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麦克阿瑟其人
联合国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元帅的大名在现今日本几乎无人不知。关于他的传记类文章，日本内外多有发表，因此本书主要介绍我所接触到的元帅，特别是作为占领管理最高责任人的元帅。
与日本四十年的渊源
我实际接触后首先明白的一点是，元帅原来很早之前就对日本相当熟悉，对日本人也相当了解。元帅经常对人说：“我和日本有四十年的渊源。”他自己说，其父阿瑟·麦克阿瑟中将担任菲律宾驻军司令官时曾考察过日俄战争时的旅顺、大连。当时，任少尉或者中尉的元帅作为父亲的副官随行，面见过东乡平八郎大将、乃木希典大将，他不仅对日本将军们的勇武深为敬佩，对他们的高尚品格也有非常好的印象。从此，元帅对日本人评价甚高，在我看来，甚至有些过高。有一次，我对他说：“您对日本人的看法，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当年见到东乡、乃木等将军时留下的印象。他们那样的人物属于在几千、几万个日本人当中才会出现一个的特殊情况。以他们为基准评价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符合实情。”但是元帅完全不理会我的观点，他说：“你自己是日本人，却小看日本人，不合常理！老爷爷、老奶奶、甚至小女孩都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劳作，这样勤劳的人民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即使从日本人的发明创造来看，也绝不输给任何民族。”
“日本人12岁”的真正含义
元帅对日本人的评价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我记得后来我们两人之间发生过多次可以说友好的争论。不管怎么说，元帅在美国人当中属于知日派人物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顺便提一下，元帅被解除职务返回美国后，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发表演说时，说过“日本人才12岁”这样的话。传到日本时，有人误解为元帅非常轻视日本人的智力水平，甚至因此自嘲自怨。这是报道过于简单不完整导致的误解。如果看看演说的详细内容，可以发现他的意思是“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方面，日本人还很年轻”，同时他强调“日本人有着古老独特的文化和优秀的品质，因此在吸收融合西方文化成果和制度的基础上，将来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这时他依然不改对日本人的极高评价和期待。这才是他演说的真正含义。
明事理的元帅
令我佩服的不仅是元帅了解日本程度很深，还有他的明事理。占领后，我担任东久迩内阁的外务大臣，不久便第一次见到他。开始因为不熟悉，总感觉他严厉，甚至有些傲慢。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感到他实在是一位深明事理之人。前文提到过，总司令部的大员中存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派别对立的情况。元帅作为军队优秀统帅，见识高远，在占领政策的实施方面，如果划分派别，可以说他属于现实派。例如，占领当初，本应进行军管，却突然改变策略，说到底毫无疑问是由元帅进行了裁断。元帅做此裁断的根据，肯定是很快发现投降后的日本现实情况没有达到实施严厉军管的程度。这可以认为是元帅根据他的现实主义和一种直觉做出的决定。
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元帅
可以说元帅对日本皇室的态度也相同。他在进驻日本之前，就相信要实现受降顺利进行，需要依靠天皇的力量，并为此做过很多工作。我想元帅认为既然停战是在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后实现的，天皇是日本人民尊崇的对象，那么不依靠天皇的理解和支持，只会反复重复没有意义的血腥战斗。元帅自豪地宣称：“不杀一卒，不响一枪，就实现了受降，这样的事在世界哪次战争中看到过？”我相信他的话发自内心。
