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
上海简称“沪”“申”。
“沪”，一种渔具，竹编，口小，腹大，涨潮时鱼群冲入沪口，落潮时留于沪腹——今天，上海也是一个放大了的渔具吧？用钢筋、玻璃、爵士乐、灯火、金融、时尚、梦想、欲望等等材料编成的渔具，捕捉新经济浪潮中鲜活的利益。
理解“申”字，需要穿越清、明、元、宋、唐、汉、秦，回朔至战国时代——“门客三千”的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为吴，涵盖今天的苏州、上海。当时，无寒山寺，无诗僧寒山，无南阳人张继到此一游夜泊枫桥之后吟成的诗篇和钟声，只有一片亡国后的废墟和鸟鸣，是春申君黄歇重建了评弹与园林声色交融的苏州城。当时，无黄浦江，无城隍庙，无静安寺，只有一座小渔村，是春申君黄歇开掘出黄浦江这条帆樯林立的大河。之后，汉设华亭镇，唐设华亭县，至明清已积淀形成丰厚的文化底蕴，名士云集，才子辈出——晋代写“平复贴”的陆机，思鲈鱼之美的张翰，明清的董其昌、张祥河等等。上海内环线的轮廓就是“申”字——当我开车在“申”字上奔跑，有笔尖移动一样的快感。
认识上海这座城市，需要眼睛、头脑、双脚乃至长久的时光。实际上是在认识自己。
十几年前自内陆中原移居上海，我视野里的这座城市，仅仅局限于一张地图、几条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街道，以及一些光怪陆离虚无缥缈的印象——鸳鸯蝴蝶与风花雪月之间的张恨水，沉香袅袅与电梯轧轧之间的张爱玲，黑夜与黑社会之间的杜月笙，呐喊与彷徨之间的鲁迅，诗歌与子弹之间的柔石，烈士肝胆与美人颜色之间的郁达夫，桃花与鲜血之间的龙华，英法德意日等等外语与汉语之间的租界，《何日君再来》与《义勇军进行曲》之间的霞飞路亦即淮海路，三流电影演员与红都女皇之间的蓝苹亦即江青，蓝领与白领之间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牛叫与熊叹之间此起彼伏的上海股市，陆家嘴与外滩之间的一江灯火，豫园与城隍庙之间的导游旗帜，卫慧与棉棉之间疯狂的上海宝贝，“老虎灶”与衡山路酒吧之间隐逸的中外饮者，石库门与“新天地”之间的阁楼天窗、雕花门楣，大剧院与美术馆之间的先锋艺术、星光灿烂……
在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新经济学中，上海占据关键章节，引人注目。在我的个人史里，上海进入重要一章，无人知晓。一个外省人，穿过青年、进入中年，并朝暮年方向加速深入。在上海老去，逐步弯下腰来，向生活缓慢致意。
穿行大街小巷，我随时准备与欧美、日本、犹太、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物及其残余的往事轶闻相遇。石库门建筑，中西合璧，像民国时代住在这里的银行职员、商人、记者、演员，中装西装合璧于一身——这座城市有着亦中亦西的灵魂。它混血、拼贴、融汇一切异质的事物并缓解相互之间的冲突，从而形成复杂的情感和面容。它怀有包容一切的欲望和能力，试图让任何一个异乡人都把此地当成故乡。弄堂深处的老虎灶，已经消失在野生动物园老虎身体内的山岗。月份牌上的美人，已经迟暮或凋零……
对这座加速变幻、放大、彩扩中的城市，我生发出越来越多的迷惑和不解，就像我对自己知之甚少。在这样一个驳杂繁复的城市里穿行，我与一个市民比如菜贩、电工、学者对话，从他们时而柔软时而尖锐的语调中，听到来自古汉语的“吾”“伊”，来自异邦的“onsale”（降价）、“starter”（启动器），以及机杼自出的“阿拉”“侬”。而“中”“俺”等等中原土语也会偶尔闪现，来自我的嘴巴和内心，落实到夜晚的笔尖和白纸——我与上海对话，实际上就是与自己谈判。
一辆老款帕萨特汽车负载着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奔行，在上海地图里窜动。视野里的车尾标牌基本上是沪A沪B沪C。偶尔有赣A苏C浙A京B藏A等等车牌闪现，行车轨迹往往犹疑，像一个陌生人来到异乡一样不安。往往在路口急刹车、掉头，似乎失去方向感。必须与这些异地车牌保持距离，以防追尾碰擦。只有看到豫A豫B一类河南车牌掠过身旁，我往往加油、追上去，想看看开车人是否像豫剧中的黑头一样粗犷、花旦一样妩媚。尤其是看到豫R，就像看到了出生地南阳。车尾喷出浓烟，像一个喜欢放屁吹牛的农民。车牌泄露了汽车来历，像每个人臀部口袋里塞着的身份证号码，一概烙印着故乡的影子。我开一辆沪NC车牌的汽车，伪装成上海人，一条上海街头车流里的鱼。但我身份证中号码开头数字所潜伏着的故乡，永远在臀部口袋中散发出内陆的光辉。
现在，汽车里程表的数据已近十万公里。“十万公里”——一部抽象的、数字化的个人诗史，浓缩了上海的众多道路、各种地址，索引着若干故事和事故。这部汽车、发动机，已经成为我上海生活的重要插图和动机——众多道路的拐弯陡峭处，我的命运出现转折或悬念；各种地址的邮政编码、电话号码里，我的灵魂正在谱曲或编程……
我走、看、听、想、写。我遭遇到的一切，都成为了我。我写出什么，就拥有什么。不被叙述的事物和人物，已经死去。在上海，我漫游、衰老、疼痛、回味，逐渐勾勒出一个外省人独版的精神地图，并在身体上缓缓浮现出相应的皱纹和老年斑来代表路线和云团，与这幅地图对称、呼应……
2.南京路
南京路当然不在南京，正如苏州河不会流淌于苏州。在各地，以“南京路”命名的道路很多，最著名的南京路，在上海，从外滩开始，经人民广场，到静安寺结束，绵延十余里。
如果以中国文人作文方法中的“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来衡量南京路这篇文章，同样贴切：凤头是外滩的妩媚（江水、灯火、西式建筑群形成的起伏不定的天际线、和平饭店……），猪肚是人民广场的丰富（第一百货、新世界百货、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美术馆、大剧院、地铁站、人民公园……），豹尾是静安寺的力量（寺内有高僧说法，作狮子吼，棒喝，醒世；寺前两头石狮蹲伏，感觉自己尾巴中的力量不输于豹子的臀部——它们隐约看见一头豹子在静安公园内的池塘边饮水，并向自己致意……）。
南京路初名“大马路”——大马们载着洋人（金融家、水手、租界官员、记者、牙医、工厂主……）从外滩奔向静安寺的一条用煤渣铺出的道路。路旁植物繁茂，鸟鸣蛙叫。赛马者欢腾耸动于马背，看四野空旷，看那戴着瓜皮帽、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欢呼。一八六二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托受刚刚签订的《南京条约》启发，将大马路命名为“南京路”——从《南京条约》出发，一条工业西方长驱直入农业中国的道路。路上，开始奔跑日本风格的黄包车、马车——最早的马车，载着洋人、中国士绅及其亲属、妓女，颠簸不平地沿着这条上海第一大街，去西郊踏春避暑、伤秋观雪。但洋人的马车要走在中国人的马车前边，像总经理要走在部门经理前边一样，这是租界地区的交通法规，华人若违规超车则被罚款四五十两银子。
一九〇一年，柏克医生驾驶上海市第一辆汽车在大马路上一掠而过，在烟尘尽头消失。上海巨富周湘云羡慕，让自己的马车夫练习驾驶汽车，练习用汽油而不是青草来燃烧出奔驰的力量。他购买了上海华人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且花大价钱买了“NO1”的第一号车牌。犹太地产商哈同向英国定购的汽车迟到了半月，从工部局领取的汽车牌照就成了“NO2”。哈同感到自己的身份与“NO1”才相称，就派人去与周湘云谈判高价购买“NO1”，未果。哈同遂让流氓在上海滩宣扬：“见到‘NO1’的汽车就砸了它！”于是，在上海，只能见到“NO2”“NO3”之类的汽车一掠而过。周湘云的“NO1”汽车胆怯地停在家中车库里，生锈。他偶尔爬进去坐两分钟，叹口气，再让那个已经恢复成马车夫身份的汽车司机搀扶着爬出来，在客厅中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提振自己在上海滩上继续奋斗的信心。一九〇八年，哈同经营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出现在南京路上。周湘云拒绝去坐电车看风景。直到三十年代，周湘云的汽车终于自由地奔驰着掠过哈同花园（哈同送给他情人的花园），消解了多年怨愤——在南京路两侧购置众多地产、深刻影响南京路以及周围地域建筑风貌的哈同，死了。这个一八七三年来到上海，家族籍贯中包含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印度、香港等等地名，来历混沌但终点鲜明的犹太混血者，从沙逊洋行仓库的守门人做起，冒险复冒险，成就了南京路上的一段传奇。
作为中国商业街道的代表，南京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逐步凸现以下关键词：
——饭店。紧邻外滩的南京路口有两幢大楼双峰并峙，共称为“和平饭店”。其中，南楼建于一九〇六年，时称“汇中饭店”。北楼建于一九二九年，原名“华懋饭店”。南北楼高达百米，外墙采用花岗岩石块砌成，街上行人仰望如身处峡谷，自卑感油然而生。美国人马歇尔将军在饭店眺望外滩、俯瞰南京路，成就感、统治欲就相当泛滥。三四十年代，鲁迅、宋庆龄来饭店会见外国友人卓别林、萧伯纳，蒋介石、宋美龄来饭店举行订婚典礼。五十年代，毛泽东在此会见上海影星。
——光。煤气路灯、电灯、霓虹灯，这些划时代的光源，在清朝晚期次第出现于南京路，使上海夜晚的气质、不夜城的气质，摆脱了渔村姑娘的素朴而呈现出摩登女郎的妖艳。光，是重要的，帮助我们改变世界观。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产生，就是在电灯诞生之后，莫奈们吸取科学家对光学的研究成果，在画布上反映出光线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上海月份牌上美人面部由画家们擦皴出的柔光，同样是受工业化时代灯盏启发的产物。新一代上海姑娘，开始尝试用面膜、整容手术来激发出身体内部的光芒，使周围男人盲目、炫目、献上爱情和钱包——而光线，依靠阴影的衬托而存在，像姑娘们用化妆术强化眼部黑暗——上海，在南京路上积聚着多少阴影和隐痛？
——超市。如，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含有旅馆、娱乐中心、扶手电梯、屋顶花园、与街道连接的骑楼式廊道，中国商业史在这里初次建立了商品定价制度而抛弃讨价还价的传统，妇女们开始剪短发、站柜台、领月薪，乐队在阳台上演奏、广告……今天，顶级超市梅陇镇广场、恒隆广场、中信泰富广场，则在南京路西端比肩鼎立，世界瞩目。
——商人。上海第一个华人资本背景的超市先施公司的建立者，是广东人马应彪。一九一四年筹建选址之前，马应彪和他弟弟站在南京路南北两侧，每人上衣口袋中放一把豆子，走过一个行人就拿一个豆子放入裤子中的口袋。连续数天，从早晨到黄昏，两兄弟依据各自裤子中豆子的数量，计算出南京路南北两侧平均每日人流量的差异，最终确定：在南京路北侧奠基先施公司，并把楼层不断加高以超越旁边洋人们正在建设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一九一七年开张。中国商人的面孔在二十年代以后开始密集活跃于南京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建立，试图以商业规则来重构南京路、上海甚至中国生活的秩序。一九二三年，北京政变，军阀曹锟把总统黎元洪赶下政治舞台，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通电全国：“民国犹一公司，国民犹之众股东。京内外凡百政党，总公司之职员耳。今各职员横行无忌，居股东地位者，断无任其败坏破裂，置公司血本于不问之理。”这就是中国近代政治中的“南京路原则”，用商人眼光、南京路上的商人眼帘中透出的光，去打量茫茫九派穿流而过的古老中国。
——西服店。往往由旗袍店改建而成。如，清末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店主王财荣，曾任南京路商会会长。孙中山从日本回国路经上海，带回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店主以此为基样，改造、设计出一件中国人的现代服装：领子改成直翻领，胸、腹前各做两大两小有袋盖的四只贴袋，两只小贴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势，称为笔架样式，意指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王财荣将这一款式成样后，经孙先生一穿，果然美观，遂风行全国。服装设计师孙中山，创造了“中山装”。
——电话线。中国最早大面积密集出现的电话线，细致地分割着南京路上空。商店之间，商店与资本家私宅之间，商店与外滩码头仓库之间，商店与报社之间，商店与银行之间，商店与夜总会之间……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织，货币像蜘蛛一样吐丝。以妖娆资本为盎然春意，摇柄式电话机或壁挂式电话机在南京路两侧昆虫般繁殖，将英语、法语、日语、汉语不同腔调的市场资讯或流言蜚语，花粉般飞散向整个上海滩——当然，南京路主要流通汉语和英语。这是一条往往被美国商人错觉为“回到纽约”的大街，建筑物一概高大。至于与南京路平行的那条著名的霞飞路，今天改名为“淮海路”，路两侧一概是低矮平和的法式别墅，种满法国梧桐，法国商人们往往聚集在这一带，喝咖啡、跳舞、思念巴黎。
——电影院。中国最早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如今依然矗立在南京路中间“猪肚”的位置。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欧美电影到中国电影，大光明电影院让南京路上的商人、学徒、顾客、游荡者、情人，有了展示一致、消除差异的时间和空间。市民们喜欢美国电影“大团圆”式的结局，进电影院之前就准备好了瓜子、泪水和笑声。而欧洲电影“正不压邪”的情节走向则遭受冷落。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施蛰存、刘呐欧等等作家，也是大光明电影院的常客。他们甚至也安排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到大光明电影院里来消遣、颓废或抒情。不同于好莱坞电影中“一女两男”的纷争模式，上海作家产出的言情小说中，三角恋往往发生在“一男两女”之间、在南京路上的某座商场和两个后花园之间……
