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 蔡葵
《班主任》是一篇有思想深度、有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品。发表以来，引起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注意。大多数意见是肯定的，也有少数否定的意见，如认为是“暴露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等等。
比《班主任》稍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作品，如《伤痕》《窗口》《灵魂的搏斗》等。这些作品也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四人帮”对我国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把一些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提到了读者面前，发人深思。
以《班主任》为代表的这类作品的出现，反映了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的兴起，我们以为值得重视，应当欢迎。
提出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
《班主任》之所以能够强烈地激动广大读者的心，不仅因为它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给了我们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它以震撼心灵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提出了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
作品中的小流氓宋宝琦是一个灵魂被扭曲了的畸形性格。小说一开始就围绕着要不要接受他入学展开了争论。作者没有从正面去写他怎样打架斗殴、聚众滋事，怎样去干一些无法无天、扰乱社会治安的勾当，这些都可以由他上唇撕裂而又重新缝合的明显痕迹上，让读者自己去补充。作者的主要着眼点是：宋宝琦为什么会变成小流氓，走上犯罪的道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作者紧紧抓住有关小说《牛虻》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并从这里入手，着重解剖了宋宝琦的畸形的灵魂，突出了他的空虚、愚钝和无知的特点，最后得出结论说：“宋宝琦和他的流氓伙伴堕落的原因之一，出乎一般人的逻辑推理之外，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相信他们能折腾就能‘拔份儿’，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类似于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前些年在社会上是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刘心武同志揭示的却是这种性格的一个很少被注意、被思考的方面。宋宝琦的愚昧无知，以及由愚昧无知而走向犯罪，是“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是愚民政策的结果。
谢惠敏是一个比宋宝琦更深刻、更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她本质纯正，品行端正，没有丝毫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在她身上有着不少好的素质。然而，作者却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和揭示了她的性格的另外一面，畸形的一面，这就是以教条、僵化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她的愚昧无知在形式上虽与宋宝琦稍有差异，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是在根本不曾读过《牛虻》的情况下一口认定它是“黄书”。谢惠敏的头脑像她的“四肢”和关节一样“显得过分僵硬”：报纸上没有推荐过的作品就一律认为是坏书，翻几页《青春之歌》也要弄得“心跳神乱”，大热天也不肯换一件短袖衣服穿……谢惠敏在精神上所受的内伤，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宋宝琦还深，而且常常被人们忽略。刘心武同志塑造了谢惠敏这个形象，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我国文学创作中，出现这样的艺术典型，还是第一次，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谢惠敏身上的愚昧和教条，是“四人帮”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产物。这种性格特点不仅青少年学生中有，社会上其他领域中也有。谢惠敏式的人物总是把“四人帮”的教条奉为神明，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拿这些教条来律己，也用以衡人。他们开口“阶级斗争”，闭口“路线斗争”，事无巨细都要“上纲上线”，实际上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政治术语的真正意思。而可悲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做这一切的时候，竟还真诚地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林彪、“四人帮”一贯把自己看成天才和“超人”，而把群众当作“群氓”和阿斗。他们出自反动的政治目的，不断地在群众中灌输蒙昧主义，最恶劣的是他们还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来欺骗人。谢惠敏式的人物既是“四人帮”的受害者，但却又成为他们的盲目的支持力量。谢惠敏形象的深刻性就在这里。
通过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形象，作者令人信服地揭露了“四人帮”对我们下一代的毒害之深，后果之严重。所以，当作者满含深情、满含愤激地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候，就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许多读者读到这里，都抑制不住奔涌的感情和满腔的怒火。《班主任》就是这样，成了一篇声讨“四人帮”的战斗的檄文，成了一支离弦的响箭，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正确地揭露“四人帮”在人们精神上所造成的“内伤”，是消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斗争深化的表现。救治这种“内伤”，是我们面临的严重而又迫切的社会问题。这是刘心武同志长期思考的问题，也是这些年来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在头脑中旋转过千百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刘心武同志在《班主任》以后的其他短篇中，有了更多的发掘和思考。《没有讲完的课》中的丁朵，《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的邹宇平，《爱情的位置》中的亚梅，《面对祖国的大地》中的洪莉茹，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四人帮”怎样毁灭着人们的理想，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理想，把人变成十足的庸人；怎样扭曲着人们的性格，把人们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淹没到他们黑色的毒液中去。这些情况在近十年来的社会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曾经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是“四人帮”带给我们社会和民族的灾难。事情在广大青少年中表现得尤其尖锐，就连什么叫生活，怎样生活，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也要重新加以认识。