天皇陛下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元帅是在占领后不久的9月27日。当时我刚刚担任东久迩内阁的外务大臣。我收到天皇陛下想要会见元帅的消息，相当犹豫，反复思考后，认为还是见面为好，便将消息传达给元帅。元帅非常赞成见面，说：“只是我不能去宫中拜见陛下，如果陛下能够移步出宫，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愉快地与陛下会见。”第一次会见结束后，再次见到元帅时，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像陛下这样发自内心的纯粹而且善良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人品非常优秀。”这以后，陛下又会见过元帅数次，他也十分欣赏元帅，和元帅谈话推心置腹。个头很高的元帅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拥抱陛下，而且每次都迎送陛下。
战犯审判与麦克阿瑟元帅
作为审判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后不久，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便作为证人被传唤了。随即对日理事会的苏联代表提出“日本天皇也应该作为证人接受传唤”的论调，震惊世人。然而，对此直接加以反对，称“没有必要”的是元帅和基南检察官。元帅作为总司令官有义务尊重对日理事会的意见，但做出决定属于总司令官的权限范围，只要没有元帅的同意，就没有办法落实。
元帅由于多次与天皇陛下会见，对陛下的人品十分敬佩，甚至对我说：“尽管日本输掉了战争，但是皇室的存在依然坚如磐石。如果不团结在皇室周围，难图日本的重建。”我想，正是元帅的这种考虑才使他不能接受“作为证人传唤天皇陛下”。元帅的这种态度成为他在美国本土受到猛烈抨击的一个原因，但日本人不能无视他始终受到美国共产党人的攻击。
总之，我确信，元帅对我国皇室表示出相当的理解和敬意，使日本天皇和战犯问题脱钩让大多数日本国民不再惊惶无措，而且在缓和日本人对占领军的恐惧和反感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换言之，我认为占领改革整体上取得历史性成功的最大原因正在于元帅对我国皇室采取的态度和方针。
财阀商号与武德会
元帅如何深明事理，可以举出几个事例加以证明。如前面提过的财阀解体相关的问题，还有禁止旧财阀系统中的各个公司使用原有商号，即禁止三井、三菱、住友等名称在商号中继续使用。有人计算，如此一来，这些公司因为变更商号将要花费高达150亿日元的费用。而且更改多年来为海外所熟悉的商号使用新商号，将使出口贸易在新商号重新为海外广泛接受之前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变更商号的费用。这一期间，还有禁止、解散武德会的问题。
于是我面见元帅进行陈情。向元帅列举禁止使用财阀相关的商号将给日本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关于武德会，我解释说，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青少年俱乐部。我直率地指出，我们最近必须举行总选举，可如果我们采取打压经济界以及青少年阶层的政策，在总选举中自由党肯定将遭受重大失败。可以说，结果相当于总司令部被动干涉选举。
元帅听后，沉默片刻，好像在思考我的话。不久他说道：“既然武德会的武字意味着争强好斗，不加以禁止是不行的。不过，禁止使用原有商号问题可以延期一年实施。”他向我做出让步。众所周知，禁止使用原有商号问题，一年以后不了了之了。元帅能够很快理解这类问题的实质，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
尽快结束占领与麦克阿瑟元帅
我们还不能忘记麦克阿瑟元帅主张尽量缩短占领日本的时间。他的意见是，军队应该努力避免以占领军这种形式长期驻留海外。长期驻留海外，难免会发生一些弊端。
一次，驻军的士兵做了什么坏事，给日本人造成损失，我向元帅诉苦，他语气沉重地对我说：“占领初期，驻军大多为经历过战争的士兵，但是反而这些有战争经历的士兵比较遵守纪律。相反，最近从国内直接过来的士兵，半是工作半是游山玩水的心情，遵守军纪方面做得不好。不管怎么说，最好尽早撤出占领军为好。”
我相信，元帅的必须尽早撤出占领军的想法，自然会发展为尽早议和，对加快和平条约的签订具有重大影响。
拒绝苏联进驻北海道
元帅比较现实，深明事理的同时，善断而且强势。善断标志着他的判断能力很强。我曾亲自听元帅说过，占领开始不久，苏联加紧收获最大的战胜利益，他们向总司令官要求以提供苏联兵力给占领部队的形式，进驻北海道。元帅直接严词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这件事是我前几年外访，在纽约会见元帅时直接听到的。占领当时，我也听说过类似传闻。元帅担心如果同意苏联的要求，以后会非常麻烦。[22]
捷克、波兰等原来不是共产国家，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国家呢？苏联首先派军队进入这些国家，以军队为撬棍发动政变。发动政变，仅依靠共产党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派驻军队。如果按照苏联的希望让苏联军队进入北海道，今天的北海道毫无疑问会变成东德、北朝鲜。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将被分断为两个国家，将遭受到不止丧失千岛群岛程度的损失。仅从这一件事，作为日本国民，就应该向元帅当时的“直觉”和“善断”表达满腔的谢意。