——时尚店。充满了一个时代所崇尚的事物，比如皮草、珍珠、香水……张爱玲小说、李安电影《色·戒》中的部分情节，就发生在南京路西端的绿屋、第一西比利亚皮草行等等时尚店内。“色，是我们的野心、情感、一切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李安这样解释一个上海学生王佳珍在南京路上色诱汉奸易先生的三十年代故事。但易先生是不去看电影的。易先生怕黑，怕黑暗中的眼睛和呐喊。《色·戒》电影海报上，李安在“色”与“戒”之间加上了一条分隔线“I”。他觉得，张爱玲的原意“应该只是区分；它原来应该是一个句点，出版商却给它打了一个逗点；我觉得，应该按照她的意愿做一个区隔”。我觉得，这条海报上的分割线“I”，多么像南京路呵——左边的色，右边的戒！两者之间，无数前人今人，走在这条由资本、富贵、华美、色相、小丑、烈士等等纷纭内涵组成的大路上，左顾右盼，彷徨，纠结，或勇往直前。
——百乐门舞厅。位于南京路西端静安寺旁。“狮子吼”与舞曲交响，使这座城市在身体的活泼与精神的悠远之间保持平衡。一九三二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建成的这一娱乐场所，被称为“东方第一乐府”。建筑共三层。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托起，跳舞时会产生晃动感以支持舞者的快感。可供千人同时跳舞。大舞池周围可随意分割出小舞池，供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浮萍流水一样习舞或幽会。红衣舞女月收入可高达三千元至六千元，是乐队演奏员的十倍以上。三楼设置旅馆，供那些以舞蹈为前戏的男女在此达到高潮或者完成交易。舞厅顶层装有巨大圆筒形玻璃钢塔，服务生在塔中守望，看到舞客准备离场就打出客人的汽车牌号或其他代号，车夫从远处看到后就将主人的汽车开到舞厅门口迎接……这样的空间滋生多少艳事故事，顺理成章。太平洋战争期间，一舞女因拒绝为日本人伴舞，被枪杀在舞厅内。一九五四年，百乐门改名为“红都戏院”“红都电影院”，附属建筑改建为商场。八十年代后恢复原名，萨克斯乐队依旧演奏怀旧风格的老上海舞曲，但红衣舞女们的身影迟迟没有再现……
——静安寺。南京路上唯一的古寺。相传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商贾云集，游人如织，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庙市以及由寺庙引发而出的市场经济。古代的幽静乡郊，如今成为商业闹市，静安寺如同商业潮水中央的岛屿，让喧嚣涌动的人心偶尔接受岛屿上的光线和钟声。在南京路这篇文章“豹尾”的地方，静安寺有安静的力量。抽象的豹子，看见石头狮子守卫着古寺的安静，大约可以放心地消失在马路对面静安公园的莲花、池水中去了。
当我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作文方法，探究南京路这篇文章，恍惚间，就感觉南京路的谜底似乎应当是一头奇兽，一头由凤凰、猪、豹子叠加拼接杂糅混血而成的妩媚、复杂、有力的奇兽。它独特，所以无敌。它吞咽并消化一切极端、异类以及各种概念所难以除尽的人性中的余数，并从它长约十里的身体中蒸腾生发出新一轮的妩媚、复杂性和力量。
在南京路上，一代代游客、过客、顾客、漫游者、浪游者，迷醉其间，而后，消失——他们是南京路的组成部分。在商品、商人、商讯构成的商业景观面前，他们的心境大致相似于我：亢奋而倦怠，茫然而坚定，朝着似是而非的方向和梦想，奋进。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描述巴黎“休闲逛街者”的状态，仿佛也是在观察上海南京路上的我和周围无名者——“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感到不自在”，需要“将自己隐藏在人群中”，而“人群是抒情诗的一个新主题”；像诗人波德莱尔憎恨布鲁塞耳的街道冷清且没有橱窗一样，“喜欢孤独，但喜欢的是人群中的孤独”……我想，本雅明、波德莱尔以及喜欢在热闹街道旁边的旅馆里临窗写作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如果来上海，看美艳的木质模特在巨大橱窗里止步不前，像笼中鸟；灯光、阳光、雨水、云团，在漫长的石头街廊周围换算互译出了价值和艳丽；人群中交臂而过的美妇人，眼含夜色，身藏桃子……他们，本雅明、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狄更斯们，也会爱上南京路这条妩媚、复杂、有力的街道。
我爱这条大街。这条用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年代时尚元素拼贴而成的大街，像一座露天的时尚博物馆，身生现世，而梦回前朝——在这条街道的某个细部，三十年代的烟草广告痕迹、七十年代的毛主席语录痕迹和向日葵图案，隐约可见，使人怀疑街道旁边幽深里弄内，是否会闪出一个女红卫兵或过气了的上海小姐……像茅盾、巴金、鲁迅、郁达夫、王安忆等等作家笔下乡村里的失败者、叛逆者、幻想者的去路，大都隐约指向这座城市、这条大街一样，我从内陆中原移居这座城市并在南京路附近谋生十多年，成为一个“上海生活实验者”——双手空茫，目迷五色，寻找结论和目标。我介入，旁观，同时又被周围事物旁观而介入，在橱窗玻璃内的贵重物质上，发出鬼鬼祟祟的反光，深刻体会一个小人物走在南京路上的冷和热。写作，就是去抗衡阴冷和狂热。在对峙中获得身心间的平衡，像拔河——南京路像长绳子，外向的外滩和内向的静安寺，朝两端用力，我是绳子中间的一个结，坚持、倾斜、断裂……
南京路，是巴黎、纽约一类城市大街的模仿者，滋生着当代的恶之花朵，演绎着东方的人间喜剧与悲剧。它帮助这座城市，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生成出驳杂、繁华、深沉、浅薄、自由、开阔的面貌，并因此而伟大——伟大的事物都充满了争议、吊诡和悖论。跟在隐隐约约的本雅明、波德莱尔以及喜欢在热闹街道旁旅馆里临窗写作的巴尔扎克、狄更斯们身后，跟在那些穿燕尾服、用燕子的衣服来隐藏身心和创伤的异乡人后边，我，正被上海改造成为一个花花公子、野心家、工商时代的抒情诗人。我在这条大街上跟随着我、围观着我、辨析着我、反对着我、抛弃着我、寻找着我。而艳遇、遭遇、幸运、厄运，正从大街对面联袂而至、扑面而至。
南京路，这一头奇兽，在时光驯兽师变幻不定的手法引导下，安伏、躁动或者舞蹈——
我是南京路身上的一个斑点、一缕鬃毛或者……跳蚤。
它，也是一首史诗、长诗，有着缭绕不尽蜿蜒无比的句式和语调，未完成，需要编年体的光阴起承转合、撞击人心——
我，是它十余里篇幅中的一个可以忽略的逗号，或，一个将被删除的错字。
3.陆家嘴
金融区。金融业、金币、金领密集的区域。陆家嘴。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宁波银行、花旗银行、东亚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公司……各色标志，林立于金贸大厦、证券大厦、中国保险大厦、开发银行大厦、信息大厦、未来资产大厦、黄金置地广场等等摩天大楼前面。
广告闪烁：“此地，汇集证券、期货、产权交易领域的五百余家金融机构/此地，正在形成的证券交易规模占据中国的百分之八十/此地，将成为与伦敦金融城美国华尔街相媲美的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金融中心/此地，将重现六十年前外滩金融街的夺目荣光！”——诗歌一样分行排列的广告词，大概是某个诗人的文案——诗人最合适从事的职业就是广告业，诗歌与广告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以强大的想象力、煽动力来催发生产力——在空白中构想荣华，于虚无内煽动欲望。在这诗行一样的广告词提示下，注目金融区对岸——外滩，那一系列西式建筑如同鸣蝉消逝之后褪下的空壳，盛满了“外滩八号”一类俱乐部奢侈的灯火和游客的迷茫。用一百年时间，那些西方银行、那些“蝉”，从外滩转移到了此岸、黄浦江东岸，转移到了陆家嘴金融区内的“梧桐高枝”。金融，之所以对黄浦江如此青睐眷恋，大约因为钱币就是泉水，这外方内圆的水滴在流动中澎湃，传达天下——浦江下游是大海，连通世界。
某日，我进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参加一个股票的开锣上市仪式。按照要求，我必须身着正装、通过安检，才能深入迷宫般的证券交易大厅——在中国各类媒体的经济新闻报道中屡屡聚焦的这个A股上市之地，堂皇，华贵，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的股票即时交易信息，向全世界的股民们，辐射——证券交易大楼是股民们的教堂。四个穿曳地黑色长裙的美貌少女，在交易大厅一角演奏背景音乐，四重奏，类似于教堂中的唱诗班。她们在赞美拥有无限财富的上帝，或赞美像上帝一样为众生安排着光线和欢愉的无限财富。
两小时后走出交易大楼，我看见那四个少女背着装入琴袋的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步行在通往另外一座金融大楼或酒吧的路上——巴赫、舒曼、莫扎特，跟随她们走在通往每小时两千元左右的道路上。琴声忧伤，去努力平衡钱币在少女们耳边和内心的流动声，像黄浦江的流水声，在努力平衡金融区的喧嚣张扬一样，避免那些进出金融区的衣冠楚楚者的步姿发生倾斜。据报道，海外归来的我国金融界人士，金领，百分之七十在上海陆家嘴金融区域内生活。他们的衣领含金量很高，像这个地域的豪宅每平方米已经高达二十万元一样。
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的旋转餐厅，可以俯瞰整个陆家嘴金融区。陆家嘴金融区在缓慢旋转，像一个T型台上的华丽女人在旋转。从黄昏，过渡到夜晚，金融区内呈辐射状的世纪大道、商城路、崂山路、滨江大道、陆家嘴环路、富都路、银城路……车流灯火密集汹涌，如同火山爆发之后的熔浆奔流。我不知道，车流中有多少被荷枪实弹的保安守护着的运钞车，有多少在金融区中央绿地上拍摄纪念照然后赶往酒店婚礼的婚车，有多少满载游客、乐器、长裙曳地的美少女们的巴士——这些元素要保持合适的比例，金融区才显得幸福，上海才显得幸福。
遥看黄浦江对岸的外滩，在夜色灯火中如同盛夏时节花朵盛放的莲池荷塘，那么，莲藕，就是那些市民或游客内心的重重块垒。而那座著名的钟楼，则是一个传递出声声鸡鸣的鸡笼——这显然是一个拥有乡村背景的书生的想象。一个白发苍苍的金融家，假若他也站在我所处的位置，俯瞰，外滩大约依然是六十年前的旧时繁华。他甚至能通过东方明珠电视塔上那巨大的见钱眼开的望远镜——投一枚硬币可以“睁开眼睛”十秒钟的望远镜——依稀看见早年一个银行学徒在某扇窗子内埋头结账的背影，他，或许就两眼泪水了……现在，那些窗子内部的华丽依旧，但功能已经转化为高档消费场所，如时装店、画廊、酒吧，令平民敬而远之。平民们在免费的外滩流连，饕餮一场视觉盛宴，自身也就无意中成为外滩景象的一部分，成为一条旧时代金融街上金币滚动而过后留下的袅袅余音——他们在看，同时在被看。外滩如同上海的露天阳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站在这里，虚荣和软弱都会油然而生。它，也是一个舞台，舞台上的人都在不过分地表演自己。
关于上海的早期图像，最具代表性的黑白照片是美丽外滩，中国最初的金融区。拍摄这些照片的人，从照片反映出的角度来推测，应该是站在船上、在黄浦江上，眺望外滩。他甚至就是一个自遥远西方而来的冒险者、金融家——上海被看、被爱，一代又一代。“但我们在爱着时就预见到了日后的结局，正是这种预见，让我们泪流满面。”（普鲁斯特）而一个闯进这座城市、被它诱惑而又被它拒绝的人，除了爱，还有什么选择？金融区内，来自华尔街某某破产银行的美国人手持简历，与一个背着破行李的农民擦肩而过——他们的体内，交流汇兑着美金和人民币、云朵和雨滴。
一个人，假如渡江，从浦东来到外滩，向陆家嘴金融区回首，最醒目逼人的景象，就是由古塔变形而成的金茂大厦，注射器一般向周围广大地域输送财经资讯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木匠锛子一样放大、旋转而成的环球金融中心——我愿意用外婆家旁边的唐代古塔、乡村诊所的注射器和木匠祖父的锛子，这三种与我幼年生活有关的事物，来比附上海陆家嘴金融区内这三座标志性建筑，以此增强我与上海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和关联度，抵抗内心的软弱和虚荣。
——当我这样想象的时候，陆家嘴镶满金牙的嘴巴大约也咧开了、笑了，流露出复杂的灯火和嘲弄……
4.湖心亭
写下“湖心亭”三字，想到张岱。
明末张岱，在杭州一个夜晚划动小舟去西湖中心小岛上的亭子里看雪，就有了传世之作《湖心亭看雪》。那夜晚，宁静，“湖中人鸟声俱绝”，两三粒人的出现和痴情，点染前朝大雪，打动后世读者。我现在所书写的湖心亭，在上海，周围是城隍庙焚香祈祷的信众、豫园门前两棵巨大的香樟树、得月楼试图获得月色的伸向天空的屋檐、老庙黄金店的富丽堂皇、南翔馒头店前漫长的排队购买小吃的游客、九曲桥曲折腰身走过流过的女子、水、红鱼……
显然，我坐在湖心亭二楼临近窗口的位置，才有了这样的视野。当然，还要有一杯茶袅袅出清香才能静心，把目光散漫投向四周。
与张岱的湖心亭相比，上海这座湖心亭热闹、“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热闹——湖心亭如红杏，九曲桥如枝条，而城隍庙、豫园地区生意人带来的生机和春意，绵延不息：年糕团、蟹壳黄、酒酿圆子、臭豆腐干、烘山芋、热白果、沙角菱、梨膏糖、咖啡、牛排……气息复杂，在游人嗅觉里徘徊流连。捏面人的、变戏法的、放西洋镜的、相命的、手机贴膜的、卖花的、倒卖豫园门票的……小生意人生气勃勃。
明代嘉靖年间，四川布政司潘允端为“豫悦老亲”而修造了“豫园”“凫佚亭”——我猜测，潘允端可能有凫佚失，怀恋不已。大约是一个容易伤感的人吧。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布业商人祝韫辉、张辅臣等人集资，在凫佚亭旧址建湖心亭，作为布业行当商人聚会议事之场所，类似于今天的会所、沙龙。清咸丰五年（一八八五年）起，这里开设成茶楼，上海最早的茶楼。一代一代喝茶人，不论拖辫子或光脑袋，戴礼帽或鸭舌帽，到茶楼上一坐，喝，四周看看，下楼，然后消失，像建设湖心亭的那些明人清人，像潘允端的那只凫，一一消失……
