视器跟前来看拍摄回放，拍得好的时候他会特别高兴，拍得不好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导演，要不要再来一条？我觉得他很可爱，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儿烦，但是有一天我的摄影指导中伟在对讲机里喊我去现场，我一进屋，中伟指着这个剧务说：导演，他刚刚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就是改变我们这个镜头落幅的位置到一面镜子上。
当时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我们的伙伴有一种宝贵的态度，那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愿意为电影付出超越他自身职责范围的热情。这种超越自身的热情，就是爱。
我想再重复一遍今天单向街的演讲题目：一代人的痛与爱。个人的孤独，个人的伤痛，对这个时代前进的车轮来说无疑是奢侈的，更为奢侈的是一个人的真情。
少年时我也曾经幻想过一个花园，在那里一低头就可以捡起爱的果实。但现在，电影是我的花园，也是我的战场，正如语言可以表达也可以遮蔽。电影工作者最为幸福的，莫过于可以将痛与爱通过视听的仪式而不是文学的语言释放在电影的世界里。
在陈凯歌导演的《少年凯歌》里，我曾经震惊于他们那代人所经历的熔炉一般的青春，但我想没有任何人的经历是可以复制的，也没有任何一条路是现成的。电影的路途上将会发生什么我无法预见，但我在未来愿意去做更多的尝试。
这篇演讲稿我是在广州写成的，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还要讲一讲个人经历，讲一讲我是如何走上电影这条道路。但是我想跟电影相比，我个人的经历不那么重要。
前不久我感谢了一位选片人朋友，感谢她把电影带去某个电影节，她回复说：Film spoke for itself，电影会为它自己说话的。听到这个我很开心，因为我只是这个电影的呈现者之一，它有自身的品质、美感、优点、遗憾，有它自身的手段和路途抵达观众。
这个演讲我选择从电影出发，从工作出发，心里会觉得踏实一些，因为我爱它，又想让它早一些离我而去从而展现它自己。而生命中的痛和爱，我和我的伙伴们也放在电影里了，希望未来我们的电影不仅能打动你们，也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年年来去之花
撰文：张定浩
今天的主题是演讲，但我并不是一个演讲者，而只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作为一个写得一定比说得要好的人，之所以还敢站在这样的场合里讲话，可能会基于两个相对严肃的判断：
第一点，我相信写作和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孤独的创造，它首先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在交流的层面，写作和公开发言，有共通性，它们都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面对另外一些人，也企图让自己的言语、文字抵达另外一些人的心里。
其次，我相信我在今晚站在这里之前整个准备发言的焦灼过程，如同每次写作开始之前一样，是可以有益于我自身的，给我这样一个不习惯于在写作中讲述个人生活的人，一个回望自己过去生活的机会。
我看到这次演讲题目的时候很感慨，“我的青年时代”，对我来讲这就像一句无情的棒喝，告诉我，今天喊你来谈论青年时代，是因为你的青年时代已经结束了。
前阵子我刚刚过完41岁生日，那天从早上起来就陆续收到各种祝福短信，它们分别来自：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南方航空、中国移动……如何衡量青年时代已经结束了呢？我觉得生日这天是很好的一种判断：除了你身边最亲密的父母家人，已经没有什么朋友记得你的生日，更关键的是，可能你下意识里也不希望别人记得这一天，你对这一天之后自己又增加的一岁并不报什么新的希望，你只希望这一天偷偷地过去，人生进入某种平稳期，而时间却进入某种加速运转的状况。
在这样的加速中，已经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未来，或者宏伟的明天，只有每一天，每一个今天。
如果说，把读大学当做青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分界线的话，我是青年时代开始特别早的人。我1992年离开安徽家乡的小县城来北方读大学，那时候我16岁还不到。我是在大学第一学期过的16岁生日，那也是我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过生日，以前在家里，只是妈妈多下一碗肉丝面而已。
从16岁到41岁，这二十五年的时间大概就是我的青年时代。今天的这场“演讲”结束之后，我的青年时代可能就算是正式过去了。所以现在这剩下的时间已经特别珍贵了，还有20分钟。
我因为上学比同龄人略微早一点，所以从大学开始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周围一群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对于男性而言，尤其像我这样并没有什么特殊才华的人，我现在想想，这其实是蛮可怕的经验。
这意味着你一直处于某种不平等和压抑当中，周围的人在经验、身体、阅历、性格的成熟度上，都比你要好。而这种压抑，反过来导致你一直很难从少年时代中走出来。面对很多比你更强有力的青年，你会自然而然退回去，退回在少年的相对封闭单纯的状况中。
前阵子一个大学同学忽然来探望我。二十多年前的朋友，很多年没见，他半开玩笑说是遇到中年危机，想看看我的生活状态，就从福建飞来上海看我。后来他很浪漫，要去南京栖霞山看红叶，我就陪他过去。我在南京周围这么些年，从来没去过栖霞山，竟然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才去。
我们两个人，走在渐近黄昏的满山红叶中，有一种“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的感觉。
他说起他二十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干过的很多坏事和好事，比如倒卖乐凯胶卷，把秋天的叶子压膜当成明信片卖，在节假日联系车队搞旅游服务，历历在目。而我一片茫然，我对大学时代的回忆是一片模糊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回忆。而我认识的很多同学，他们最好的、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可能都是在大学里。