回想补余：
麦克阿瑟之问——和辻哲郎（文学博士 东大名誉教授）
文教审议会上讨论了什么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在第一次会议中，吉田话里提到的麦克阿瑟提问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天还不时想起来。提问的内容如下：
“我在日俄战争时期便来到日本见过很多将军。他们都有各自的风格让人感觉非常好。然而这次，时隔三四十年再次来到日本，又见到众多将军，却感受到与以往非常不同的印象。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同一种群、同一民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吉田被麦克阿瑟这么一问，不知道如何作答，他向审议会的各位提出问题道：“大家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对今后的文教政策可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啊。”
麦克阿瑟的观察角度也许不能说很客观。无论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因为时间不同，情况发生了变化，感觉也就会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或许也会给人以相当不同的印象。而且恐怕无法简单地认定众多将军都是如元帅所讲的那样。尽管如此，日本的将军们相差一代人，便集体性地给观察者以不同印象，令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如果从前者的代表东乡、乃木，后者的代表东条、荒木贞夫来观察，不会不明白麦克阿瑟之问的深意。
东乡、乃木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将军们，少年时，受到的是《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教育，是在性格已经形成后再学习西方军事学的。与他们相反，东条、荒木等人为代表的下一代将军们，开始便在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二者都是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天皇谕旨）的熏陶下成长，大概不再诵读《论语》《孟子》。于是，《论语》《孟子》培养出来的将军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儒雅风貌，给麦克阿瑟以好印象，而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培养出来的将军们，完全就像不同人种一样，给元帅以坏印象。
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因此吉田不可能无视这点单纯地提出麦克阿瑟之问。如此一来，吉田提到的麦克阿瑟之问问的是，为了培养后来人的道德素养，使用古代典籍好呢，还是使用不像古代典籍那样迂腐，而是根据现实需要适当编写的可以使人简明扼要地获得基本要领的说明书类的书籍好呢？我感到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
我对此发表看法是在第二次会议上。正好我那时读了从高木惣吉处借来的一本书，是日本海海战时在东乡长官身边的秋山真之参谋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的海军教科书。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是一本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据说后来长期在培养海军士官方面发挥作用。然而如果问起使用秋山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海军士官中是否有像东乡、秋山那样的优秀海战指挥者，回答是没有。由于太平洋海战发生于武器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新的战术战法。但是从那本书里学不到能够适应变化的创造性能力。过于面面俱到的教育反而会使创造性思维的萌芽枯萎。我以此为例，阐述了在培养道德素质方面，看上去迂腐的古代典籍要比看上去简明扼要的说明书类书籍更有效果的意见。当然，我没有重归中国古代典籍的想法。西方的古代典籍，印度的古代典籍，都可以成为教材。经过长期涤荡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中蕴含着使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吸收西方文明时，更应该从根本上吸收西方文明源头的西方古代典籍。
