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平原位于中国的北方，西连蒙古边缘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接西伯利亚，黄海和朝鲜半岛是它东南方的屏障。
在20世纪初叶，整个东北的人口仅约三千万，大部分是清末从关内移出的汉人。
东北沃野千里，素以农产丰饶著称。位于东三省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处是大河广原和人迹不到的远山峻岭”[1]。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坐落在南端的松花江边。黑龙江与松花江为黑龙江的两大河流。松花江由北流经吉林，然后东向经哈尔滨，再渐北转，流灌黑龙江盆地。
20世纪初期，东北大城之一哈尔滨，居民不是从关内移来的汉人，就是从俄国移去的白俄。事实上，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部分逃到中国的白俄都在这里定居。
在哈尔滨东北约30里，有个呼兰县，由松花江支流呼兰河流经该地而得名。呼兰县城位于呼兰河北岸。[2]像坐落在所有农产中心的其他小城一样，呼兰县也仅是个农民赶集的地方。城里有几家供应日常必需品的小商店，几所学校，和一些住宅。在萧红的杰作《呼兰河传》中，她曾以简练生动的文笔描绘出民国初年呼兰县城的乡间景色：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店，有几家粮栈。……
东二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3]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呼兰县是个非常宁静、落后的小城。居民大都是些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以及几个读过些书的塾师，还有所谓的乡绅们。
萧红就是在清朝被推翻的那年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乡绅之家。[4]她是张家的长女，学名叫乃莹。张家是小康之家，祖先是从山东移来的。
萧红的父亲，是家长，也是当地张姓的族长。[5]每当描述到她父亲的时候，萧红总是直言不讳，她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了那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不算什么，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6]
萧红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萧红的眼中，她母亲并不比她父亲好多少。在《家族以外的人》那篇和《呼兰河传》笔调相近的故事中，萧红承认她很害怕她的母亲。她说她的母亲常常打她，有时甚至用石头砸她。[7]她在其他的文章中也讽称她的母亲是一个“恶言恶色”的女人。[8]
《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指出，萧红的父亲后来曾经续弦[9]，但是萧红的命运并没有改善，据她的友人透露，萧红的继母（梁氏）也是虐待她[10]。
萧红三四岁的时候，她唯一的弟弟张秀珂出生了。[11]这位弟弟对姐姐相当友善，但是萧红对他却生不出好感。[12]萧红的父亲形容严峻，言笑不苟，始终没有表示对萧红的爱意。萧红的弟弟出生以后，身为地主，又是家长的他，自有许多大小事情，够他忙碌，使他没有多余时间和儿女接近。
萧红童年心目中的中心人物，是她的祖父张维祯。她曾在《呼兰河传》和其他散文杂记中陆续地，以充满爱意的笔调来描述这位老人。她那位慈祥善良的祖父影响了她的一生，关于她对祖父的回忆，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的片刻陶醉的主要源泉。虽然祖父在她十多岁时就去世了（老人刚过了八十岁），但她却从未忘记祖父对她的爱和那段祖孙间相处的欢乐时光：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13]
如果说萧红的祖父是她童年的中心人物，那么她家的后花园该算是她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她在那里不但可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而且更能和大自然发生密切的接触，从而领略到对于大自然的爱。所以从小她就梦想成为一个画家，要把大自然描绘出来。后来这个梦想并没实现，但是她美妙的笔，却写出了令人难忘的歌颂大自然景色的篇章。除了在园中赏花看草，追逐虫鸟嬉戏外，她还喜欢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睡觉，同时也在回想大人们对她的种种。在全家所有的人中，萧红最讨厌的要算她的祖母（范氏）了。这个对那顽皮而又精力充沛的孙女丝毫不能容忍的祖母，体弱多病，但却凶狠专横。在萧红记忆中，她的祖母曾经用针刺入她指尖。[14]虽然祖母对她很坏，但萧红讨厌她的真正原因，却是她祖母对她祖父的冷漠态度。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地榇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给他的工，还是他自动的愿意作，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我到后花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15]
当萧红六岁时，祖母终于去世了。她祖母死前的长期卧病和死后的丧事，对萧红来说，有得也有失，有苦也有乐。当然她绝不会因祖母的去世而悲伤，一方面她太小，再一方面她根本不喜欢她的祖母。可是在这个时期中，她祖父却为了照应病中的妻子和安排丧事而忙碌，无法顾及萧红，因此她感到很寂寞。但祖母的去世也带给她一段快乐的时光。家中来了好些亲戚，包括萧红的堂表兄弟姊妹。这使萧红第一次有机会和他们结伴离开大合院，到离家一里地的河边去玩。在来往河边的路上，她看到了不少在后花园中不曾看过的奇观异象，她这才领悟到这世界竟还有这么多东西可看。正如她自己所说：“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16]
