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有口皆碑。他自然也是我发自内心崇敬的人物。近几十年来，钱先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得意弟子，他在学界的声誉也日隆，以致产生了所谓“南钱北王”的说法。“北王”是指北京大学已故的王瑶教授。我不知道钱先生听到之后，会不会同意这种简单化的类比。听说最近有拍卖行拍卖钱师母杨霞华教授签赠施蛰存先生的一本书——《尼克索评传》，在宣传文字中竟把杨教授迳称为“国学大师钱谷融夫人”。我不知钱先生如果听到“国学大师”这种谥号，是会苦笑，还是会愤怒。
如实地说，我结识钱先生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位讲师，并不是大师。那是在1978年，中南地区七院校联合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在广西阳朔召开定稿会。除该书编写人员外，还另请了一些专家提参考意见，其中就有华东师大的钱先生，中山大学的陈则光先生，还有刚到北京鲁迅研究室不足两年的我。当年钱先生59岁，我37岁，我们虽然相差22岁，但在趣味上颇觉相投，所以没大没小、没长没幼地在一起玩。
阳朔处处皆美景，但也没有一处给我留下特殊印象。定稿会结束之后，编写人员留下加工书稿，我跟钱先生、陈则光先生便结伴游览桂林。接待我们的是广西师大的刘泰隆先生——他是钱先生的学生，当时好像是广西师大中文系的党总支部书记，已评上了副教授。广西师大招待所安排住房要按职称职务。为了让钱先生住得宽敞一点，刘泰隆在为钱先生填写住宿登记表时特意写上了他“副教授”的身份。钱先生诚惶诚恐。他说，他本是疾虚妄之人，从不弄虚作假，但为了不辜负刘泰隆的美意，这回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桂林吃的东西很多。我跟钱先生、陈则光先生一起吃狗肉，喝蛤蚧酒，买罗汉果。陈则光先生很快就上火了，直流鼻血，所以游览大多成了我跟钱先生两人行。象鼻山毗临广西师大，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专门安排的项目有游漓江、游七星岩……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两人一起去观看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是上海作家宗福先的成名作，我记不清演出单位是广西话剧团还是桂林话剧团了。这出话剧人物不多，灯光布景也不炫丽，但台上的演员跟台下的观众都充满了激情，因为这是一曲能体现民心民意的赞歌。我告诉钱先生，我正是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到鲁迅研究室报到的。那时我刚辞旧工作，但又没有新任务，所以目击了当时那些难忘的历史场面，虽不是弄潮儿，但也算是目击者吧。
在桂林分手之后，我跟钱先生建立了通信关系。1978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一种刊登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大型刊物《新文学史料》。初期试刊，属“内部发行”，负责人是楼适夷、牛汉。当时牛汉在北京朝阳门外上班，而家住西城二七剧场附近，上下班都要骑车经过我的工作单位所在的阜成门，常去找我组稿聊天，顺便也歇歇脚，所以我成了该刊的早期作者之一，至今仍联系不断。因为我要麻烦钱先生在上海办事，所以也曾将《新文学史料》的“试刊”寄给钱先生，聊表投桃报李之意。钱先生对这一刊物评价很高，表明他治学的特点是既重理论也重史料，丝毫也没有以理论新潮、观念前卫而鄙薄史料的偏见。1980年鲁迅研究室又内部印行了《鲁迅研究动态》，这也引起了钱先生的兴趣，成了我寄赠的刊物之一。
我当时托钱先生在上海买一些在北京不易购到的书，主要是《十日谈》和《飘》。《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撰写的一部小说，写的是十天中的一百个故事。我并不了解这部现实主义巨著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奠基意义，也不了解这部书后来对艺术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只听说这部书因为有反叛禁欲主义的内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了出版的可能。虽然初版就印了三万册，但仍然是一书难求，只好再版。