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并给以解答，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之一。曾经遭到“四人帮”诋毁的别林斯基说过，如果文艺作品“不是痛苦的哀号或高度热情的赞颂，如果它不是问题或问题的答案，它对于我们时代就是死的”。那些曾经被人们世代传诵，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家作品，都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前列，提出了为当时所关心的重大问题的。列宁说，托尔斯泰在描写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五年俄国的半农奴制的历史生活时，“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高尔基的《母亲》，因为描写了俄国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过程，而被列宁誉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我国革命文学的重要传统。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的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提出的问题是迫切的，尖锐的，重大的。那“救救孩子”的呼声，像惊雷闪电一样，划破黑暗中国的长空，“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后来发表的《阿Q正传》以及收在《呐喊》和《彷徨》中的其他小说，大都深化了、扩展了这一倾向。在鲁迅的影响和倡导下，特别是后来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照耀下，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一直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重要特点。
有人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有什么不好？既然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就必然要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必然会有“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等等。恩格斯曾给以写“问题剧”而著称的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刘心武的问题小说以肯定的评价？优秀的作家总是为它生活的时代写作的，他不能也不应当回避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优秀的作品，总要表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才能够激动读者，产生社会影响。否则，这样的作家就会被忘记，这样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我们要提倡《班主任》这样的问题小说。
那么，《班主任》是否像有的同志所讲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呢？我们以为不是。
诚然，《班主任》的确有批判，它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四人帮”。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作品有批判，就把它划为批判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对旧世界的无情批判中成长起来的，它的本质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批判，而在于批判什么？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批判？《班主任》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集团“四人帮”进行批判的，这就从根本上和批判现实主义区别了开来。
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代表了无产阶级文艺产生以前人类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是十九世纪西方进步文学的主流，它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全盘否定批判现实主义，是“四人帮”的反动观点。把批判现实主义作为恶谥，加在要否定的作品头上，就是受到这种反动观点影响的结果。然而，批判现实主义毕竟是资产阶级文学，它和无产阶级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把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班主任》，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硬扯在一起，只能是南辕北辙而已！
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由于无法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隘眼界，由于他们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因此很难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理想。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有时也能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答案和解决办法，或者是没有，或者是错误的。例如，托尔斯泰解决他提出的问题的药方是“毋以暴力抗恶”，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是连篇累牍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说教。易卜生曾一再说明，他要做的是提出问题，至于答案，他是没有的。这表现在他们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就是没有出路的个人反抗，即使不走上毁灭，也难免悲剧的结局。至于狄更斯的“大团圆”，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小市民的幻想和自我安慰罢了。
小说《班主任》塑造了人民教师张俊石的高大形象，这是与任何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主人公不同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而且脱尽了“四人帮”的帮风帮气。他勤恳、朴实，做着一个班主任应当做的极其平凡的工作。他有思想，有理想，有广阔的革命胸怀。作者既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平凡，又写出了这个人物的不平凡，寓不平凡于平凡之中。小说第七节是全篇的高潮，它不是以人物的行动，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展开的，它是以对张俊石内心世界的揭示，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展开的。在这里，全篇小说的人物、事件、环境、冲突，都汇入了正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变成了深邃的思想呈现在读者面前。张俊石老师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丰富的内心生活，他的某些思想家的气质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通过第七节的内心独白，得到了升华，从而使他的形象高大起来。这个英雄形象的出现，是在艺术作品中对“四人帮”加给千千万万人民教师的诬蔑的一个有力回答。它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洪流，写到了千千万万教师的心里。然而，这个形象的意义还不止此。回旋在这个人物头脑中的那些问题，他考虑问题的方向，他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异常关心，他对社会生活中一些问题的敏锐的感受性，是这些年来我国革命人民的一种普遍特点。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个时期的确使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历史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张俊石的思考和思考方向，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的理想就是革命人民的理想。这种思想高度和精神风貌，是任何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主人公所无法达到的。
发扬艺术家的勇气
“艺术家的勇气”，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四月初写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来的。他称赞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说：“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有“冒犯”，当然就需要勇气，这是不讲自明的。
现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已经进了陈尸房，文艺创作已经得到了解放，但是进一步强调艺术家的勇气，依旧是十分重要的。
