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法国革命向世界宣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凡尔赛宫的简单生活
当我们提起“革命”这个词时，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的含义。据一位著名的俄国作家说（俄国人对这个有着高度的发言权），革命就是“在短暂的几年里，迅速而猛烈地推翻以前社会那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曾经是那么地合理、那么地坚定，即便是最大胆的改革者也不敢轻易攻击它。然而，只要经过一次革命，那些原有的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坚实根基，在短时间内就会消失”。
18世纪，古老的文明开始走向变质退化的道路，法国就爆发了这种革命。经过国王路易十四在执政的72年中的专制统治，法国国王就变成了一切，代表着国家本身。以前，曾经为封建国家尽忠的贵族阶层现在所有的职责都被消除了，他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最终演变成了凡尔赛宫廷那奢侈生活的装饰品。
18世纪的法国凭借巨额的金钱维持日常开销，这笔钱全部来自各种形式的税收。但是，法国国王的权势还没有强大到与贵族和神职人员共同享受税收。这样一来，沉重的税务负担就完全落到了本国的农民身上。当时，法国的农民是住在漏雨的小茅屋，生活极其贫困劳苦。随着与庄园主们密切联系的消失，他们就变成了极其残酷无能的土地代理人手中的牺牲品，生存环境越来越差了。大丰收就意味要缴纳更多的赋税，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对耕种再也没有任何激情了，更不会为了耕种使出全身的力量。因此，他们就开始壮着胆子闹罢工。
这样，法国就会发生以下情景：一位地位显赫的法国君主在一个空荡荡的装饰华丽的皇宫中，穿过一间间宏伟的大厅，身后跟着一群油嘴滑舌的、为自己利益着想的贵族，他们这些人都靠剥削牲口都不如的农民。这是个非常令人痛心的画面，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必须知道，所谓的“天朝旧制”向来都有自已的阴暗面，这是无法避免的。与贵族阶层有着紧密联系的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联姻方法基本上是某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嫁给一个穷酸男爵的儿子），再加上一个拥有所有法兰西有魅力的人物的宫廷，他们共同把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推向了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顶峰。风度翩翩的仪态和风趣高雅的社交活动就变成了上层社会的时尚活动。由于法国没有一位优秀的人可以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施展才华，他们就只能悠闲地浪费每一天，把时间全部浪费在幻想中。很明显，这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就像时装一样很容易走向极端，同样，那个年代的所谓“社会精英”的人也会在他们幻想中的“简单生活”中产生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法国（包括殖民地和属国）的绝对拥有者和主人——法国国王与王后，再加上众多奉承的大臣们，他们穿上农民和小孩的衣服，住在一些滑稽的乡村小屋里，像淳朴的古希腊人一样快乐地嬉戏游玩，充分感受“简单生活”带来的乐趣。在国王和王后的身边，净是舞蹈和欢乐，宫廷的乐师弹奏出的轻快的小舞曲，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出的昂贵而又土气的新发型。最后，由于极度空闲和烦闷，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为了远离喧嚣嘈杂的巴黎，在市郊修筑的一个豪华宫殿大“舞台”）里的人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的话题，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只会谈论面包和美食、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只会关心哲学一样。
猛烈的“社会批评”
伏尔泰，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他同时也是所有宗教和政治暴君的一个危险的敌人，当他在《风俗论》猛烈地抨击法兰西现存的社会秩序中的一切事物时，整个法国人民都为之称赞。由于观众数量太多、气氛异常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能出售站票的戏院里上演。当人们看到让·雅克·卢梭画的那幅沾满了着热爱自然的感伤油彩时，这幅画描绘的原始人生活在纯真和快乐中，是一幅美妙的画面（卢梭对原始人的生活就像对儿童一样，一点都不了解，然而他却被人们视为自然与儿童方面的教育权威），所有法国人都非常喜欢卢梭的这幅画。于是，生活在这片“朕即国家”的土地上的人们，带着同样的激情饱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且为他呼吁的“重新返回主权在民、国王只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行为，感动地流下辛酸的眼泪。
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一本《波斯人信札》。这本书中，讲述的是两个思维敏捷、有着极强洞察力的波斯旅行者揭露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完全颠倒过来的实质，并且嘲笑了国王和他的600个糕点师傅在内的所有事物。这本书很快就在社会上盛行起来了，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出了四版，为孟德斯鸠的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吸引了无数读者。书中虚构出的男爵把一个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当时法国现行的体制进行了说细致的比较，大肆宣传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进步政治制度，进而取代法国的君主专制。巴黎的出版商布雷东宣布邀请了狄德罗、德朗贝尔以及蒂尔戈及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优秀作者，让他们合作编写出一本“囊括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大百科全书，这在当时受到了公众强烈支持。过了22年，当长达28卷本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开始出版发行的时候，警察已经无法抑制公众对这本书的热情了，这本书对整个法国社会的重要而又危险的评论，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当你以后在阅读某个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是观看某部相关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次革命完全是出自于一群来自巴黎贫民窟的群众所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革命的舞台上站满了那群人的身影，但是他们通常是受中产阶级的专业分子的鼓动，在他们的带领下挑起事端的，这些人把充满了渴望的大众当成他们强大的盟军。然而，点燃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开始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着非凡才智的重要人物提出来的。首先，他们被带到旧贵族那豪华的客厅中，为无聊的女士和先生展示自己智慧与奇思妙想的灿烂火花，作为他们娱乐的对象。这些优美而又潜伏着危险的客人们开始玩弄“社会批评”的火焰，几颗小火星不小心从破旧腐朽的地板裂缝中掉了下去，落到了一个堆满了杂物的地下室，燃起了火苗。这时，周转发出一片救火的求救声周围发出一片救火的求救声。房屋的主人尽管对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有极大的兴趣，可是就是没有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产业。由于他不知道灭火，火势就这样肆无忌惮蔓延开了，最终，整座建筑都被丧失在熊熊烈火之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为了方便讲述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把法国大革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789年到1791年，人们努力为法国引入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最终，这种尝试失败了，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王本人的愚昧和诚信的缺失，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无法掌控的地步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1792年到1799年，这一阶段诞生出来了一个共和国，人们也是第一次努力尝试建立一个民主专政制。然而，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经过多年的骚动和艰难的改革尝试全部不奏效的结果。