《飘》是美国作家玛格利特·米切尔的以美国南北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因主人公斯卡雷特·奥哈拉（亦译为郝思佳）有“农奴主思想”而受到批判，后来我又看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内部电影”《乱世佳人》，所以也急于买到这套书。说实在话，我托钱先生买这两部书主要出于一种抢购“禁书”的好奇心理，书到手之后，我至今也并没有认真阅读。钱先生受人之托，就认认真真替人办事，一诺千金。这在钱先生给我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清楚。1980年5月23日那封信中，他描写他们系资料室那位负责采购图书的先生，堪称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我想，钱先生如果搞小说创作，他笔下的人物也会一个个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我跟钱先生第二次较长时间的相处，大约是在1983年秋天或1984年。那年李何林先生跟我同去哈尔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钱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时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副院长的于万和邀请我和李先生乘机去他们学校讲学，乘火车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只需四个小时。老于曾在1980年和1981年到鲁迅研究室进修，是李先生的学生，也因此成了我的好友。那时讲学没有付讲课费的规定，无非借此机会旅游观光，休闲散心。李先生是一个不爱玩的人，但碍于老于的盛情，同意前往。我觉得李先生性格古板，跟他同游玩不起来，便建议同时再邀钱先生。老于喜出望外，于是赴齐齐哈尔讲学就成了三人行。我们每人各讲一场，我跟李先生当然是讲鲁迅，钱先生讲的是曹禺剧本中的人物。齐齐哈尔这个城市的景点不多，我们除了到国家湿地鹤乡观赏了丹顶鹤之外，只去了一趟龙沙公园，瞻仰了王大化墓。王大化是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者，还参与过《白毛女》的创作，1946年冬在采风时坠车去世，终年只有27岁，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钱先生跟王大化同年出生，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课不多，玩的地方也不多，晚上颇觉无聊。我便跟钱先生到该院的外语教学楼电化教育室去看录像带。因为是院长的客人，所以电化教育室的管理人员对我们全开绿灯。不过当时齐齐哈尔师院还没有被并入齐齐哈尔大学，各项条件远比今天简陋。我不记得他们收藏有什么珍贵的音像资料。我跟钱先生只好胡乱看一气，觉得没劲就另换一盘带子，反正吃完晚饭就去，直到临睡前才回，把李何林先生一人扔在招待所看报纸。
应该就是在齐齐哈尔期间，我偶尔跟钱先生谈到，我想争取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仅仅是一时的想法，这件事我并没有跟家人商量，也未付诸实施。但对忘年之交体贴入微的钱先生记在了心里，后来给我写信时两次关注这件事情。如果不是重温钱先生的遗简，这件事我自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我当时之所以萌生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念头，其原因一是当时我跟该所有些业务合作，比如他们出版的“民国史资料丛书”中收入了我编的一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我还为他们编辑的《民国人物传》撰写了关于鲁迅的条目。友人杨天石也已调到该所工作，可以牵线搭桥。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在鲁迅研究室待得并不痛快。单位内部屡屡因为评奖金、调工资、评职称等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产生矛盾。当时我们单位赶上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首次调工资，有些工龄比我短、资历比我浅的人涨了工资，而我仍然原地踏步。有人在会上公开说：“陈某某虽然比我们干得多，但他原能挑得动一百斤，如今只挑了八十斤；有人只有挑六十斤的体力，但他挑了七十斤。所以挑七十斤的应该涨工资，挑八十斤的不应该涨工资。”当时鲁迅研究室的主任是我的老师李何林，他虽然觉得我有些散漫，有些自大，但心里也知道这样做有些不公，后来力争在评职称上对我进行弥补。他特意请来一些外单位的老专家做评委，如李新、胡华、唐弢等，还私下嘱咐本单位的有些人不要再制造障碍。所以我评上副研究员的时间比较早，在社科界的同龄人中，除了刘再复，我还不知道有其他人比我还早。这就是所谓因祸得福。
