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马铃薯花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是艰难的。但是，苦难也是人生成长的阶梯；强者将走向辉煌，弱者将视为万丈深渊。
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真担心这株马铃薯花会凋零……
——一个党委书记的感言
下岗楼又出事了。
马凌云杀人了……
在马凌云居住的卧室里，充满了血腥气味，一张双人床上卧躺着一个裸体男人，大约五十多岁，双手捂住胸口，胸口正汩汩流淌着鲜血……
一丝不挂的马凌云瑟缩在墙角，双手抱住自己峰起的乳房，嘴里不住地念叨：“杀人了……杀人了……”
刑警把一件睡衣扔给马凌云，让她穿上，她颤抖的、带着鲜血的双手好容易将衣服穿好，刑警就给她上了手铐，押进了警车……
楼前围观了许多人，大多是下岗职工。大家议论纷纷，表现了诧异和不解。警车鸣叫着走后，一辆救护车将那个男尸也拉走了……
黄爱民赶到时，事情已到尾声，三车间书记孙玉田向他介绍了马凌云。
“马凌云没下岗前是厂打字员。
“家乡位于小兴安岭南麓，一个丘陵起伏中的小镇——塔哈。母亲是个老姑娘，一直没嫁，到了60年代初，一支乌兰牧骑演出队来小镇演出，母亲被一位蒙古小伙子的英俊迷住了，没过几天，母亲和小伙子私通了。马凌云就是两人爱情的结晶。
“大姑娘在家生孩子，成为小镇一大丑闻。母亲在舆论压力下，在对小伙子的思念中，忧郁成疾，马凌云刚满月，母亲就病故了。”
孙玉田叙述到此，略微停顿了一下，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黄爱民一支，自己叼一支，点燃后补充说：“我和马凌云都是塔哈老乡，对她的情况知道一些。”
黄爱民猛劲吸了一口烟后说：“老孙，你就详细讲一讲吧，我想听一听咱们职工的情况。”
孙玉田目及远方，缓缓地说：“小凌云一直和外婆在一起生活。
“小镇塔哈是贫困地区，小凌云和外婆是贫困家庭。每天外婆都在屋前屋后的小菜园里种菜、除草。菜下来外婆舍不得吃，挎上篮子到镇里卖，换回几个钱，供凌云上小学。
“一天，凌云看同学们都有零钱买冰棍，她向外婆要钱也要买冰棍。外婆没钱，无奈去镇铁工厂墙外的沟里去捡破烂，没想到一根埋在沟里的钢筋扎了外婆的脚，回家后伤口化脓了，外婆的脚肿得和馒头一样。小凌云用小手捂住外婆的脚，心疼得吧嗒吧嗒掉眼泪，并哭着说：‘外婆，我再也不要冰棍了……’
“这件事情之后，小凌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懂事了。她知道为外婆分忧了。作业本都是写完正面，用背面，写完铅笔后再用钢笔写，一支铅笔用到铅笔头了，她还用一个小纸筒套上再用。
“童年的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在外婆的呵护下，小凌云还是安逸的。
“凌云上初中了。她已出息成了大姑娘了，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米六十七的个头，整天歌不离口，初中三年几乎没学什么课程，全是在文艺宣传队里演出。毕业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她望着年迈体弱的外婆，再也不忍心让外婆养活她。她要闯一闯人生之路，她要用劳动来回报外婆，来赡养外婆。
“那年，油田到县里招收文工团员。小凌云知道消息后，背着外婆去报了名。小凌云在学校时就是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她有个金嗓子，歌唱得好。考试那天，报名一百多人，就取三人，小凌云竟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临走那天晚间，外婆一边给小凌云收拾行李，一边叮嘱她，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老想外婆。
“一老一小抱头痛哭，泪水打湿了外婆胸口的衣服……
“凌云告别了家乡小镇塔哈，告别了慈祥、年迈的外婆，踏上了油田的土地，踏上了充满荆棘的社会人生之路。
“来到油田后，马凌云被这里火热的油田生活所吸引、所鼓舞。特别是她们来到钻井前线慰问演出，她总是被高高的井架，满身油污的石油汉子们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打动。马凌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工人们学习，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石油人。
“在文工团里，凌云总是抢着工作，每次到前线演出，她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去伙房、值班点和偏远井场去演出。团里的人们喜爱地夸她：‘这个小姑娘可真好。’
“工作三年凌云以优异的工作业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了80年代初，油田实行了改革。油田文工团在经济效益不好的情况下，也解散了，团员们纷纷自找单位，凌云来到建筑公司下属劳动服务公司。报到那天，劳服公司经理色迷迷的眼神盯着她，让她留到办公室打字。不久，马凌云在给经理打事迹材料时，被经理诱奸了。
“为了摆脱经理的纠缠，马凌云调到了咱们抽油机厂，继续打字，由于她少言寡语，平常不接触人，在那次大下岗时，也下岗了，过起了一个人的下岗生活。”
孙玉田叙述到此，也一脸的困惑，他两手一摊，说：“谁知，一个弱女子会杀人。”
黄爱民沉重的表情涌上脸颊，他要关注这件事，因为马凌云是厂里的职工，更是他牵挂的下岗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