我另外有一个大学同学，那时候是学校足球队队长，现在偶尔见面，酒一喝多就要谈他当年足球场上如何风光，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还老是说。我们都很理解他。
而对我来讲，最简单的概括，大概就是一个工科院校里面胡乱读书和自我涂写的文学青年，可能还算不上青年，只能说是文学少年，和周围格格不入。
我大学四年级才开始谈恋爱，对方比我低一级，年龄还比我大两岁，和她认识的时候，我虚报了年龄，给自己增加了两岁。后来分手多少也和这个虚报的年龄有关，她说我不诚实，从一开始就欺骗了她。
而反过来说，90年代初的大学氛围，我现在想想，可能也有一种少年人的纯洁安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商业化和全球化的侵袭还没有到来，也没有那么多连锁酒店和出租房，只有人和人的相处，在宿舍里课堂上球场上的朝夕相处。连谈恋爱也都是很纯洁的。我一个同学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被全校通报批评，因为他在校园里和另外一个女生手拉手走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了。
当然我在大学的成绩很一般，因为对专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毕业分配，回到安徽一个火力发电厂做检修工程师。那时候我才20岁。去了之后，毫无意外，依旧是周围一群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我在电厂待了五年。不是自己要待那么久，只是没有能力离开，考研老是考不上。十几年前，考研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它有点像70、80年代的考大学，也是一个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基本手段。我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一方面是对文学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其他专业更考不上。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都是这样子：你慢慢走在一条路上，不是你特别想走这条路，而只是你确信地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走其他的路。
说到发电厂，有一个标志性建筑，就是那种双曲线型的冒着白气的高塔，很多外面的人以为是烟囱，但其实那叫冷水塔。汽轮机发电需要大量高温蒸汽推动，这些高温蒸汽用完之后叫做乏气，也不能浪费，需要把它冷却成水循环利用。冷水塔里面有无数管子，这些过热蒸汽在管内从下方被抽到高空，慢慢变成热水，再从高空倾泻而下，成为冷水，慢慢回到系统里循环利用，而这个热量蒸发成汽，从塔的上口不断涌出，变成白色云朵。
我那时候住电厂生活区，从宿舍窗前一抬眼就能望见它们，巨大的身躯端坐在那里，嘴里冒着白汽，我感觉自己的热情也就这么不断被冷却，变成一点虚幻的白色气态物，起初还凝聚在一块不肯散去，最后慢慢归于虚无。
它们是这座工厂的图腾，我在它们的肚子里，不断被消化。很多人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类似这样一个循环水的加热和冷却系统，我们从生活中萌生出热情，因为这个热情去推动做一点点事，然后这个热情再慢慢被冷却，又回到日常生活中。
我不太能接受这样。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我考研考了三次，作为一个零基础的跨专业考生，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24岁本命年的时候，收到复旦中文系的录取电话，成绩还蛮好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励志故事。因为励志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志向。孔子十五有志于学，而直到25岁，我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或者说，能做什么。我比较确信的只是自己不能做什么。就像一个早早搭上一班车却在中途下车的人，然后不断错过每一班车。
我一直身处匮乏与散乱当中。匮乏是：信息的匮乏，知识的匮乏，才能的匮乏，还有勇气的匮乏。散乱，是阅读的散乱，和写作的散乱。
2001年我去复旦读书，这一年25岁。重新进入校园，最大的变化是，我终于不再是人群中最小的那个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
也开始慢慢遇见一些很好的老师，和在精神层面可以相互砥砺的朋友，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现代中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人伦经验之外，师友是一个人成长中更为重要的经验构成。对我来讲，这种师友的经验到来的有一点晚，但据说最好的东西总是姗姗来迟的。
与此同时，我也正在经历早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网站论坛再到校园BBS，以及后来的豆瓣。对我来讲，新一代人的写作不再面对有特定审美趣味的刊物编辑和不知面目的读者，新一代人的写作是直接面对朋友而写，是写给在同一个论坛和BBS厮混的同道看的。这非常重要。你写的东西立刻会收到另一些写作者的回应，或热烈或冷淡，但无论热烈还是冷淡，这种写作都更自由，也更有益于自身，同时它又回到了文学最初的冲动，那就是和他人交流的冲动。
我至今仍很怀念在复旦日月光华BBS上写诗的那几年，我是在那里找到和确认我自己诗歌的语调，也结识了一些非常杰出的写诗者。
我在复旦待了三年，毕业之后，有好几年再度陷入一种茫然。那几年我做过很多工作，在出版社、民营图书公司、杂志社，做的都是相似的工作——文字编辑，因为好像也不会做别的什么工作。有时也会给报纸写一些书评、影评或时评，但这些写作也是散乱的，没有方向。过了30岁，我对自己的未来依旧毫无把握，不管是生活、职业的未来，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未来。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才华做一个写作者。