豫园、凫佚亭或者说湖心亭的建立，乃步城隍庙建设之后尘。永乐年间，上海知县将位于县城中心的霍光（镇守疆土的将军）行祠改建为城隍庙，霍光依旧坐在前殿，城隍神秦裕伯（一个被朱元璋请入朝廷做官的文人）坐在后殿，一文，一武，卫护这座城市。再加上商人色彩浓重的潘允端，文、武、商三种元素杂陈互动于城隍庙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使它始终成为不断扩张的上海市区的中心、热点。一九二四年中秋，秦裕伯的神像被市民们抬出城隍庙，去巡游并赐福于这座城市。刚上大街，庙内火焰冲天，商人失色，一地灰烬。黄金荣、杜月笙等等大腕很快筹足银两，在这片宝地耸立起了钢筋水泥质地的全新的城隍庙。算盘的力量，大约微微胜过上海滩上的笔杆和刀枪。
在湖心亭，北望，二百米外，是豫园这座豫悦之园的正门，旅行社各色旗帜隐约招展在树枝之间，让人误以为那两棵香樟树开出各色花朵。我进入过潘允端家这个白墙青瓦的院墙环绕起来的园子，作为游客，探头探脑。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的会员们进入这个园子时，充满了激情和亢奋。豫园内“点春堂”曾作为小刀会起义军指挥部，目前，堂内依然陈列着小刀会的武器、自铸的钱币、发布的文告等等物品。那些试图改朝换代的小刀会会员们（大多是失业的水手，在上海某条弄堂内游荡时，忽然被人用麻袋套住身体扔上黄浦江中的轮船进入了大海若干年后又被扔回岸上的水手），肯定没有心情来湖心亭喝茶。
显然，处于上海闹市中心的湖心亭，做不到“湖中人鸟声俱绝”。处于工商时代，我，也做不了张岱，心跳模仿出算盘珠子拨动的声音，盘算着种种的纠缠和纠葛。在上海，看雪，也只有去看这座城市在一个体育场内人工制造的冰雪。这是一座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上非常热闹的城市，所以，冬天基本无雪。只能在上海的湖心亭里看人。我坐在九曲桥“枝条”尽头热闹开放出的一朵湖心亭上，看人，就有了蜜蜂采蜜的感觉，眼神含糖量很高，少了在市场上看竞争对手的冷酷。我喝茶，看老人、青年、少年，重点是少女，祖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少女。我在衰老，看女人的眼光就渐渐悠然，少了急切和灼热，像陶渊明从蒙霜的菊花上抬头见南山。身份不明的人们在湖心亭下闪过，或者在湖对面的城隍庙、豫园掠过，不知自己正被一个人凝视并猜测来历和去向。
撒切尔夫人也曾来了、坐了、喝了、看了，照片高悬于湖心亭中。她的姿态肯定没有我的体态自然。政治家在镜头下生活，像演员，湖心亭也是政治舞台。在湖心亭喝茶的普通人，像身处暗室的偷窥者，透窗而望周遭的明媚，如同摄影记者把眼睛贴近镜头，一种隔岸观火的安全感、愉悦感、优越感，就隐秘地滋生荡漾如同春风中的池塘。其实，每个人都是演员，登台、表演、谢幕。七十年代，安东尼奥尼来上海拍《中国》，曾指导摄影机抓拍湖心亭里的茶客，他不知道周围那些矜持、庄重、衣衫整洁的茶客，都是上海市有关方面精心选择来的群众演员。
现在，我，也是演员，一个以自己为主人公的冗长大戏中的演员，躲进湖心亭里走神，不知道明天的台词、后天的冲突与高潮——我，正在被湖边那两棵大香樟树上的鸟，坐在树枝的雅座上、花朵的包厢里，观看、猜测。
张岱去杭州湖心亭看雪，遇到另外两个看雪的痴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痴人见张岱，大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可见，与自己精神相似的人，是比雪还要好的风景——看雪也是看人，有人的雪景才有生趣。中国山水画家，画山水，焦点却还在山水中的人，不管那人独坐或骑驴，虽只豆大的一点、一痕，却让山水顿然有了感动的能力。在上海，在湖心亭，我眯起眼睛，将近处的湖水和对面豫园的白墙放大得宽远一些，将周遭人群减法处理，方能使人与景色的比例协调。甚至可以将人潮直接混同于湖水，只留下最引人注目的二三女子或孩子，作为画中人或池塘中的荷花，足矣。
人在江湖，每个人都是这江湖中的亭子，会走动的湖心亭。把自己的周围处理成一片好风景，让一颗心透过两扇眼睛之窗来联通世界，有难度。从张岱的晚明杭州，到我的今日上海，一概如此。张岱是生活艺术家，是一座能够把周围景色都尽力美化优化的“湖心亭”。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叙述了自己广泛的爱好：棋琴书画，佳人美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他掌握了勺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等制茶技巧，创制并命名了新品种“兰雪茶”——在茶水中能保存起来容易消逝的兰香雪意。
碰巧，在上海湖心亭，我所喝的就是兰雪茶。以袅袅上升的茶气为浮桥，我与张岱以及他的那场夜雪，建立微弱的联系……
5.豫园
在豫园内游走并抄录对联若干。
万花楼：“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春风夜雨像才子、浪荡子，殷勤梳洗着柳树们的长发，目的：在夜晚去悄然润花。）
得月楼：“楼高但任云飞过，池小能将月送来。”（很有底气的一座楼，含云藏月。它无视园墙外次第涌现的摩天大厦和破碎天空，执着等待云飞、月来——小池塘是它莲花涌动的心怀。）
点春堂：“遥望楼台斜倚夕阳添暮景，闲谈风月同浮大白乘良辰。”（夕阳暮景，就是大白良辰？适合中年以后加速向暮年过渡的人在此驻足、深思。）
……
最喜欢的还是大戏台两侧石柱上铭刻的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云想衣裳花想容。”昆曲大师俞振飞字迹，但不知是否其集联，一俗语一诗语结合巧妙，入世而又脱尘。
俞振飞在豫园内这个戏台上演出过昆曲代表作《李白醉写》中的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全剧只一句唱词，但他依旧把那个微醉、大醉复沉醉的李白，演得孤蓬高振、片云独飞——振飞。
俞振飞喜爱这个有戏台的明代园林。豫园，愉快之园。
南方著名园林一般都设置有戏台，园林内诸般景象逶迤、断续、空白，暗暗契合于戏台上的水袖、身段、曲律。美。
当代园林大师陈从周说：“演《游园》《惊梦》，演员如果脑子中有了园林，一举一动就不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俞振飞脑子中肯定浮动着园林。陈从周应邀去各地建造的园林中，均含有或大或小的戏台。
陈从周、俞振飞皆已离世，像戏台上的人退场、卸妆、入睡，不复再登台。
6.虹口
虹口区在苏州河以北。
随着城区的快速扩张，虹口已经摆脱上世纪初期的城郊地位——它曾经用彩虹做成嘴巴，向黄浦、静安构成的主城区、话语中心，向世界，呼喊，呼喊出什么样的隐痛和抑郁？
曾居住于此并长眠于此的鲁迅，嘴巴当然与彩虹无关。他那刺猬之刺一般的浓密胡须标志着的嘴巴，只可能吐出尖锐词汇，刺向或隐或现的对手乃至自己。至于当年虹口区租界里靠近四川北路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内进进出出的军人、文人，倒可能在嘴巴上修饰一些口红、蜂蜜，冒充彩虹，向周围的中国人喊一些“雨过天晴、东亚共荣”之类的日本话。一些人信了，成了汉奸。一些人不信，无言或牺牲，比如国军某团团长谢晋元——在位于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一九三七年十月最悲壮的上海战场，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迎着虹口方向攻来的日军，发出枪声、号声、呐喊声、呻吟声——那显然是在用铁，发烫的铁，喊，用流血的伤口在喊！鲁迅没有听到。他在一九三六年去世，不必看到南京屠城、上海沦陷。
当代，游客或市民在虹口区穿越，依然可见日本军人遗迹——那些钉在某些墙壁上的“日本海军驻上海司令部旧址”一类方形铁牌，如伤疤，让这座城市在雨天隐隐作痛。此地有日本书生内山完造所开的书店，秘密销售日文版及陈望道依据日文版所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书店，成为三十年代虹口地区浓重黑暗中的一盏灯，让日语不至于完全成为我们眼中的深渊。鲁迅在书店里反复出现、埋头翻书，引起内山完造的注意，二人成为朋友。“度尽劫波兄弟在”——在鲁迅眼中，内山完造也是一个跨越恩仇的异邦兄弟了。鲁迅开办木刻讲习班，就是在内山书店后面一条里弄深处的内山完造家中进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青年，聚会在租界内一个日本人家，研究如何以木刻去入木三分地唤醒麻木的国人去抗争，这是何等奇异的景象！鲁迅喜欢这种用刀子表达内心的木刻艺术，也许与其外科医学教育经历有关。但这种在木头上挥动刀子的行为艺术，在苏州河以南地区、日本租界以外地区，难以实现。正如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仪式，那个汇聚了鲁迅、冯雪峰、柔石、郁达夫、田汉、潘汉年、蒋光慈、钱杏邨等等文弱书生的向专制政府挑战的仪式，同样只能在苏州河以北，位于虹口日本租界内的中华艺术大学进行——借助一种黑暗的掩护，攻击另一种黑暗。鲁迅无奈，且始终没有勇气挑破这一层纸。
自北京，到厦门，至广州，再来上海，鲁迅一路寻找着适宜于思想和写作的地方。一九二七年十月，在虹口租界内驻步、定居，直至逝世——九年上海光阴。尽管为躲避戴鸭舌帽的特务袭扰而在多伦路等地多次搬家，并最终止步于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并未听从友人劝解逃离祖国，始终在虹口租界区内流亡、徘徊。他是英雄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所以矛盾、彷徨。所以他渐渐中止了小说写作，一种小声说话类型的写作。他轻藐那些在四马路一带报馆、妓院之间栖息留连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们，轻藐他们的笔在《申报》一类报刊上所留下的“欢娱的擦痕”。沉痛之至，就需要大声说话，让那些被瞒、被骗的国人们听见、醒来。于是，杂文等身——那些意味复杂的文字，就等同于、甚至淹没掉他矮小的身体。他以《且介亭杂文》作为书名，我理解，是一种自嘲——“且介”乃“租界”二字的一半——失去了左边禾苗、右侧田园的残缺山河，怎么能让一张书桌一颗心，获得安宁？
双重黑暗，使他质疑周遭一切，包括他的友人乃至自己。所以他痛苦。以至于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怀疑那些热衷于宗派之争的年轻人，是否持久拥有抗击“旧社会和旧势力”所需要的韧性。从一开始，鲁迅就只是站在“左联”边缘上。他孤单。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实际上把他“也关在门外了”。他在文字中反复写到“死”“纪念”一类字眼。他不想看到柔石等等青年的死反复再现。但除了苍白文字和反复纪念之外，他又拥有什么？连同道者的友谊和真诚都那么稀缺。在三十年代，在上海滩，鲁迅和周围文人的纠结，与黑暗年代的冲突，似乎仅仅是纸卷文场上的风波，十里洋场外的支流——“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一个战士，肩扛一支毛笔左顾右盼——这是漫画，漫画中的瘦小男人多么寂寞、彷徨。胡兰成对鲁迅有一句评语：“跌宕自喜。”有不为人知的喜悦与跌宕，所以寂寞、彷徨。鲁迅被尊称为“大先生”，关于他的叙述版本各异，纷争不断，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过于微小，面对大的事物只能是主观的、片面的——他像庐山，纵看侧看，峰岭变幻。
上海地图上的虹口区域，鲁迅无处不在：鲁迅故居、鲁迅公园、鲁迅墓……至于鲁迅公园旁边的“虹口体育场”，虽未以“鲁迅”命名，但此地当下时时爆发球迷们的呼喊，似乎仍暗通于《呐喊》。雨天，当然是细雨天气而非台风暴雨时节，如果在虹口游览或散步，最好到山阴路去。雨，可以造成一个人回到旧时光的错觉。最好再打一把油纸伞——纸伞仿佛降落伞，试图把一个怀旧的人投入到往事中去。在雨中，就像去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聊天求教的后生，像萧红、丁玲，像送信的绿衣邮差。最好错敲了隔壁小院的门，茅盾先生就会走出来，帮助喊：“周先生，有人找——”在先生小院门口留影，也许会想起萧红、许广平穿棉衣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一张黑白合影：她们笑着，面对镜头，也许正在笑对摄影者鲁迅——照片中，许广平有意用萧红的左肩遮掩着自己丢了一只衣扣的前胸……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个傍晚，美国青年斯诺也来到大陆新村，不知他乘黄包车还是汽车，穿过他眼中的上海滩：“巨大的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上的巨商；语言混杂的租界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坐在防弹车内脑满肠肥的、衣冠楚楚、对司机颐指气使的中国达官贵人们；帮会歹徒，敲诈金钱的骗子，绑票和勒索的专家们；门禁森严的外国人俱乐部，穿着白色晚礼服的绅士们、女士们，镀金的歌女，成百的舞厅；数不清的鸦片馆，无处不有的赌场；猜拳行令的喧叫声，大厅内眩目的灯光，‘麻将’的碰撞声；在四川路酒吧间喝得酩酊大醉，在妓院里进进出出的海员……”显然，这个美国青年不怎么热爱这个从姿态到气质都在模仿巴黎和纽约的远东城市。但有鲁迅在，上海就有了局部的魅力。斯诺与鲁迅进行了一次以中国新文学运动为主题的谈话。斯诺眼中的鲁迅：“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不久，斯诺去了红星照耀着的延安。不久，鲁迅去世。