齐齐哈尔这次聚首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跟钱先生同游，只是彼此都觉得余兴未尽，还想尽量找机会一起玩。他在信中提到，海南师专开会，他想我能同去。我也邀他一起去青岛、锦州讲学和去武当山观光。游武当山未能成行，缘何有此提议完全忘了。去青岛是因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在那里举办了一个暑期讲习班，承办人是青岛师专的张挺老师。他跟当时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很熟，既热心又有活动能力，当时邀请的讲学人有唐弢、薛绥之等，我也带爱人、孩子同行。有这种美事，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钱先生，钱先生也“很愿”跟我们同游，我便建议张挺老师给他发一封邀请信。钱先生在1983年12月30日的来信中提到的就是这件事。若干年后我去青岛拜会张挺，感谢他当年对我们一家的款待，但他已患老年痴呆症，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他的一堆奖状傻笑。
此后我虽然再没机会跟钱先生同游，但到上海开会时曾多次拜访他，他总是请我下饭馆，漫无边际地畅谈，只不过不谈政治，也不谈学术。有一次我问他：“你不爱写论文，怎么会出了一本学术对谈录？”钱先生天真地笑着说：“那是一位学生的好意，用我已经发表的文章拼接成的。我跟他多半时间是在一起下棋，并没有正襟危坐谈什么学术。”有弟子到北京访学，钱先生也托他们前来看看我，到过我单位那间简陋办公室的就有王晓明、吴俊，现在一个个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钱先生不侈谈学术，并不意味着他不懂学术，或是治学态度不谨严。实际上，钱先生博古通今，只是不爱卖弄而已。在学术环境不够正常的情况下，他不仅有学术智慧，而且有生存智慧。钱先生为人随和，我从未见他对任何人横眉瞪眼。但是他在不良学风面前却十分严厉，眼里不容沙，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请读者认真读一读1984年5月31日钱先生给我的这封信，它表现的是钱先生真性情中的另一重要侧面。不能充分看到这一面，就不会全面认识一个真实的钱先生。
钱先生信中摘引的那段话出自鲁迅的《〈奔流〉编校后记·三》：“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 Ibsen 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 Ibsen 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鲁迅全集》第7卷，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的Ibsen 即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鲁迅认为，易卜生当年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后来可能“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便向他当年抨击过的庸众妥协了，伸出了和睦之手。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介绍“易卜生主义”，并汲取易卜生思想的营养，写出了《终身大事》这种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有不少风华正茂的青年受其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但事隔十余年，这些当年的新潮少年中，不少人又复古倒退，成为《天女散花》《黛玉葬花》一类“国粹”的“粉丝”了。有一位研究者读不懂鲁迅作品中这一段颇为绕嘴的话，把“那汲”考证为“支那”的倒文。在钱先生眼中，《鲁迅研究动态》是鲁迅研究专门机构出版的一种专业刊物，绝不能混淆视听，误导读者。我及时转达了钱先生的意见。《动态》1984年第35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和两封来信，公开订正了上述错讹。读者来信中有一封是殷国明写的，他当时是钱先生的研究生，估计写信前一定跟钱先生交换过意见。