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在《编书杂想》（刊《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了立德和立言的形影相依的关系，也即是文格与人格相表里、风格即人的话头。当然，人与文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世人于是有罂粟果汁熬成的鸦片虽毒，但罂粟花却以很可爱的跷足比喻来隔离人与文，通行说法叫做“不以人废言”。有些特殊材料构成的学者准学者还攀附诗圣杜甫，以“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为自己的嗜痂癖辩释，而不问杜甫所咏的对象李白并无“可杀”之罪，而自己所怜的“才”却是汉奸卖国贼和为虎作伥的告密佞人，名节丧尽之徒。这些年一些人的狂捧周作人，曲辞为舒芜辩释，就属于此类。
“不以人废言”，这话在一定场合下有道理，但须严格地限制在其人的某些“言”，而不应因其某些言之可取、不可废而宽贷其人。某种意义上，这只能是废物利用的意思。
凡事都有个分寸，这使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一件旧事。一位同事，是江西分宜人。也许他家重视乡邦文物吧，从祖上就传下一部极罕见的严氏家刻本《钤山堂集》，上佳的明中叶刻本。严嵩当然是个大权奸，坏事做得不少，害了不少人，但我读过这本罕见的书，他的有些诗和文章确写得不坏。我认为在慕古佞古成风的明代诗文中，还算是可读的。红卫兵抄家，领头的好汉是懂得一点文史的，抄出这部书，可了不得，书被当众烧掉。这位同事挨了好一阵批斗，胸前挂的牌子谥他为“大奸贼严嵩的孝子贤孙”。当时是疯狂年代，这样的怪事是家常便饭。即使是发怀古之幽思，恨一个古代的奸臣也不该迁怒于今之藏书人；而且《钤山堂集》即使还有存世的，也已极为罕有。就算作为历史文献，如那时所说的“反面教材”吧，也不该毁掉。这就不是矫枉过正，而是丧心病狂了。
但倘若反过来，觉得严嵩的诗文有可取之处，就大为之吹扬，隐然以为其人也有可取之处，便同样是另一极的荒谬了。
不以人废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知人论世”，要考察这个人在自己的历史环境中干了些什么，骨头如何，倾向如何，情志如何。在考验性的关头更其如此，立言的人更其如此。大关节目必须及格。否则，文章写得漂亮也不过是文章写得漂亮而已。而且，逃不过文如其人的铁律，善于知人论世的明白人终能从费尽心机的矫饰中看穿其底细。无论耍什么花样，其人自己的文字会出卖他。
穿着皇军军装登上检阅台鞠躬如也的苦茶斋主人的表演，难道是附逆当了督办大人以后才出的丑吗？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民救亡事亟之时，他就在讽刺包括兄长鲁迅在内的抗日御侮力量了。献出私信来告密邀宠的风云儿难道直至罗织成《材料》才露峥嵘吗？早在写《从头学习》和《公开信》时就已蓄势待发了。前者的死不认账，诡称被逼；后者的先以学术为政治，后还政治为学术，种种做作，稍能知人论世者都可瞧透。历史摆在那里，不论自己如何狡辩，旁人如何曲予代辩，都不管用。
讲文章写得漂亮，则张爱玲确是鸳鸯蝴蝶派和西风派混血文学中的翘楚，当今走红的琼瑶女士和她相比真太小儿科。张爱玲的处女作《天才梦》发表于《西风》杂志，成名作《沉香屑》发表于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紫罗兰》上。这是象征性的又是实质性的遇合。她的刻画性压抑的女人的变态心理的小说《金锁记》确实有一功，以致蒙几位批评家的谬奖；而真正被捧上天的却是由于美籍华人夏志清的小说史。这本小说史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中国文化的背景材料而作的，书中荒唐地将她和鲁迅相提并论。西风东渐，国内不明底细的人也跟着起哄，至今还有人在嚷着“说不完的张爱玲”，简直叫人作呕。
张爱玲虽没有附逆，但她嫁了汪精卫的宠儿，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婚后成为大汉奸周佛海公馆的常客。日寇投降后，胡兰成被通缉，逃到浙江温州，张爱玲还赶了去。不料这逆贼已另姘上了别家的姨太太同居了，被甩掉的张爱玲才绝望而归。她后半生的作品可以总名曰《弃妇怨》。试想想，一个女人的爱情追求，难道只是对方长得俊，风流潇洒，或床上功夫好，或是大款大腕？不要讲识见、志趣、人生选择吗？一个甘做卖国贼老婆而且恋恋不舍的货色，其灵魂又是如何？这些都不是生活细节，而是顺逆、是非、美丑的大问题，在知人论世上是通不过的。
难道只有中国人才讲气节，才对丧德败节之徒鄙视而厌弃吗？所有民族都如此。举美国意象派诗人、批评家庞德（Ezra Pound）为例。此人本世纪初曾翻译过中国古诗《中国》，中国读者也很熟悉。他曾是乔伊斯、艾略特等大作家的引路人，声名显赫。但二战时投靠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充任罗马电台主持人，攻击民主阵线，包括美国的反法西斯政策。1943年被美国判处叛国罪，次年被美军俘虏收监。关到1958年释放，为美国文坛和读者所不齿，只得灰溜溜地回到意大利威尼斯定居，郁郁而死于异邦。他的意象主义理论至今还有人谈到，也算是不以废言吧，但人却臭了。人家也讲究知人论世，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棍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的。
《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