山阴路，在民国时代一直叫“施高塔路”，一九四九年后改以鲁迅故乡绍兴的原名“山阴”为路名。走在这条路上，就像鲁迅的隔代乡亲王献之那样穿行于稽山鉴水，产生“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美感——当代上海山阴路上的远近“山川”，自然是鲁迅未曾目睹过的高楼大厦，宏大的玻璃装饰面上有霓虹、商品一类景色“自相映发”。好在，路两侧的里弄格局未变，梧桐树茂盛如早年。有轨电车丁零当啷的声音消失了，但二十一路无轨电车依旧按原有路线运行，如同一座流动的纪念碑，纪念三十年代那些曾经跳上车来拜访一个先生的热血青年。秋日傍晚，落叶满街，风，吹动落叶如吹动层层堆积的旧人足印。走过山阴路，一个游客恍惚间也许会产生错觉：前边，有一个矮小、短发、瘦弱、长衫的木刻般的身影，在慢慢移动；那身影移动到与四川北路相交叉的内山书店旧址前，停下；当年书店，已成为人民币、日币在验钞机上沙沙作响、和平汇兑的中国工商银行；那个人的目光，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标牌上久久停留……
山阴路附近有一小街——甜爱路。逢情人节，有许多人在小邮政所给远远近近明明暗暗的爱侣寄一张盖有“甜爱路”邮戳的明信片。邮戳与明信片响亮接触如亲吻，“吻痕”在明信片上暗红。小街，挽手散步的情人很多。女孩子们涂有唇膏的嘴巴斑斓多彩，仿佛在印证“虹口”这一街区的名字。鲁迅与许广平应该并肩走过甜爱路。他们之间甜爱，但隐蔽。翻开《两地书》，那些情话曲折热烈，使读者如行于夏日山阴道上，鲁迅与许广平“自相映发”。《两地书》《鲁迅日记》使鲁迅走下了神坛，到我们这些凡庸者中间来。他有爱，有日记中所记载的“夜濯足”“与广平携海婴在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吃刨冰”一类细节透露出的烟火气息——以此抵抗周遭广大的寒意和黯淡。
有鲁迅在虹口呼吸、长眠，上海于当代繁华中不会失去怀疑、警醒的能力。
7.徐家汇
晚明徐光启家周围的流水，汇聚于此、汇聚于今。
四百年前，文渊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在此地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也安葬在这里。后裔繁衍生息，此地渐成集镇，初名“徐家厍”，后逐步成为上海市区中心。当然，那些纵横河道，早已被填充成密集道路——汽车、电车、行人、地铁这些事物，冒充浪花或者深流继续奔涌，安慰着长眠于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这个“睁开眼睛看西方的第一人”。“虹桥路”“漕溪北路”“肇嘉浜路”“天钥桥路”等等路名，委婉泄露出这些道路与古代河流之间的裙带关系——那些明代小船上的裙子和衣带，关系着今天跑车内的长袖短衫，但当代英雄与美妇不知不觉，流连闪烁于徐家汇公园及商圈。
徐光启当然没有来过徐家汇公园。此地曾经为大中华橡胶厂，现在只留下一个烟囱作为纪念标志——纪念工业时代的火焰与气息。公园周围道路上的汽车橡胶轮胎汹涌奔流，还能不能使这个冷寂的烟囱，想起如烟往事？公园一角，有民国时期著名的百代公司小红楼。这座保护建筑，如红色大花朵，永远不会凋谢了——曾经出出进进这一小红楼灌制唱片的周璇、白光、李香兰们，早已演变成了蜜蜂、花香、虫鸣。唱片般的月亮升起在公园上空，试图重现三十年代的沙哑、委曲、万端柔情……
公园风景如画：练瑜伽，野餐，喂鱼，读书，接吻，拉手风琴，拍婚纱照，坐在婴儿车或轮椅里懵懵懂懂、昏昏欲睡……老少游客如画中人，自成一体，但合作，把明代徐光启的菜地、书房、后花园、河流，改变成悲喜交集之地。人生的起点、转折点、终点……在此隐秘交集。草色、鸟叫、风、流水，尝试打破各种明确或隐性的边界，入我心。一个加速向晚年、向大自然过渡的中年人，需要练习在各种边界上左顾右盼，而又不会被嘲笑、责备。那大概是一种对万物充满眷恋、无法忘怀的左顾右盼。
徐光启如果在墓地内失眠、醒来，应该对周围的现代景象感到欣慰——徐家汇教堂依旧传递出福音，太平洋百货、汇金百货、东方商厦、港汇广场内流通着中国制造的电视、电脑等等陌生电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中学内讲授着徐光启熟悉的他与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
怀着一种对万物人间的无限眷恋，在东西方之间左顾右盼，并决绝地投入到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中来——徐光启不怀旧，不怀恋用线香和沙漏来计算光阴流速的旧世余晖；瞻前，在利玛窦带来的钟表依稀传达出的西方蒸汽机的无边激动里，朝着子孙的方向、未知的方向，焦虑、张望、呼喊。他的视线，如果能够在光启公园内那些大树高枝上的鸟巢里飞出，看到今天的上海在现代化轨道上不断提速，可安息矣。
四百年前，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认为自己处在中央之国，完美的是自己，荒芜的是世界。利玛窦历时八年，从葡萄牙出发，过好望角，经印度，于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十八年后终于获准进入北京。万历皇帝躲在帘子后边，听了一段利玛窦唱的西洋歌曲就让他走了，只留下了机心重重的礼物——钟表，在阴暗的宫廷内“滴滴答答”循环奔走。
试图把中国皇帝改造为教徒的利玛窦，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徐光启等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
徐光启洗了洗手上在漕溪或肇嘉浜附近菜地沾上的泥巴，推开几案上的四书五经：“中国自古不缺少闲散雅致之人，让他们去读这些经书吧。我来做一个务实的俗人。”儒士打扮的利玛窦，每天来到徐光启府邸，帮助他琢磨“角”“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形”“外切”等等西方概念的汉语对应词汇。利玛窦怀疑这个斯文白皙的中国文人，是否有毅力、能力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一年后，看到徐光启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完成了六卷本《几何原本》的翻译，利玛窦满眼泪水。那些在徐光启手中完成了中国化的西方数学理论，散发出全新的光辉，自晚明迢遥而来，照亮中国人的世界和世界观——
我们渐渐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大海以外的地域正日新月异。我们开始把时间看作是徐光启用三角直尺画出的射线，人类应当把握的射线，射向远方某一个目标的线，而不再迷信于“无限轮回”的错觉和神秘上苍的指令，并因此开始建立紧迫感、危机感。“科学与工业技术，我们掌握物质世界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我们的自由，是古东方精英们之所以会对西方着迷的奥秘。人类，不再是星辰运转或业律的奴隶。”（帕斯《印度札记》）。从徐光启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相信“天狗”一类虚无之物对天空、人心的占有和制约，不再跪在天子面前，而是直起身来，看见大海洗蓝了的那些眼睛和世界。
《明史·徐光启传》：“徐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利玛窦死后埋在北京郊区。徐光启长眠在上海故园。一中一西，两个知识分子相遇了，合力开启晚明以来国人的心智尘封之门，让我们看见那外部世界的光正从门缝里使劲挤了进来，逐步扩大那光芒的领域——
光启！
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地，一个巨大的圆形土丘如同灯盏，坟墓上长满各种植物如同四季葱茏的光线，照亮徐家汇、上海、中国，以及无数从蒙昧中逐渐醒来的脸……
8.西康公园
我办公室后窗对着小公园——西康公园。公园紧邻西康路。
四周高层建筑的簇拥，使小公园如同盆景，树木、莲池、鸟、人……按照美的法则团聚，让“盆沿”上的我时时从冗杂凡俗事务中抬头，凝眸，聆听。
但我不知道那些树木之间的差异，鸟鸣之间的区别。爱尔兰作家罗·林德说过：“无数人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分不清哪是榆树哪是枸树，也听不出画眉和山鸟的鸣叫有何不同。”西康公园里有没有榆树、枸树、画眉、山鸟？他所批评的“无数人”中大概包括我——面色苍白、谨小慎微、只善于分辨纸币上的百元和十元、上司脸色中的霜降和立夏。
南方语调如鸟鸣，有北方土语所不具备的婉转和晦涩。不知南北鸟类是否存在方言差异。河南的鸟会不会与浙江的鸟谈情说爱？飞来飞去的候鸟，也许能翻译各地的鸟鸣。翻译官像候鸟一样常坐飞机，流动性比其他专业人士要大。我是留鸟，除了少量出游，终年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呼吸、晃动，类似麻雀。麻雀叽喳，不够优雅，词汇量大概比较少：跳跃、低飞、米粒、水、阳光、树梢、雨、雪、风、害怕、喜悦、雀巢咖啡……麻雀拒绝鹦鹉或大雁的词汇表。我需要像麻雀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词。当我像麻雀一样简单明快，便可以用少量雀斑一样的字迹，在纸上写诗——让每一张纸变成美人白脸。
西康公园里也有麻雀，在地上觅食、散步、低语，没有鸟笼来拘束、装饰。莲池边、小路上，有若干人游走或静坐。他们应该洞悉这座小公园的秘密。大都是老人，气定神闲，或独自发呆，或三五成群交谈，看不出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如同我看不出孩子们的梦想和前程。他们彼此相似，如同我眼中的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一只鸟与另一只鸟，彼此相似。与官场、商场、文场上存在着一目了然的格局和尊卑绝然不同，西康公园里没有“前排就坐”的树，也没有“做总结报告”的鸟，杂乱纷呈，无序共存。暮年、童年状态的人物值得尊重。他们拥有无限的已知和未知，像晨雾和暮色，意味深长。
边眺望他们，边打喷嚏。
自从进入这间后窗对着西康公园的办公室以来，我就开始打喷嚏，泪眼汪汪仿佛陷入极度忧伤。而欲“打”未“打”、似“打”非“打”的尴尬，使我随时准备脱离正与自己交谈的他人，躲到角落去酝酿一番情绪，最终嘹亮地将一个“啊——嚏——”咏叹而出，沛然淋漓的痛快感贯彻周身。
同事调侃：“有人想你了，一个美人想你了。”打喷嚏者有幸正被远方某人所思念，是古老的传说和猜想。我暗喜，孤独感消除许多，猜测是哪个美人有可能念叨我的名字，然后给她打电话：“适可而止吧，我的喷嚏已惊天动地。”但我不知道美人的电话号码，只能无可奈何地到西康公园旁边的静安医院去诊治。
一个面目雅致的青年医生用鸟叫般的沪语告诉我：“过敏症咿。”他指指周围几个与我一样热衷于打喷嚏的人：“你们都是过敏的人呵。”他翻开一本医学杂志，告诉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乡村园丁偶然发现过敏症急剧增加的原因——榛树、桦树、松柏等等树种的花粉，被风吹送着播撒到长期远离它们的人身上，有可能造成过敏症。“花粉随风飘扬，寻找那些与树木们存在隐秘关联的人。”这位医生陶醉在树木、花粉的阴影里，似乎忘记自己应该是一个寡言慎语面无表情的诊断者，像诗人，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医生前程堪忧。
我问：“什么药能够治愈，啊——嚏！”他说：“无药可治，多到公园、树林走走——对了，到那个西康公园里走走，增强与树木的亲和力。一个猎人、一个种树者是不会过敏的。愈远离自然愈是用消毒液清洗，就愈苍白、柔弱，一身尘土、满面风霜的穷人生气勃勃！”我怀疑自己走进了一个墨水气息荡漾的文学院，而不是来苏水气味盎然的医院。怀疑这位医生是树木们的使者，来为我这个被树木而不是美人们暗暗思念，尚未完全丧失对大自然的感应力的书生，揭示“啊——嚏”之后的秘密。他甚至本来就是一棵树——榛树、桦树或松柏？
开始更深情地凝望后窗外的西康公园——是哪一棵树的花粉与我发生了关联？
把窗子开得更大，时间更长。树木气息更有力地影响我的呼吸。老人们唱歌、手舞足蹈，像风中树枝、树枝上的鸟、鸟身上迎风披散的羽毛。偶尔进入小公园晃荡，又顾忌上司巡视时透过窗子看到，从而产生“这个闲人在晃荡”的印象和结论。在公园里仰看，我窗子像鸟笼。我在窗子内像一只鸟。人到中年，就是人到种种隐疾、困惑和烦恼。在文件间徘徊，与薪水沉浮。打喷嚏，就是内在压力试图寻求突破，如果没有别的突破口，那就只能选择一张充满口臭和陈词滥调的嘴巴，一涌而出。
午休，同事各自闭目小寐。我隔窗暗自与这座小公园交流，试图一一分清那些树、鸟的名字，以及树冠在每天发生哪些变化，来印证季节的逐步推移、自身呼吸系统的艰辛运行。树上，一只野鸟，拒绝鸟笼的鸟，正使劲颤动着爪下的枝条——它大概觉得那树枝也是自己的翅膀。它想带动一棵树来飞？我在转椅中旋转了两圈，沉默地叫了两声。
也许是缘于眼中、心中、梦中有了无边树木，喷嚏开始消失。花粉们的袭击暂时告一段落。我对西康公园里的树木、街道上的树丛、郊外以及远方的森林，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情感。猜想：一个软弱苍白的人，打喷嚏的人，有没有力量使一棵树也打个喷嚏——惊飞树上一只鸟？使一丛树林打个喷嚏——街头刮起一阵风？使一座森林打个喷嚏——旷野下起一场雨？然后，全世界的树木（包括我故乡河南南阳盆地四周群山中的树木）都满脚泥泞一步一个树坑地结队走在通往上海的路上，通往我家灯光的路上……
西康公园，小公园，像盆景，更像一个微型的盆地——我位于楼上，像位于这个微型盆地边缘的山脉，屁股下的木椅酷似山路上的毛驴——
公园里、盆景里、故乡盆地里拥挤的植物、动物、人物，倾盆大雨般，溅入我午间的梦里了……
9.松江
松树，加上黄浦江，等于松江——一个小镇。上海西南边缘，接壤浙江、江苏。距西塘、乌镇等江南名镇几十公里的路程。
目前，松树在松江已经很少。方塔公园内小山上有一片松树林，我数了数，三十五棵。那一天，春分——春天用南风这一吹风机，想把松树和我的头发吹分成左右对称的样子。我靠着松树休息了十分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觉涌现，不妥。就换了一棵湖边的柳树靠着，惬意了许多，像浪子荡子。做浪子荡子比做烈士的难度小。美女们在湖边来往，风摆柳一样，像是要让柳树向她们学习。