但我自己觉得还比较幸运的是，那时候有机会每周五下午去听张文江老师设在家里的课。那些讲课几乎都是针对一些最为卓越的古典文本的细读，后来张老师以这些讲课录音为基础出版了《古典学术讲要》一书，我正是从这本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作为这本书前身的那些讲课现场中，理解到何谓有意义的学术，也理解到一种更切身的读书和写作。
我从张文江老师这里懂得，每一种学问都有其自身的谱系，而理解一种学问，其最初和最终，都是理解这种学问的谱系。诸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和《汉书·艺文志》一类图书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但今日之学问又不同于晚清之学问，先秦和古希腊之学又不同于今日之学。最好的学问都和人有关，理解不同时代最好的学问，也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最优秀者的生命状态，而这些生命状态，可以反哺我们自身。
那种一直缠绕着我的匮乏和散乱，也因此慢慢向着丰富和谱系转化。
我今天的题目“年年来去之花”，来自日本一位能乐大师世阿弥所写的《风姿花传》，这是一本传授戏剧理论和人生理论的书。张文江老师曾经在课上逐字逐句地讲过它。
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到了三十四五岁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就有点问题，需要重新认识自我，就要想想，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其实根本就缺乏能力去做。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我说的这个肯定不是指获奖或畅销，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老师和朋友，是内在的肯定。
我大概也是在三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写作这件事上有幸得到了张文江老师的肯定。那时候，我在一片迷茫中把我自己写的有关曹植、阮籍和陶渊明的文章给张老师看，他竟然在他讲述经典文本的课上，花了大半节课来谈论我的习作，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这样的鼓励，对我来讲会胜过一切来自外部的奖励。
后来我开始尝试有计划地写作，写那些我所喜爱的古典诗人。或者说，通过写去重新阅读和理解那些古典诗人。这些文章后来就汇聚成我的第一本小书，《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我意识到，最积极有成效的阅读，来自于写作。我后来时常会引用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的话，“要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去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
写作对我来讲一直都不是一种表达，而只是一种想了解写作对象的欲望。我对于古典诗人抑或现代诗人的了解，完全来自于我试图要就他们写点什么的欲望，这欲望抑或可以称之为爱欲，在柏拉图的意义上。
而写作也只是为了被爱，被遥远的人所爱，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写作也是为了取悦那些影子，为了求爱于无生命者，如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言。而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恐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草稿版的题记中也有一组这样的对话：
“写作吧。”
“为谁写作？”
“为那已死去的，为那你曾经爱过的。”
“他们会读我的书吗？”
“不会！”
我觉得最后这个“不会”的回答特别重要，对我也一直是非常强有力的提醒。你可以为朋友而写作，却不是为了让朋友读到你的书。这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你的写作不是要取悦同时代人，取悦出版商或影视剧组，也不是要取悦所谓未来，而是要取悦那些曾经的生命，取悦那些影响过你的杰出作家。他们已进入过去的时空，而他们会看到你的书吗？他们不会。
布罗茨基在奥登（W.H.Auden）去世十年后，为奥登写了一篇杰出的纪念文章《取悦一个影子》（“To Please a Shadow”），奥登会看到吗？不会。但没关系，我们都看到了。
五四以来有一种青年崇拜。青年意味着进步，希望，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但对我来讲，青年时代意味着匮乏，幼稚，散乱。所以，当我的青年时代还有4分钟就将过去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念它。
我以前很喜欢一首歌，叫做《爱的代价》，每次喝完酒就会唱它，因为喝完酒才有勇气唱嘛。里面有两句，“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当然，所有的花都会凋谢。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时之花”，但这样的花开过就谢了。
所谓的“风姿花传”，就是讲述艺术三种境界的秘传：风，姿，花，“若将此花，从我心传至你心，是名风姿花传”。最好的艺术，最后都是从基础的风，一点点走向属于自己的花，但那个花，不是简单的一时之花，它是在每个年龄、每个阶段都可以开出新的花。
我自己现在上海工作，在一个老房子里。我的办公室外面有很多的爬山虎和藤本月季，冬天叶子都落了，阳台上堆满枯叶，只剩下那些攀爬在墙壁、窗台和阳台栏杆上的灰白根茎，你觉得它们都已经死掉了。但是我在那个办公室待了九年了，我知道每年春天，那些人们以为死掉的根茎上又会开出嫩红的叶苞，又会重新开出新鲜的花一般的叶子。那是年年来去的东西，古老的根茎连通更为古老的大地，它只要活着，就会一年年开出崭新的花来。置身于这样的古老与新鲜相联系的经验场域中，会让你有一种安宁。你知道不存在“永不凋零的花”，但可以有属于每个年龄、每段人生的不同的花。
我最后说的这些都没有稿子，完全是即兴所言。今天其实写了一个稿子，但最后的结尾始终写不完，这情况就跟我每次写文章有点相似，我在写作开始和中途的时候，始终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写到哪里去。
