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傅斯年有过一段不算泛泛的来往。1946年在南京时经常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读书。在二楼他宽敞爽亮的书房里无拘束地活动，还听他发反共谬论。“苏联”两个字他从不肯出口，硬是要叫“俄国”（真有先见之明！）；称蒋介石为“介公”，当然是当着王世杰、朱家骅等人的面，听了真叫人肉麻。但这个道地的学术官僚也有其率真粗犷的一面，骂起孔祥熙和国民党的腐败来也不留余地，偶尔还用山东粗话骂娘。容易冲动而又患高血压，后来以脑溢血猝死于台湾立法院会上激烈的开炮之际，盖亦其性格使然。
我是由叔父的介绍和他认识的。1946年秋我由南京回杭州，遇到我叔父，他当时在英士大学教书，因事过杭。吩咐我，在南京可以去找傅孟真先生，求他指导。叔父和傅斯年虽只是北大同届，叔父是法科经济门，傅读的是文科国文门，但他们曾赁屋同居几年，以后也一直有通信来往。因此，我持函去见傅斯年时，他一开口就叫我“老世侄”，以后在他那里见到客人时，他向人介绍称我是他的学生。当时我在南京当记者，除了职业上的来往以外，私人来往的都是“进步人士”，傅斯年可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的交往。这关系有时感到很别扭，只有听他纵谈学术时才能感到愉快。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据他说，前几年在重庆患了一次病，医生劝诫他少谈天，少激动，已经大为控制了。不知道他以前的谈锋有多健。
他当时在写一部关于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给我看过部分手稿，内容是论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其中有一段论中国人口的历史，他似乎很得意，他用统计数字论证，历史上人口缩减的幅度，由于饥馑远超过由于战乱，人口的消长主要由于粮食的丰歉。玉蜀黍和甘薯的引入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由晚明至清代乾隆一百年间人口猛增了一倍多，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增幅，如此等等。由此得出结论，吃饭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总根源。道理其实很简单，不知何故他因这样一种平常的道理而得意。后来我追想，解放初期美国的中国通们断言新中国将被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压垮，岂非就是傅斯年的同一思路？
他常常说，读书贵有创见，不要迷信前人的训解，有些因循了多少世纪的解说其实是错的。至今还记得的是他所举过的两个例子。一是《论语·学而》里开头的“学而时习之”一句。他说，前人糊里糊涂地恪遵朱注，把“时习”解为“学之不已，如鸟数飞”，其实根本是曲解。他说，“时”者，时人，时下之意；“习”应解作“服习”，犹言为时人所信奉。这样才有下文的“不亦说乎”，才有“有朋自远方来”谈道；而反过来“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也才有着落，三句才能正反一气贯通。前些年曾看到一篇文章，也作如是解，可见自有同识者。但我当时听了他的议论，确感到十分新颖，佩服之至，认为他真是“读书得间”。
另一个例子是《楚辞》，他说，《九歌·湘夫人》第二句“目眇眇兮愁予”，从王逸、洪兴祖、朱熹直到今人，都一律把“愁予”解作“使予愁”，其实大错特错。“愁”应是“瞅”的代字，即“眯着眼睛看”的意思。现今南北口语中仍有“瞅”字。他又举出该篇下文“闻佳人兮召予”，《少司命》中“芳菲菲兮袭予”，都是及物动字加宾字结构，与“愁予”句语法组成一致，为什么“愁予”要倒装呢？此后，我看见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都将“愁予”解作“使予愁”，细按原文，确实觉得傅斯年之解为合理。
我当时搞点民俗学，选定以观世音菩萨为课题，也受了他的启发和影响。他认为做研究要跨出疆域，那意思是要贯通各科，上升到哲理层次。题目不妨选得很少，但就一小题目，纵横贯穿，触及面可以而且必须很小。他鼓励我搞观世音菩萨这个题目，从民俗或从别的切口钻下去都行，可以牵涉到宗教，牵涉到中印文化关系，牵涉到儒、道、释的文化冲突和调和，牵涉到民族间的文化斗争，牵涉到文学、美术等各种问题，由此扩大读书面，锲而不舍，搞出一个世界水平的成果来也未可定。
他的认真和热心也真使我感动，他认认真真地给我开过一张书单，书下还注明哪一本要精读，哪一本用以浏览，真是费了心思的。这张书单直到文革时期，才连同我的五六本笔记，约千张卡片，一百多幅各种观世音菩萨的画像、照片，约二十万字的草稿，一道被抄没，是我花了约十多年的岁月一点点地搜求、积累和写下的，我一辈子只在这件事上真正下了点工夫。
1948年以后我就很少去找他了，即使去史语所借书还书（这是他吩咐书库的管理员允许我任选任借的）时，也尽量选择他不在的时机。原因是我发了一条新闻惹得他不快。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是关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的消息。翁任院长早已有传闻，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报上发的新闻语气都不肯定。某日我去傅斯年那里，正好翁文灏和他在谈天，谈到出任行政院长的事。我对他的来客从不避忌，现成的新闻当然不会放过。这条新闻是最早确报翁将出任院长的一条。见报后，他问是否我写的，我不否认。他当即表示不悦，倒不是因为这条新闻有多大关系，碍着了他什么，而是似乎不应该在他那里猎取新闻。此后我明显地感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生分了，于是日疏日远，得知他进中央医院住院治疗，也没有去看望。那年秋天，史语所书库的书不再出借，当是要包装起来迁走了。我更没有再去找他的需要。他什么时候离开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他在台湾逝世，才又重新想起他。
他在平常谈话和表现中，从来不讳言他的反共，不像某些学者那样善做姿态，就这点说，傅孟真倒是有那么点“真”的。
《瞭望》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