我的意见比较迂腐没有被大家接受，不过我至今依然坚持我的想法。
回想补余：
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元帅——奥村胜蔵（驻瑞士大使，原外务次官）
我先后两次担任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元帅会见时的翻译。
第一次在战争结束当年的9月27日，陛下第一次到访元帅居住地美国大使馆时。从当时的日本国情来说，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将其视作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情的人们煞费苦心，慎之又慎。而且“不需闲杂人等回避的巡幸”这一点也是头一次，有关人员用心之良苦非比寻常。
当天上午10点前，陛下从“御文库”出发。皇后送陛下到门口处的情景让我印象颇深。我们首先过二重桥，在祝田桥右拐，经樱田门、警视厅，通过虎之门来到美国大使馆。那一带交通量相当大，陛下的专车不得已要降低速度，甚至有时和首都电车平行慢慢行驶。
在大使馆的玄关处有元帅的两位属下出来迎接。进入大使馆后，直行几步右侧是一间书房，藤田尚德侍从长、石渡庄太郎宫内大臣等随从人员都按照要求在此等候，只有陛下和我被带到位于使馆内部的大会客室。麦克阿瑟元帅一个人在门口迎候。
陛下刚一走进房间，元帅便说道：“请站在那里。”正装的陛下默不作声地站在房间正中后，元帅迅速站到陛下右侧。我内心正揣测接下来会怎样时，很快戴着“陆军摄影组”袖标的士兵走进来，架起照相机，照了两三张照片后，又很快退出去。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那张合影。
才9月下旬，其实并不冷，房间内的火炉里却燃着熊熊火焰。偌大的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空荡荡的。
我的座位距离元帅很近，能清楚看到元帅的脸部。长年征战的疲劳在他脸上刻出深深的皱纹，紧张的面容显得苍白。但声音铿锵有力，语意清晰明了，很不擅长美式英语的我翻译起来也没有困难。
陛下和元帅的会谈，我记得各种内容加起来45分钟左右。最初的寒暄结束后，元帅的语气一变，开始用演讲腔调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主要内容是元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英语表达无懈可击，但他大量使用书面用语，而且每段话非常长，翻译起来相当吃力。
这次可以称为“世纪会谈”的见面进行期间，不时会有大使馆的签证官身穿日式正装，脚穿白色短布袜踏着竹皮草履，将火炉用的木材放在盆里悄无声息地捧进来，使房间里洋溢着无法言说的幽默气氛。元帅演讲般说了一通后，接下来的内容近似闲话。例如，他说自己和日本有四十年的渊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经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作为副官陪同他任海外驻军将领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来过日本。
根据日美当局间针对第一次会见的协商结果，当天陛下到达大使馆时和离开大使馆时，均由元帅的两三名下属出迎和送行，元帅只在会客室门口迎送。陛下到达时，元帅按照协商结果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回去时，元帅特意将陛下送到大使馆玄关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陛下一行返回皇居后，我马上将会谈的内容报告给藤田侍从长。侍从长说，陛下返回途中，心情很好。
顺便提一句，外务省中比我英语强的人有很多，为什么让我做翻译呢？我很不解。后来社会党的曾祢益（当时在外务省政务局）告诉我是吉田的指示。
第二次翻译是在1947年5月6日，陛下第四次造访元帅时。实际上，第一次会见后，我提出担任情报部长这一本职工作的同时兼任翻译工作的话，时间安排不开，因此请求由专职人员担任翻译。碰巧第四次时那位专职翻译生病，便找我救场。
之前的大约一年半时间里，陛下两次会见元帅。即自然而然形成半年会见一次的规律。因而，第四次会见应该是按照上述规律进行的。陪同陛下会见元帅时，我特别注意到两人见面时的氛围非常和睦。元帅满面红光，显得非常年轻，而且前面提到的大会客室墙上挂着很多幅画，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用品和漂亮的花。我记得那时麦克阿瑟夫人也来到日本，住在大使馆里。
