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聚贤庄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便是神京大学地铁站出口。
天黑之后，华灯初上，地铁口的流浪歌手开始弹奏吉他，唱起流行音乐。
那嘶哑而忧郁的声音，穿过街角，穿过夜空。
郭誉说：“哎，你们听到那个歌手唱歌了没？”
周墨和徐长都点点头。
郭誉：“这是Beyond的《海阔天空》。”
“从流行音乐，到影视，到小说。港台的汉语文化已经全面倒灌，仿佛我们大陆这边是一块文化沙漠，是一个文化洼地。”周墨说，“真是让人悲痛。”
“我分析了很多港台的流行音乐，还有港台小说，我发现他们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确实是比较好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一脉。”徐长说。
郭誉说：“他们很多歌词的韵律都很优美，很讲究押韵。但是他们并不是复古，他们用的也是白话文。”
“中国文学，从《诗经》到《楚辞》，到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再到明清的小说，这个发展的脉络一直都很清晰，这个进化的路线一直都比较明显，所以中国的文学不只是诗歌这路，历朝历代，优秀的作品都没有囿于形式，而与时俱进，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美，文章华美，”徐长说，“能够传承下来的作品，或者说好的作品，都注重文采的问题，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小说游记，都要达到文质彬彬，有文字本身的美，有文字韵律的美，汉语一直在不断地发展进化，但是你回头一看，你会发现，传承下来的文章，必然是有文采的文章，不能做到文采彬彬，在汉语环境里很难会保存下来的。”
周墨说：“文质彬彬是汉语文学的内核。”
“纵观历史，中国缺的不是故事，一个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靠的不是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而是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来描述这个时代，文章华国，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其文明的传承，不是金钱，而是文化，站在历史的高度，金钱就同粪土，价值不高，而且这些东西传不下去，只有文章可以存起来，传下去。”徐长说。
“中国对金钱历来都不十分看重，不过这一点也并不一定好，”周墨说，“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就跟不重视工业和商业有关。”
“但如果你把历史拉长，金钱的作用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徐长说，“我们现在以为金钱非常重要，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问题，而这样的时段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并没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我打工归来，算是经历过纯粹的西方工业社会，说实在的，如果一辈子都生活在纯粹的工业社会里，你会很容易理解西方的一战二战，人能干活干到绝望，绝望到渴望战争，渴望毁灭。”
“这个好像不能这么解读吧？”周墨说，“你这样渴望回归田园的思想，估计有点逆潮流。”
“你身上还是有太多士大夫的理想主义。”郭誉说。
“金庸小说里的大侠都有士大夫的理想主义，那是一种人文关怀和使命担当，有胆识有操守，有德行有担当，疏财仗义，他们其实是在践行君子之道，所以深受全球华人的喜爱，因为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人，中华民族的人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些大侠确实非常优秀，这些大侠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梦想，这一点根本不用教，”徐长说，“我们这些脑子被各种哲学洗过很多遍的文化人身上也一样有，骨子里的东西，洗不掉。”
“有点意思。”周墨说。
“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我们不可能接受西方的那一套个人主义，我们见到老乡不可能不请老乡吃一顿饭，因为你不能这么做，否则，你老乡可能没觉得怎么样，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差劲，这一点根本不用社会来批判，你自己内心受不了。”徐长说。
“我们见面就得先问吃了没？”郭誉说。
“这是深埋在我们内心身处的关怀。”徐长说。
“王阳明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周墨说。
“说到王阳明，我最近想到的就是像王阳明一样传习。”徐长说。
“现在的学生底子估计有点太差，”周墨说，“我们的国语有点断代，很多学生根本不会读古文，你要是开一个《传习录》的课程，估计三天就没有学生了。”
“再回上现在的大学生很现实，这种于工作不补的东西没人学。”郭誉说。
“你要是能反过来教，开一门怎么翻译四书五经的课，估计还有一点市场。”周墨说。
“人家肯定觉得你得奇怪，”郭誉说，“一想到四书五经，人家条件反射就是科举考试，那都是被唾弃的东西。”
“再拾起来太难了。”周墨说。
“再难总也得有人去做的，”徐长说，“现在想钱的人那多么，挣钱的人那么多，而且他们挣钱的能力我这样的人强得太多，国家不出三十年就会非常富裕，在我的一生中，我能给国家做什么呢？周兄，这是咱们谈过的吧？”
“我就是用这个的理想把你忽悠回来的。”周墨哈哈大笑。
“我是真要干一些事情，”徐长说，“从这十几年的文化现象来看，汉语文化从港台倒流，说明我们这一边的中华文化一脉是可以严重不足，或者说中断，从历史长河来看，哪一代中断了这个脉路，没有传世之文，倒霉的是那一代人，不会阻止这个文化脉络的传承的发展，外族入侵也罢，自家焚书也罢，没有文章华国，那一代人也跟着白活，他们整个时代在历史里面都会被淹没，成为一个没有人会提起的时代。”
“你这样理想有点大。”郭誉说。
“我们不注重历史，历史也可以不注重我们，”徐长说，“正如新诗的百年孤独。”
“是呀，可什么才是伟大的作品呢，什么样的作品会名垂千古呢？”郭誉说，“没有盖棺定论，谁也不知道。”
“我在想，如果我们把中国五千年文化放在一张图纸上看，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在司马迁时代，在他写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是知道自己会名垂千古的，他在写作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徐长说，“司马相如在他的写作问世之后，他也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孔子写《春秋》的时候，他也清晰地知道自己会被写到历史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所迷惑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前人者迷惑的。我们的困惑，可能只是我们站的位置已然不对了。我们所处的环境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站在百年之后，回望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我们可能不应该迷惑。我是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清晰地知道，有些东西就是暂时的，有些东西将是永恒的。”
“你的想法有点远大，”周墨说。“不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