在今晚发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吸引我站在这里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出自交流的欲望，一个是认为这种谈论将有益于自身，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于未知的好奇。吸引我站到这个台上的最大原因，是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台上到底最后会说些什么，我对此很好奇。而这种对于未知的好奇，其实也是吸引我继续写作，吸引我继续生活的最大动力。
所以我的发言稿也必须在这样的台上才能最终得以完成，也非常感谢大家，帮我一起完成这样的未知。
断裂时代的痛与爱
撰文：梁鸿
当看到题目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最直接的疑问：当说到“一代人”这个词语的时候，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其实这句话我是在问我自己。我心中的我的一代人到底包含了哪些群体？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经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我们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我想，“断裂”不单单是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意义上，其实他指的是我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尤其在最近这一些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从这几个小故事来讲我的想法。
2015年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们知道，失去亲人一开始你是不知道悲伤的，或者说你是麻木的。有一天我站在我家的院子里面，突然间觉得天地非常遥远，我怎么也找不到真实感。我看到落叶飞，好像找不到生存的感觉，非常非常孤独，无法找到一种连接点。
就这样一个人，如此地亲密，如此地纠缠，但他永远躺在黑暗里面。所以我特别想为我的父亲做点什么，我想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点什么。在一天天的痛中，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他，或者说当我感到一些痛的时候，其实都与他有关。
我们的很多痛可能都来自于我们父辈，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那个时代，以及时代给予他的影响。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如果不了解他们，我们可能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无法了解我们是在一条怎样的历史河流里面。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创作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颂赞美父亲，而是特别想写出一个人，一个在生活的最低处，却试图发出光的人。他的那种可笑、荒诞背后交织着一种时代的痕迹，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的倔强的挣扎。
其实在这之前，我的父亲是我的合作伙伴，我曾经说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伙伴关系。我们曾经花了五年时间游走在梁庄，以及与梁庄相关的乡村和城市。我和我父亲有一年的时间非常亲密，是这么多年以来最亲密的一段时光。他跟我一起去探访梁庄在外打工的那些乡亲们，最后写出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出梁庄记》的时候，是在一个小的出租屋里面——我自己专门租了一个房子。在放下笔的那一刻，我特别特别伤心。伤心这个词太直了，是悲伤，特别悲伤。我非常沮丧，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笼罩，还有一种没有办法去除的虚伪感。这是非常真实的想法。
因为当时《中国在梁庄》获得了一些反响，被很多人所知道，然后我由此好像得到一些声名、一些采访、一些资源。但是我并没有为梁庄做一点什么。你用真实之名抵达了生活，最终你仍然远离了梁庄。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内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跟梁庄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在写完梁庄之后我又回到了老家，沿着我们村口的那条大河走了十几天。有一天站在河边，因为是深秋的时候——秋天对我来讲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突然间泪流满面。
说起来好像有点矫情，但你看那滔滔的河水，不断地奔涌，永恒地流逝，两岸的村庄非常安静，好像一直在那里，但实际上里边的人是不一样的，里边人的生活是你无法想象的。
就是在写了梁庄之后才发现，那样一种广大、尘土飞扬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或者说是我们很难真正知道的。我们可能知道一些，从新闻里边，电视里边，从种种农民工、打工者、留守儿童身上，我们知道很多词语和符号，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它们吗？
在这里我特别想讲一下我堂婶的故事。
2011年，我和我父亲到青岛去采访我在青岛打工的堂叔堂婶一家。我在青岛待了八九天的时间。我自己要求自己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尽量跟我的乡亲们在一起住，如果不能一起住，也尽量在一个城中村里，住在和他们相近的地方。这样能够和他们全天在一起，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生活的轨迹和情感的轨迹。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跟我的堂婶躺在一张床上。我的堂婶一动不动，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呼吸非常平稳，我觉得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婶子我们俩聊会天吧。她第一句话就是，自从宝儿死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