元帅谈话期间，数次使用“陛下”这一词语。这是在第一次见面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表达方式，变化巨大。第一次会见，每当他在演讲般的谈话中停顿时，会转向我非常严肃地说：“告诉天皇！”感觉非常刺耳。
关于陛下与元帅的会见，一直经常收到报纸、杂志社等的约稿，我总是坚决拒绝。不过，现在毕竟和当时形势已经不同，而且时间也过去很久，感到可以利用吉田出版回忆录的机会简单谈一下，因此写了这些文字。
二、总司令部的干部——附录·对日理事会
与总司令部的交涉，今天想起来，当时即使一个小问题也会使我们费尽心思。何况对粮食问题等各种迫在眉睫的紧急问题的处理，由于既不了解对方的心情，也不了解对方的态度，最初阶段让我们非常不安。随着与总司令官以及参谋长等人的接触加深，我们开始理解对方的好意，对方也开始理解我们的情况，如此一来，很多事情意外地变得相当顺利。
不过，尽管我们很了解麦克阿瑟元帅和参谋长的想法，但他们属下的军官情况就不同了，其中有些人经常提出奇怪的要求。所以我们经常直接去元帅处提出反对意见。
在此我叙述一下有关总司令部数位重要干部的回忆。
受到民政局的厌弃
占领政治时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日本政府联系最多的部门就是总司令部内的民政局。该局局长是惠特尼少将，副局长是凯兹上校，两个人均为日本人所熟知。惠特尼少将原来做过律师，从战前担任麦克阿瑟元帅的菲律宾最高军事顾问时代开始便一直在元帅身边，随元帅转战各地，最后来到日本。他顶多算文职军官，不是从开始就是军人。
虽然有点涉及私人话题，不过直白说，好像以这位惠特尼少将为首的民政局人员不怎么认可我。至少有一段时期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像我第二次组阁进行首相提名时，该民政局出现不打算将政权移交给我的动向便是一例。至于不被认可的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勉强说的话，我想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主动在民政局露过面。因为有什么事情和总司令部交涉时，一般情况下，我会直接拜访麦克阿瑟元帅。
占领的初期阶段，与麦克阿瑟元帅会谈时，基于工作性质，我一提起要亲自去民政局等部门谈谈，麦克阿瑟元帅便说：“没有必要去，我喊他们过来。”说完，就将惠特尼少将、马库特少将（经济科学局长）等人叫到总司令官室。这些人在元帅面前无论被吩咐什么，只能不断回答：“是，长官。”事情瞬间得到解决。对我来说确实是好事，但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这些总司令部要人的角度看，当着我的面，站得笔直地回答“是，长官”不太有面子吧。
另外现在能想起来的还有一件事。民政局多次向外务省提出，某某人对占领政策不合作，应该停职或者开除公职。碰到这种情况，我会通过事务部门向民政局转达我的意思：“这种性质的问题，口头提出不合适，请形成正式的书面文件给我。”于是很多时候便不了了之，没了下文。因为他们知道，形成书面文件的话，我会拿到麦克阿瑟元帅处，直接和元帅进行交涉。按照这种节奏发展下去，对方对我没有好印象或许也就理所应当了。
“新政拥护者”的暗中活动
有迹象表明，除参谋部以外，以民政局为首的绝大多数部门中相对比较年轻的职员里，混进了所谓新政拥护者的改革分子，特别是在占领初期阶段，人数相当多。这些人属于我之前提到过的理想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们有把日本当作试验地加以利用，尝试实施他们一直主张的进步的改革理论。好像其中一部分人非常激进，后面我也会提到，他们与日本的左翼分子来往，听说更有甚者，有时竟然利用并且煽动日本的左翼分子。这些新政拥护者，后来逐渐被责令回国。据传一些人返美后，还被以“赤化”为理由受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讯问。
其实不只是新政拥护者的问题，我有一次和麦克阿瑟元帅谈话时，提到总司令部职员的素质。我记得当时，元帅无奈地叹息道：“不管怎么说，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好，就业没有困难，一流人才中，主动来日本工作的人非常少。”
纯粹军人出身的人
我不被民政局等部门的（被我命名的）理想主义派喜欢，奇怪的是，纯粹的军人们和我可以说很对脾气，关系密切。他们不时地给我宝贵的忠告。我感到他们尽管是军人，却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修养，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玩弄理论概念，而是以对占领政治是否有实际效果作为判断标准，一旦得到他们的认可，便不会拘泥于面子、感情，鼓励我们、支持我们，给予我们巨大帮助。