萧红家的大合院有三十多间房。她家只住正房，共有五间，祖父母住两间，父母亲和小孩子住两间，另有厨房、正厅及屋后两间黑暗的小贮藏室，里面放了许多张家列祖列宗的遗物。在天气阴雨不能到园子玩的时候，萧红总是爱在贮藏室中敲敲打打，有时打破一些被大人遗忘的宝物。院中其他房子不是用来贮藏粮食（“谷子少，耗子多”），就是租给养猪的或打面的。总之，院中除了张家外，还住了些各等各色人物，因此萧红得以看到许多罕见的人间悲喜剧。
士绅家中的子女都该受些教育，萧红也不例外。于是她结束了那段在花园中追逐嬉戏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祖父负起了她的启蒙责任。在她童年的回忆中，提到学古诗是由跟祖父朗诵《千家诗》开始的。她之特别喜欢某首诗，正和其他学诗的孩子一样，并不是因为文的内容，而是由于文的声调和意境；有一次有人把她最喜欢的一首诗的内容解释给她听了以后，她就从此不读那首诗了。她特别喜爱描述大自然景象的诗。后来到了学龄后，也就是1921年，萧红十岁时，她进入了呼兰县南岗小学，又名龙王庙小学，念初小一年，及至1925年又进入了县立第一女子高小。[17]
以上描述的，仅是萧红十几岁以前的往事。就本书而言，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以上对张家大合院的描述中，已可窥见萧红童年生活的一斑。目前虽然无法判断她的母亲、继母及祖母对她日后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但她对她那位漠不关心而又贪婪、小气、残酷的父亲，却是深恶痛绝的。她后来在哈尔滨最潦倒的一段日子中曾遇到她弟弟，弟弟恳求她返回呼兰，她回答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18]对于曾经做过当地教育局长和商会会长的父亲的不满，是她日后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根源。父女的不和也使她产生对中国传统遗毒男权至上，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的极端愤慨。
萧红祖父对她的影响，却全然不同。如果细读《呼兰河传》中有关她祖父的篇章或她的其他自传体散文或杂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祖父是她小时候唯一爱她的人。祖父的爱培养了她善良、热爱自然和美的天性。祖父也是她家中唯一敢仗义执言的人，她后来写道：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19]
呼兰本地有两件事对萧红有很大的影响：一是当地的农家生活；另一是她的孤独和寂寞。虽然她出生于士绅之家，但她童年的许多时间都在邻近的农家消磨。农民生活在她脑海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她日后两本重要作品的主角都是农民。至于她个人对农家的了解，以及她与农人的关系，在以下篇章中再详述。“孤寂”是她童年生活的另一面，折磨着她的一生。她是在缺乏爱、缺乏朋友的环境中长成，在她日后所写的回忆儿时生活的篇章中，可看出“孤寂”对她的敏感个性有多重大的影响。
注释
[1]［美］拉铁摩尔：《“满洲”：争斗的泉源》（Owen Lattimore, 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1932），第14页。
[2]萧红虽称她那本自传体小说为《呼兰河传》，并在该书中一再指称她的出生地为“呼兰河”，但地图却仅列“呼兰”而无“河”字。
[3]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对《呼兰河传》这本小说成书经过及它作为研究萧红传记资料的详情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本书第六章。
[4]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报告》（上海）创刊号，1937年1月10日，第73页。该文又收入《萧红选集》（1981，北京），第3页。这篇自传式短文原应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之请而作。原本计划用在斯诺主编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Short Stories,London,1936）中做作者简介用。可是后来萧红的作品没收在斯诺所编书中，故这篇简介也没用。
端木蕻良在1957年8月15日《广州日报》上所写的一篇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短文里说：萧红出生的确切日期为1911年端阳节（阳历6月2日），但因迷信那天生不祥，故延后三天，说是阴历五月初八生。关于萧红生日确实日期的调查与讨论，见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5]关于萧红身世的确实情况，说法不一，为解决此问题，近几年来国内讨论者费了不少笔墨，而笔者认为争论尚未“水落石出”。因之在此只好将两种不同的看法略略做一总结，让读者自个儿斟酌有关资料做出适当的结论。
据东北作家萧军所云，萧红的亲弟弟张秀珂，曾当面说他“疑心以至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据他的说法——而且有据可证，他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他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他和姐姐——那时全很小——就名正言顺地嫁到张家里来”（见萧军编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一文中，作者（蒋）锡金有同样的看法（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4页），但资料的来源恐怕多是由萧军著作而来。后来，萧红的弟弟（同父不同母）——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姊姊萧红》一文中，说：“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另有铁峰、陈隄二位学者对此问题的学术争论。前者在《萧红传略》（《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4期，第263—266页）以《东昌张氏宗谱书》（呼兰张家年谱）来证实萧红是张廷举（字选三）与其妻姜玉兰的亲生女儿。陈隄教授竟认为此说法站不住脚。他之所以否认萧红系张家之亲生女还有下列四点理由：