宝儿是她的大儿子，在家里跟着他的奶奶生活，2003年夏天的时候在河里淹死了，就是我们村庄后面那条大河，我在《中国在梁庄》里面写了这个故事。去青岛的那几天我一点都没有提宝儿，我们都没有提，我的父亲包括她的家人都没有提。
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这个话就在她嘴边，她一直等着人来问她，但从来没有人来问，她也从来没有得到机会说话。那天晚上我没有拿电脑、录音笔，第二天早上我爬起来，清清楚楚地把她的话打了出来。到今天，她的话我几乎还是可以背出来。
她讲她怎么失去她的儿子，她的表情，她的那种悲伤，非常真实。我觉得“真实”这个词太清淡了，那是极其细微的丰富的内心表达。
我在想，我和我的堂婶之间有关联，好像又没有关联。有关联是因为我们同是梁庄人，没有关联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交叉之处。如果我不写梁庄，如果我不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真的不认识她，或者说我会忘掉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否想到，我的堂婶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和我们在看直播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代人。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还是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她和我们，她和我，是同一代的人。
前几天我和一个记者聊天。她是1992年出生的，她说因为要采访我的《梁光正的光》，跟她周边朋友们聊，都觉得农村离他们太远了，不会对梁庄或者是《梁光正的光》感兴趣。当时我非常本能地回答说，不远啊，我们还有八亿农民呢。
即使到了今年，我查了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农村户还有六亿人口。在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她的社交圈里面，已经几乎没有农村出来的人，尤其是从贫穷地区的农村出来的孩子。
那些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考上好的大学，更没有机会从事好的职业。他们没有上升渠道，因此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阶层的中等阶层，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看似今天乡村也拥有了手机，也拥有了网络，能够和我们一样迅速地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资讯，甚至拥有了像“快手”那样表达自己的平台，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世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却并没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
阶层的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所以我说，梁光正没有成为他的同代人；那些农村出生的90后年轻人，没有成为那位90后记者的同代人；我的堂婶也没有成为我的同代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不是感性的，而是一个理性的存在。我们一定要对此有一个非常冷静、理性的思索。
为什么？再重新回到2012年，当时我为什么痛哭，现在说起来好像也已经非常遥远了。不是因为你书写了别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背负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我面对的是如此真切的遗忘，即使我写了他们，我仍然遗忘了那样的生活。那样一种广阔而艰辛的生活，那样一种坚忍，那样一种痛苦着又欢乐的劳动，那一个个人都在我们时代的内部，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们。
所以我觉得，断裂社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里面。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被迫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能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她所有的爱和倾诉也只能被作为农民工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来被对待。她无法拥有独立的价值，它无法成为一个人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像梁光正——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他一生都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当做农民来对待。所以我在后记里面说，这本书唯一真实的细节就是梁光正的白衬衫。我的父亲一生爱穿白衬衫，哪怕干农活他也要一尘不染，所以他成了梁庄的笑话，成了很多人的笑话。
当我在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不愿意被别人当做农民来对待，他希望超越于他的身份。当然，即使他最终死掉（我在书里虚构了一下），他仍然非常倔强。
我想，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够被纳入到一种更广阔的存在中，他希望他在一个基本的平面上生活，而不是被纳入到某一个群体，被压缩到某一个地方。所以，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诉求，你才能够理解他种种荒诞的行为，以及所谓的可悲和可笑。