钱先生对自己主编的《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同样要求严格，因排版和注文的错误而十分生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2006年11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钱先生属上海代表团，我属国直代表团，同住一家宾馆。吃饭时我就特意去找他，边吃边聊。那年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中有两位老神仙：一位是87岁的钱先生，另一位是比他大4岁的徐中玉先生——似乎徐先生的身体比钱先生更好，因为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晚上乘大巴去听音乐，而钱先生的精力已不如前了。那次见面时，钱先生既坦诚而又委婉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好辩。”钱先生这样讲，是因为我的言行有违“不闻方净，不争乃慈，不辩亦智”的古训，又有违我们当年曾经以“少触及时事”互勉的原则。显然，钱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而我的言行又着实让他有些失望。记得钱先生出版他的大著（记不清是不是文集）的时候，曾托出版社寄赠我一套，我当时不知钱先生是否乔迁新址，便托出版社转寄他一封长信，其中谈及了我的一些真实处境和心境，但不知他究竟收到没有。
99岁的钱先生驾鹤西去了，生前散淡，临终潇洒——他辞世前不久还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中朗读了一段鲁迅的《生命之路》。我当时也是电视机前亿万收看者之一。但他的喜丧仍然让我时时感到悲凉。我忽然想起了鲁迅小说《故乡》的结尾，作者希望他和童年好友闰土的下一代能过上一种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近百年来的确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钱先生崇尚的“魏晋风度”毕竟是魏晋时代的产物，那样的时代绝非鲁迅所向往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我想，钱先生九泉有灵，一定会跟我们祈盼着这“第三样时代”。
附：钱谷融致陈漱渝函八通
漱渝兄：
贺年片及《新文学史料》均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史料》内容充实，确是不可多得之珍贵刊物，你能帮我弄到，非常感谢。不知你与刊物的关系如何，如需付款，请即告知。假使还有其他内部刊物好定，也请代定，共需款几何，见示即当寄奉。前不久，教部来文要我到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审稿会议，因怕冷，辞谢了。但失去一与你会面的机会，亦觉可惜。
即颂
年禧
钱谷融
1979年1月22日
漱渝兄：
我终于还是去了海南岛。本来，我们系已经同意我去了，并且已办妥了领预支款的手续。但后来我知道这是很使系领导为难的，总支书记为此奔跑了好几次，还挨了后勤部门主管人员的批评。我得知这种情况后，就决定不去了。海南师专遂又发来加急电报，邀我前去讲学，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我于5月28日由上海出发，直至昨天从广州回到上海，来去共花了17天。东道主极热情，用汽车送我们游遍了海南的名胜，诸如天涯、海角、鹿回头、兴隆华侨农场以及黎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我们都去了。还用各种新鲜水果以及当地的著名土特产招待我们。可惜你没有去，使会议逊色不少。在广州我去看了则光兄，承他们夫妇设宴款待了我。席间我们曾多次谈到你。你什么时候能来上海走走否？
你调人文搞《全集》注释，本月就能回鲁研室吗？那是不是注释本都已全部搞好了？拙作已列入人文今年出版计划，我还没有得到通知。去年秋季人文编辑来上海我家里看我，要我把我的论文选一个集子交他们出版，说如能于今年第一季度交稿，则也许能赶在年底以前出书（事实上恐怕很难如此顺利）。三月底我胡乱选了十余万字给他们寄去，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
你近年来的成绩很可观，你的才能和勤奋精神很使我敬佩，你劝我“触及时事的东西，还是避开点好”，我知道你这是有感而发。能以此相劝，我也就可以为你少担一分心了。
《飘》，不出我所料，临去海南岛前夕，尚未能拿到。直至我走后，才送到我家中。你虽又得到黄源先生的赠送，但我既已答应了你，仍应给你，你可以转送你的友好。《十日谈》，我行前曾问过包文棣，他说尚未重印，但也没有说不再印了的话。印出后，也一定为你搞一套。锦州师院不想去了，哈尔滨早就请过我了，我实在抽不出时间。
即祝
全家好。
谷融 14日下午
