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查考从英国翻译的作品，则主要小说作家为：哀利奥脱（Eliot）、费尔亭、第福（《荡女自传》亦经译出）、金丝莱（Kingsley）、史惠夫脱、高尔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游学记》和《狭路冤家》）、史高脱（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尔夫人（Gaskell）、狄更斯《块肉余生录》、《贼史》、《二京记》、《圣诞述异》、《劳苦世界》、《孝女耐儿传》、《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笔墨经过林纾译笔的渲染，获得的声誉还远过于原作的地位。诗人的主要者为：史宾塞（Spenser《荒唐言》）、布琅宁（Browning）、朋斯（Burn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 Worth）、道生（Dowson），五种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遗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亦经几位译者译出。
戏剧的主要作者为：高而斯华绥（七种剧本）、比内罗（Pinero）、琼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谣学校》）和萧伯纳（Shaw《华伦夫人之职业》，《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卖花女》，《鳏夫之室》，《好逑者》等）。爱尔兰作家可以约翰沁孤（Synge）、邓萨奈（Dunsany）为代表。论文作家主要者为：莱姆（Lamb）、木涅特（Bennett）、马克斯贝尔鲍（Max Beerbohm）。巴莱（Barrie）和王尔德（Wilde）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广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两种译本，《莎乐美》有三种译本，《朵莲格莱的画像》和《狱中记》亦经译出。威尔斯（H.G. Wells）以其《世界史纲》一书最被重视，其余的作品为：《八十万年后之世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明眼人》。哈代（Hardy）则仅以其短篇小说及诗著称于中国，虽哈代之名传遍一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经故徐志摩之推荐，亦甚著名。这一张名单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学作品经译成中文而有单行本印行的，但当然并不包括别种著作的作者像罗素，他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国方面，较重要的作家为巴尔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种著作已经译出，《黛丝》有二种译本）、基特（Gide）、伏尔泰（Voltaire《甘地传》）、卢梭（Rousseau《忏悔录》、《爱弥儿》）、左拉（Zola）、福楼拜（Flaubert《波法利夫人》三种译本，萨郎波及坦白）、大仲马小仲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书几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爱物。
雨果（Hugo）的代表作为：《孤星泪》、《活冤孽》、《双雄义死录》、《吕伯兰》、《欧娜尼》、《吕克兰斯？鲍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圣皮耳（Bernardine de Saint Pierre）为代表。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兰伏（Prevest）的《漫郎摄实戈》当然是人人爱读的作品。波多莱尔（Baudelaire）享名甚盛，若斯当（Rostand）的《西哈诺》亦为一般所爱读。巴比塞（Barbusse）的小说《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种译本，就如罗曼？罗兰（Rolland）的冗长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他还有《白利与露茜》、《孟德斯榜夫人》、《爱与死之角逐》，等几种的译本。
德国的正统文学，自然推歌德（Goethe）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二种译本）、《哀格蒙特》、《克拉维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业时代》的一部都经译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译出者为《瓦轮史丹》、《强盗》、《奥里昂的女儿》、《威廉退尔》。其余重要作家为莱森（Lessing《英雄儿女》）、夫赖塔格（Freytag《新闻记者》）、海涅（Heine《哈尔次山旅行记》）、福沟（Fougue）的《涡堤孩》和史托姆（Storm）的《茵梦湖》（三种译本）为极端风行的作品。霍普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獭皮》、《织工》、《寂寞的人们》和新近出版的小说《异端》著称，而他的《池钟》一剧名曾经一度被用为一种杂志的名称。其余为：苏德曼（Sudermann）的《忧愁夫人》以及较为晚出的卫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兰克（Leonhard Frank）的《灵肉的冲突》。
除了几种译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欧文（Irving）、马克 吐温（Mark Twain）和杰克 伦敦（Jack London）寥寥几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对于美国文学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现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莱（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苏联共产主义文学狂潮的勃兴而共来。他的作品之译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种之多。而在这一张名单上，似不可忽略果尔德（Michael Gold）的短篇小说和他的说部《无钱的犹太人》。刘易士（Lewis）的作品之较著的译本只有《大街》一种，德莱塞（Dreiser）则为短篇小说集，其实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奥尼尔（O. Neill）的戏剧有二种（《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经译出。赛珍珠女士（Pearl S. Buck）的《大地》有二种中文译本，其余她的短篇小说及《儿子们》等亦有经译出者。
苏俄文学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际，当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党运动之时开始卷入中国。有似文学上的雅各宾主义之在英国继乎政治上之雅各宾主义的失败而勃兴，文学的布尔雪维克主义继乎国民革命之成功而泛滥中国。雄伟的青年的热情，尝大有助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者，由于不适宜的措置青年运动而失却其发抒之出路，乃产生一种内向的活动作用，强有力的潜流因于一般的不满当前之环境而奔腾着。
文学运动的潮流于是转向了。“革命文学”（同义于普罗文学）的号筒，唤起了广大的信徒。一九一七年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成为过时人物，向之所谓青年中国者，不啻被唾弃而加以改造。多数知识界领袖都学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转而清兴勃发，颇起劲地收集起古董古钱来。只有胡适继续他的呼号，可是他的议论只能抓住一些情绪比较冷淡的读者，一般的读者需要更急进的刺激。周作人、郁达夫和语丝派的作家，似觉太偏于个人主义，而不甚参加大众。鲁迅再接再厉地奋斗着，抵抗着这个狂潮一年有余，然后自己也加入了普罗文学阵线。
在短短的两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种苏联文学作品，长篇和短篇，狂热而迅速地蜂拥上中国的出版界，致促起当局之严重注意。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 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 Luuts 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
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杜斯妥也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二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哥伦泰夫人的《伟大的恋爱》（二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西拉菲莫维支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
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二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肋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