他们中有参谋二部部长威洛克少将，还有虽然不是总司令部人员，但也是麦克阿瑟元帅统帅的第八军首位司令官艾克尔伯格少将。这些将军从他们的职责出发，就关于维持治安问题如何采取对策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帮助。我自己到各地演说时，也承蒙他们派给护卫人员。因为粮食不足，他们让人送三明治盒饭给我，很直率地对我表达他们的好意。私人方面的好意姑且不谈，我认为绝不能轻视美国的这些纯粹军人派直接和间接地在占领政策顺利实施方面，同时在日美友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对日理事会与总司令部
提到总司令部的人员，顺便说一下总司令官的顾问部门——对日理事会。对日理事会的构成已经在本章开始部分简述过。
对日理事会设置于东京丸内明治生命（公司）主楼内。虽然是总司令官的顾问部门，成立伊始便和总司令部之间存在微妙的隔阂。原来是从总司令部派出美方代表作为对日理事会成员出席会议，并担任会议主持人。第一次会议，麦克阿瑟总司令官亲自出席并担任会议主持人。可是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中将等人频繁发言，进行妨碍施政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宣传。总司令官考虑到自始至终出席会议，导致被卷入上述内容的争论之中毫无益处，便以“公务繁忙”为由，决定由总司令官外交顾问约翰·艾奇逊大使代替总司令官出任会议主持人。
这位艾奇逊先生相当稳重可靠，长年担任驻中国外交官，是美国国务院有名的东亚通。我任外务大臣时期，他住在距离外务省很近的前住友宅邸里，因此私下来往也很密切。遗憾的是，艾奇逊大使后来因为协商工作事宜返回本国途中，于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上空飞机失事遇难。
艾奇逊的接任者依然为国务院出身，是时任总司令部外交局长的威廉·西博尔德。这位西博尔德先生，原为海军士官，年轻时曾受军方派遣留学日本学习日语，日语水平很高，也有很多日本朋友。后来调任国务院，目前是国务院少有的日本通，现任副国务卿。
艾奇逊、西博尔德都曾秉承麦克阿瑟元帅意旨，为了日本的利益与苏联代表等其他联合国代表进行激烈辩论。当时联合国方对此给予相当严厉的指责，元帅以及美国代表毫不在意，一直贯彻总司令部认可的方针。
苏联代表的掣肘遭遇失败
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中将率领数百随员气势汹汹来到东京，意图大展一番宏图。然而他提出苏军进驻北海道的要求遭到严词拒绝后，无法施展拳脚，仅仅在国内宣传和指导日本共产党员方面多少取得一些成果。不仅如此，在日本俘虏送回问题上受到麦克阿瑟元帅的猛烈反击，以至于最后苏联不得不缩减驻东京代表团的人员。
无论是东京的对日理事会还是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开始的时候，讨论天皇战犯论等对日本极为苛刻的内容，后来又屡次指责总司令部的对日态度过于宽松，但总司令部始终都能够坚持既有方针。之所以会这样，我想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那就是当时的杜鲁门总统大力支持麦克阿瑟元帅的做法。然而元帅本人却因此招致联合国的强烈反感和贬低，后来甚至成为美国总统解除他职务的背后原因之一。
对日理事会的冷风
关于对日理事会，我记得当时一个在终战联络事务局工作的人说过，对日理事会设在丸内的明治生命（公司）主楼六楼，日本人不能从正门进入。无论终战联络事务局的负责人还是新闻记者，只被允许从楼侧的出入口进入旁听席。如前所述，在这里，联合国各国代表态度严厉地讨论着如何惩罚、监视投降的日本。据说那是确实会让旁听的日本人至今仍历历在目的场景，使人痛切地感受到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日本国会由于战败，军国主义的压力消失，在自由民主主义的旗号下，反复进行着天马行空、自由活跃的讨论，竟然好像完全忘却了战败这一事实。甚至有共产党的议员持“没有军备，我们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吗”的论调，主张重新军事化。即一方面是对日理事会的严厉，另一方面是日本国会的自由奔放，对照非常鲜明。
上述终战联络事务局的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看到二者的明显不同，我听后，深表赞同。我想这正是战败后不久的日本国情的一种体现。
回想补余：
民政局的表演——白洲次郎（东北电力公司董事长）