黄浦江在松江附近流淌——源于浙江安吉龙王山，经松江，到达下游的上海城区，入海。运沙船、垃圾船、渔船、渡船……“突突突突”轰鸣的柴油发动机声音淹没了水声——柴油机用噪声反对田园诗。一条船，舷边蹲着一条狗，晾晒一条红裙子，像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浮草》中的镜头。人生就如同这浮动的水草、这船。光阴如江水载浮载沉。水上、水边的生活，都容易产生伤逝之感。“突突突突”轰鸣的柴油发动机声抑制水声，似乎就是为了减弱伤感，反对感伤。
某年春季，总计数千头死猪以平均每天六百余头的节奏顺着黄浦江、朝上海主城区方向浮游，在松江一带中断泳姿，被拦截、上岸、深埋。猪们一生中唯一的仰泳，目标是江水下游的陆家嘴、大海，戴着可以追溯来源的电子耳标，像戴着耳环——让死亡显得时尚、光辉。死因迷离。
黄浦江上游、松江以南就是浙江乡村如嘉兴、新市。宋代杨万里曾经写过一首诗《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古典的春日画卷。现实景象却是：篱落不再，猪场密集，部分养猪者悄悄用“砷”（一种可能致猪、人于死地的化学原料）来造成猪外貌健美的假象以促销，导致猪群郁闷、携带毒素、死亡率居高不下，死猪在夜晚被扔进江水——猪群取代了鱼群，填充河流的空虚。
拥有乡村背景的诗人，在这个春季开始强烈怀念童年时代的水井、河流。水井消失，空水杯（空杯，空悲切）是水井正直的纪念碑。河流也将消失，水龙头（与龙的关系已经断绝）将成为河流扭曲的墓碑。
怀念松江古称“华亭”。华丽的长亭短亭，迎送南来北去的官员、游子、走卒，可见历史上此地水路陆路的密集、便捷。又称“松江府”，在宋代，是全国的棉纺业生产与棉布制造中心，松江布和黄道婆名闻天下。我更喜欢另一雅称：“云间”，文人化的浪漫。陆云、陆机、赵孟頫、董其昌等等本地文人，一定喜欢这两个字——陆云应该最爱，他本身就是一朵极有天赋的云。这几位不同朝代的文人若萃集一堂、联袂而行，青衫应当在清风中飘动成一小块天空，宣纸像原野长满俊逸的字迹，印章暗红如原野边缘的落日……
G60高速公路，原名“沪昆高速公路”，自上海，过松江，经杭州，最终抵达昆明。大量高速公路的出现，带来了数字化命名的时代，便捷，理性，像子嗣众多的家长“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之类的命名一样，悖离了古人在“华亭”“云间”“松江”等等地名后面隐含的命名原则：有画面感，有情怀。
G60高速公路穿过松江而来、而去。路南，松江古城区，古迹、古人轶事萃集之地。路北，松江新城。新城内大学云集，少年云集，初恋云集。泰晤士小镇，一个由若干英伦风格的别墅区组合而成的街区，成为《松江旅游图》上的焦点，游客、婚纱摄影者流连。在这英式的教堂、铁桥、咖啡馆、小街道上拍照，完全可以产生“到英国一游”的迷离和恍惚，引起英国原版小镇的不满。但此地尚未虚构出一条泰晤士河和《泰晤士报》。
在小饭馆内独自吃了一条松江鲈鱼，喝半壶黄酒，让肠胃也到松江一游。似乎就有了与陆云、陆机、赵孟頫、董其昌共进晚餐的迷离和恍惚——他们环坐大桌，我坐旁边小桌，偷听他们的高谈阔论。一个人的才华、胆气、酒量，应该与饭桌的大小成正比。
苏东坡在《后赤壁赋》中描述一尾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不知他来过松江否？若来松江，陆云、陆机、赵孟頫、董其昌们，肯定会穿朝越代陪他共进晚餐，环坐大桌，吃松江鲈鱼、喝黄酒。醉了，仰天大笑出门去，在云间、在巨口鲈鱼般的夜空里，散步成细鳞般的星星……
10.佘山
佘山、天马山、凤凰山、玉屏山、辰山、钟贾山、天马山、小机山、横云山、小昆山等等十二座高度在百米以下的精致山峰，簇拥、绵延于松江境内，达十余公里，组成上海地区唯一的山脉群落，远远望去，像草书中参差断续、湿涩变幻的“一”字——本地人，西晋著名诗人陆机书写《文赋》时，在窗外天色空茫处，毛笔随意一挥，写出了这“一”字吗？古人以“九”为大，松江别称“云间”，故，这一系列山脉简称“云间九峰”。
云间九峰最初是岛屿，上海地区曾是东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汪洋无限而后蜕变为滩涂、陆地。海水在时间面前节节败退。如今，山中偶尔可见贝壳及海藻化石。佘山是其中最高山脉，处于领袖地位。康熙御题“兰笋山”——康熙南巡，对佘山兰花之幽香、笋味之鲜美留下深刻印象，遂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〇年）春亲书匾额“兰笋山”。杭州织造员外郎孙成至、苏州织造司库那尔泰两位钦差大臣，赴京接匾，坐船南下，至松江佘山，于山下宣妙寺举行了隆重的上匾朝贺之礼。康熙题匾及宣妙寺今已不存，佘山兰花、竹笋依旧年年生发。
佘山是云间九峰中离天空最近的山。山顶，建有著名的天主教堂，离天主很近。暗红色外墙醒目。满山绿树映衬之下，教堂暗红如花朵，献给天空、天主和真理。一八四四年，法籍传教士南格禄在江南一带漫游寻觅，至佘山，一见倾心，遂勘测地形拟建教堂。一八七一年始建，一九三五年落成，精雕细琢，中西合璧，采用无木无钉无钢无梁的四无结构。可容纳三千信徒的教堂，不用音响，即可将布道者的声音传递至每个角落；不用灯光，即可借助于彩绘玻璃天窗投进的缕缕光线，让信徒们依稀看到上帝慈悲的脸。管风琴声、歌声荡漾，有替代山间风声、鸟声、泉水声的趋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佘山教堂即成为世界闻名的天主教圣地，每日，尤其是每年五月的“圣母月”，各地信徒群集，沿山中“之”字形的苦路（路名别有深意）登至顶峰，入教堂，得解脱。江南地区天主教信徒中，渔民占大比例，往往划船至佘山脚下，再上山朝圣。佘山附近小河浜，常聚集不少小船。以船渡身，以山载心。如今山中有索道，乘索道者往往是非教徒身份的游客，凌空而起，轻松而至，对教堂内部神圣、静谧的气氛望而生畏，探头探脑、照相、下山。
教堂旁边是佘山天文台，建于一九〇〇年，同样为法国传教士所立，是我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天文台，内部安装有巨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激光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光学折射望远镜等先进仪器设备——传教士们把天主教与天文学结合在一起，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它们都是关于上苍的发现和思想，与形而下的、山下的世俗欲望，无关。当一个天主教徒透过天文望远镜远眺星空，大概能从月色云朵之间捕捉一丝天主的微笑，获得内心的安详和自由——月色云朵，就是天文、天空中的文字，就是福音书。
山水相依，风景殊好，遂成为“佘山国家风景旅游区”。山间有众多酒店、别墅群，山下是辰山植物园。我曾在植物园内草地上躺了一个下午，晒太阳，青草泥土气息使嗅觉回到童年。偶尔瞄一眼佘山，觉得圆顶天文台像圆顶礼帽、暗红色教堂像暗红色蝴蝶结——如此，佘山就是以满山植物为头发的绅士脑袋了吧？一个绅士，怀着蝴蝶般在空中飞动的隐秘愿望。我躺在草地上像草间求活的虫子，直到傍晚，起身，听上海交响乐团的草地音乐会。满天星星照耀着我开车回到城区的一段山路、一段高速公路——城区方向的灯火也由慢而快、由稀薄到密集，扑来，勾勒出如山脉一样漫无边际的建筑物轮廓，似乎是为了与佘山、与云间九峰呼应，彼此减少一丝孤单——相看两不厌。
从传统的山中回到后现代的“山”中，在楼群里沿一条抽象的“之”字形“苦路”（隐藏在楼梯、电梯之中）攀登，谋生，思想。在建筑物构成峰岭、高架桥模仿流水、地铁隐喻地下暗河的“群山”之中，我有能力在内心海拔最高处建设一座教堂来接纳天籁霞光，用笔筒作为单筒望远镜眺望远方，把堆满了财务报表的办公桌改造成音乐交响的草地？
佘山姓佘，我姓余，笔画相近，所以亲切。但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我比它多了一点愚顽，它比我少了一点辞藻。故，止笔。
11.老码头
老码头：十六铺轮渡遗址。
无数名人凡人由上海到远远近近的异乡异国漂泊，起点在这里。杜月笙，浦东一个农家孩子，进上海滩卖水果而后成为大亨，起点在这里。
某日，与朋友在此共进午餐。餐厅由杜月笙当年的一个巨大仓库改造而成。黄浦江在窗外蜿蜒而过。码头、仓库、船、工人、商人……旧日十六铺地区的贸易景象，已转换为游客、导游、婚纱摄影师、模特表演、餐厅、酒店等等元素组合而成的当代景观。石库门风格的院落里，旅行社的三角旗缤纷密集如花朵绽放。
我们坐在餐厅（仓库）一角，灯，从屋顶垂落，照耀桌面的食品、茶、一本介绍这个餐厅的小册子——小册子上的黑白人物照，是杜月笙，旧时代旧生活的主人公。照片中的他，有教书先生的气质——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黑帮气、无赖相，掩盖掉，从姿态上与黄金荣、张啸林这两个流氓大亨拉开距离。他家客厅里挂一副对联：“读古人书，友天下士。”他要求随从都穿长衫，手握扇子，说书面语。他对一个文人朋友说：“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五百年跳了龙门变成龙。而我呢，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一千年变成了鲤鱼，再修炼五百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你还是一条鲤鱼，我，可就变成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站在十六铺码头眺望未来，一个黑帮头目充满了乡下人的卑微和忧伤。
杜月笙留下很多名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他想把这三碗面都吃好，把上海滩看成一个大面馆，让周围的厨师、跑堂、食客都来喝彩、尊重。“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他就一夜别想睡觉了。闭眼，梦见自己上半身军装、下半身短裤的打扮。身份焦虑。一个在江湖上威风凛凛的大佬，却认为自己是夜壶型的人——只能藏在床下接纳便溺，而不能像茶壶、咖啡壶、高脚酒杯那样，堂皇出现在客厅、餐厅。
人，复杂。比如我，内心软弱，却总试图练习流氓腔调来与人周旋，以此预防、震慑现实生活的潜在侵袭，却往往被人识破——揣一支笔的人，与揣一把匕首的人，眼神、步姿、语调，差异巨大。当生活出现了麻烦和漏洞，我尝试戴墨镜，叼一支烟，期望侧面听到别人嘀咕“这个家伙阴险凶恶”，以便强化一丝安全感。身份焦虑。
老码头是外滩风光带的一个节点——外滩，当年租界留出的供纤夫们伏身背纤的道路，如今，像纤绳，在拉动上海这条大船，进入广阔的现实和汹涌的未来。夜幕降临。看对岸东方明珠塔、金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四座愈来愈高、愈来愈强势的建筑，正朝着月亮的子宫里喷吐群星的精子——黑夜的母腹，正怀孕、产出一个新黎明……
老上海位于上海。老上海告别了上海。
一九四九年，杜月笙带着家眷由十六铺码头去了香港。这个与国民政府、新四军都有过深深浅浅明明暗暗合作关系的人，一个抗日的人，选择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香港，作为晚年的栖息地、葬身之地。
目前，杜月笙的仓库外形仍在，内涵已变。坐在仓库一角，我像一个装满了几十年陈粮杂念的旧麻袋。
岁月，终将把我扛起来，沿着码头上的栈桥，扔进墓地般的船舱和大海……
12.后滩
浦东，世博园区西南邻江一隅是上海钢铁厂原址，被改造为后滩湿地公园——像现代之后是后现代，后退一步，让钢铁的灼烫后退出湿地的清凉。
上海世博会已落幕数年。世博园区内的汹涌人流不复存在，汽笛、花车、舞蹈、炎热、喧噪、赞美、质疑、兴奋、倦怠、空茫，不复存在。大部分国家馆、企业馆已经拆除，仅保留以下建筑物：
——沙特馆，世博会期间最热门的国家馆，现更名为“月亮船”，席天幕地的电子屏幕持续播放着中东地区的沙漠、天空，让游客产生鸟儿飞翔的眩晕感。做一只中东的鸟儿，需要学会热爱那广大而又寂寞的黄与蓝。
——意大利馆，更名为“意大利时尚文化中心”，各种名车、首饰等等奢侈品荟萃、闪耀。类似于一种雌雄同体的事物，自我繁殖着虚荣心和傲慢。
——中国馆，更名为“国家艺术宫”，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永久展出，并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我进去看了“米勒、库尔贝及法国写实主义画家作品展”，八个章节：“风景：从柯罗到库尔贝”“米勒”“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画家‘梦蝶’”“布尔乔亚的低调魅力”“孩童”“苍生疾苦振臂一呼”。尤其喜欢米勒：雾中渐渐浮现的牛群，月光里的羊，与天空一起弯下腰来的农妇，湿润的土地……一个细节：《春》，画面左侧有一个不起眼的“丫”字形树干，仿佛儿童在举臂拥抱天空。米勒、库尔贝，都是在法国乡村里长大的人，“撒手播种，用腰部插秧”（勒内·夏尔）。他们一生都在描绘乡村。“一种诚实的写作，范围不应该超过三十平方英里”（沃尔科特）。诚实的绘画，画笔范围也不会超出家乡三十平方英里吧？画笔应该就是小树，扎根，笔端绽放各种颜料……
当然，黄浦江上的卢浦大桥、南浦大桥依旧存在，像括号继续怀抱着一段省略号一样的江水、灯火、记忆。现在，像下完棋之后的棋盘，大部分棋子（建筑、人）已经消失，棋子行走的线条、道路仍在，在暗暗期待复盘，去重现二〇一〇年的夏天和秋天。
猛然意识到后滩的存在。像一个人失恋之后猛然意识到亲人的存在——一种无言而永远不会背弃你、拒斥你的存在。
后滩本身是世博会组成部分之一，将工业遗址还原为大自然的一次成功尝试，像米勒、库尔贝们关于乡土的写实主义作品。世博会期间我并未到此一游，而热衷于在欧美展馆区域锻炼耐心和脚力。现在，对那些热情展示未来科技进步趋势的发达国家展馆的印象，已模糊不清。那更快、更高、更强的欲望冲动，模糊不清。脑海中浮动着的，反而是非洲国家展区内更慢、更矮、更弱的独木舟、海水、阳光、女性木雕……以及猛然意识到的后滩。
独自来后滩晃荡一个下午，像探亲，充满归意。
游人不多，芦苇拥挤。原钢厂流水线的位置成为小溪流水，大致与二十米外的黄浦江平行——钢花转化为水中的游鱼，水中荷叶被秋风吹老，边缘被剥蚀处，如同绿裙子上的蕾丝花边，被一只蜻蜓或一缕秋光，穿在细小的身上，跳舞……我像失业复失恋的炼钢工人，陷入沉思；像废钢，余生可以去加固溪岸或枕木小桥。