当我们站在这里，诉说我们的痛与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它几乎成为一种权力，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本身拥有某种权力。我们没有把堂婶的痛与爱放进去，没有把梁光正的痛与爱放进去。
我们的灯光是如此明亮，如此灿烂，我们的语言都非常华美。我也能够操持华美的词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羞耻，但我又愿意说，因为我觉得需要来说，因为你要珍惜你能够说话的时刻。就像我们刚才各位嘉宾都在讲的，你要珍惜你说话的时刻，你要珍惜你的语言。
而我的堂婶，她住在一座散发着发霉味道的老旧房屋里面。她的语言是粗糙的、俗气的，她说她的儿子要死了，她看见黑压压的蚊子落满了蚊帐，她说火车上人太多了，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紧紧地抱着她的小儿子，就像抱着一个珍宝，她非常害怕再次失去。
所以这样说来，并不是一定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心怀内疚，连我们自己生活的愉悦、舒适都不能享有，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自己生活中的那种小确幸，这些都毫无问题。我只是想说，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里面有所意识。因为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被分出了高低，被分出了优劣。
在我们的文化内部，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你的价值高低是被依附在你挣钱多少，你成功与否之上的。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你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因子。
更进一步来说，为什么一个农民、一个垃圾工人、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够过有尊严的生活？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因为他们被分出了三六九等，并因此来管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的小确幸并非就是天然的，它是被包裹在整个社会运动的结构里面，随着这种社会运动的变动，随时都有被拿走的危险。
我的博士生导师是王富仁老师，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曾经有一句话说：“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依附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
意思就是，生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额，它不应该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一个流浪汉、一个痴呆的人，他都应该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价值，拥有那样一种同样的被尊重的权利。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化内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身在同一个场域，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失去，而并非是那一群人的失去。我们在承受着同样的压力，但是我们却彼此遗忘，这才是我们最为深切的痛和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担心失去，当然，失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今天，再高超的想象力都没有办法想象出边界。我们的生活总在超出我们思维的边界。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生活如此丰富，我们有很多享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基本的警醒，那就是，生活并非如此风清月白。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想，而是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大背景，那种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的危机，其实一直都在。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作为正处在生命中最强健时期的一位生活者，你该如何面对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里面发现漏洞，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这需要学者，当然也需要一个最普通的生活者来辨析，因为我们需要拥有某种理性，需要某种思辨的能力。
最后我也引用一句名言。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这句话，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不是真正的痛与爱。
我想告诉大家，我的堂婶，她叫朱贵丽，今年43岁，她已经回到梁庄了。她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她的痛应该是我们的痛之一，她的爱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之一。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
注释：
[1]《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所著的中篇科幻小说，1978年8月出版。这部作品描述了小记者小灵通漫游未来城市的见闻与感受，展示了科技发展的远景。
[2]报道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