（1979年2月14日）
漱渝兄：
近来好！前后寄来的书刊，均已收到。极感盛情，只是太麻烦你了，很有点过意不去。书款恐已不够了，容后补上。《新文学史料》如可订阅，就可免你邮寄之烦，累你一趟趟跑邮局，实在于心不安。文代会听说要延到十月了。下月中下旬，我可能要去长春，回来时，如在北京停留，当来看你。近来在忙些什么？如来上海，请至我家玩。
祝全家好！
谷融
1979年7月31日
漱渝兄：
手书奉悉。我自文代会后，身体一直不好。挣扎到除夕，再也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春节几天，我都是在床上过的。这两天才略见好转。爱人又因动眼白内障切除手术，年初五就去住院，医院离我住处又极远，真是够呛。你要的《十日谈》，上海早说要重印，但至今尚未印好。《飘》，我今天去问了一下，说是分三册出，至今只出了个上册，我已托人弄了一部，弄到后当即寄上。你如不急于看，或者索性等出齐了一并寄上，到时看情况再说。反正这两部书我一定给你弄到，你放心好了。至于款子，你不必寄我，我还欠你呢！
即贺
年禧
柳尚彭回师院了，长久未见。
谷融
1980年2月25日
漱渝兄：
好久未给你写信，近况谅好。本月上旬我从杭州回来不久，就听说《飘》又全部出齐了，当即去问那位答应代买的同志，他是我系资料室负责与新华书店联系的，一般去托他都能买到。不过这位先生平时很少说话，往往问他三句，他难得回答一句。他对自己的行为也很少解释。因此，许多人，特别像我这样平时跟他很少接触的人，就不免觉得他的性格不太好理解。那天他回答我说：“我过两天去拿。”我当然满意地走了。可今天去问他时，他却仍是这句话：“过两天去拿。”我就说：“我已答应人家，人家在等，你要说个准日子。”他说：“我下星期去拿。”我有点不敢相信他下星期准会拿来，怕你心焦，所以先写这封信给你。不过，书是准保会有的，这你可以放心。《十日谈》是不是已经重印了，我还不知道，今天下午要去市里开会，当打听一下，如果已重印，也一定给你弄一本。
本来一日内就要动身去海南，现决定不去了。
敬礼
谷融 23日
（1980年5月23日）
漱渝兄：
给你拜年！张挺同志处我已去信致谢，勿念。明年又能与你在一起去度暑假，真是太好了，你夫人如能同去那就更好了。
近来忙否？你原说要到近代史所（？ ）去，究竟怎样了？我想李何老不会肯放你走的，你似也不宜过于坚持己见。明年三月我将去日本作短期访问，主要去大阪、横滨，东京等地也要去走走。你日本友人很多，要带什么信否？
祝你全家新年好！
李先生前代致候。
谷融 12.30
（1983年12月30日）
漱渝兄：
你想要一本《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陈子善今天才告诉我。此书我手头只有一本了，不过，出版社说过，等精装本出来时要送我一本的，就先把这本平装本送你吧。书编得不好，校对尤其欠精，错字不少。最难容忍的是艾芜《怀大金塔》一文中的“Simon go back”，注文竟译成“西蒙，回来！”我问汤逸中这是怎么搞的，汤说，稿子上原来是注的：“西蒙，滚回去！”可能是出版社改动的。你说可气不可气？这个西蒙也并非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西蒙，我们也并没有这样注，大概又是出版社自作聪明。当然也怪我们没有好好看清样，责任还是在我们，其他错误，一定还很多，你如有空翻阅请随手记出，以便我们再版时改正。顺便告诉你一件事，上一期（总第32期）的《鲁迅研究动态》上有署名曲侯的一篇文章，是解释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中的“那汲 lbsen之流……”这句话的，我看了十分吃惊，《鲁迅研究动态》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连“汲”字在这里是动词都不知道，说什么“那汲”是“汲那”的倒文，而“汲那”即“支那”，设想不但离奇，而且也实在太曲折了。不知你有没有看过此文，请你关心一下此事，我想《动态》上是应该端正一下视听的。近来好否？很想念你！工作该没什么调动吧。此请俪安。并问令堂老太太好。
李霁野先生已将台静农照片寄来，便中盼代致谢。
谷融
1984年5月31日
漱渝兄：
你托陈子善和钱虹带的口信都收到。明年如有空，很愿与你同去武当山一游。那里的汽车厂厂长，是我的好友、老同乡、老同乡、名画家俞云阶之弟。云阶也曾约我同游武当山。不知你相邀是何因缘？如果也是同汽车厂厂长的关系，那我们就是同一个来头了。昨日与云阶通了一个电话，他不日就来北京开画展；上海画院举办的画展，寓国谊宾馆（即国务院一招）。他很愿与你结识，你如也有意，而且有空的话，请于本月30日或其前后，去国务院一招找他。他的爱人朱怀新也是我老同学。
李先生近来好否？便中请代为向他和李师母致候。余不一，祝好！
又，我住所已迁至华东师大二村89号
谷融 12.23
（1985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