一个俯身溪边玩耍的孩子指尖滴水，自言自语：“空调滴水……”我笑了。这是一个在电器之间生长的孩子。拥有乡村经验的人，指尖滴水，只会想到青瓦屋檐上的雨季。南京诗人韩东有一首诗《温柔的部分》：“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最初的经历，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构成与运行。无论韩东，还是我。现在，后滩芦苇拥挤的溪岸，总使我感觉回到了河南南部的唐河与童年——那时，那里，芦苇拥挤，白头到老……
若干家族式的聚会，在后滩一些幽僻角落举行。亲人们团坐在草地、布毯上，享受着阳光、风、江上的汽笛声——巨大的货轮、游轮，缓缓掠过江面，像后滩入梦后反复看见的巨大阴影和征兆。我和游人，也是后滩梦境里的元素之一吧？转瞬即逝。像二〇一〇年夏季的喧狂和人群，转瞬即逝。
现代、后现代的今天，万物喧扰，众生奔竞，但内心仍需要若干角落归属于野外和自然——后滩，就是给予这若干角落一个形状——像佛龛给禅意一种形状，戒指给恋情一种形状，米勒的画框给乡村一种形状。我的这篇文字，又能否给后滩一个形状？
野外的风、禅意里的月色、恋爱中的热、颜料内的乡村、诗行间的轻轻一跃，应该都能散发出驴粪、马粪、牛粪的勃然腥气，以及野草、泥土、流水的无量芬芳，让聆听者、感受者、恋爱者、阅读者觉得自己也脱掉皮鞋，处于驴粪、马粪、牛粪、野草、泥土和流水之中了。艺术的目的或者说牧笛、墓地，在召唤一个人——比如米勒或库尔贝——还乡，乘着驴粪、马粪、牛粪、野草、泥土、流水的气息，还乡，而后安然入睡。
后滩，就是我还乡过程中的一个驿站。在此地给内心的马喂草、喝水，然后骑上去，消失……
当然，后滩永在，因高枕江岸而无忧，等待新人新时代的出现——江声浩荡，自枕边升起。
鸟群掠过我，像钢厂里的天车掠过一个炼钢工人或一块废铁……
13.福州路
一条著名的书店街。
上海书城、上海外文书店、古籍书店、大众书局……在福州路上比邻而居。
二十世纪初期，这条路名为“四马路”，与大马路即南京路平行，垂直于黄浦江，以青楼逶迤、红粉云集、才子出没而名噪江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出版社及《申报》《晶报》等等报社林立——树林般密集挺立于大街两侧。最初的印刷机从国外进口，在十六铺码头上岸，靠一群牛努力拉进福州路，引来市民围观。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繁盛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书刊在福州路生产。一万多名才子在此依靠稿费就能有不错的生活，比如，可以在周围青楼里有相对固定的桌子来写字、喝茶、调情。
李欧梵说：“晚清的通俗小说，只要涉及到维新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都有上海。而上海的所谓时空性就是四马路，书院加妓院，大部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四马路。因为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作家大都住在那里，晚睡迟起，下午会友，晚饭叫局，抽鸦片、写文章。”
一九一五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资料记载，当时四马路有妓院九百零三家，“长三”一千三百人，“幺二”五百零五人，“野鸡”四千七百二十七人，“花烟间”一千零五十人——规模何其浩大。称呼不一，身份、姿态与价值就差异巨大：被马车拉走（到西郊一带的别墅欢度周末），轿子抬走（去石库门深处的阁楼里喘息），佣人扛在肩膀上走（初次接客的处女——佣人的肩膀上扛着一个女子的初夜），在路边徘徊等待、观察、游走（最低贱的女子，老，丑）……走向一张床榻的方式不同，获得的报酬也就迥异。四马路上的嚣张春色，与元代朱庭玉笔下“鬅松鬓发，束减腰围，见人羞，惊人问，怕人知”的良家少女态度，反差强烈。
四马路女子各自的花名，类似才子笔名，在橱窗里、灯笼上、晚报广告版竞相闪耀。最显著的花名是“林黛玉”，四马路头牌名妓，妓女选美获奖的“四大金刚”之一。据说她患过梅毒，眉毛脱落，就自创一种“大关刀眉”，在妓女行乃至普通女性中风行一时。四马路上的女子，是晚清、民国时代上海风尚的引领者，其着装、发型、化妆、吟诵，都在暗暗影响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度的审美。“五四”前后，一些妓女因为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与客人少了思想沟通能力，以致门庭冷落。
据说，一个在上海寻花问柳的男人，须能听懂并会说苏白，即苏州白话，苏州评弹念白的话，否则就无法体会与那些女子言情叙事过程中的幽妙。“寻花问柳”一词，本身就源于苏州的花街巷、柳街巷这两条烟花巷陌，明代大学士王鏊《姑苏志》对此有记载。所以，四马路上出没的才子、作家，苏白都应该说得很好。
四马路的大名福州路，来历如下：某外国商人在福州泊船上岸，爱上当地一女子，纳为己有，并把自己投资参股的上海最繁华的四马路命名为“福州路”。他有情怀，更有财力。一个情怀、财力兼备的人，才能在这座城市留下印迹、成为谈资。他不懂苏白，只爱闽南语。
如今，福州路上的书店没有那么“林立”，至多算是还有那么“几棵树”，来招引爱书人“凤还巢”。畅销书大都躺在书店进门处醒目的明亮光线里，像四马路周围躺下来看世界的旧时代美女。哲学、美学一类书籍在偏僻角落，像深山隐者。销售量欠佳的书籍则布置在书柜最高处，目光难以企及处，需登着梯子去访问，像去访问落难的旧人故交。
我曾在一书店安静处闲翻田汉的随笔集，数次看到“芳烈”这一陌生词语。“芬芳的激烈”？“激烈的芬芳”？不知道是不是田汉创造了这个词汇。喜欢这一词语——田野上一个埋头劳作的汉子，被夏日、植物、泥土混合而成的芬芳和激烈，浩荡包围。而我目前的生活，似乎正处于“芳烈”的反义词——“枯寂”……
田汉在上海生活多年，与郁达夫等友人建立“创造社”。他在四马路或者说福州路逛街、访友、买书、喝茶、听戏、怜红爱紫、恨满西风，回家写《十字街头》《风云儿女》《马路天使》——街头下层女子们的芬芳和激烈，满纸汹涌。
福州路中段有逸夫剧院（原名“天蟾逸夫舞台”），一九三〇年开始成为南北名伶神往梦萦之地。梅兰芳等大师先后在此登台、扬名，梨园中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我曾在这里看了一场田汉编剧的越剧《情探》，名妓殷桂英与薄情秀才王魁之间的情感故事，在福州路上的这个剧院演出，很合适。“郎君今年二十五，桂英今年二十秋，青春结伴烟波走，学一个范蠡大夫泛扁舟。”殷桂英的咏唱回旋耳边，像早年四马路上的某个女子在对一个才子言情。
福州路所处地段之下，有地铁二号线掠过，像几棵“书店之树”的根系，东西蔓延约八十公里。
福州路东端两侧高大古典建筑对峙而成的空白处，如窗口，打开，送来外滩和黄浦江上的风、对岸陆家嘴金融区的云朵。风和云朵，试图说服福州路上一颗沸腾的才子之心，降温吧，去看江水携带时光和尘事，向东流。
14.岳阳路
岳阳在湖南，岳阳路在上海——位于桃江路、肇嘉浜路之间，南北向，长九百米，宽十五米，属上海市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风景街道之一。沿路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命科学图书馆、法国领事馆、东正教堂、好望角大饭店、教育会堂、上海中国画院、上海科技大学。附近有湖南路、衡山路、上海音乐学院、襄阳公园……
在岳阳路自然而然想起岳阳，想起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想起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无异——孟浩然、杜甫、范仲淹，以及出现于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三条路交叉处的小花园里的普希金，“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无异。异国异代的诗人们，聚会于这条上海小街，对语言、自由、美的深情，贯通无异。
当然，三角形小花园里的普希金，呈现在大理石和铜中，比呈现于血肉中更持久——“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一行金字，镌刻碑身。普希金面对一座东正教教堂，如面对祖国。“我为自己树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寸草不生。/我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因为我唤醒他们善良的心脏。/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深情。”这是普希金《纪念碑》中的句子。诗人的自信，缘于对诗之力量的信心。
这座雕像前后建设三次。首建于一九三七年，由来华避难的近两万名俄罗斯侨民捐资建设，毁于一九四四年日本军队之手。一九四七年重建，毁于一九六六年汹涌如潮的红卫兵。一九八七年重建，在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如此遭遇，普希金或许存在预感——一个诗人，只能用诗这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筑牢自由和深情。岳阳路、桃江路、汾阳路，寸草不生地涌向普希金纪念碑。人流车流环绕诗人，如同他热爱的、汹涌着自由元素的大海，环绕一座伟大的岛屿。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来到这座三角形小花园。普希金平视前方。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幼年乃至一生与她家门前那座普希金铜像之间的关系。那是一座黑色铜像，普希金右手永远拿着一顶礼帽，等待这个小女孩到来。茨维塔耶娃爱上他积雪或落霞的肩膀，也爱上那肩膀里的黑色——在俄语中，也像在汉语中，黑色一概意味着悲伤、深沉、隐痛。
我眼前是上海的普希金，也沉浸于黑色、一小块头颅形状的黑夜。他对代表春天和爱的绿色，感到沉重、痛苦和陌生，呼吁：“请给我狂暴的风雪，还有那幽暗的漫长冬夜。”因维护尊严和爱情而死去，在一八三七年二月一个落雪的傍晚。两个旁观者把受枪伤的普希金架上雪橇，一个持枪者仓皇逃离，这一场面构成的油画《决斗》，就挂在茨维塔耶娃母亲的房间里，像一个寓言和预言——幽暗和冷意就伴随这个女孩一生了，从童年直到自杀，像普希金那样彻底进入“幽暗的漫长冬夜”。
普希金、茨维塔耶娃极其相似：
——都那么热爱着爱情。伟大的诗人似乎都是从对一个人的爱出发，唤起对爱人所处其中的广大尘世的眷恋和痛惜。
——都在大量诗篇中爱着爱情。“普希金以爱情感染我，以爱情这个字眼感染我”（茨维塔耶娃）。比如，《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至美的精灵。”这是普希金再一次遇到二十五岁的少妇凯恩时送她情诗中的前四行——他十九岁初见十八岁的少女凯恩时就爱上她。凯恩后来活到八十岁，墓碑刻着上述四行诗。这首情诗已被谱曲，成为著名的俄罗斯情歌《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都非正常地结束一生，在语言里获得永恒……
伟大的爱情和情诗，都有能力脱离具体抒情对象而及于万事万物——普希金的情诗，也是在献给诗神、语言之神。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的命运，就是语言和人类的命运。当岳阳路上的普希金分别倒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六六年时，上海也恰恰处于劫难中、悬崖上。每次复建，都是上海的一次浴火重生。
坐在岳阳路上一个小酒吧，看普希金，翻一本摄影集《俄罗斯人在上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也送来数万俄罗斯贵族和犹太人。这本摄影集中的一百余幅黑白老照片，记录了二十世纪初期被朝鲜、日本拒绝接纳而辗转来到上海的俄罗斯侨民的生活：停泊于外滩的俄罗斯轮船，皮革店里的模特，理发店里的豪华旋转椅，俄罗斯餐厅里的聚会，花园婚礼，教堂葬礼，草地音乐会，跑马场上的春风薄衫，医院外科大夫口罩也难以掩饰的高鼻子，面包店销售员，石库门弄堂里拉手风琴的美丽女孩……他们爱上海，并使这座城市加强了混血的美——普希金铜像附近的淮海路，或者说霞飞路，因俄罗斯店铺众多、罗宋汤味道飘扬，而被上海人呼作“罗宋大马路”。
其中一张照片，是众多俄罗斯侨民与刚刚落成的普希金纪念碑合影——一个诗人，站在最高处。“没有幸福可言，只有自由和平静。”普希金的这句话大约正回旋于这些侨民内心。具体、现实的自由和平静，胜过虚无、抽象的幸福，无论对于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多年前的俄罗斯漂泊者，还是对于今天的我——自由如大海吧，平静如岳阳路吧，但也多么难，像这一座诗人纪念碑的废与建。
普希金身后的花园里，一个流浪者在躺椅上昏昏欲睡，脚边是破烂不堪的行囊。他大约不知道普希金，也不知道附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厅正在演出根据普希金诗篇改编的歌剧《黑桃皇后》。花园旁，一个临街小店的匾额上写着“刺青”，巨大落地玻璃窗内，似乎正有人在接受颜料和针头对身体局部地区景观的改变。街道边树木青葱，也像岳阳路腰部、少年腰部刺青而出的图案。
从唐宋中国，到俄罗斯，倘若没有孟浩然、杜甫、范仲淹、普希金、茨维塔耶娃们一代又一代诗人在纸上刺青，这人间将多么荒凉，像流浪者昏睡在躺椅上……
15.丁香花园