当时惠特尼少将担任GHQ的民政局长。占领一开始的时候局长并不是他。有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物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局长，然后由惠特尼少将接任。我自认为接触过数量众多、性格各异的美国人，但像他这样的美国人从未见过。我听说过这位少将与麦克阿瑟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大量传闻。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假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然而，占领时期，惠特尼受到麦克阿瑟庇护和信任的程度之深却有目共睹。其他GHQ干部非常害怕惠特尼。触怒惠特尼就意味着被麦克阿瑟疏远的传闻满天飞。甚至个别局长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对惠特尼的恐惧。也许他们听说我经常与惠特尼“发生冲突”，好心劝我吧。可以看出来惠特尼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是在意识到麦克阿瑟能够做他后盾的情况下实施的。我认为GHQ的干部中，几乎没有人会对惠特尼抱有善意。
民政局内部可以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有相当“能干”的人。凯兹上校名列前茅。惠特尼打着麦克阿瑟的旗号，而凯兹在惠特尼的支持下，两人在GHQ内一时权势熏天。当时日本人中的“强人”拜访GHQ时，大部分情况可以毫无疑问地理解为是参见惠特尼，拜会凯兹。这些“强人”的卑躬屈膝即使在旁边看着也让人不齿。
现在，从结果看，GHQ的施政屡次出现不切实际的情况。我理所当然认为这种不切实际对日本无益，而且也坚信将损害未来的日美友好关系，因此针对不切实际的情况经常直陈强硬的意见。
当时吉田首相多次给予指示也是事实。与民政局“发生冲突”最多，我对民政局干部对我的态度最为愤慨，以他们的人品来说也颇为自然。或许他们认为明明我是被征服者，却趾高气扬。更何况其他“强人”对他们一味顺从。
一天，我被召集到民政局的会议室开会。日本人只有我一个。会议室里民政局的干部们坐成一圈，只有我在正中间。正好和法院审判嫌疑犯时的位置相同。惠特尼慢腾腾地出现在会议室，众人起立迎接，他坐下后，向我说道：“最近日本政府出现轻慢GHQ的倾向。麦克阿瑟元帅到目前为止一直对日本实行柔性方针，但如果现在的状态持续下去，他将考虑不得不转换为强硬方针。”原话记不清楚了，总之惠特尼用严重警告的语气说完上述内容。我是GHQ与日本政府的联络员，便说我将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吉田首相，然后离开会议室，会议在极短的时间里结束。
我向吉田首相进行了报告。柔性方针可能会转换为强硬方针，属于事关大政方针的重大问题。会议结束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吉田首相面见麦克阿瑟确认他的真实想法，结果麦克阿瑟表示没有听说过。事后从吉田首相处听说到此事时，我并没有太吃惊，只是想这种表演这些人能干出来。
三、占领下的日本人
前面，我叙述了占领政策的动向和总司令部的对日态度。下面，我将说一下针对这些政策和对方的态度，我作为日方的负责人所采取的对策和当时的心态。
我在9月17日就任战后的东久迩内阁外务大臣。这一天麦克阿瑟元帅进入作为总司令部事务所新征用的东京第一相互大楼办公。
做一个好的失败者
我任外务大臣后不久，一天到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在大森的临时寓所拜访。众所周知铃木大将是战争结束时的首相。他长期担任陛下的侍从长，因为岳父牧野伯爵的缘故，与我关系不错。我前去拜访时，铃木大将因自己的房子在空袭中烧毁，住在朋友家里。见面后，我向大将请教，这次我担任外务大臣，您有什么要叮嘱我的话吗？铃木大将说道：“战争，胜者固然有胜者之道，败者也要有败者之道。就像鲤鱼摆在案板上，无论人家怎么切割都要一动不动。希望你做一个好的失败者。”西方有一句谚语“A good winner is a good loser（一个好的赢家是一个好的失败者）”，我也非常认同。做好失败者是我针对总司令部的一贯想法。
做好失败者，并不是凡事回答“是，先生”。只是表面同意，回去后改变态度，所谓阳奉阴违，是我最为忌讳的。我的态度是，关键在于全力配合占领政策的实施。但是，对方想法有问题时，或者不符合日本国情时，尽量向对方解释我方的情况，努力说服对方。即使事情按照对方所说的确定下来，也要首先顺应对方，等待能够调整错误和过失的机会来临。换言之，该说的时候说，剩下的就是干净利落地加以服从的态度。
抵抗
我的这种态度，麦克阿瑟元帅等人给予充分理解。不过，有时在总司令部的干部当中也并不能说完全没有误解我是在进行抵抗或者妨碍的人。至少存在认为“吉田很不逊”的人。