从整个社会上来说，“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是严重存在着，远没有肃清。“四人帮”在我们祖国健壮的躯体上造成的痈疽，也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去割治。无论是消除流毒，还是割治痈疽，都需要勇气。首先需要有正视现实、正视问题的勇气，其次需要敢于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的勇气。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受到了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十年之中，社会生活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一方面有打倒林彪、“四人帮”的胜利与欢乐，另一方面也有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而造成的痛苦与灾难。这些痛苦与灾难，深深地渗入到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来，有些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使不少人的思想、感情、性格发生变化。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人民正行进在新的长征的征程上。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总结十余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整个思想界的任务。文艺作为反映和认识现实的一种形式，自然也不能例外。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刘心武同志的《班主任》等五篇作品，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伤痕》《窗口》等一系列作品，就是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下出现的。
然而，有人说这是“暴露文学”。
什么是“暴露文学”？毛主席说：“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宣传悲观厌世的。”以《班主任》为例，就不属于这种作品，因为它歌颂了光明，给人以信心和力量，找不到丝毫悲观厌世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曾经有一个专门鼓吹“暴露黑暗”的派别，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是代表作，这是一种专门“暴露”革命人民的“暴露文学”。对于这个派别的谬论，毛主席在《讲话》中曾给予尖锐的批判，但是毛主席并不一般地否定暴露，他说：“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因此，“暴露”人民的，才是“暴露文学”；暴露反动派，暴露敌人的则是革命文学。“四人帮”是人民的大敌，对于他们以及他们在人民中遗留的恶劣影响，难道不应该暴露、不应该清除吗？如果不是像《班主任》这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对“四人帮”在祖国健康躯体上造成的痈疽不予注意，不加反映，那还算什么革命文学？应当指出，对于“四人帮”，我们的文艺不是暴露得多了、过了，而是还不够，还要加强火力。不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就无法前进一步。《班主任》以及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都是用对“四人帮”的批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实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的。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我们就是要提倡多写这样的作品。我们都是亲自经历过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将近十年浩劫的人，有切肤之痛，有深刻的感受，我们这一代人不写，难道留给儿孙们去写吗？
要前进，就会有阻力，就会受到旧事物的卫道者的反对。对《班主任》的非难，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一点。提倡艺术家的勇气，也就并非无的放矢。例如一位读者给作者写信，支持《班主任》，就不敢具名，就是怕有反复、怕被抓辫子。读者尚且如此，何况作者。所以，贵州一位中学教师写信称赞《班主任》作者的勇气说：“作者敢于直面人生，善于撷取现实的重大题材，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真的勇士’精神，是使我感动和佩服的。”刘心武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非常激动地说：“我的创作勇气从何而来？面对着‘四人帮’造成的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如果真心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热爱我们的党，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怎么能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和这些事实分隔开来呢？我们就是要用创作来涤荡‘四人帮’泼下的污泥浊水。”这就是说，勇气和力量来自一种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沉的爱，也出自对“四人帮”的一种刻骨铭心的、同样深沉的恨。《班主任》就是从这爱弦和恨弦上奏起的歌。
另一方面，从文艺创作本身来看，也需要勇气。艺术贵在独创。一个作品，总要提出新的问题，表达新的思想，给人以新的启示，才能够吸引人，才有真正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文学艺术的这种新颖性和独创性，首先需要艺术家对生活进行独立的思考，而且是认真的深入的思考。只有这样，对现实生活中尖锐而迫切的问题，才能抓得住，抓得准。抓住问题，固然需要勇气，就是把这些问题艺术地表现出来，也需要勇气。
“四人帮”在文艺界称王称霸时间很长，文艺界长期按照他们的一套，在他们设定的、允许的轨道上运行，不得“越轨”。有的人已经习惯于这一套，形成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不时会吹一点冷风过来。创作要繁荣，要前进，就必须与之作斗争，这同样需要勇气。文坛上正需要一批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禁区”，冲锋陷阵的闯将。
我们给予《班主任》以肯定的评价，不是说它已经十全十美，无可指责。我们肯定的是它的方向对，路子对。对《班主任》的否定意见，也与对《哥德巴赫猜想》和《丹心谱》的否定意见大致相近。这些意见，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它们的出现，像《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和《丹心谱》的出现一样，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面临着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现象，带有社会历史处于转折时期的显著特点。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由于个别人的偶然冲动，或一时的心血来潮。
一些优秀作品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不同的反应，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成为好事，它可以加深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认识，扩大它们的影响。围绕《班主任》的不同意见，像在整个思想界围绕着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一样，未必是坏事。李白曾称韩朝宗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那是一种恭维，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因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只能是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如果真有什么“文章司命”“人物权衡”的话，那就是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威。经过他们肯定的作品，是什么力量也否定不了的。一个作家，只要发扬艺术家的勇气，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敢于在艺术上打破陈套，大胆创新，他就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也就能够为广大读者所关心、所欢迎、所肯定。《班主任》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原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