丁香花园，暗藏李鸿章小妾的名字“丁香”。目前，这里成为一个粤菜馆。食客们隔落地玻璃窗，看一片巨大草坪，依然有丁香的身影和暗香荡漾其中。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一道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四人苦撑危局。作为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开办铁路、军工、外贸、电讯、制造业等。一八六五年，李鸿章买进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制造枪支弹药，后迁至黄浦江畔开始造船，成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外，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等等企业，也由李鸿章推动建设。学界一致评价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但往往回避李鸿章在其中的作为。
一个身体内流着热血、脸上贴着卖国贼脸谱的悲苦无奈人，晚年，常居上海，留下众多遗迹。如，利西路别墅、枕流公寓李宅、丁香花园等等。丁香，李鸿章的第九房姨太太，年轻，美，自然就与合肥、天津的苍老正室侧室们不和。搬家来沪，住进由李鸿章心腹、实业家盛宣怀特意购地、美国著名建筑师艾赛亚·罗杰斯设计建造的这座花园，心情稍稍愉快。
丁香花园，美国别墅风格。一号楼，下层三间主房朝南，为餐厅、客厅，北面为厨房、贮藏室、佣人房间；二层主房三间，大阳台凸出可供丁香及李鸿章远眺、晨祷，内为卧室、小书房、会客室等。二号楼为藏书楼，收藏有兵书、地方志、名人年谱、抄本、言情禁书等等，后辗转移交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藏娇复藏书，李鸿章体力心力皆好。
花园一角有湖心亭，旁边一座小楼，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建。我来丁香花园多次，此楼始终闭锁，悄无人迹，似有难言之隐。“文革”期间，丁香花园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石一歌”写作反儒批孔文章的地方。十一个才子在这里领会张春桥、姚文元们的意图，散步、断章取义、制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需要的论点和逻辑。不知道这些才子舞文弄墨、含沙射影的时候，想到过晚清时代的一个女子、一个老人否？
盛宣怀苦心叮嘱美国建筑师“要在花园里种植丁香、香樟”。于是，在晚清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我看到了这两种树参差俯仰于花园里，负责隐喻一个女子、一个老人。满园绿意。墙角有一丛枯芭蕉，如一卷散乱旧书。雨滴落在芭蕉上，像一个女子微凉的指尖在窸窸窣窣翻书。
我偶尔来此地喝下午茶、吃饭。在世俗化的生活里，读茶谱、菜谱比读奏折、檄文愉快，想起丁香比想起石一歌愉快。
作家胡河清生前就居住于附近一座大楼。一个当代书生，也到丁香花园里散过步吧？我喜欢他文章中的古雅和诗意。胡河清偏爱唐代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就请朋友写成条幅挂在卧室。三十四岁时胡河清因抑郁症而坠楼自杀。是夜，满天风雨下西楼。我床边挂着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就比较有安全感。
丁香花园，处在华山路与安福路交叉处。华山路通往静安寺，禅音祥云缭绕。安福路有话剧艺术中心，新一代才子佳人在其中打情骂俏、争奇斗艳。
16.桂林公园
桂林公园，周围是上海南站、漕河泾经济开发区、上海师范大学。
最初名为“黄家花园”，毗邻田野、黑社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风云：
——“黄”：黄金荣，从裱画匠、水果店伙计、捕快，到法租界巡捕房巡捕、密探、巡捕房唯一的督察长，渐渐成为青帮老大、枭雄，网罗门徒一万余人。白色兼黑色而灰色，作案复破案而狂野；与杜月笙、张啸林结拜，控制上海赌博、毒品、娱乐、色情、流通等等行业，杀机四伏，即商机四伏；庇护落魄浙江青年蒋志清，提供路费指引其从军，终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之师”成为国军少将、政府议员；中日交战期间隐居，拒绝出任伪上海商会会长之职；一九四九年，因年事已高，且留恋上海的烟枪、澡堂、麻将，而拒绝东渡台湾；写自白书，并在其资产“上海大世界”前扫地留影以告天下、以解民怨；八十六岁病故。
——“家”：黄金荣做捕快时与一暗娼来往密切，后分手，暗娼孕有一子，但黄不承认与他有关；发妻未生育，领养一子但夭折；二任、三任夫人皆未生育，领养儿子若干。一个缺乏血缘亲情滋养的人，对血腥味，就有了异常的嗜好和欢欣？
——“花园”：一九二九年始建，一九三三年落成，在黄金荣家祠基础上扩张为花园别墅，耗资三百五十万银元，占地六十余亩；风格为苏州园林，龙墙逶迤溪婉转，叠太湖石而成假山，借曲径可通楼台；主要建筑有凌云亭、松月亭、颐亭、八仙台、观音阁、四教厅、桂花厅、飞香厅、九曲长廊、般若舫、静观庐等等；花园主要植物为桂花树，暗喻着被黄金荣休掉的发妻林桂生；杂以梅兰竹菊，如新欢纷纭——最大最艳丽的一朵兰花，是继任夫人、黄金荣一手捧红的京剧名伶露兰春。比黄金荣小三十岁的露兰春，携带细软、美色、西皮流水，与一青年私奔，但黄家花园的兰花依然开到了今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相继扩建出东园、南园，供人游玩，遂更名为“桂林公园”……
深秋，一个傍晚，我来访。两元钱的门票，把大部分中老年人阻挡在免费的东园、南园。他们合唱、跳舞，欢迎晚年和死神，从自己动摇的牙齿、隐痛的腰椎、衰退的视力、降落的薪水、颓败的性激素等等角度，次第涌来……我也即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街头公园接受暮色的垂临和痛击。
现在，我从桂林公园南门走到黄家花园正门，一条甬道，用十分钟时间。甬道以石头铺就，青苔点染于石头缝隙，像说书人牙齿间啧啧不断的感叹词。对照一张黑白老照片，我知道这条甬道保持了黄金荣当年走过时的格局。我，像三四十年代的一个流氓、革命党人、军阀、记者、商人、厨师、琴师、刺客、园丁、消防队队员、司机、露兰春、日本兵等等人物，走过甬道，并被暗处的一双眼睛盯着……
一九四七年，一天，由“蒋志清”剧变而成的蒋中正，走过这条甬道，为黄金荣八十大寿祝寿。他走过这条甬道时的气势应该比我隆重、喧嚣。早前，黄金荣已经识相地把蒋志清一九二一年的“青帮拜师帖”托人退回蒋中正，了断师徒关系。但蒋中正不忘旧情，来了，且在黄家花园中央的四教厅内给黄磕了一个头，起身，握手，转身走过甬道，上车，去继续对付日益咄咄逼人的共产党。黄金荣受此一拜时的内心感受，我不知。蒋为黄题写的四教厅匾额一直挂到今天——“四教”，即“文、行、忠、信”，黄金荣座右铭，一个男人的脸谱。有脸谱比撕下脸皮成为彻底的无赖，好一些吧。
我在四教厅门口探头探脑。厅内静谧，已改为茶社，一女子在操持。问她：“我能进来看看吗？”她笑：“好呵。”茶社面积约三百平方米，面南，五开间，砖木结构，厅四周门、窗、梁、柱、檐，浮雕着与“文、行、忠、信”四字宗旨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厅中央吊三只巨大铜灯。女子指给我看其中一只铜灯：“有弹洞。日本人一九三七年来花园，怀疑灯内藏有人，就开枪扫射，留下弹洞。”现在，弹洞如伤口流出灯光。茶社经营普洱茶，四壁木柜上叠放着一袋袋云南普洱。女子说：“上午、中午客人稍多，傍晚少，晚上又多起来——夜晚的花园很漂亮，但一个人走会有些怕呢。”
一座园子，曾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今，白花开、红灯照。
黄家花园是黄金荣避暑之地。从夏天一直住到桂花败了的深秋，才回到“大世界”附近的宅邸。黄金荣坐在四教厅前廊檐下，招待各路来宾观看厅前戏台上演出的《武松打虎》《打渔杀家》，合适。打，打出一个江湖大世界——看这些武功戏，黄金荣会联想起自己的一路拳脚风云，嘴角就隐隐浮现笑意。身边或许坐着露兰春，神情厌倦、伤感、嘲讽。一个美艳女子，内心大约回旋着《西厢记》《锁麟囊》之类言情的旋律。“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鲛珠化泪抛。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她就这样在内心暗自咏唱，四教厅外，迟早风雨暴。
四教亭以北，隔草地、池塘，是一座两层小楼“静观庐”，黄家卧房。一个姓黄的黑社会白相人，在此眠红偎翠——这是多么复杂的一团颜色和景象啊。现改为“桂林公馆”，著名餐厅。在门前站了站，有门童问我用餐否，我摇头：“看风景。”他递我订餐名片，其上印有清代江南文人袁枚《随园食单》中的一段话：“凡人请客，相约于三日之前，自有工夫平章百味。”我笑了。黄金荣应该不知道袁枚，像匕首不知道墨水，鹰隼不知道草汁，铁的重不知道蝴蝶的轻……
黄家花园游人寥寥。有众猫慵懒盘踞石头或树梢，偶尔乘风疾走。据说，猫是老虎的前身或后世。看它们从假山上一跃而起，如猛虎下山、虎落平川。
其中，一硕大黑猫眼神暴戾、阴鸷，逼视我，像黄金荣。
17.嘉定
嘉定在上海地图最北边缘，接壤苏州。
明代苏州人祝允明经常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这几位吴门才子漫游嘉定，喝酒，题壁，看如花的女子们春衫薄弱缓缓归。因手有六指，祝允明自号“枝山”，可见其内心的豁达与喜悦，从而成为众多话本、戏剧中的有趣角色。在嘉定一座寺院，祝枝山看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画像，赞叹：“妖妍宛约。”他困惑：寺庙墙壁上有一个妖妍宛约的美女，对那些参禅清修的僧人，是多么艰难的晚课呵。
我多次来嘉定，在几个寺庙晃悠，为了像祝枝山那样看到崔莺莺画卷，或像张生那样窥觅当代崔莺莺。路边，嘉定新城的楼盘推销广告林立，有如下字眼：“本小区配套设施有超市、公园、邮局、幼儿园、学校、医院、寺庙。”我笑了。“寺庙”。楼盘开发商也关心未来居民的灵魂问题了。但嘉定寺庙自古有之，且繁多，乃提前为当代楼盘配套而建。佛心慈悲。
嘉定寺庙，有菩提禅寺、云翔寺、曹王禅寺、吴兴寺、护国禅寺、震竺禅寺、留云禅寺、圆通殿、华藏禅寺、万佛讲寺、孔庙等等。我不知道祝枝山在哪个寺院里看到崔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最动人的念白，就是“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寺庙的西厢，别有意味。一对男女的春情，与一座寺庙的清秋气，构成对比和冲突。嘉定寺庙之所以出现“临去秋波那一转”，或许阐明：只有面对并克服了崔莺莺所象征着的尘世诱惑，一个人才能悟道参禅。但，多么难。
在嘉定孔庙——江南地区著名的古代科举考场——我看到另外一种“崔莺莺”：历代状元榜后面的宦海仕途，吸引无数学子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大成殿、两庑、大成门、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崇圣祠，在孔子旗帜下，萃集于这座南宋时期建成的有“吴中第一”之称的孔庙内。凡欲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江南书生，无不骑马、乘舟、徒步，来此烧香膜拜孔子之灵。嘉定孔庙内陈列有历代状元的姓名、籍贯，我细细读，发现宋元以来的状元多出自江苏、浙江一带，北方寥寥无几，印证了江南经济繁盛与才子如云之间的隐秘关系。
孔庙内陈列有部分状元的考卷以及考官的红色眉批，字迹均端正、无味，类似儒生面孔；也展示作弊者在马夹背心、手帕、鞋底、裤头上用蝇头小楷密集抄录的《四书》《五经》，如同恶作剧者的鬼脸，有趣，就可爱了。
孔庙一侧有考场遗存，格局如下：一条长廊，两侧为一间间由木栅栏隔阻的开半放式小屋，考生一人一间如囚犯；考生身旁有食盒、便桶，面前有笔墨纸砚，但砚台须薄，笔管须空，食物须切开，以免作弊；巡考官或在长廊上逡巡，或在考场一角高台凌空俯视如苍鹰或摄像探头……一个埋首走笔的书生，脑海大约回响着宋真宗赵恒的《劝学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那如玉容颜，就是崔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妖妍宛约吧。
一棵高大繁茂的许愿树，系满写着“保佑刘晓莉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保佑高源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保佑张明考上苏州工艺美术学校”等等字样的布条，迎风飞动，如同书生们迎风披散的头发。孔庙一角，庭院静谧，少儿国学班正在上课，背诵孔子修订过的《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孔子明白：伊人永远在远处，在水的另一方，比如崔莺莺。
嘉定周围有多家汽车制造厂，以及F1赛车场。
汽车引擎铿然轰鸣，寺庙钟声隐约荡漾，二者交响，让新一代书生的内心在种种秋波间沉浮不定……
18.朱家角
上海地图西侧最边缘处，闪烁着水乡朱家角的灯火波光。
朱家角，与江苏的周庄、同里，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并称“江南六大水乡”，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密于三十公里的距离内，阐释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老哲理：它们，群聚江南，成为流水们的家乡、隐士们的天堂——隐士们茶余酒后写些流水一样的文字，传扬天下。江南文人的生活方式就著名了起来。这些小镇就隐藏不住了，就成了像那些著名隐士们一样著名的地方，开始发生一些逸事、大事。
当代，这些小镇被旅游经济开辟成了市场，水乡景色和各类名人遗迹，都按照每平方厘米十元人民币左右的含金量，向全人类开放。
与朱家角有关的部分词条，如下——
[格局]位于一山（淀山，墨点般的小山）、一湖（淀山湖，水墨大写意一般的湖）之间。
[历史]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各类文化遗存，交织，叠加，暴露于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人们在淀山湖底疯狂寻找钢铁的过程中，证明了这座小镇的古老。石刀、石犁、石纺轮等等石器，确认着石头与水乡生活的关联——石头是如水柔情中的肝胆。
