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30日，雅礼中学的大操场上万头攒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 600多名师生演出了大型文艺节目《百年如歌》。出席庆典的除各级领导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院士——如今有14位院士都是雅礼的毕业生，厉以宁、梅可望这样的学者也是雅礼校友。美国雅礼协会副会长李旺盛宣读了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贺信。舞台背面有八个醒目的大字：“百年雅礼，星光灿烂。”我坐在学校为1951年9月入学的原初6班老校友安排的座位上，参加了这次百年一遇的盛典。我自知不是这所名校闪烁的“星光”，而只是天鹅般校友群中一只“丑小鸭”。
雅礼中学的前身是1906年11月16日成立的雅礼大学堂，创办人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伦斯（Lawrence Thurston）、亚瑟（Arthur Williams）、席比义（Warren Seabury）和盖保耐（Brownell Gage）。他们决心献身于海外传教服务，把耶鲁大学的价值观和传统带到东方。中国的湖南长沙成为他们最终择定的校址。他们虽然看到当时湖南的2100万老百姓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但吸引他们的是湖南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
我是1951年初跳级考入雅礼中学的，被编入初3班，但第一学期因考试不及格，留了一级，成为留级生，被降到初6班。稀里糊涂跳一级，又稀里糊涂留一级，打成了平局。当时雅礼已经易名为“解放中学”，但仍然存留着美式教育的遗痕。我记得上体育课时学生练习打“笼球”——一种硕大无比的橡皮气球，我在其他学校似乎还没有见过。课余活动还可以练习拳击，这也是其他学校没有的。我初次见到那副蘑菇形的拳击手套，觉得很新奇，就不由自主地戴在手上，不料一位师兄立即戴着拳击手套走过来，向我挑战。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在头部暴打了一顿，惨败之后头痛不已。我现在还有不自主摇头晃脑的习惯动作，就是那次比赛留下的后遗症。最明显的美国习气是老同学把新同学称为“New boy（新人）”。“New boy”被老同学欺侮是正常的现象。据说，在耶鲁大学，老同学还可以把新同学推入池塘，使他们衣裤湿透，变成落汤鸡。但我在学校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只见过老生把新生的书包藏起来，让他们买烤红薯赎回来的恶作剧。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一时期，整个社会都在进行反对“亲美、恐美、崇美”的教育，学校的政治气氛十分浓厚。1951年5月17日，雅礼协会的驻校代表俞道存（Dwight Rugh）博士被驱逐出境，原雅礼中学的元老劳启祥校长和应开识、盛群铎老师随之作为“洋奴”受到批判，学校还停课公演过批评他们的活报剧。为了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军。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大操场举行了动员参军的晚会。有人现场朗诵了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不少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要求参战。我当时只有10来岁，虽然热血沸腾地争着要报名，当然不会被批准入伍。不过，光荣参军的同学有好几批，几十人。原来雅礼中学招收了不少“贵族子弟”，有人曾用顺口溜嘲笑他们：“洋学生臭摆格，上穿青下穿白，走起路来齐合拍，金丝眼镜托利克，有的拿着司狄克，手里捧的洋Book（书），讲起洋文蛮要得。”但在解放初期，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主动跟家庭划清界限，有人还干脆宣布跟家庭断绝关系。
对于初中阶段的读书生活，我已经印象模糊，但对当时学校的吃、住和文体活动却记忆犹新。那时早餐几乎天天都是三样菜：炒雪里蕻，豆腐脑，炸花生米。同学8人一桌就餐，都争着抢炸花生米。为了分配公正，大家采取一个轮流享用的办法，即每天归一位同学独吃；早餐吃不完，就带出食堂，上课时趁老师不注意时偷着吃。学生有住校的传统，宿舍就是那个兼作风雨操场的大礼堂。这是雅礼协会花12000美金修建的。我完全不记得几百人住在一起是否会互相干扰，只记得每晚熄灯之后都能躺在床上收听名为《解放之声》的广播。广播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我能记得的，主要是体育老师常治平讲述的体育故事，如斯巴达克足球队如何大战狄拉摩队；还能听到优美抒情的古典音乐，常伴我入眠的就有舒伯特的《小夜曲》。
雅礼的“校球”是足球。同学不论会不会踢都十分热爱这一体育项目。那时湖南其他学校似乎都不曾开展这一运动，所以雅礼的足球队加上湘雅医学院的足球队，就等于湖南省足球队。游达钧、王守亨、常治平、刘泰松等，就是当年我们心目中的“球星”，地位跟今天的姚明、大郅相仿。学校还组织我们观摩中南区的排球赛，冠军是广东台山队，队员像农民般朴实，一律光脚，这也是今天的赛场上无法看到的景观。
