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
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 “失” “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中国人的面子，倒是容易举几个例子而难于下一界说。例如首都官吏，可以用每小时六十里速率开驶汽车，而交通规则限定每小时只许三十五里为最高速率，这就是有面子。倘若他的车子撞倒了人，当警察前来，他写写意意从小皮夹掏出一张名片，优雅地微笑一下，一声不发地拨开机轮，驶开去了，那他的面子才大得了不得。倘逢这警察不愿给他面子，假装不认识他，这位官老爷乃开口打其官话，询问他可认识本人的老子否？说罢，歪歪嘴，吩咐车夫开车，那么他的面子更大了。再倘使这警察坚持须把这车夫带入局，于是这官员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长，局长便将车夫开释，而下令把那小警察革职，因为他有眼竟不识泰山，于是而他的面子真是大得和“天官赐福”一样了。
“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无实际的，而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而展开于公众之前。它存在于太空之间，其声息似可得而闻；且其声崇高而充实；它不负公理上的责任，却服从社会底习俗，它耽搁诉讼，拆散家产，引起谋杀和自尽。但它也常使人经过同乡人辱骂之后，勉力自拔于流浪无赖的恶行；它的被珍视，高于尘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
倘把“面子”与西洋的荣誉观念混缠，那是大大错误。中国女子常为面子而死；假如她的裸着的玉体无意中给男人家瞧见了，便羞不欲生，好像有些欧美妇女，为了私生子，很想投河自尽那样。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说他保持了他的荣誉。
战争曾经失利，帝国曾经牺牲，都是为了将军们要挟求索几个尊荣的头衔；否则大可为了战略关系退守新阵地。今有两造经过热烈的争辩，各自坚持己见的辩驳拖延不决的法律争点，由聪明的裁判者听来，明知其间并无实际使双方不可和解的缘由，只消想出一个文雅一些的解决办法，那办法恐怕是道歉了事。一位军事领袖，因为当众受了同志的侮辱，可以分裂政党至变更整个革命进程。男人女人自愿大暑天气整天劳顿，不辞辛苦，俾遵循丧礼而保家声，家声即家族的面子，那些世代书香的破落户宁可破产，甚至终身负债，都是为了同一理由。
不给人以面子，是不可宽恕的无礼，犹似欧美人的向人挑斗。许多官吏一夜须应酬三四处宴饮，宁可伤碍正常的消化机能，万不能使任何主人失面子。许多失败的军阀理应斩首或监禁，却常遣送出洋，被以考察实业，考察教育的名义，所以为其投降的代价。这办法保全了他们的面子，也就是中国周期循环的内战的原因。四五年前，全体内阁因为避免某一阁员之撤职而提出辞呈，解散整个内阁以保全此一阁员之面子，其实此人老实不客气地说应该滚蛋，或许还得受徒刑的处分（撤职将使阁员失面子，因为此时并无内阁之更迭）。人情，一切太讲人情，这个吾们的“面子”！但它又是志气的刺激物，力能克服中国人贪爱金钱的心理。它曾使一位教员先生感觉老大没趣，因为他的外国校长坚决要增加他的薪水，从十八元增至十九元。他情愿受取十八元，否则须二十元，不然则宁可自杀，却不愿被呼为“十九块人”。一位丈人以不肯留其无聊赖的女婿吃顿夜饭，这样下了他的面子，恐怕丈人的本意仅欲使其女婿改过做个像样的人；或许当此女婿垂头丧气，踽踽独行的归途中，倒就是他的努力向上的起点。
倘欲跟人家合伙出门，倒是跟没有面子的人结伴，比较面子太大的来得安全。有二位丘八太爷乘一条行驶长江的轮船，坚欲卖面子走进一间装着多箱琉磺的舱间，这间舱本来是禁止闲人入内的，两位大爷走进了去，便在琉磺箱上坐下，抽出香烟呼呼地吸起来，又把香烟屁股很不经意地竟随随便便抛掷，轮船买办的忠告央求，一概置之不理。结局，这一条轮船竟着火爆裂起来，于是此两位丘八太爷获得了面子丧失了生命，同时还牺牲了别人。这样的事情，不关乎有知识和无知识的问题。有一位受教育的军官五年前乘坐飞机，自量面子庞大，足以超过飞机的载重限量，故不顾机师的劝告，硬把笨重行李装载上去，还不止此，他还要在他来送行的朋友面前卖弄特别面子，吩咐机师在机场上空绕一周匝，因为他是有势力的军官，这个面子当然要得。可是把这机师弄得团团转，不免着慌，这机身老是不肯保持平衡而上升，竟触撞了一棵大树，结果这位将军折断了一条腿，以支付面子的代价。任何人苟相信获得面子之利益，足以补偿飞机载重过量所生之危险，则应该折断他的腿，还得谢谢他。
由此观之，面子这样东西虽无从下一定义，但差不多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八 乡属制度
在缺乏社会精神的环境里，何以能有博爱慈善的精神？团体公益事业，采取何种形式？其说明可以从乡属制度获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晋至较高一级的模型。由于爱好家庭，生爱好氏族之心，由于爱好氏族心理，发展一种沾着乡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种情绪，可以称为地方主义，在中国文字中叫做“同乡观念”。这种地方主义将同乡的人或同县的人或同省的人连结起来，使之共同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内地的，有许多省的或县的基尔特组织，例如安徽同乡会，宁波同乡会，诸如此类。只要同乡间有了富商巨贾，此等同乡会常能被资助以巨大资金。著者本乡的漳州同乡会，在上海拥有一百万以上的资产，它设立了一所学校，同乡子弟得免费入学。同乡会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设备，颇似欧美的俱乐部，内部装置，也相当富丽。同乡会间有一种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购买董事，同乡会的另一效用为供给游历或过路的商人以各种所在地的向导工作。前清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得上北京去应三年一度的会试，北京城中就没有一省一县不设有它的同乡会。倘你找不到县同乡会，准可以找到省同乡会。在这种同乡会里，一般举人和候缺的候补知县都赖以栖身，有的且带着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几个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网形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国，以懋迁有无。
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惟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
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