[景点]上海先民陶玉馆（陶，关系炊烟；玉，连接风情）。稻米乡情馆（江南最早的稻子，出土在本地，以馆内稻谷为证）。放生桥（江南最大的五孔石桥，购买小鱼、乌龟放生于桥下河水的人，得到了安详）。泰安桥（曲折得像是也要变成桥下流水了）。城隍庙（香烟缭绕）。圆津禅寺（木鱼鸣叫——木头叫、鱼在叫）。大清朱家角邮局旧址（邮戳响亮，一封今天的信能否寄回清朝？）。童天和国药号（一个泥塑的中医，把脉于一个农妇泥土质地的手腕，能够把脉出江南风土之中的暗伤？）。课植园（即“马家花园”，晚清民初当地首富马文卿用十五年光阴慢慢建成的私人花园，建筑风格中西杂糅，显现出由封闭渐趋开放的时代气息。花园分课园、植园两部分，其中植园面积占据三分之二，达六十余亩，体现了花园主人晴耕雨读、知行合一的古老理想——在植园，在宽阔近九亩的稻田里，马文卿整日混同于一群农夫，培育出了当时上海地区的良种“青角薄稻米”，再分配给马家佃农种植，产量惊人。如今，植园部分已经萎缩，宽阔近九亩的稻香蛙鸣无迹可觅。课园部分的楼台亭榭、长溪小桥依旧，曾改为朱家角中学，目前游人如织。周末傍晚，这里上演一台实景版昆曲《牡丹亭》。从夕阳西下，到月上柳梢，一群扮相惊艳的少年演员，用吟唱、对白和体态，帮助一群席地而坐的现代人，怀想才子佳人、前朝旧梦）……
[名人]清代金石学家、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上海《申报》的创始人席裕福，御医陈莲舫，清末民初著名通俗小说家陆士谔——一九一〇年，陆士谔在这座小镇上完成了一部幻想体小说《新中国》，分十二回，以一个梦贯穿始终，其中关于上海的种种“虚构”令人震惊，比如，“一座很大的铁桥，跨越黄浦江，直到对岸浦东”，那里，“正在举行万国博览会”；再比如，“把地中掘空，筑成隧道，安放铁轨，日夜点着电灯，让电车在里头飞行不绝”……陆士谔手举毛笔这一单筒望远镜，眺望上海新未来。
[古街]游客汹涌，古街蜿蜒狭窄如河流，旅行社三角形旗帜缤纷多彩如河流中的落花。街两侧商铺依次排列着古玩店、肉粽店、民间乐器店、肉粽店、书画店、肉粽店和肉粽店……显然，肉粽是本地知名特产，强烈的肉粽气息统治了游客嗅觉。生意竞争激烈，部分店铺将某某报刊、某某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报道、名人品尝肉粽的照片，镶嵌在镜框中，低悬于门楣下，以起广告效应。
[新闻]台湾规划大师李祖原，美国旧房改造专家、上海新天地总设计师本伍德，美国易道景观事务所等等专家、机构，在朱家角周边新区以高低错落的带状公园和堆叠的人造景观，与自然河流沟通。淀山湖边新出现的一系列别墅区、公寓区，继承黑白灰三色的江南水乡基调，获得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的最佳居住建筑奖，升值空间巨大。
[傍晚]傍晚以后，游客渐次离去。朱家角空气中的肉粽味道逐步淡化。流水气息，渐渐恢复主导地位。曲折小街，石桥，青砖鱼鳞般密集游动的深巷，有若干人闲散而过，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了——进出朱家角开始免费。免费的傍晚，才是属于本地人的傍晚。白天，剪票才能进入朱家角的游客，看到的不过是一场情景剧演出而已，主题：“江南水乡”。真实的朱家角面目，也许在傍晚以后才能目睹。像舞台上走下来用河水洗去脂粉的女子，在傍晚，才成为丈夫和孩子的亲人。傍晚以后，朱家角贤妻良母一样安静，除了河边的红灯笼、茶馆、小旅馆继续敷衍着若干异乡人以外，朱家角人民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打麻将、喝茶、听收音机、聊天、吃饭、吹箫、操持明天上街兜售的粽子——他们大多数是老人、孩子。年轻人傍晚以后大部分回到朱家角外的新区公寓里了。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这些老房子内被保护被观赏的生活。对家乡那些雕花门楣的爱、白墙青瓦的爱，更多是出于对人民币的爱。早晨，他们才回到祖先提供的这样一个舞台，划船，唱歌，表演江南风情。渴望去上海生活——尽管“朱家角”被醒目标注在上海地图上，但“上海”于他们仍是远方。
[经验]傍晚，我在朱家角登船。一对年轻夫妻手提马灯划动木桨。无边黑夜，一灯如豆，如同豆种，有能力在肥沃夜色里长出一丛黄豆般的江南霞光。桨声灯影间，我有了旧时代漫游者、私奔者乃至革命者的感觉。想起明清以来在水乡生活过的一些书生，沈复、李叔同、丰子恺、柳亚子、徐志摩、戴望舒……或许只有在江南夜晚一叶小船上，更容易揣摩他们的心境。当然，更想起张岱，热爱精舍、美婢、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的张岱，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夜晚里，乘夜航船并热衷于在船上与那些僧人士子交谈，且有底气将盘坐于船舱的双腿大大方方地伸展开去。他感叹：“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而今，天下知识，尽在网络，所以夜航船在江南运河已经消失。我所乘的这叶小船是说服船家后雇来的。深夜，到达朱家角附近另外一座古镇同里——一个把“富”字拆开作为名字的古镇，欲盖弥彰，财富浩荡。之后，我又相继以乘船或乘公共汽车的方式，访问了周边的周庄、乌镇、南浔、西塘。交通方式快慢不同，抵达的感受就深浅各异。
[发现]构成朱家角等等江南水乡白天景象的元素，大致相似：门票，旅行车，游客，流水，红灯笼，船歌，桥，名人旧居，旧时代文人曾经结社雅集的若干茶楼，酒馆，传说中的鲜艳女人及其遇到的若干水粉般的事情，美术院校学生的调色板，某某电影场景中的染坊、园林和小巷，肉粽飘香，蹄膀茁壮……只有夜晚，使这些江南水乡摆脱形似、获得神似：温和，深远，惆怅——只有在夜晚，江南水乡才能恢复成为天下流水的家乡，宜于产生离愁别绪、儿女情长，而不像缺水的北方山区，可供艺术家们虚构大恨深仇。在白天，门票另一边的江南水乡，只不过是一个由流水构成的市场商场。假若白居易穿旅行鞋、戴棒球帽重访旧地，也只能叹息：“忆江南吧……”我，以及周围当代游客、游动的过客，向江南明修鹊桥暗送秋波。一个人，一个真正热爱水乡的人，只有移居并终老于斯，才有可能获得江南的芳心吧？他不关心远近城市里股票的起落、非洲美洲的盛衰，喝本地黄酒，读吴越秘史，小风吹来，吹醒体内汹涌的隐痛和暗疾……
19.崇明岛
上海地图最东侧是崇明岛——一座崇尚光明的岛屿。在长江入海口处浮动，如绿舟，迎向东海日出。列于台湾岛、海南岛之后，中国第三大岛。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
崇明岛成陆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长江水携带青藏高原上的泥沙、植物种子，一路奔流，在此地，放弃泥沙，进入东海——最初的小江心洲，渐渐放大延展成了目前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的岛屿面貌，像一个婴儿渐渐成长为青年。
这座依然处于青春期、永远不会衰老的岛屿，每年约有几十亩新滩涂在四周涌现，像一个少女的裙子四周随风荡漾的绣满花朵的花边。东滩湿地、西滩湿地，就完全是由滩涂构成。无边的芦苇林在风中起伏，根茎呈空心状的芦苇大面积起伏——受鸟类启发，充满起飞的欲望。鸟类骨头都呈空心状，减轻重量，飞。而人类的骨头实心，笨重，只能在大地上行走，仰望鸟群和飞机。
来崇明岛看鸟，游客大都集中在东滩湿地、西滩湿地，买张门票进去，仰头张望而后失望。我曾经在湿地呆了一天，总共看见三只鸟的影子，在人行栈道所不能抵达的湿地深处安慰性地掠过。但《崇明旅游手册》上说：“崇明岛湿地拥有丰富的两栖动物和植被资源，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集散地，也是水禽的越冬地，仅东滩记录的鸟类达三百一十二种，迁徙水鸟上百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四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四十三种。”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掏钱购买鸟影鸟鸣的俗人，鸟才远离、隐潜。岛上的渔民农民周围有鸟群伴飞。劳动者头顶有鸟儿振翅鸣叫，就能增强活下去的勇气。鸟，应该就藏在岛上的各类湖泊、内河、芦苇丛、灌木林、稻田、沼泽、薰衣草里，窥视岛上日益增多的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
目前，上海联通崇明岛的途径有隧道、大桥。之前，崇明岛与上海之间依靠轮渡来沟通。一种缓慢的沟通，从大陆到崇明岛需要两个小时，就充满了诗意。诗意不讲效率、拒绝速度。在船上，同舟共济的感觉油然而生，适合恋人谈心、仇人和解、文人研讨作品，不适合商人谈判、律师辩论。适合拍艺术电影，不适合开记者招待会、新产品发布会。
我曾坐一艘渡轮去崇明岛。渡轮拥挤。在人与人之间的缝隙处，在四周洋溢着的鱼腥气、水汽里，我窥视到对面坐位上少年的手，正在一性感少妇穿着黑色丝袜的长腿上蜻蜓点水般胆怯地掠过。那少妇故意装着没有觉察的样子，扭过头，望江面，脸却红了。我也扭开头去，望江面。没有蜻蜓。一群江鸥飞过入海口，就变成海鸥了。飞翔路径凌乱，一定有鱼群在水面下磁铁般暗暗诱惑着它们的胃、决定着它们的视线。事物之间的吸引、排斥，构成人间万象。
少女汪明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坐这样一艘慢船离开出生地崇明岛，去香港，就成了影星、歌星。知道这一背景后，我就总觉得她歌声里洋溢着崇明岛的风声和薰衣草香。目前，崇明岛有许多风力发电机，风车一样的叶片在风中旋转，把风声转化为电能，并落实到灯火、电视、音响等各类电器的运作之中——抽象的风，落实为具体的景色，所以“风景”这一词汇在崇明岛保持合理性。
与汪明荃逆向而行，六十年代，上海知青一群一群乘慢船越过长江、登崇明岛、插队落户。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群一群越过长江、乘慢船上岛、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崇明还是一座荒凉岛屿——思想必须在荒凉中冷冻、在偏僻处封存。必须以肢体的劳动来降低思想者大脑的转速。于是，崇明岛上生发出一批农场：红星农场、长征农场、海燕农场、前哨农场、东风农场、前卫农场、前进农场等等。这些名称保留至今，成为地名，从中依稀可以索引出锣鼓、红旗、口号、军装、批判、歌声，索引出一个时代。
这些农场一部分已退耕成为森林，一部分整合成为现代化农业社区，一部分成为度假旅游区——草地上的高尔夫球蹦跳，模仿着野兔的方向感、速度和活力，打高尔夫球的人，体内就会模拟出打猎般的愉快、打击的愉快。不同的是，最狡猾的兔子也只需要三个左右的洞窟，但高尔夫球场上似乎有无数小洞窟，表明：这些高尔夫、这些高尔夫球手，有着高于一般性野兔、一般性猎手的智商、欲望和能力。附近，连片的四星、五星酒店和别墅。成功人士、美女、高级跑车聚集的区域。他们需要城市，也需要岛屿、长江、大海。成功人士的胸襟都很长、很大，所以，岛上的酒店和别墅区里，胖子较多，大都依靠穿背带裤来掩饰各自的腰围和情怀。
七十年代末，大部分知青、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回到上海主城区生活、回到主流。一小部分人拒绝返回，成为岛民。他们及其后代，黑，瘦，生气勃勃，像岛上野地里的树。对上海那座日益庞大、风云变幻的城市，情感复杂。与几位岛民站在田野里一同抽烟、闲聊，其中一两位老知青对我说：“岛上空气好，生活简单。东南海风朝着西北吹，就吹到市区里了——崇明没有雾霾。”“我们自己种的菜、米，自己养的鸡、鸭，能放心吃，多好。”“年轻人总想去上海闯荡，繁华。岛上的老人、孩子多，安静。但现在游客也多了。”口气中似乎没有意识到崇明岛是上海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与崇明岛自成一体，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上海、看世界。
在岛上碰到一个大篷车艺术团，唱沪剧、昆曲，也唱摇滚。其中，一中年光头男人非常醒目，周围总有几只小鸟盘旋。据说，他多年以前靠捕鸟为生，能模仿出几十种鸟叫，吸引那些因珍稀而孤单感强烈的鸟儿趋近这位戴草帽、蹲草丛的“同类”。直到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这些鸟才明白末日来临，“恨关羽不能张飞”。光头男人为此坐了两年监牢，出狱后成了口技演员，随艺术团在岛上晃荡。孤单时吹吹口哨，就有几只鸟儿追随而来。
这座岛屿上出现过几位优秀的抒情诗人，比如，徐刚、施茂盛等等。写乡土诗、爱情诗。他们把岛上的小路、月色、虫鸣、雁叫、炊烟、水车、奶牛、少女、晨雾、潮汐，不加修饰地搬上书桌，分一分行就成为诗篇了。一座岛屿可以帮助它的孩子自然而然成为诗人，把万籁转换为诗歌中的音乐性。世界上的岛屿都相似，充满与政治学、经济学绝缘而成为一片野地的冲动和可能性。岛上的人，怀一颗在野的心，野树上的鸟巢般跳动的心，没有政治、经济领域里的野心——那种在广大政坛和市场策马狂奔开拓进发的野心。
大江结尾，海洋开始——一个人在崇明生活，天然就获得了诗意或者说失意，那随时间丧失所带来的万般意味——一个岛民对光阴流逝的敏感，要强烈于一个陆地深处的人。长江在崇明岛入海，如同一个人从上游雪山的童年、中游三峡的壮年，最后进入晚年东海。开始回忆吧，并渐渐消失进海水的空茫、虚无、蓝……在岛上领会晚年，难度要小了许多。在岛上成长为一个诗人，难度也就小了许多。
这是一座崇尚光明的岛屿——晚年和夜晚都需要灯火来减弱夜色和感伤。
布罗茨基说：“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正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崇明岛阐明自身，阐释并明亮了自身——
从地图上俯瞰崇明岛，它就像一盏古老的油灯，源源无尽汲取着来自长江、黄浦江的灯油，向东方、向大海，倾吐出内在的惆怅、欢悦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