罗世泽老师的音乐教学也受到了全校同学的好评。罗老师当年政治热情很高，我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长沙的团员青年在学校操场上有一次集会。罗老师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巾，青春焕发地行进在队伍中。他教我们欣赏二胡演奏曲《烛影摇红》，边弹钢琴边教我们欣赏撼人心灵的《伏尔加船夫曲》。为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罗老师指挥师生演出了大气磅礴的《黄河大合唱》。我参加的童声合唱团还演唱过冼星海作曲的抗日儿歌《只怕不抵抗》，指挥者是同班学友苏孝元。他个子虽矮，但长得十分可爱。当年他撅起圆圆鼓鼓的小屁股，节奏鲜明、激情洋溢地指挥我们合唱。2006年雅礼初6班的校友聚餐时，他已满脸沧桑，双腿不良于行，使我深为岁月无情而伤感。
解放中学的明珠是位于校园西北隅的西雅村。那里有18栋当时在长沙十分罕见的小洋楼，周边林木葱郁，绿草如茵。在高大繁茂的银杏和法国梧桐树下，一群毛色斑驳的荷兰奶牛在蹒跚地踱步。我们常去西雅村，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图书馆——漂亮的管理员卢小姐和丰富的图书同样吸人眼球。这里还有一片菜地，是我们上植物课的实习基地。整理完碧绿的菜畦，在清澈的溪流中洗洗手，涮涮耕具，别有一种浓郁的田园风味。令人痛心的是，后来湘雅医学院扩建，合并了雅礼中学的校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把西雅村的树木砍光，草皮铲尽。当时已经考入湘雅医学院的校友史庭坚带我重游故地，好比看到一个美女被剃光了蛾眉美发，我们愤怒地扭头而返。1955年2月，学校由长沙麻园岭搬到了枫树山，校名再度改为长沙第五中学，直到1985年8月28日才恢复雅礼的原校名。这次迁校的场面极为壮观：全体同学或扛着课桌，或背着课椅，徒步十余里走到新校区；一路上还反复唱着自编的歌曲：“迁校了，大家喜洋洋；迁校了，大家喜洋洋……”路边行人投来赞美的目光。像这样的搬迁方式，在中国教育史上大约可以列入《无双谱》。
大家当时之所以“喜洋洋”，因为新校区是卫生部出资兴修的，相当壮观。走进校门，迎面矗立着一座5000平方米的教学楼，楼前的大操场有35米宽的跑道，按标准规格修建的足球场。操场两边是四栋三层楼的宿舍和食堂。西边有篮球场，大礼堂兼风雨操场，还有小礼堂兼音乐教室、示范教室、教师宿舍等，规模为国内罕见。
我之所以说我是这所中学的“丑小鸭”，一是因为我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好，二是因为家境贫寒。每学期初，我通常都要补考数学。“X加Y等于几”常使我头昏脑涨，我只会猜谜似的填进几个数字，看是不是适合，完全没有运算过程。开学初另一件尴尬的事情是交不起学杂费，因而领不到新课本和出入学校的校徽。差堪慰藉的是语文成绩还可以。纪念雅礼百年校庆的时候，同窗陈邦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行政大楼的灯光》。他说：“在我们高17班，陈漱渝是有名的秀才，文学方面很有才能，得到历届语文老师很高的评价，例如郑小从、彭灿言及黄冠群老师都很喜欢他，他的作文本发下来，常常整篇都是红笔画的圈圈。有次作文中陈漱渝提出老师们在行政大楼批改作业、备课，常常熬到深夜12点以后，他呼吁老师们要注意身体健康。文章在学校广播后，老师们反响强烈，有的还掉下了眼泪，说同学们这样关心我们，我们要更好地教好学生。”（《百年回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228页）邦钦兄是一位化学家，长期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任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是该校外交系的毕业生。邦钦对我的回忆虽不无溢美成分，但在我学的各门课程中，语文相对而言还算是一门强项。
为纪念雅礼中学百年校庆，我也写了篇短文，题为《嗜好的读书，主动的学习》。全文是：
“嗜好的读书”，见诸鲁迅《三闲集》中的《读书杂谈》。这位大师在文中说，读书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比如单纯为升学、为就业而读书，往往很被动，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二是嗜好的读书，纯粹出于自愿，出于兴趣，是在做一件爱好的事情，这样就很主动，好比有人搓麻将，天天打，夜夜搓，感到一副牌里蕴藏着无穷的变化，从中能享受到无穷的乐趣。我在湖南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期间，对语文课的爱好就好比赌徒爱麻将，有一股“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的劲头。
雅礼中学是一所跟美国耶鲁大学有着历史渊源的教会学校，到今年（2009年）9月29日已有103年历史。校歌中唱道：“昆仑渤海之间，∕五千年民族。∕万里长江大河，∕助文明发育。∕地球旋转无停，∕惜光明易逝。∕吸取欧美文明，乃吾修素质。∕东方西方圣人，∕劝为善则一。∕悠久博厚高明，∕唯至诚无息。∕校中彝训长垂，∕尚公勤诚朴。∕君子终日乾乾，∕集大成可志。”副歌是：“经天纬地才能，由学问成就；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校歌前两段的歌词内涵我并不懂得，但副歌中的这四句话我却铭记了大半生，激励我身处逆境而毫不退缩。
雅礼中学位处湖南长沙，今年9月29日将迎来她的百年诞辰。因为小学升中学时跳了一级，入学后立马留了一级，所以我在这所名校整整待了六年半。那时家庭穷困，因为交不起学费，开学时常常最后才能领到布制的校徽；数、理、化又都学得不好，特别是数学，曾多次补考，在“白天鹅”般的学友群中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丑小鸭”。只有作文稍微能够给我赢得一点自尊，一点自信，支撑我终于修完了中学的学业。