一、因为“家谱是后人修的，是对自己祖先的歌颂工具，反正家谱是留给后人看的，起到一点‘慎终追远’的作用就行了，写的是真是假，也没有人去‘追究’”（见陈隄：《漫话写萧红》，《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第116页）。因此作者认为《东昌张氏宗谱书》可靠性并不高。
二、萧军由萧红弟弟张秀珂所得知的资料应受重视。
三、因萧红自传体小说究竟是文学作品，作为作者生平的考据不十分妥当。
四、张选三对萧红的态度坏得不能算为父亲。作者云：“如果萧红真的是张廷举的亲生女，当1932年萧红困居于东兴顺旅馆半年多，几乎被押入妓院（见本书第二章——引者），呼兰与哈尔滨仅距六十华里，交通极便，哈尔滨又有很多张家亲故，难道张廷举一无所闻？（中略）即使亲父女关系坏到不可再坏程度，获悉自己女儿有入火坑危险，并有损于乡绅门楣岂能坐视不管？所欠旅馆六百余元，以张廷举之财势偿还此款，不过九牛一毛，亲生父亲真就见死不救，一毛不拔？（中略）”
“1946年4月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在宾县召开，张廷举以开明士绅资格参与盛会，笔者也曾在会上碰到张廷举，那时笔者告诉张廷举说，萧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于香港，但张廷举听完之后毫无表情，别说自己生身父亲，就是一般爱好文学的人，一听到萧红的死讯，也都为之动容，难道听说自己的女儿已离人世，真就一点也不表现悲痛？”（第117页）
作者的结论便是：
“这些都说明萧红不是张廷举的亲生女，应是确定无疑的了。”（第117页）
笔者却认为还有可疑之处。何故？
1982年2月12日哈尔滨的一些学人在呼兰“走访九十二岁的萧红亲三姨姜玉兰亲三妹姜玉凤，并证实了张选三与姜玉兰确系原配夫妻，萧红确系张选三亲生女儿”。（何宏、戢克飞：《关于萧红家世的驳正》，1982年3月12日，未发表）那么，这是否算作“水落石出”？不见得；家谱既不能算作可靠的证据，有关人员——无论是谁的记忆与动机又有其可疑之处。
笔者对萧红家世问题曾说过：“这个谜是否将来有解开的可能性，我不得而知，现在很难断定谁是谁非，而这个问题对萧红作品研究有着它的重要性。”（见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创作通讯》1981年第4期，第19页）但说来说去，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而应在于萧红对她家世的了解与反映，换言之，萧红对父亲等长辈的不满是“不可疑”的，而这种心理对她的著作确实有其影响。没得到父亲的爱确是一件极痛心的事，说不是亲生父亲也是减轻痛苦的方法之一；说出自地主家庭而成为前进作家，亲生父亲却是被谋害的贫穷雇农，对该作家的名声也自有它的作用。
[6]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7]萧红：《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第41页。又收入《萧红选集》，第22页。
[8]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9]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此书原由《文萃》连载（第6—12期，1946年11月—1947年1月）。单行本原版由上海建文书店于1947年出版。
[10]景宋（许广平）：《追忆萧红》，《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6期，第652页。又收入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1]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12]自萧红离家以后，她这位弟弟是她家中与她唯一有过联络的人。她在哈尔滨时至少见过他一次，后来在上海也见到他。在萧红的一篇散文——《“九一八”致弟弟书》（原载于桂林出版的《大公报》，1941年9月26日，第4版）里，她说明姐弟不但偶尔通信，并且于萧红从日本回国后到“七七”事变前，几个月的时间中，弟弟经常到她的住处看她。
萧军与张秀珂也曾有过来往；他们俩于1946、1947年间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处见过几次。见萧军编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
[13]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9页。
[14]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15]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16]萧红：《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
[17]关于萧红在呼兰念小学的详细情况，见傅秀兰口述，何宏整理：《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83—84页；陈隄：《论研究萧红》，1980年11月18日（未发表），第10—11页。前文将萧红当时外表、读书态度以及生活实况写得极为清楚。
[18]萧红：《初冬》，《桥》，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97页。又收入《萧红选集》，第63页。
[19]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