最近经常听到有人得意洋洋地说“自己在占领时代都进行过什么样的抵抗”。“抵抗”这一词汇，据我观察，近来一般情况下使用在带有某种特定概念的场合。即甘地的对英不合作运动、德国军队占领下法国人的抵抗运动等。然而我们对占领军采取的态度根本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抵抗。我们所主张的“抵抗”其真实含义说到底，是在确信会符合日本的实情，给日本以及给日美关系带来正面结果、正面影响的情况下，敢于向对方提出抗议或者进行解释，从未有过基于感情和面子而反对的情况。
这样，到今天，我想从结果来看，不是自卖自夸，如日本般合格的失败者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到先例。刚刚投降时，所有日本人最大的担心便是占领将持续几年，还是几十年。很多人认为将持续二十年、三十年，其中悲观的人甚至担心会不会达到半个世纪。可是，对日本的占领，六年八个月便结束了。回想起六年八个月的岁月以及其间的辛劳，对我来说好像特别漫长。如前所述，从刚刚投降时国民的担心来看，占领意外地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倒确实是真的。这也证明了我们日本人是好的失败者。
一些日本人令人不快的态度
如前所述，日本人整体是好的失败者。但说到个体，就不一定了。我对占领期间我们日本人的态度有两个感到不快的地方。
一个是，日本人当中曾经发生过缠着总司令部的人，意图得到什么好处，赠送对方过当的礼物，极其奢侈地招待对方，反而招致对方的轻慢或者使对方腐化堕落的事例。赠送礼物和宴请，一方面也许体现出日本人善交际的特点，但需要有限度。朋友间互相赠送发自内心充满好意的物品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无须赘言，期待某种回馈而赠送过当的礼品，进行高档宴请，即使不触犯法律，也应该给予谴责。说起来，见对方是外国人便想赠送过当礼品是一些日本人的积习，是我今后无论如何都想加以纠正的想法之一。
与赠送礼品相关的，不知道说成崇洋媚外还是自卑感哪个更恰切，占领期间我看到不少如果是总司令部人士说的话，不管针对什么事，不管在什么场合的发言，皆被其奉为圭皋的日本人。这种情况多解释为是平时不太接触的外国人以征服者身份出现造成的。我只有希望今天的日本人，特别是未来的年轻国民具有强大的自信，以堂堂正正的态度面对外国人，不再重蹈那种愚蠢拙劣的覆辙。
另一个占领期间让我不快的日本人的态度是所谓进步主义者和过激改革派中的某些人的行动。特别在占领初期非常让人侧目。
这些人当时频繁进出总司令部，基于其偏狭的观点，告密和中伤同胞的迹象明显。大范围实施开除公职政策时，特别在涉及报纸、杂志等领域实施开除公职政策时，这些人的活动相当活跃。而且前面多次提到，在初期的总司令部里存在相当数量的左翼分子，今天可以明确断定他们出于“解放日本”的意识形态，与日本的左翼分子进行呼应，甚至加以利用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当然如果从日本左翼分子的观点来说，也许他们的行动在配合占领政策。实际上，无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不择手段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平心而论，不得不说他们的行为是对日本同胞的背叛行为。
回顾他们的行为给复兴日本带来的重大干扰，以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出数年便站到反美、排美运动的最前列等事实，应该说暴露了他们的“配合占领政策”不过是进行自我宣传的借口而已。
来时为敌去时化友
社会上一些人对美军的日本占领管理有所了解，与日本军部曾经在伪满洲国等中国各地、东南亚实施的军管相比较，主张二者存在类似性。当时，日本尚不老练的青年将领、顶多为校级的军人，凭借武力和权力，对中国等国的老政治家和工商界的人，进行所谓的“内部指导”。那些人据此与总司令部以及地方军政部的职员进行比较，得出无论哪国国民，如果站在征服者、占领者的立场，其所作所为均相同的结论。如果只看部分或者表面，确实有很大相似性。但是，据我观察，这样的类似绝不是本质性的东西，因此从大局来说，这种比较并不得当。
非常遗憾，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日本军队实施的占领管理，到处引发怨恨，导致强烈的对日憎恶感。然而必须说美国与日本这两个曾经的敌对国家之间，通过占领建立起来的大约七年的关系是现代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功。而且我认为这对日美两国人民是非常幸运的结果。美国占领军的将士们，诚如西欧一位诗人所赞美的那样：“作为敌人来到这个国家，却作为朋友离开这个国家。”可是，现在的一些日本人，无意义地高喊“反美”“排美”。与明治时期的前人们宽广的胸襟与内敛的气质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遗憾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