除了母亲的养育，老师的鼓励和培养对我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至今仍牢牢记住了刘浩然、刘佩文、郑小从这三位恩师的姓名。据说郑小从先生是徐特立的弟子，李维汉的同窗。他讷于言，但温文尔雅，国学根底极为深厚，让他给我们这些毛孩子讲课，完全是“用大炮打蚊子——屈才”。建国前他曾经跟我的伯外公王启湘同任湖南大学教授，因此对我更多了一番关照。刘浩然先生身材高大，前额宽阔，讲课时声情并茂。他给我们朗读马烽的小说《韩梅梅》，读到动情处，声音哽咽，两眼润湿，学生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也当过14年中学教师，师承了刘浩然老师的教法，在讲课时十分注重情感灌注，使不少学生从被动型的“要我学”转变为主动型的“我要学”。刘佩文先生跟刘浩然先生风格不同，他身材瘦长，讲课慢条斯理，透过那副跟他的思想同样有深度的镜片，能看到他充满智慧的双眼在不停地闪动。有一次，我以旧中国一位女子的悲剧命运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整整写满了一个作文本。刘佩文老师认真批改之后，先热情予以肯定，又委婉批评了习作中过于伤感的情调。这个作文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我却从此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这三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在人类之中，“通才”是十分罕见的，因而格外值得珍惜。但不厌弃“偏才”也是一种为师之道。因为在经过改良的瘠土上，同样能够结出果实。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除开接受课堂教育，利用课余时间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也是一条成才的要津。在美丽的西雅村，绿草如茵，白鹭成行，绿色的鹭鸶蛋，黄色的银杏果，都给我留下了诗意盎然的记忆。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座别墅式的图书馆。从一位跟西雅村同样美丽的管理员手中，我接过了一册册厚重的苏俄文学名著——这是我最初吮吸的文学乳汁，至今仍给我留下了斩不断的俄罗斯情结。我还跟几位志同道合者组织过一个文学小组，请刘浩然老师在阶梯教室朗读《阿Q正传》。鲁迅用那柄无形的解剖刀对国人灵魂入木三分的剖析，强烈震撼了我那稚嫩的心灵。毕业前夕，高17班的我跟两位初中同学（高16班的李惠黎、高15班的陈赫）还合办过一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墙报。刊名是陈赫起的，叫《鸿雁》，希望能在告别母校前夕一展才华，留下一点好名声。出版者署“南柯社”，是我起的，意思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社团，好比“南柯一梦”。我们那时少不更事，表现欲旺盛，锋芒毕露，文章在充满锐气的同时自然也会有偏颇。当时正值“反右”前夕，对于文字和言论难免有些过敏，但作为主编的我可以确认，这份墙报在张贴之前曾送校领导审查，校领导也有审读文字，作为卷头语刊出。张贴这份刊物时，有很多同学围观。我们当时十分得意，一起哼着陈赫谱写的一首歌：“残月西沉，星星儿还在柳梢挂，捕鱼队出了港，太阳升起照渔家……”然而乐极生悲，这件事后来横生枝节，惹出了不少始料不及的麻烦，甚至株连了几位与此毫不相干的校友，如张文简、周慰祖，对此我至今仍怀着深深的歉疚……
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对我独立工作能力的提高帮助最大的是编辑全校的一份大型板报：《五中青年》。记得是高二那年李惠黎[1]拉我参加这一工作的。我负责文字，他负责美编。全校各班都有通讯员，负责人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女生田莉芸。田莉芸个头不高，留着短发，她的长相可以用“精神”二字形容，性格可以用“内敛”二字形容。跟我不同的是，她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而且数、理、化的成绩也很优秀。我们三人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我保存有一个小记事本，封面印有“中苏友好”四字，画的是天安门和克里姆林宫。这是五中团委和五中校刊编委会给我的奖品，上面写有“关心报刊，积极工作”四个钢笔字。我将这个笔记本作为一种特殊荣誉转赠给我的母亲，母亲在上面记下了很多亲友的地址，所以作为“传家宝”保存了整整半个世纪。令人痛心的是，田莉芸升入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之后，在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因精神抑郁而轻生。临终前，她将三本日记寄给了我的母亲，上面有这位早熟早慧的少女暗恋我的情感记录，而当时年仅十五六岁的我对此却毫不知晓。母亲看完日记如惊弓之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将这三本日记烧了，但田莉芸的面影却像一幅瓷画，经过火的烧炼，反而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生命的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