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知识阶级，也流露于非知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
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七 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士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作“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Song of 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