理论教授、商人和讨巧家相继上台
当法国欠下了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以后，国库总是空虚的，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并且再也没有新的税目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就连国王路易（路易是一位心灵手巧的锁匠和杰出的猎手，可是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也有一种感觉，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挽救国家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亲自任命他为国家首席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德·奥尔纳男爵。他刚刚过60岁，是一个正处于衰败的贵族精英阶层的优秀代表人物。身为一名卓有成效的外省总督兼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确竭尽全力挽救国家危险的局面。但是，他非常不幸，根本无法创造出奇迹来。由于国家再也不可能在穷困潦倒的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税收，他不得不让从未没有出过一分钱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为国家的财政尽一分应有的义务了。不过，这一举动使得他变成了凡尔赛宫最令人厌恶的人。更加糟糕的是，这位可怜的财政大臣还要被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所仇视。这位皇后会对任何一个在她的面前提到“节约”这个耻辱字眼的人，露出冷若冰霜的怒容。很快，蒂尔戈就被公众赋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理论教授”等类似的绰号，而他自己的官职也越来越危险了。1776年，他不得不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发生在“理论教授”后面的，是一个务实的商人。这位辛勤工作、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叫做内克尔，他通过做粮食生意和与其他人合伙创办的一家国际银行而发财的。在他野心勃勃的妻子逼迫下，他被迫坐上了没有能力胜任的政府宝座，以便为她的心爱的女儿谋取更高的攀爬之梯。后来，他的女儿如愿以偿地嫁给了瑞士驻巴黎的大使——德·斯特尔男爵，最终成了19世纪初期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
内克尔与蒂尔戈一样，对工作充满了极高的热情。1781年，他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近几年的详细分析。可惜路易十六在眼前的这份复杂的报告中什么都看不出来，没有任何收获。他刚刚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北美帮助殖民者们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事实证明，这次远征花费的巨额钱财要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国王要求内克尔筹集到这笔急需的资金。可是，他不但没有拿着巨额现金来见陛下，反而呈上的是一份写满大量统计结果和枯燥数字的报告。更气人的是，他居然也效仿蒂尔戈，开始使用“必要的节俭”这类的令人生厌字眼了，这意味着他很快就会结束财政大臣的日子。1781年，由于他没有能力胜任，被国王罢免了。
在“理论教授”和务实的“生意人”纷纷退出舞台以后，登场的是一位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的懂得投机取巧的人物。他向所有人保证，只要他们绝对信任他的完美政策，就保证付给每个人每个月100%的收益。他的名字叫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是一个只想飞黄腾达的官员。他依靠自己的工厂和无耻的撒谎欺瞒手段，在当官的路上可以称得上是一帆风顺。当时，他发现国家早已负债累累了，他非常聪明，不想得罪任何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方祛：拆东墙补西墙。这种做法虽然很老旧，但是它带来的巨大后果却是充满灾难性的。在短短的不到三年时间里，国家又增加了八亿法郎的债务。可这位杰出的财政大臣好像根本从不知道什么叫做“担心”。他待人极有礼貌，尊敬身边的每一个人，总是会在国王和王后的每一项开支申请上欣然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知道，王后在年轻的时候就在维也纳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当时要求她节俭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后，就连一直对国王忠心耿耿的巴黎议会（是法国的一个高级司法机构，并不是立法机构）也看不下去，他们不想坐以待毙，任凭这种局势发展下去，他们决定做点事情，但是，卡洛纳还想再借一笔8000万法郎的外债。当时，年景糟糕透了，粮食欠收，饥饿与痛苦的生活在法国乡村迅速蔓延。如果再不采取一些措施，法国就会面临彻底破产。而国王依然洋洋自得，对局势的严重性一点没有察觉出来。征求广大人民代表的意见不是一个非常奏效的好方法，可是自从1614年被取消以后，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再也没有召开过。但是，以路易十六的典型优柔寡断的性格，他肯定会拒绝这些的。
为了抚平公众的怨气，路易十六于1787年召开了由知名人士组成的集会。这只不过是全国的贵族聚集在一起，以不触犯封建地主以及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为前提，讨论着他们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如果奢望这个社会阶层能为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悲惨的人们的利益，做出任何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牺牲自已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参加会议的127名知名人士坚决地拒绝放弃他们原有的任何一项特权。于是，饱受饥饿和痛苦的群众要求重新任命内克尔做国家的财政大臣，这些贵族拒绝了群众的要求，街头的人们开始砸玻璃并且做出种种劣行。这些知名人士吓得逃跑了，卡洛纳后来也被罢免了。
洛梅尼·德·布里昂纳是一名红衣主教成员，他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被国王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在饥饿民众的发起暴动的威胁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允诺“尽量可行地”立刻召开三级会议。当然，这个模糊的允诺肯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
三级会议的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