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早就该写这篇深埋心头已久的文章，感谢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现在这篇文章已经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因为这个令我万分铭感的人已经在2007年12月24日驾鹤西去，终年94岁。她就是原北京西城区第八女子中学的老校长王季青。
王校长1913年农历正月二十八出生于辽宁沈阳，幼年丧父，“九一八”事变后随寡母流亡北平，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奔赴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她基于满腔爱国热忱，到晋西北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底调至三五九旅，经贺龙介绍，不久与该旅旅长王震结为伉俪。她曾先后担任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新疆大学副校长，新疆军区俄文专科学校校长。
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王季青从来不以将军夫人自居。有一次“总后”想出一本《将军夫人传》，约她写稿，被她谢绝。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好一个学校。1954年初，她被任命为北京西城区第八女子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师资水平低，教学质量差，有一次全市统考，女八中有一个班一半以上的学生平面几何不及格。王季青召开全校教师会，痛心疾首地说，一所学校办到这种程度，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她对不起学生和家长。她还对学生说：“女八中曾经是鲁迅先生工作过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应该在我们手里把它建设成一所名校。你们都要为母校的发展做贡献。”于是她像当年奔赴战场一样亲临教学第一线，亲自听课，亲自辅导，亲自批改作业，把教学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来抓。
我得到女八中的录用通知，迈进石驸马大街那座灰砖红栏、建筑古朴的校园，第一个接见我的就是身穿灰布制服的王季青校长。她给我安排完工作，又来到西小院我住的男教师单身宿舍。她摸摸我的被子，发现棉花又稀又薄，便叮嘱总务科补助我一床新棉被，而且指定一位女职员帮我缝上，使我暖暖和和度过了在北京工作的第一个冬天。每逢假日，她经常来校检查食堂工作，并跟炊事员一起包饺子，让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单身男女教师吃得可口，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我清楚地记得，中秋之夜，她还特邀我们这些住校的教师到她家里去聚餐。在她在翠花胡同的寓所的葡萄架下，我们边吃月饼边赏月，完全消除了离乡背井的孤独寂寞。
除了接纳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王校长还到其他学校物色一些名师，让他们改变在多校兼课的游击状况，踏踏实实成为女八中的专职教师。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被撤销之后，她又赶快从那里挖来一批年富力强的教师，其中有些人也是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经过几年的努力，女八中形成了一支热爱本职工作的年富力强的教师队伍。在20世纪60年代初，女八中初中升学率已达到了北京市一流水平，超过了女三中、女九中、女六中，略低于师大女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生近四分之一被清华、北大、北京科技大学录取。曾任中国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的汤小泉，曾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的吴晓灵，曾任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的陈洪，女建筑家黄汇，曾任全国妇联原副主席的沈淑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主持人徐曼，《北京晚报》原副总编龚异娟，《中国妇女报》原总编卢小飞，《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武勤英，等等，都是原女八中的毕业生。
受到女八中师生一致赞誉的是王校长的人格魅力，她的言行让人切实感到，所谓伟大的确潜存在平凡之中。师生们清晰地记得，作为将军夫人，王校长从来没有坐过王震的公车上班，反而把王震请到女八中给学生做报告，讲如何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王校长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把党政活动一律安排在晚上进行，以免冲击白天的教学工作，以至下班时常常因公交车停驶而步行回家。王校长在战争年代刚生下孩子两天就穿越封锁线，留下了肠胃病的病根，饭量小得出奇，但她坚持中午在学生食堂入伙，以便了解情况，进一步改善伙食。学校党支部的办公室是进门二楼居中的一间小屋，里面没有任何特别的陈设，就连粉刷墙壁的费用都是王校长自掏腰包。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校长对教职工的爱护。王校长对党员的要求是严格的，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但被批评者却从内心感到她批评得对，批评到了点子上，对自己真心爱护。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时，女八中有三位青年教师言论过激，按照当时的标准，轻易就能被划为“右派”。但王校长承受了很大压力，保护了这三位有才华的青年人。她说：“这三位老师是反对我个人，并不是反党，他们反对党支部，是因为对我这个支部书记有意见，并不是对整个共产党有意见。”这三位青年教师的政治生命被保护了，王校长却因此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受到当时西城区教育局的批判，一度调离女八中，这件事后来惊动了彭真市长。由于彭市长亲自登门道歉，王校长才又回到女八中工作。
1965年，全国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王震将军当时身体不好，王校长被调到农垦部，离开了她付出了11年心血的女八中。“文革”期间，女八中的军宣队要求清算王校长贯彻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红卫兵把王校长接回学校批斗。但红卫兵一没让王校长戴高帽，二没让王校长挂黑牌，而是搬来一把帆布躺椅让她坐在台上，和风细雨地走了一个过场。像这种气氛的批斗会，在中国的十年“文革”史上实不多见。在“文革”中，王校长自身难保，曾随王震将军被下放江西劳动，但她仍然关心着其他无辜遭受迫害的人们。王校长在北京成方街的寓所，成为许多被迫害的干部子弟的家，他们在这里受到教育，得到鼓励，抚平了心灵的创伤。如今这些人都已儿孙满堂，但成方街的记忆还是他们聚会时的一个中心话题。
打倒“四人帮”后，60多岁的王校长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她被教育部任命为中教司巡视员，先后赴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深入调研，对恢复普通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她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抵制“走后门”“搞特权”等不正之风。她的三个孩子要念小学，经原女八中教导主任段玉质联系，市重点小学实验二小同意接收。王校长得知此事发了脾气。她说：“普通家庭一个孩子进实验二小都很困难，我们一家进去三个，这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今后还怎么到学校检查工作？”后来，这三个孩子全部都改在一所普通的小学——西城区绒线胡同小学就读。有一年，王校长到深圳疗养。她让老学生武树志用轮椅推着她逛山姆超市。武树志进超市之后才知道，王校长原来是想买2000个笔记本，2000支签字笔，2000支圆珠笔，准备寄赠东北的贫困儿童。当时，她的退休金只有1000多元，但她心头记挂的还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青少年一代。
王震将军去世之后，王校长内心无疑是十分悲痛的。但她不赞成送很多花圈、花篮，因为鲜花很贵，又容易凋谢。她认为不如把这些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她也不赞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筹钱，给王震拍电视连续剧，因为兵团目前还有困难，不少职工工资偏低。王震同志去世之后已经出了传记、画册，就不必再耗巨资去拍电视连续剧了。中央领导同志听到王校长的上述表态，表示赞同和感动。
在行将结束这节文字之前，我还想再次表达我个人对王校长的感念之情。我是一个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人，30多年以来，在鲁迅研究园地留下了浅浅的足迹，但是我研究鲁迅的起步之处正是女八中。因为王校长的动议，通过林枫夫人郭明秋的帮助，女八中才从原来位于承恩寺的笃志女中旧校址，搬迁到今天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新文化街校址，这是原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所在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曾在这里执教。院里矗立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正是点燃我的鲁迅研究激情的火种。古人说：“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又说，“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像王校长这样的基层领导实在不多，在我的经历中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也确有人在。无怪乎有人感叹，有才能的人很多，但有机遇的人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遇比才能更重要。试想，当年如果没有王校长的收容接纳，我还会在寒夜里踟蹰在北京的街头，一颗原本火热的心也会冻结在肃杀的寒夜里。我为在人生转折关头能遇到王校长这样的伯乐而庆幸，我也祈愿类似的机遇能够降临到更多的人身上。
